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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犯罪关系研究
经济发展与犯罪关系研究
文献述评
1.1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犯罪是一种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
原始社会中各氏族、部落依靠原始宗教和习俗维系着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秩序,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自动和自觉的遵守这些规则,人类自利的本性会促使一些社会成员采取违反规则的手段满足自身的欲望,为了保证氏族和部落的生存和秩序,相应的惩罚机制也随之建立[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国家机器出现,犯罪也就正式诞生了[2]。
从起源上看,犯罪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现在就断言多数犯罪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现象显得为时过早,但是当回顾人类社会现代化和犯罪发展的历程时,不难发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和考察犯罪变化既是犯罪学研究的一种合理路径也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关注的重要内容。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多数发达国家在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犯罪率也同步增长。
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那些初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就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蜂拥至城市,在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中,失业和贫困随处可见,人与人的冲突不断增多,而犯罪正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
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从1805年到1842年37年中,犯罪率增长了6倍,19世纪中期,法国的犯罪率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欧洲其他一些工业化进程较早,发展较快的国家,也都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犯罪问题[3]。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犯罪学家也发现,在工业化之后的一百年里,犯罪率增长的速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工业化开始后犯罪急剧增加的现象有过深刻的描述和分析[4]。
犯罪学家一般都把工业革命的出现看作是犯罪发展的分水岭[5]。
许多发展中国家似乎也在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他们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
在拉美,巴西经济从1965年前后起飞,1968年到197GDP和工业产值年均递增11%和12%,相应地,该国杀人、抢劫等犯罪率也迅速上在亚洲,“四小龙”1965年到1984年的GDP年均增幅超过7%,同期,除新加坡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犯罪剧增趋势。
泰国在1997年前的20多年中,经济增速较快,其约35‰的发案率也明显高于周边国家[6]。
1972年到2001年的30年里,经济迅速腾飞,但是这30年来,韩国的犯罪总量也增加了5.4倍[7]。
难道高犯罪率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吗?
经济发展一定会伴随着犯罪率的增长吗?
或者犯罪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存在着一条类似库兹涅茨在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提出的“倒U型曲线”呢?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犯罪率会转向下降吗?
遗憾的是,现有的统计资料并不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同为发展中国家,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犯罪率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
而在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各国的犯罪变化又呈现不同的趋势,二战以后,德国的犯罪率一直呈增长趋势,日本的犯罪率基本上趋于平稳,部分年份还出现下降,而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1960年到1990年犯罪率一直平稳增长,1991年到2000年犯罪出现下降,而2000年以后犯罪率又出现增长。
各国现代化和犯罪发展的历程表明,对于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关系来说,似乎没有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其实道理很简单,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尽相同,经济政策也千差万别,要探寻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具体关系,必须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具体的经济政策入手,实证地考察各种经济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就使得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在中国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和状况呢?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向工业化迈进,经历了建国初期新政权巩固阶段以后,从1955年开始到1978年,中国的犯罪率除了个别年份外,一直比较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1978年以后,通过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6年,GDP由3624.1亿元增加到209407亿元。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犯罪率也逐年上涨,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件数从146968件上升到593020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4%,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犯罪总体数量上升的同时,杀人、放火、爆炸、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也急剧上升。
虽然政府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暂时降低了犯罪率,但是严打过后,犯罪率往往又迅速反弹,而且增长速度更快。
各种犯罪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打击和防范犯罪,政府也不得不支出高额成本,据统计,1978年全国用于公检法司的支出约为2.16亿元,而2003年这类支出就上升到1301.3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2.9%,用于公检法司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由1978年的0.19%、0.06%上升为2003年的5.28%、1.11%[8]。
日益增长的犯罪不仅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增添了社会成本,也严重妨害了社会秩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有明显的转轨期特征,经济体制由公有制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各种经济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如在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在就业方面过去的隐蔽性失业问题逐渐显化、在二元经济的转换过程中流动人口剧增、城市化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也亟待解决。
“经济转型通常都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结构失衡,原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亦因此而被打破。
[9]”有关研究表明,从人均GNP200美元到人均GNP800美元时期,既是各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会大量出现,而中国的转轨必然要跨越这个时期[10]。
中国目前日益增长的犯罪正是在转轨期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1.1.2研究目的
本论文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建国以来犯罪变化状况,试图求证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间内在的联系并寻求通过完善经济政策而减少犯罪现象的方法。
具体来说,以期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1)通过搜集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验证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指标与犯罪率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
考察不同经济体制下各种具体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失业、贫困、区域经济差异、人口流动、城市化对犯罪变化的影响。
(2)结合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探究经济发展影响犯罪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机制。
(3)提出完善经济政策、预防和减少犯罪、遏制犯罪增长的政策建议。
1.1.3研究意义
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研究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选取合理的经济政策和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础。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错综复杂的关系表明,实证地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较长时期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客观规律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必要前提。
当前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经济与犯罪同步高速增长的局面。
能否找到一条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冲突与犯罪的发展道路,对于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探究中国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客观规律、各种经济因素对犯罪变化的具体影响机制,不仅可以突破学科的局限性,把思路集中到问题的解决上来,而且可以通过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为拓宽发展经济学和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研究不同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失业和贫困、城市化等经济因素与犯罪变化的关系,实质上是对这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进行评估和检讨。
分析引起犯罪的经济原因,也是对现行刑事政策的反思。
在总结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各种经济因素对犯罪不同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对于调整和完善现行经济政策和刑事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2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1.2.1国外研究动态综述
(一)犯罪与现代化关系研究
路易斯·谢利对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2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犯罪率也在增长。
她还对当今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进行了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也面临着工业化国家曾经遇到的犯罪率迅速增长问题。
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路易斯·谢利指出:
现代化的进程给过去和现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国家带来共同的犯罪情况,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代价,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
现代化进程不仅对犯罪总量带来影响,而且对犯罪类型的变化也带来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类犯罪日益增多,而暴力类犯罪则相对下降。
对于路易斯·谢利的研究结论,许多研究者也利用了更为详细的数据进行了证实,如Fajnzylber(2001)利用4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65年到1995的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暴力犯罪呈下降趋势。
[11]Paulo·R·A·Loureiro和Mário·Jorge,Cardoso·de·Mendonc等人(2009)对巴西巴西利亚监狱7720名犯人调查后发现,经济原因是非暴力犯罪的主要因素。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社会经济环境可能对某种类型的犯罪有重要影响[12]。
这些研究都表明现代化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但是一些研究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如联合国就曾抽样提取29个不同国家进行了时间跨度为11年的调查研究;联合国亚洲远东预防犯罪研究所对1980-1986年东亚各国犯罪率与9项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了回归计算;美国犯罪学权威沃尔夫冈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理论计量模型,这些研究一致得出的结论是:
犯罪与现代化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13]
还有的研究甚至得出与路易斯·谢利等人相反的结论,即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如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通过对法国从1826年到1878年期间犯罪活动与社会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犯罪没有增加而是实际上减少了。
因此他认为经济落后,犯罪数量高;而经济发展,犯罪数量就会降低。
[14]Gary·Lafree(1998),Alfred·Blumstein(1998)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扩张时期犯罪率变化研究发现,经济扩张时期犯罪率明显下降。
[15]
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愈发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更加深化。
一方面研究者开始关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Halvor·Mehlum,Karl·Moene,Ragnar·Torvik等人通过39个国家1986到1994年数据,得出结论:
经济发展停滞和贫困导致个体趋向犯罪,而犯罪又降低经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开始把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具体的经济因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经济增长本身对犯罪的影响。
约翰·列维斯·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中列举了导致犯罪的经济原因:
(1)贫穷。
贫穷是间接地影响人民的生活状况或由供给一种生活状况使人民受其淘汰或产生无能力的人因而增加了犯罪;
(2)经济困难。
由于财富分配而起的迅速变动,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有钱者腐化,赤贫者堕落,两者都易走上犯罪的道路;(3)商业盛衰。
景气时期,人们忙于工作,经济比较宽裕,欲望不但得到满足,而且数量上得到增进,因而犯罪下降;而当衰退时,许多人失业,能有职位的薪金也少,生活程度降低,骤然的变动使犯罪的诱惑大增。
[16]Masahiro·Tsushima从经济结构分析入手研究了日本经济增长与较低的犯罪率,认为尽管失业、贫困、经济不平等是影响犯罪的原因,但是由于日本良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好的失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使得贫困等经济因素并未提高日本的犯罪率。
[17]
可以看出不管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研究者多从具体的经济因素入手进行实证考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收入分配、贫困、失业、城市化等因素对犯罪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与犯罪关系研究
在经济学上,Fleisher(1966)较早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越轨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犯罪增加的观点(Ehrlich,1973;Fajnzylber,Lederman和Loayza,1998;Imrohoroglu,Merlo和Rupert,2006),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犯罪的上升(Chiw和Madden,1998;Imrohoroglu,Merlo和Rupert,2004)也可能导致暴力犯罪的上升(Kelly,2000;Fajnzylber,Lederman和Loayza,2002)。
[18]Rodrik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会增加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并降低政治体制对外部冲突的有效反应能力,同时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暴力。
Fajnzylberetal分析认为,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许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社会暴力程度之间有着极为显著的内在关系。
Bourguigon和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认为,急剧上升的社会暴力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经济和发展的负担;这些暴力中绝大多数来自因为生活费用、医疗条件无法得到基本满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犯罪。
因此社会暴力和犯罪都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19]Matthew和Willam(1999)对50个国家1990年前后的数据进行考察,发现经济不平等和和杀人罪之间有紧密关系。
GabrielDemombynesa和Berk·Ozlerb(2003)对南非的地区不平等和犯罪进行了研究发现地区不平等会导致犯罪。
[20]Rodrigo·R·Soares(2002)研究认为减少不平等有助于减少犯罪率。
[21]沃尔德认为:
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即最富裕与最贫困者之间的差距,可以得出的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论断就是他对于这个社会中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具有因果作用力。
也就是说,当有很多富人生活在穷人周围时,穷人往往会实施更多的暴力犯罪。
这一结论揭示了:
缩小经济不平等的政策,将会导致社会总体暴力犯罪率的降低。
Alfred·Blumstein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社会财富增长,但是经济不平等逐渐缩小,犯罪也随之减少。
FajnzylberLederman,Loayza(2002)通过对39个国家1965年到1995年的数据分析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和暴力犯罪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
Lisa·Stolzenberg,David·Eitle,Stewart·J·.D·Alessio对美国15个州91个城市的经济不平等和暴力犯罪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平等是黑人犯罪率高于白人的重要原因。
[22]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犯罪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Doyle,Ahmed和Horn,1999;Neumayer,2005)。
(三)失业与犯罪关系研究
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失业率常常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环境好坏的指标之一。
失业率低表明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多。
除失业率之外,工资水平也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这二者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
失业率越高,导致失业人口收入减少,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尤其可能引发更多的财产犯罪;失业也可能引起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诱发犯罪。
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越多,工资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有利于减少犯罪。
大量实证研究都发现,失业确实对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Wong,1995;Freeman,1996;Raphael和Winter·Ebmer,2001)。
对劳动力市场环境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也大都表明,更多的合法劳动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减少犯罪(Myers,1983;Wite和Tauchen,1994;Doyle,Ahmed,Horn,1999;Gould,Weinberg和Mustard,2002)。
Cator和Land(1991)分析了美国1946至1982年间失业率和犯罪数据,发现失业率和有关财产之间的犯罪存在着相关关系。
Chirieos研究认为失业与犯罪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通常是非常显著的,特别是就财产犯罪而言尤其如此。
Bryan·Engelhardt,Guillaume·Rocheteau,Peter·Rupert,构建了就业状况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犯罪模型,表明个人的就业状况、对未来就业的预期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特别是好的失业保险系统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
[23]但是也有研究得出失业与犯罪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的结论,如Entorf和Spengler(2000)在对德国的研究中发现,失业对犯罪率的影响是模糊的Richard(1980)的研究发现高失业率和犯罪的关联很微弱,一般来说可以忽略。
Michaelw,Neustrom和William以经济周期为背景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斐特市1982-1990的数据研究发现,失业与具体犯罪如盗车、入室盗窃等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24]。
(四)贫困与犯罪关系研究
坚持贫困会导致犯罪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贫困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更小,犯罪倾向更高,尤其和收入不平等并存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实施犯罪,实证研究也发现,贫困不仅可能导致财产犯罪上升(Kelly,2000),也可能影响暴力犯罪(Corman和Mocan,2000;Fajnzylber,Lederman和Loayza,2002)。
Halvor·Mehlum,Karl·Moene,Ragnar·Torvik通过39个国家1986到1994年数据,表明贫困导致犯罪,而犯罪又阻碍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贫困陷阱。
19世纪早期,格雷和凯特勒根据法国公布的全国犯罪统计数据,对犯罪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希望在贫穷地区发现更多的犯罪,因为那里有更多的穷人。
但是通过对法国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富裕地区的财产犯罪较多而暴力犯罪较少,他们解释为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这样就把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结合起来考察其对犯罪的影响。
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利用不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乔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发现美国最大的49个城市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中的7种重罪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关联。
(五)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犯罪关系研究
通常认为在城市中常常有更多的犯罪机会,而且犯罪有着更高的预期收益,由此吸引了更多的人到城市犯罪,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状况的存在(GlaeserSacerdote,1999;Entorf,Spengler,2000)。
Joong通过对美国153个中心城市1980年到1990年数据分析,城市经济变化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
Crutchfield,Geerken,Gove(1982);Sampson,Groves,(1989);Shaw,McKay,(1969)认为人口流动是城市犯罪率高的关键因素。
[25]
1.2.2国内研究动态综述
(一)经济发展与犯罪宏观关系研究
在国内研究中,王智民、黄京平(1992)较早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分析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的特点后,他们认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了剧烈冲击,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各种不安定因素往往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
秦立强(2004)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共同动力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犯罪的增长都源自同样的动力,即人类的欲望,经济增长与犯罪增长高度相关,他还运用相关回归模型预测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犯罪还将出现新的高峰。
王勇哲(2006)在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数据的分析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和犯罪关系作了较为具体和全面的分类。
他把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以下六类:
1、经济与犯罪的总量(或增幅)大体同步增加。
2、经济与犯罪的总量(或增幅)同时下降。
3、经济总量(或增幅)增长,犯罪总量下降。
4、经济总量(或增幅)下降,犯罪率增加。
5、经济总量(或增幅)增长而犯罪率稳定,或经济停滞而犯罪增加。
6、经济增长停滞,犯罪率基本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问题日益被人们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二者关系的研究,多数人的研究结论都认为经济发展与犯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如:
谢冲晓(2001)认为经济与犯罪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慢对犯罪率的升降有直接影响。
[26]谢岸烨(2005)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犯罪数量的增加。
[27]朱克雄、郑凯(1998)[28]、王兴华(2002)[29]都关注到经济与犯罪同步增长的状况。
夏朝晖、吴继承(2006)在肯定经济发展对犯罪的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犯罪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犯罪的经济因素与经济运行过程共存,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经济因素的变化,在经济犯罪的存在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张力,从而使得社会在有序与无序地交替过程中跃进。
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经济犯罪行为的单纯数量增长,从而达到控制或者减缓经济犯罪继续严重的趋势,进而重新建立市场的有序状态,但是市场的这种自我周期约束机制,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看得见的手”就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经济犯罪过程利弊交织的特点给市场一定的活力和张力,在浪费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可能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30]不仅理论界在关注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的关系,司法实践部门也开始发现犯罪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在调研中发现:
农村经济发展的有限性与人们物质欲望膨胀的冲突、消费的超前性和生产力的落后性的矛盾是诱发农民犯罪的直接原因。
[31]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发展对具体犯罪类型的影响。
如:
莫洪宪等(2005)发现,近年来我国各种重大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这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经济领域中的腐败现象都有关系。
[32]杨维根(1999)认为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期。
社会从原来自然有序状态向新的平衡态转化中,自然会出现某些远离平衡态的现象,从而引发暴力犯罪的上升,但是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控制和防范暴力犯罪的发生。
[33]刘守芬(1996)发现经济发展会带来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增多。
[34]
许多学者把经济发展纳入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中,研究中国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
肖建国(1999)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犯罪的根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的利益冲突、收入分配格局、贫困等问题则直接引发了犯罪,而犯罪的核心仍然是经济问题。
[35]李锡海(2008)认为现代化与犯罪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社会现象,有产生的共同社会根源。
引发多种矛盾和冲突导致异质性因素侵入.造成控制机制弱化[36]。
康树华(2005)认为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社会转型和政策重大调整时,犯罪会出现高峰。
从犯罪类型看,经济犯罪日益增多,新型犯罪不断出现,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解体所造成的。
[7]宫志刚(2003)认为犯罪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
[37]李延舜、叶素萍(2006)认为现代化过程导致公民对自己违法行为控制的衰弱,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文化多元化或者说文化宽容是造成社会控制衰弱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家投入太少,国家法律实效不高,这一切使违法犯罪现象高发,特别是财产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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