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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名著改编的得与失
论文学名著改编的得与失
在讨论影视作品对古典名著的影响之前,很有必要对我们现代人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和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做一下对比。
中国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谓的全面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正在向着应试教育的方向蓬勃发展。
而我们这些所谓学富五车的大学生们,对于古典文学名著,或者是近现代的文学经典,或许都能说出它们的作者、时代、内容云云,然而,这是否就能说明我们,真正的看过这些书呢?
很可惜,答案是没有。
作为“过来人”,以及一个对文学比较感兴趣的工科男,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学常识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高考之前按书本死记硬背背出来的。
尽管说必要的人文素养必须要有,厚厚的大块头变成那么几页纸的简介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此一来书中的精髓是我们无论如何体悟不到的。
而古秀才,今人或许说他们迂腐的要占大多数,然而,至少,他们是熟读四书五经常背论语孟子的。
可是放到现代,就我所见,清华图书馆专门罗列出来的大学生必读刊物,我可没见过有多少人在那之前停留。
丁夏老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有调查我们真正看过中国四大名著的人有多少,结果200来人里面举手者寥寥。
——这就是我们的阅读现状了,不是没书可读,而是没读书不读书不想读书。
而电视呢?
有调查显示,中国有四成人一回家便找遥控器打开电视机,另有三成多的人在头三件事情中作这件事情。
又有多少人是一回家就拿着一本三国红楼之类的的书津津有味的读呢?
或许是时代的进步吧,古之人毕竟没电视可看没网可上,只能读书咯。
如此一来,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倒是一种很不错的文化传播媒介,让这些新时代的新新人类不要用脑思考就可以在轻松之余获取文学知识提升人文素养了。
尽管说这种获取的途径完全是当做娱乐。
或者说,电影电视的发明本就是为了文化推广衍生的产物,放眼看去,影视界的多少作品不是在片头标题下很不显眼的标上一个“根据某某某《xxx》改编”的呢?
如此,对于影视作品的此种功能我们并不能有太多指责,反而应该是对它对于人类文化传播所做出来的贡献的褒奖才对。
人类毕竟是聪明的动物,他们懂得为自己的“没时间”,或者直言说就是惰性,而制造这种那种的机器。
而影视制作人,我相信其实也是很满怀好心的为了名著们的推广而制作这么多影视作品的。
当然,他们也是更了解现代人在阅读方面严重匮乏的现实的。
比如说,央视86版《西游记》的陪伴了我们20多年,可是各大卫视就从未在哪一年的暑假寒假停止过对它的播放。
可以说,8090年代的孩子对《西游记》的了解基本上是从这41集电视剧开始的。
同样的还有87版的《红楼梦》,94版的《三国演义》,98版的《水浒传》等。
中国四大名著的推广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电视,很多人或许从未看过这些书里边的任意一本,可是对书中的人物情节却是了如指掌。
即便是七八岁的小孩,也会对《西游记》回回目目清清楚楚,因为97版的动画《西游记》让每一个小孩自小就通过电视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了。
可是偏偏,相反的,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却是一出品出来就备受批评指责的。
比如说韩国人最近拍的一部电影《西游记归来》,片头说《西游记》是他们三大文化经典就罢了,毕竟有之前一系列申遗事件作为基础,这也见怪不怪了。
可是我想说的是韩国人的编剧想象力真是很丰富,毕竟把结局设置为孙悟空和唐三藏在经历磨难之后相爱是一件很大胆的事。
虽然那个唐三藏的性别是女。
所以说,经典名著的改编过程中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对原著的不尊重的,有的地方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全面的质疑与不满。
而且更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存在的普遍性。
毕竟在这个高速行进的
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包括文化,也是速食主义的一部分。
在这个高速的过程中,要做到将原著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很有挑战性或者说是基本不可能的。
而很多的翻拍,不仅仅是难以超越之前已有版本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对原著的极大不尊重。
像之前所说的韩国制造,实在是在贻笑大方的同时让人引起一股无名之火。
另外,在这些经典名著的改变过程中,有着太多太多纯粹的炒作,像《红楼》的翻拍前的选秀风波,让我猛然发现,不管原著是多么的高高在上,在编著手里,这就是一个剧本而已,与它的文学地位是毫无关联的。
炒作照旧,绯闻依旧。
这两年,高希希版《三国演义》,张纪中版《西游记》,李少红版《红楼梦》,鞠觉亮版《水浒传》陆续出台,翻拍名著之风再一次盛行。
在看这些电视剧的过程中,我感觉不到当年因为在街上看了一集《西游记》而缠着爸妈买电视机的激情。
纯粹的为拍电视剧而拍电视剧,为了商业而拍电视剧。
不再有那些年的为了文化传播而拍电视的目标,这些影视作品的意义也就仅仅是将文学名著展现出来,而不是将文学作品烙入我们的心怀了。
我怀念那时候的影视作品,因为那时候,一切都还不是商业,一切还是很淳朴。
电视业的发展,在我们刚出生那时候发展的朦胧状态,到今天,已经是一潭污水了。
而且,古典名著的改编也已经混在这潭污水中了。
这或许也是它们要生存下来的无奈选择吧„„只能期待中国的导演们不要像申东晔那般祸害名著了。
另外,名著拍成影视作品也是需要改编的,毕竟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种种价值观之类与今人迥异,为了影视作品的更好传播,有必要在影视中加入现代的因素。
就像周星驰版的《大话西游》,基本上不遵循原著,可是那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大经典——因为它的思想是对现代人的一大冲击,同时也拥有这在大众中流传的种种因素。
我想说的是,对原著要有最基本的尊重,否则披着原著的皮,内里却全是稻草柳絮,只能招致社会上的一干骂声。
可是事实上,能够让人耳目一新且看得舒坦的作品实在太少,这就导致古典文学越传越俗不可耐,原著上的思想是看电视而不看书的人半辈子都领悟不到了。
总之,古典文学名著改编为现代影视作品有它文化传播上的必要性,现代影视也的确做到了普及人文素养这点,可是更多留给我们思考的是怎样才能不至于让文化在烂俗影视作品中泯灭。
中国导演责任重大,中国演员责任重大。
还有,中国的读书人责任重大——毕竟,名著还是得靠书本散发芳香的。
多拿点看电视的时间看看书,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或许会截然不同。
周 星
影视艺术是以影像语言讲述故事、塑造形象的艺术形式,但人们越来越发现,借助文学名著加以影像表现的影视作品改编剧上演得轰轰烈烈,不用说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再一次改编被炒得沸沸扬扬,就是我们触目所及的《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英雄虎胆》、《小兵张嘎》、《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青春之歌》、《冰山上的来客》等诸多现代红色经典的改编,也大有琳琅满目之感。
越来越多的名著、经典改编作品亮相荧屏,并且形成颇为兴旺之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经典改编影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编目的何在?
明眼人都容易看出:
改编意在借助原著的艺术影响力赢得更多受众和获得更好回报。
就现代创作者而言,不顾及市场受众的创作已经几乎不可能,在考虑影响力因素中,已经具有受众影响的名著,自然成为创作收益的一种前提保证。
预想中的收益有时直接成为经典改编的动力,这似乎无可厚非。
观众在观赏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时,常常带有一种期待,寻找原作的影子、比较记忆与眼前影视创作的异同是观众的一种乐趣,也是改编剧吸引大众的魅力之一。
但名著的影响力未必能保证影视的收视效果,而过于浓厚的商业动机对于名著也许会造成伤害。
调侃历史记忆的戏说和将艺术商业化的动机,都可能给名著与影视造成双重的伤害。
借助名著其实也蕴含着危险,大众熟悉的原著限定了发挥的无限性,改编把握的分寸其实增加了难度,近年来武侠迷对于武侠剧的影像改编的批评和质疑就是明证。
显然,在改编问题上,试图借助名著的结构、内涵和情节要素构筑影视创作自身的高台阶,也是改编红火的重要因素。
无疑,名著是接受过市场和大众阅读淘洗过的对象,而议论反应和不断阐释也已经让名著的精要意义得到揭示,改编剧可以从容把握要义、借鉴精华而展开铺叙。
一些严守原作基本构架和人物主导性格的影视作品,如《围城》、《四世同堂》等,都由此获得高度的认可。
就这一点而论,改编依据的名著的声誉,首先在艺术思想上高标一格,站在这一起点上的改编作品立足就先声夺人,而名著的市场影响力又可以使影视剧的优势得到更好烘托。
其实,改编者依据名著的情感呼应和艺术借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不断得到验证也不断得到启发的改编,将使出色的改编获得艺术创造的快感。
影视作品的艺术内涵获得名著的滋养,也得到影视专属特色的发挥,这样出现的影视作品在高起点上赢得观众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但其实限制也在其中。
名著的结构、内涵和情节要素等既是良好的高阶,也可能是阻挡的栏杆,作为文学名著或是其他形态的原作(包括影视翻拍的原作品),自身的独立性是显然的,在按照艺术规律构筑而成的作品体系中,锤炼过的丝丝扣扣有着自身的逻辑或者情感连接性,改编的忽略或者改编的走样都可能发生,打乱原著的逻辑,显然也就失去了站在高台阶的资格,事先的期盼只能落空。
实际上,越是名著越难以简单超越。
如果没有相匹配的功力,经典改编就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经典改编的高起点未必会成就高标准的改编产品,巨大的名声期待后面是巨大的舆论和市场压力。
已经有若干部经典改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规模化的改编如何实现改编效应需要认真研究,更要避免对于名著的损伤。
由此,经典改编的影视转换显然极其重要。
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态原著的出色未必保证影视改编的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影视影像化技巧的实现与否也是一个关键所在。
文学包括话剧艺术是依靠语言魅力给予读者想象的美感,时空的无限扩大给予读者无限的伸展空间,而施展语言创造形象的特点造就了“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语言的审美特点,不能简单地辐射到影视作品上,因为影视主要依靠声画语言来直观展现形象,从想象性的文学形象转化为影像艺术形象,之间的差距虽然没有天壤之别,却也是有巨大的不同。
拘泥于文学语言显然不能够实现影视艺术的特有魅力,影像语言自身的优势没有得到展现,任何优秀的原著内涵都难以在活动的银幕和荧屏上实现传播效果。
着眼于经典改编,不仅要依靠名著的优势,还要依赖对于名著影像语言转化的可能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掌握影视艺术表达优势的创作者,才能使名著的艺术内涵得到影像实现。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经典改编的机巧在哪里?
一哄而上的改编热更多让人看到原著的影响力,却没有把握影视创造是一个有限制难度的新对象的创造。
实际上,改编是艺术把持和再创造之间的得失智慧的较量,对于原著艺术精神的把握是创造者接受考验的第一关,而把握影像艺术的能力是原著魅力能不能实现的第二关。
接着,多大程度上忠实原著并且能形成新鲜的影像艺术创造,则是最为关键的。
换言之,如何掌握原著精髓基础上的影视创造的平衡,对于影视工作者而言是一种考验,也是具有极大吸引力之所在,对于影视艺术家而言,这里充满进行挑战性努力的诱惑。
影视具有更为广泛的受众,必须适应不同层面观众的欣赏要求,大众需要新鲜的影像创造,又期待自己对于名著的了解得到呼应,艺术家对于大众审读影视作品切近与否的呼应,是最难把握的,也是最需要功力的。
高明的艺术家不会一厢情愿地脱离大众趣味,也不会远离名著精神。
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曾经对此做过反思。
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运用特技改造《西游记》,试图切近所谓的现代观众,却显然失败,其教训主要是技术进步了,但远离了原著,并没有得到认可。
由此可见简单的屈就受众而忽略名著精神是危险的。
其实,经典改编是艺术创造中合理的现象,但成为一窝蜂现象后,我们就迫切需要探究经典改编之中的时代动因和微妙的心理机缘,以及改编热的得失。
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取舍影视创造性自足立场,如何站在文学的肩膀上爬升。
显然,文学名著是给予影视艺术深刻影响的对象,从电影《黄土地》、《人生》、《芙蓉镇》、《红高粱》到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依靠文学名著而进行的影像创造的成功中,可以看到名著的主要价值。
根据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也树立了这样的典范。
但我们同时不能忽略独立的影视编剧形成的影视作品近年来在影视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
仅仅依靠经典改编维持影视剧生产,不是显露影视创作创造乏力,就是说明胆怯畏惧市场。
敬畏名著的确应当,创造自己的影视经典还是需要在学习借鉴基础上的艺术创造。
我们应当明白,经典改编的兴旺,是时代使然。
这既说明影视艺术的艺术提升的迫切需要,也说明自身创作的相对薄弱,这一个看似悖论的提法,矛盾性地呈现了影视艺术的一些困境。
影视改编的原则
第一,改编应以不对原作构成重大艺术伤害为前提,应该遵循改编者与原作方“互利互惠”的原则。
第二,改编者与被改编的文学作品之间,应当首先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纽带与艺术上的共鸣,改编成的影视剧应该与原作之间具有起码的相似性。
第三,改编者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坚持艺术的创造性原则。
第四,应当高度尊重作为名著的原作。
影视改编的主要方法
一情节结构的删改
改编者在对原作的总体结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根据影视剧的表现的需要,对原有的情节结构做出必要的删削与增改。
二时空的处理
在把文学作品作影视改编的时候,时空的转换处理在拍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式的技巧。
一般包括时空的压缩,时空的扩展,以及共时性处理。
三视听造型
1、人物形象的视觉化
2、情节的视觉化
3、声音的运用
工作的快节奏、生活的压力迫使人们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消费口味越来越趋向于接受一种简单的普适性的快餐文化。
大多数人很难抽出时间来细细的对名著进行研读,文学名著在当代遭遇到了阅读危机,现代传媒的发达又使得名著的传播更为快捷,而利用电视等媒体传播,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文学名著与电影的结合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这对提高我国的国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使经典作品更加大众化、商业化。
电影比起小说更直白生动。
优秀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深化和升华原本并不怎样出色的文学原著。
名著改编的尺度把握。
对名著也许会造成伤害。
改编的作品不能涵盖原著的所有主题。
影像因其视觉的直观性和阅读的综合性和迅捷,不适宜进行大段议论和过于深度的主题挖掘。
有些名著太长,文字艰涩难懂,而改编之后搬上荧屏,我们在看电影、电视放松的同时也就接受了知识,回忆起来时,印象还很深刻。
对于整天沉溺于武打、言情电视剧的青少年来说,看一看这些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也可以陶冶情操。
电影相对来说成为有利于人们思考人生、体察社会的另一种更诱人的艺术样式。
电影凭借它独特的视听语言那扣人心弦的魅力,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更广泛的开启。
影像也完全可以在把深邃的哲理思考传达给普通大众时,起到中介和提升的作用,成为普通观众阅读文学名著的有益补充,而不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个世俗的爱情故事.
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细节刻画乃至人物塑造都远胜原著,其精彩程度远非原著可以比拟。
可以说,改编后的影视剧赋予了文学原著新的生命。
这是影视与文学相得益彰的实例。
缺点一:
名著改编尺度把握,对名著也许会造成伤害。
预想中的收益有时直接成为经典改编的动力。
而过于浓厚的商业动机对于名著也许会造成伤害。
调侃历史记忆的戏说和将艺术商业化的动机,都可能给名著与影视造成双重的伤害。
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影视剧的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只要对原著理解得扎实,改编不出大格,影视作品的成功基本是有保障的。
但有的影视剧之所以饱受诟病,重要原因就出在改编者对原著的庸俗化理解,改变甚至歪曲了原著的精神。
剧本乏善可陈、简陋粗疏也难辞其咎。
李欧梵最近出了一本《人文六讲》,里面大多数内容是他在香港大学做的六场公开演讲,谈人文、文学、电影和音乐。
李欧梵自称从小看着电影长大,是个无可救药的影迷。
所以之前他在谈文学经典阅读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把那些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拿出来举例。
而到了《人文六讲》里,他索性用专门一章谈“文学与电影”。
导演不断翻拍文学经典,文学经典作品也总有一批忠实读者,这样一种关系,才使文学经典不断被搬上银幕。
李欧梵说:
“把文学经典搬上银幕,不论成功与否,可以让观众有更丰富或更深刻的感受,过度刺激的新片反而令人神经麻木。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名著,电影也有其经典片,但两者的作用是相似的,用卡尔维诺的定义就是:
"一部经典作品,每次重看时,都和第一次一样,令我们发现新意。
"我认为文学和电影,还有音乐,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构筑自己的空间,来抵抗现代时间的压力。
”
您最近看的电影有哪些?
李欧梵:
我最近看的电影中,印象最深的有安哲洛普罗斯,因为他的过世,这次终于看了他的《尤利西斯的凝视》。
故事不重要,这部电影主要是现代神话,是东欧人的经历。
还有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很长很闷。
我重看的是《豹》,就是那半小时的舞蹈的那场。
现在我在等希区柯克《迷魂记》修复版,要看旧金山的风景,这是希区柯克电影中镜头最慢的一部电影。
还有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桂河大桥》,重看安东尼奥尼的《日蚀》,为了上课需要,就把这部电影里证券市场的镜头拿到课堂上用来讲资本主义。
文学课用电影,这是大势所趋。
这是视觉年代,我上课也都会来点电影,我希望从电影里带进文学。
我也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从电影技术讲,这部电影拍得很好,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但看完之后就是不舒服。
一定是有问题,可是问题在哪里?
我后来想想,它完全是拍给外国人看的,把中国当作异国情调的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外国男人、假神父,这是严歌苓小说里没有的。
最近还有一部电影《危险关系》,这是把一个法国故事搬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但这不如不拍。
您写过不少关于文学与电影之间关系的文章。
今年又有一大批经典文学名著被改编成电影,比如已经放映的《安娜·卡列尼娜》,即将上映的《悲惨世界》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等,更不用说,很多这些年的热门小说在今年改编成电影,比如《云图》、《少年Pi的奇幻漂流》等,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欧梵:
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到了今天还会有那么一大批文学经典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原来导演还是不停地在改编。
我写的书看来要过时了。
导演、制片为何要拍经典呢?
虽然《安娜·卡列尼娜》我还没有看,但我知道它的形式很新颖。
妙的是,我看过《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介绍导演为何用舞台剧方式拍摄《安娜·卡列尼娜》,导演说,他是受到了苏联舞台剧理论家梅耶·霍德的影响。
你看这些导演比我更迷恋经典,竟然回到苏联开国后文化最辉煌的上世纪二十年代。
《悲惨世界》就更不用说了,它被改编成电影次数最多,这个故事在法国连一般小孩子都知道。
经典改编最多的是十九世纪的作品,我在台湾的时候,逼着他们读十九世纪小说中文译本。
大家为何回归十九世纪?
因为十九世纪小说里的叙述最丰富。
二十世纪的小说,叙述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语言的变化。
十九世纪小说里,英国有英国的模子,法国有法国的模子,你进入那个模子就很容易读,而且里面还有人道主义的因素。
经典重拍其实是不赚大钱的,但他们就是迷恋文学经典。
我们爱看文学经典,一遍遍看文学经典改编的电影,也许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变化太快,新的取代旧的太多,人总是无意识地希望回到本真。
人类一定需要记忆,不仅要憧憬未来,同时也要记忆过去,尤其是文化上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书里提到了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总而言之,经典永远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我在《人文六讲》里提到的,电影不只是娱乐,好的影片与文化息息相关。
把文学经典搬上银幕,不论成功与否,可以让观众有更丰富或更深刻的感受,过度刺激的新片反而令人神经麻木。
当然并非所有的经典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名著,电影也有其经典片,但两者的作用是相似的,用卡尔维诺的定义就是:
“一部经典作品,每次重看时,都和第一次一样,令我们发现新意。
”我认为文学和电影,还有音乐,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构筑自己的空间,来抵抗现代时间的压力。
将来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大家可能不再读文学经典,主要是通过电影、电视来认识文学经典了?
李欧梵:
大家将来一定是通过电影来认识那些伟大的经典文学,而且改编的很大目的就是因为没人再去读原著了,那么就用电影来说故事吧。
所以BBC用电视剧把狄更斯拍出来,让英国人知道他们历史上的狄更斯作品。
但中国最好的电视剧是历史剧,不是文学改编。
我拒绝看电视剧《红楼梦》,不可能拍得好。
版本最好的《战争与和平》是苏联拍的八小时版本。
我记得导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从中学生到大学生,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娜塔莎,每个人都知道《战争与和平》。
经典到了某一种地位的时候,真的会成为国宝,就如《战争与和平》之于俄罗斯一样。
但在这方面,中国比不上,哪一个经典是国宝?
也许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小说毕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诗词。
诗词拍成电影也并非不可能,至少在西方有根据诗歌拍成电影的经历,这里的诗歌还不是叙事性的史诗。
西方人每年都会翻拍文学经典,我们这里似乎是每隔几年翻拍四大名著,每年也有些电影根据古典名著改编,您怎么看?
李欧梵:
中国文学作品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应该是《三国演义》,它的两次电视剧版本都还不错。
但电影都不行,吴宇森的《赤壁》不行。
李仁港《见龙卸甲》有他自己的套路,但还是太怪了,到最后曹操的孙女都出来了,太想入非非了。
这样观众就不接受了。
最近看了他拍的《鸿门宴》,想法比实际拍的好。
但令我困惑的是,中国导演没有再拍“五四”经典。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批评“五四”,可是现在又再重新读“五四”,又开始教鲁迅。
这真的很难说,可能是物极必反,大家对“五四”的东西有些厌烦。
可是倒过来讲,民国热在大陆那么厉害。
在我看来,“五四”应该当作民国初期思想的一部分,它代表一种新视野,没有成熟,很快被急剧的现代化和革命所取代,然后就进入急剧现代的全球世界,所以大家的反应不够正常,一下子这个热,一下子那个又冷了。
在台湾和海外没有这种现象。
我看《建国伟业》、《建党伟业》,觉得都还可以,你看的是歌功颂德,我看里面有很多批判的东西。
但里面民国拍得一塌糊涂,最糟糕的就是孙中山演讲部分。
是不是因为导演没有对民国的感受和想象?
大陆现在很少拍晚清,但是民国拍的都是晚清,《火烧圆明园》、《清宫秘史》等等。
民国时代对晚清、晚明、南宋有一点情结,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太动荡,但现在中国再也拍不出那种萧条、凌乱、颓废的时代感觉了。
这是一种危机,因为这样的话,艺术细胞就少了一样东西。
我年纪大了,反而更喜欢晚清、晚明的东西,我喜欢《豹》也是因为它写的是意大利贵族最后的岁月。
中国电影没有一部能超过费穆的《小城之春》,他用三四个月就完成了。
表面上看电影的演技夸张,这都无所谓,但他怎么能拍出那种美感?
还有就是《孔夫子》,这也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他把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孔夫子拍摄出来。
这样的天才,民国出了几个。
中国电影传统中鲜有改编现代主义文学的例子,比如施蛰存的《将军的头》、《鸠摩罗什》、《魔道》等现代小说,其中都有电影影像,但至今无人来改编。
张爱玲的小说大受电影界欢迎,改编累累,但张的小说并非师承现代主义,而是与中国通俗小说暗合,外加一点毛姆式的英国讽刺,有着不少好莱坞老电影的传统章法和技巧,因此大受电影界欢迎。
中国曾有一个改编文学作品的热,比如张艺谋早期的《红高粱》、《菊豆》、《活着》,都受当代小说之赐。
如今连这个电影“文学热”的潮流也过去了,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已经不再依赖文学作品。
影迷在看完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之后,总是不免要拿原著和电影做比较,您会这样做吗?
李欧梵:
我老婆就会说,她心目中的诸葛亮是怎么样的,所以她看了新版电视剧《三国》就觉得符合她对诸葛亮的想象:
潇洒。
我以前读《三国演义》还一直认为诸葛亮很老,其实不老,只有二十多岁。
所以你看,经典作品到了某个程度,会进入一个国家人民的集体意识。
我本人则会把文学作品和电影分开,我会去看电影的创意在哪里,但太离谱也不行。
太离谱,那还不如说是根据某某拍摄。
我现在更有兴趣的是,很多电影表面上没有文学经典的影响,但背后其实有文学经典来支撑的,有意或者无意。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大家都说它的背后是《雷雨》,可是《雷雨》的背后是希腊悲剧和拉辛。
我最近看的一个《雷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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