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亨劳芬贝格和弗沃尔弗海姆民主与组织一书上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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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劳芬贝格和弗沃尔弗海姆民主与组织一书上解读
在亨·劳芬贝格和弗·沃尔弗海姆《民主与组织》一书上作的批注[10]
(不早于1915年2月)
序言
[3—7]我们合写的第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与民主》研究了导致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矛盾,而这些矛盾对各民族国家的国内政策是有影响的,因而小册子应当有助于党和国际自己认清形势。
本书也抱有同样目的——认清自己队伍的状况,不过,在这里提到首要地位的是对无产阶级的实际政策的考察。
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本小册子中曾经指出,所谓国内和平不过是民主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投降,那么,过去这一段时间表明,保持这种国内和平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在许多个月里使大国的政治生活完全停顿下来。
国内和平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暴露出来的矛盾破坏了,它只是作为一种空想,而且是反动的空想,继续存在着。
这种国内和平的建立只是刺激了反动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那些竭力拥护政府的政策,以至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它们属于完全持反对立场的政党的集团,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是,而且应当是唯一的反对党。
迄今为止,在战争状态下,作者避免公开讨论在关于党应该奉行什么政策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
忠于这个原则的作者即使在汉堡发表的批评言论中也严格遵守组织的规定,尽管《回声报》编辑部心爱的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而且是公开地把8月4日党团的表决提到首要地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意义:
即如果打算把关于党的分裂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如果8月4日的表决不应评价为唯一的历史事实,而应评价为新的原则,如果党从前采取的原则立场应当被挖掉,以便用改良主义-帝国主义的立场来代替它的话。
从本书可以直接看出——而从前一本小册子已经可以间接看出——从作者的观点来看,重心不是集中在导致党的分裂的党团的立场问题上,而是集中在必须使党团结起来的问题上,即集中在关于党今后对帝国主义以及必然与之相联的反动派的政策问题上。
但是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过程,使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过去所持的克制态度,并明确声明,我们认为针对目前形势党在最近的将来必须奉行何种政策。
不管是让卡尔斯鲁厄党报前编辑芬德里希在一系列亲政府的小册子(Regierungsbroschüren)中不受驳斥地阐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做法也好,还足默不作声地注视着休特古姆博士在中立国家执行的不受党监督的政策也好,现在也都已经行不通了。
至于说到海涅的小册子《反对分裂分子和教唆犯》(Quertreiber),那么,这里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海涅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党内某些身居高位的人的意图并想建立新修正主义——他在保卫战争状态法和国内和平的口号下积极准备开除左派,同时也就准备了党的分裂。
《汉堡回声报》就党团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行为所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批评——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实质而言,这篇批评都同汉堡的教唆报刊的观点以及泽德利茨的合唱毫无二致——也在朝这方面起作用。
谢德曼同志在汉堡第一选区党员会议上的说教(Pronunziamento)是同一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既然海涅同志散布了一种说法,似乎汉堡的组织轻而易举地肃清了反对派,那么必须把事实拿来和这种说法对照一下:
各级党机关禁止我们在集会上发言的企图,由于党组织决心按照自己的愿望挑选报告人而未能得逞。
执行委员会在自己的受托人面前发动的谴责和非难左派演讲人的运动,在受托人的许多会议上搞得很糟糕,以致执行委员会不顾受托人的坚决反对,认为最好还是中断会议进程。
凡是在党组织本身对我们维护的观点表态的地方,它们绝大多数都站在我们这边。
在这种对于左派来说决非不妙的形势下,为了阻止党组织通过关于自己立场的进一步决定,汉堡警察局看来是十分乐于效劳的。
如果好久以来曾经是激进派党员的机势报的编辑部现在向右转了,如果执行委员会和报刊问题委员会隐瞒这一观点,而党员又不得不保持沉默,那么,无论是海涅同志的小册子,还是象康拉德·亨尼施、保尔·伦施和……麦克斯·格龙瓦尔德这些坚定不移的人的文章,都不能把这个政治破产变成对“分裂分子”(Quertreiber)的胜利。
谢德曼同志的观点同这种破产了的政策是一致的。
他的口号——“忍受”、等待,直到德国政府乐意宣布自己的和平计划——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并把它交给德国政府中的智者去考虑,而且这项政策恰恰涉及几十年后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只有当党员还不能在会议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或者,只有当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体系还没有同新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对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破了产的政策还可以继续执行下去。
本书的目的在于指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特点;由于每个无产阶级读者事先都知道的原因,本书象我们的第一本小册子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
让国内的群众自己来作出判断吧。
汉堡—阿尔特拉尔施泰特。
1915年2月。
亨·劳芬贝格博士
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
[30一31]由于德国还没有发展到建立民主国家的地步,相反,民主管理形式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所以德国资产阶级才有可能在一个其结构对保存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一切保证,然而对达到政治平等却很少提供什么保证的国家里确立下来。
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包含有工业为建立托拉斯和卡特尔可能希望规定的一切准则。
如果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要求和最终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个立法是同别的一些国家进行帝国主义竞争的前提,那么,和真正的发展相对立的将是一种幻想——指望在垄断时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以便在它的帮助下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
[31—32]如果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这些统治者甚至当他们的统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反动的障碍物的时候还不肯放弃他们对社会生产力的控制权,那么,由此可以看出下面那种进化论的、基本上是宿命论的观点的荒谬,这种观点梦想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如果资产阶级同意给予无产阶级为保证不间断地发挥工业机器(资本的积累就建立在占有这种机器上)的作用所完全必要的那种程度上的自由的话。
马克思有两句名言:
社会形态在它们的一切生产力没有发挥完之前决不会毁灭,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新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内部成熟起来之前决不会出现。
如果对马克思的这些话应当这样来理解,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可以自动地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代替,那么,无产者最好的做法当然是经过未来的几百年之后再去机械地实现自己的解放,而目前则应满足于王公和僧侣们的一句古老格言:
“向来如此”。
[33—34]难道不能设想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将试图把工业生产转移到亚洲和非洲去,为此已经采取第一批措施并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以便给欧洲无产阶级准备好象西班牙人民那样的命运?
如果说在法国,尽管它的地方工业处于停滞状态,而资产阶级仍然能靠剥削亚洲和非洲国家获得日益增加的财富,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印度和非洲的来源,如果说德国正以资本主义的千劲实现亚洲国家和俄国这个半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一帝国主义发展在近期内不会阻碍本国的工业发展,不会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实现扫清道路。
既然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和自己的、当地的无产阶级的需要背道而驰的,既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帝国主义的,那资产阶级也就不得不——如果阶级对立达到一定的尖锐程度,并对阶级统治造成了威胁——考虑在遥远的国家加强发展受它控制的工业,从而把经济重心从本国转移到遥远的外国去,以便用这个办法来削弱本国工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定会考虑削弱当地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利于尚不发达的,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从而打断本国阶级斗争的脊梁骨,并保证为自己保存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有两个分杈,它们彼此之间正在进行殊死斗争。
这两个分权就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正在把剥削和榨取利润的重心,因而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移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
由此可见,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意保证它作为人存在的基础被人从自己的脚下挖掉的话,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绝对必要的。
建立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先决条件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是将社会发展的杠杆交到劳动阶级手中的政治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是受无产阶级的经济运动方式(diewirtschaftlicheBewegungsweise)制约的,正象任何阶级的革命都是受该阶级的经济运动方式制约的一样。
[35—36]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方式(DiegesellschaftlicheBewegungsweise)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方式在本质上有极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是人的劳动力的代表,是生产过程中一个方面的代表,资本就是靠这个方面恢复和更新的,资产阶级就是靠这个方面获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从资本和生产资料的组织中产生的,而是从劳动力的社会职能的组织中产生的。
劳动力的力量要素是人本身,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无产阶级的数量。
资产阶级依靠自己掌握的愈来愈强大的技术手段力图在生产过程中挤压人的劳动力,把它从生产过程中排挤出去,从而彻底勾销、取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胜利。
因此工人运动总是一再回到同一个结果,同一个出发点。
工人运动在愈来愈广泛的基础上执行自己的任务——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个办法来调整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并力图在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的帮助下完成这个任务,以使这个阶级愈来愈多的人卷进运动中去。
无产阶级的这个运动是没有民族界限的,因为单是资本的民族集团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就必然会引起资本利益的不同民族区域内工人运动互相制约的后果。
如果劳动力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权力的真正要素,如果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归根到底只能依靠这个权力要素,如果把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的那个方法移植到政治斗争中来,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只是最革命地成长起来的组织运动。
但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不可能是争取政权的单一的决定性斗争的行为。
这个专政的建立只能是超出本国范围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的链条。
它是包罗万象的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一个世界经济时期,帝国主义的时期的特点。
{含混不清}
改良主义策略
[37]工人联合会不管是否带有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只有当它的会员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工人阶级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只有当他们不仅注意争取美好的现在的斗争,而且也注意阶级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只有当阶级的未来、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现在的行为说来是最高的政治准则,工人联合会才会成为阶级的组织。
[39]正象无产阶级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零星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正汇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阶级运动一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无产者团体所进行的零星的斗争也在汇合成一股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洪流。
和无产阶级的民族组织一起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这是由剥削的国际化引起的。
但是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在初期和民族组织不同,并不是一个战斗的大家庭。
各个国家的工会签订了吸收它们的会员加入兄弟组织的协定,它们彼此尽力帮助,互相提供金钱、统计调查材料和信息。
至于签订关于最低工资额和标准工作时间的协定的最初尝试,那是以失败告终的。
一般的政治态度则以游行、代表大会和决议的形式表现出来。
英国工人团体采取国际经济行动的尝试和法国工人团体组织国际政治行动的尝试一样,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它们都失败了,而且也应当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国际只是表面看来有力量,而实际上并没有力量,庆祝五一节这件事的演变过程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开始时被设想为反对剥削、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表现,也就是被设想为群众在国际基础上的自发行动,这种行动应当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世界无产阶级这个战斗的大家庭的兄弟情谊和震撼资本主义的统治;可是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却蜕变为一些地方工人团体得到雇主恩准的无害的闲逛——尽管各个不同阶层的强大的、意识到自己尊严的工人群众竭力想用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的办法来保留五一节本来的革命性质。
国际的弱点是由下述各种情况决定的:
个别国家的主导工业部门和它们的整个社会经济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之上的,在一般意识中本国经济一般还表现为社会经济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劳动群众的意识中还被看作是本国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广大群众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足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它要经历一切社会关系的历史更替,帝国主义超出民族国家范围后所干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封闭的国家综合体中建立社会经济。
[41—42]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以拉萨尔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在考察方法上的这种差别对1864年和1866年战争期间德国工人运动的初期阶段产生了影响,这种差别在1870年表现得特别尖锐。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初认为这场战争是德国对波拿巴的进攻的正当防御。
拉萨尔派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爱森纳赫派在表决时弃权,尽管他们同自己的党委员会发生了矛盾。
但是当战争在舆论中也失去了它预计的防御性质并成为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成为旨在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的时候,在对待战争态度上出现的分歧便立即消失了。
很快也就发现,不管在对议会策略的看法上分歧有多大,这个问题对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在策略上团结工人阶级来说并未失去,也不可能失去自己的基础。
虽然党团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出现时期的立场,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允许作出结论、允许采取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民族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综合体转变期间采取的立场相类似的立场,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尽管在议会策略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在反对抱有资本主义掠夺目的的战争的斗争中,却立即团结一致地起来反抗统治阶级,这个历史的榜样是很有教益的。
[44—45]社会经济不是由于少数人的剥削职能,而是由于它是整个社会的生命职能,而在无产阶级那里引起了保存它的天然兴趣。
无产阶级应当反对经济的统一部门被分解并遭到破坏的现象,反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受比较不发达的经济统治的现象。
无产阶级应当反对民族自主权在它本民族内部遭到破坏,它承认一切民族都应享有民族自主权。
在战争对经济履行其生命职能造成威胁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军事上屈服于军方的领导,就是这种破坏的结果。
不管本国政府在发动战争方面是否有过错,不管进攻战和防御战之间是否有差别(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已把这个差别变成不中用的死板公式),这个必然性是存在的。
但是从军事上屈服不能得出,也不应当得出政治上屈服于统治政策的体现者的结论。
现代战争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上引起了彻底的转变,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及全部经济,同时也触及社会的生命职能;而统治政策则首先以巩固和扩大剥削职能为目的;在历史因素的压力下,这个政策必然企图达到与无产阶级的愿望直接棚反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应当铭记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
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中可以看出,高于它现在对敌对国家的统治政策所采取的对立态度之上的是它的利益同一切国家——包括“敌对”国家在内——的无产者的利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无产阶级政策的经常起作用的规律。
无产阶级在保卫自己的经济的时候应当表明,关于兼并外国的经济部门的事情,它是连想也不想知道的。
只要无产阶级把敌人的军队赶出国境,从而保卫了自己的经济部门,它就应当无条件地主张和平,尤其是因为保证本国经济发挥职能的必要性妨碍着敌人军队所在国家的无产者进行和平宣传。
[46]一方面是德国在修建巴格达铁路的政策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却是英日同盟的建立、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爆发、法俄同盟扩大为三协约国、土耳其欧洲部分被消灭、意大利的中立,以及德国对外政策上遭到许多其他失败。
而世界大战的进程并未证明,即使为了德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应该认为同西方国家达成真诚的协议比用剑斩断纽结的企图好。
得到帝国政府同意用战争政策的精神影响舆论的军事和国际政治观察家兼下流作家,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德国的预防性战争。
在他们看来,战争之所以成为不可避免的,是因为在两年中三协约国的武装力量会大大向前推进,以至几百万德国军队不够用来进行防御。
[48]在德国,工人群众在议会(它的实际权力本来已经没有多少)中的地位,由于实际上存在的选举权方面的不平等而自动降低了。
以过时的划分选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城市的权利的被剥夺,政府对国营企业工人(他们的人数正随着国营企业的扩大和新的国家垄断组织的即将成立而自动增加)施加的压力,外籍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不断增长的人数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无权状况,正是这类与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实现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工人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一切在德国缩小了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权力。
无产阶级政治行动的自然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主义经济来代替(Abl?
sung)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Ersetzung)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由于这种代替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所以不应当期待资产阶级的代表会允许别人通过议会行动,通过在议会中的讨论和表决说服自己相信资本家阶级是无用的。
现代议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不可能导致资产阶级自己放弃私利。
如果革命阶级把自己的代表送进议会,如果革命阶级在议会中占有赋予它的或由它争得的地位,那么,凡是在它能够这样做的地方,它都不会放弃为自己争得新的地位的权利和努力。
但是这基本上意味着无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议会行动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
[51]工人选举权的每次扩大,也象工人的一般政治权利的扩大一样,是这样一种行动,它的革命倾向不是表现在议会中,不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不断增长中,而是表现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加强中。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议会制度的意义在于唤醒全体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觉悟。
如果无产阶级选举代表参加议会,那么这首先不是为了央求得到议会多数派从维护剥削的利益出发施舍给劳动人民的微不足道一点小恩小惠,而是为了从全国的讲坛上揭露现存制度下经济的一般资本主义性质,用批判的锋芒破坏现存制度,动摇它并在人民的意识中活埋它,以便提高正在战斗中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感和对胜利的信心,以便剥夺统治者的权力感,他们的统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权力感的基础上的。
政治罢工
[58—65]高度的工业垄断正在对贸易、运输和交通等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
当前运输和交通之所以能够急剧发展,只是因为出现了垄断:
通过排斥中间的、居间的贸易和自己组织销售自己产品的办法实现的垄断给贸易的集中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
银行业的集中也是垄断发展的结果。
大银行的存在是大卡特尔存在的前提,因为大银行能够满足大企业对货币的往往是飞跃式地增长的需要。
在建设新的大工厂的时候,大银行的中介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在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运输资本(作为一方)和银行资本(作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关系密切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使工业资本依赖于银行资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工业家愈来愈依赖银行家,而是表现为同一些资本巨头既统治着工业,也统治着银行,并因此而统治着整个本国资本。
这个统治把资本巨头变成自己国家的政治的主宰,国家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用来保护本国资本利益的组织。
因此,各国卡特尔巨头之间在国外发生的任何经济摩擦,都会成为整个本国资本的事情,成为国家的事情,都会引起政治冲突。
同工业垄断组织一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过并越出了地方国民经济和民族国家的范围。
诚然,资本早先就已经以不断增长的规模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商品,既有原料,也有制成品,而地方工业早已缺乏本地的原料生产。
但是如果国际交换把商品从世界的一切地区运往一切国家,那么,资本活动的重心仍然在于使地方生产实行资本主义的革命化。
卡特尔的出现先是消灭本国的自由竞争,然后就限制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
这就导致在国内保持产品的高价,以便在世界市场上以低于外国竞争者的价格出售它们。
这样,当愈来愈多的利润落入资本巨头之手的时候,资本在国内的活动范围由于生产受到节制而缩小,以至于新企业的建立愈来愈困难。
但与此同时把剩余资本投入别的国家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
如果说输出资本的必要性已经存在,那么不是以货币的形式输出资本,而是作为生产资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输出资本,在一定情况下是比较有利的。
同时工业吞噬着愈来愈多的原料,而随着原料生产国愈来愈多地转向发展自己的工业,为工业供应原料便愈来愈困难了。
在一切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的共同资本所关心的是保证和保障地方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以及继续不断地输出资本。
民族资本,从而还有本国经济,是世界资本存在的前提。
世界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各国资本之间的竞争。
由于民族国家同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纯粹的形式,由于没有本国资本也就没有世界资本,所以在保存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情况下克服民族国家的界限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然而工业垄断促进资本的输出。
资本不仅在别国的领土上扎根,和所在国融为一体,而且在这些地区兴办起来的企业会成为本国资本的存在和流转的不可分割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失去它们不仅意味着本国生产会受阻,而且同时还会使本国资本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在世界市场上保住自己的阵地。
因此,对大资本主义经济说来,绝对有必要为本国资本保证资本输出所扩展到的那些部门和必须在这些部门重新发展的原料生产,绝对有必要把这些部门归并给民族国家,并以此克服它的界限,越出它的范围。
资本主义力图通过帝国主义来解决由此产生的矛盾。
它打算建立一个广泛的、封闭的经济领域,同时保存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且工业大国必然统治整个领域,成为帝国。
在中欧和西欧国家中这种帝国主义的欲望(Drang)最强烈。
这些国家同合众国一起不仅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就它们的巨大需要而言(英国除外,不过英国的领地目前还没有组成统一的帝国),也是在本国拥有的原料数量太少的国家。
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图就会明白,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同北美合众国、俄国、中国、大不列颠海外领地的辽阔领土比较起来,是不大的国家。
扩大领土是资本主义的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很自然的愿望和要求。
德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把德国、奥地利、巴尔干和上耳其亚洲部分联合起来,同时也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瑞士,如果可能,还把意大利吸收进来,组成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大帝国。
此外,他们还想拥有——当然,他们的胃口不太大——闭关锁国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应当包括葡属安哥拉在内的中部非洲和西南非洲,除此之外,如果可能,还要在南部非洲占优势,还要拥有葡属莫桑比克,并统治印度洋。
对于这种发展,无产阶级采取什么立场呢?
无产阶级认为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经变化的产物。
甚至那些看来似乎没有发生变化和停滞不前的文明的和有语言的民族和种族集团,也决不是稳定的、始终如一的构成体,——相反,它们经常在发生变化并经常改变自己的疆界。
一部分波兰人和犹太人、印第安人的残余、地球上几乎一切文明民族的代表全都加入别的民族;美国民族带有自己的、不同于一切其他民族的特点,它是从一切文明民族的混合中形成的,这不符合某些古条顿式的(urteutscher)社会民主党人的审美情趣;从日本将来占领——而这只是时间问题——澳大利亚滨海领土的那一天起,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不列颠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后裔在政治上将不再存在,而在这之后,个别由语言形成的集团在政治上也很快就将不再存在。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已经变得太狭隘了,容不下高度发达的经济,但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见,它应当用兼并和接纳别的国家的办法保存下来,无产阶级意识到并理解这当中存在着的矛盾。
同样,不管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如何保护自己,使它的本国经济领土不受任何破坏,它还是支持经济朝着更高级的形式,朝着组织得更好的机体的方向发展。
民族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经济的剥削职能的天然产物:
无产阶级则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的生命职能的天然产物与之相对抗,也就是说,用这种经济的社会化倾向与之相对抗。
如果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永恒化,因而也是本国资本、各国资本之问的竞争、世界资本和世界战争的永恒化,那么,无产阶级则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因而也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本国资本和世界资本,以及世界战争。
无产阶级看到,实现它的纲领的前提,已经由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好了。
工业国家的本国资本的发展已越出自己的界限范围,因此,这些界限在经济上已不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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