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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黄克诚新四军第3师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回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63-179页,并注释:
此文选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
(《辽沈决战》上,第184-205页也刊登了此文)
从苏北到东北
——新四军第3师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回顾
黄克诚
1940年5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我率八路军第2纵队一部分主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
皖南事变后,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我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负责开辟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3师(含地方部队)已经发展到7万余人。
1945年9月,我奉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部队4个旅和3个特务团共3万5干余人奔赴东北,参加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东北的人民解放战争,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领导指挥下,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与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回顾这段历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不久,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我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一部,到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第2师的部队会合,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
在回师苏北的途中,9月13日经过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我军少部分部队也已进入东北。
我就请当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
饶漱石当时不同意发这个电报。
我便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提出了我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
这封电报说:
“蒋介石同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是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和拖延时间之手段。
而在军事上,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估计顽军……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们的方针约有下面三个:
(一)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二)有利基础上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三)有决心的主动的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和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永远不会放弃我军我党);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延长,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进行长期斗争。
军事部署上,我建议:
(一)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
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
(二)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三)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四)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山东应调3万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及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新四军)1个师主力应调回江北。
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若被截断,会被迫打游击。
以坚强主力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电报最后说:
“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
、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故集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
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
这封电报于9月14日经华中局电台发出后,我即离开华中局驻地,率部回师攻下淮阴和淮安两座县城,歼灭伪军1个师又1个旅。
9月22日,当我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淮安城时,只见满城军民载歌载舞,欢腾雀跃,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历经战争创伤的人民群众渴望和平,需要休养生息,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可是,我心中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我根据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很快又将成为我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的战场,已经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根据地军民,还将作出新的牺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
(二)
1945年9月23日,我接到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开赴东北。
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
当时曾有个说法,要我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的。
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些,以便有备无患。
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
所以,我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去东北。
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入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
当时尽管受到一些责难,我还是坚持这两条:
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来。
这样,我一边安排先头部队及后勤人员由第一副师长刘震率领即刻出发,一边抓紧筹集棉衣。
9月28日,我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随师部从淮阴启程,向山东进发。
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我们到山东以后,要停留一个时期。
在行军途中,我一再考虑部队在山东滞留非常不利。
历来强调兵贵神速,捷足先登,进军东北应不失时机、争分夺秒地快速行动。
若在山东久留,再动员北进,又将费些周折。
于是,我于10月4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久留,稍事休整立即北进。
10月6日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
“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10月12日,部队进入山东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了粮食,即向河北进发。
在山东临沂地区,陈毅同志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以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情况。
10月14日部队继续北进,经沂蒙山区的蒙阴、新泰,于10月21日到达莱芜城北停留一夜,于22日继续出发,过了胶济铁路和黄河,于10月26日到达渤海区的商河、济阳一线。
接着,经德平,于10月31日在东光以南穿过津浦铁路,进入河北景县地区。
旋于11月2日进入冀中的献县、河间一线,又经霸县、固安,跨过永定河,在廊坊地区越过平津铁路,于11月10日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
当时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又无雨具,不得不就地休息了两天,并补充粮食。
这时,得知敌杜聿明部5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已与我守卫山海关之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
考虑到部队既然已难按原计划经山海关进入东北,我便于11月8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
11月11自,我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我率部队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
13日又接东北局电令,要我部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我统一指挥新四军第3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我当即于11月14日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并转报东北局,说明新四军第3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尚需6天时间,且部队极度疲劳。
军委前已有电令要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现东北局又电令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
14日接到毛泽东同志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令我部与梁兴初师速分路平行前进,限24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
15日,毛泽东同志又电示东北局:
“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
应令黄、梁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我们即从玉田出发,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
这样,新四军第3师主力部队4个旅、3个特务团共3万5千余人,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历时两个月,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
由于长途跋涉,部队伤病等原因,发生一些减员,到达东北时,部队的人数是3万2干。
新四军第3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时的战斗序列是:
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第一副师长刘震
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七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郭成柱
八旅旅长张天云政治委员李雪三
十旅旅长钟伟政治委员王凤梧
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
特务一团团长郑贵卿
特务二团团长何文清
特务三团团长高峰
(三)
在新四军第3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之前,李运昌率所部先期1个多月进入东北,很快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
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李部从锦州撤退,11月26日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我刚刚到达锦州附近,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我部负责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当时,我们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
前据中央9月15日转发曾克林的报告中说: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但我们到达东北后,情况并非如此。
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
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
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
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先头部队第8旅及先遣人员,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
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的动员时,对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
我们只好重新做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在这种。
隋况之下,要我们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有鉴于此,我于11月26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在东北地区的位置以外,着重讲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
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
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
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
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发电报提出建议。
11月27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敌特、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毛泽东同志很快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
11月29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报指示:
“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接到电报指示的当天,我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说:
“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
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
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
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5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
求得5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
”我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
每师(或旅)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
”在电报的最后,我建议,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
我先后给东北局发了3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
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
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与我部联系。
我才知道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
而林彪的司令部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二三十华里。
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
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
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
“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我则同林彪会合,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
我就便又向他陈述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
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
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
毛泽东同志于12月28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
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醒说:
“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80页。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住在义县附近期间,就将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分散在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不久,国民党军进攻义县,我同林彪一起撤到阜新。
紧接着国民党军又向阜新大举进攻,我建议林彪先撤。
林彪遂率山东部队梁兴初和罗华生的两个师以及新四军第3师彭明治的7旅,撤到康平、法库一线。
待林彪撤走以后,我将新四军第3师的10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东西一带活动,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我率第8旅和3个特务团等部北进通辽,于1946年1月12日攻下通辽城,歼灭了国民党收编的1千余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
随即,我们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根据这一段对东北情况的了解和工作实践,我于1月29日给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我对东北军事上的意见。
电报说:
“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
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
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我军没有近代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
国民党军据有铁路、公路,集中分散运动灵活,与内战时代不相同。
敌人有对我作战的社会基础,兵力多,与抗战时期之日本大不相同。
故过去内战、抗战两时期集中分散对付敌人之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东北之情况,必须有新的办法来适应今天之情况。
东北地区广大,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要求长期控制全部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之城市乡村,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即变成根据地亦是不可能的。
如现在企图长期全部控制成为根据地,而平均使用力量,则有得到相反结果的可能。
根据上述三项,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我意我们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下列三种地区来使用力量:
(一)决战地区,
(二)游击坚持地区,(三)政治攻势地区。
三个单位中确定一个地区为主要决战区。
所谓决战区,即是预定在该地区与顽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者。
现在即将军队主力和地方干部集中该地区进行打匪、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整个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准备粮草,创造战场,到顽军向该地区进攻时,即不顾一切进行决战。
只与顽打游击,消灭顽小部队,这种地区只配备次要部队和地方干部。
顽军进攻前,则控制现有城市,打匪,创造根据地;顽军进攻时,则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之目的。
所谓政治攻势地区(即中央指定不作战地区),完全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进行群众工作,与(向)顽进行政治攻势。
这种地区顽未到前,以小部队维持治安;顽到后,即退到乡村掩护群众工作和进行政治攻势。
上述划分地区的办法,可能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和兼顾创造根据地与作战两个方面的要求。
”
(四)
1946年1月12日打开通辽以后,我得知东北局已在西满建立了分局和军区。
我就打电报向东北局建议,把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与地方相结合,亦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于开展工作。
东北局采纳了我的意见,任命我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
当时西满分局驻地在郑家屯,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
在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之前,吕正操已离开西满到东北局工作。
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以后,又任命我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在李富春的领导主持下,建设西满根据地。
富春同志主管党、政方面的工作,我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
整个西满地区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此时,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已经分散开了:
第7旅由林彪带到康平、法库一带,归林彪直接指挥;第10旅和独立旅在辽西彰武东西一带山地活动,由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8旅1个团和1个特务团及师直由刘震带到长春以西的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三肇、大赉、甘乾等地区开辟根据地,组织了吉江省军区,由刘震任吉江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接替郭述申任省委书记。
部队分散到地方活动以后,普遍建立了与群众的联系,加之不断用缴获土匪、伪军的武器和物资装备自己,使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我们在东北已经建立了情报工作系统,可以及时地掌握敌军的动向。
1946年2月13日,林彪在彰武、法库间,指挥山东部队一部和新四军第3师第7旅,消灭了国民党第13军第89师的4个营及1个山炮连、1个运输连。
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子歼灭战。
在此稍前,我打电报给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要他统一指挥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第10旅和独立旅部队,消灭骛欢池和泡子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吴信泉立即到骛欢池指挥作战。
先以钟伟的第10旅主攻,独立旅助攻,于2月12日夜收复了骛欢池,消灭了国民党第13军吴觉部1个营。
旋即,又以独立旅主攻,第10旅助攻,于新立屯以北的泡子车站,歼敌1个多营。
这些战斗的胜利,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6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反苏示威,要求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
斯大林遂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
这样一来,反把国民党搞得措手不及。
因为当时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其他各大城市;南京国民党政府更是鞭长莫及,向东北调兵遣将尚需时日,便只好由他们在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
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开手脚去夺取大城市,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影响。
3月12日苏军从沈阳一撤出,我就立即把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第10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攻取四平。
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第10旅就趁势攻下四平,俘虏了几千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攻下四平之后,我又将第10旅部署在开原一线,以阻敌北进。
4月中、下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走,刘震即率新四军第3师第8旅一部和特务1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于4月18日攻下了长春,消灭伪军“铁石”部队1万余,缴获甚众。
夺取长春之后,又用火车运送特务团北上,于4月24日攻下了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干名。
在北满的山东部队第7师和359旅之一部,于4月28日攻下了哈尔滨,歼敌近万。
这一阵连续攻城作战,共毙俘伪军两三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
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
从而,加快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五)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在关内达成停战协定之后,马歇尔回到美国。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东北能否实现停战,要待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以后,视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好作出判断。
不过,我不大相信国民党会真正停战。
四平被我攻下后1个月,即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已经明朗化了。
在此情况下,我军再固守据点已无意义,应当避开强敌,把大城市暂时让出来,给敌人背上这个包袱。
当林彪移驻四平附近时,我向林彪谈了我的想法和建议,并把西满的部队全部交给林彪直接指挥,以便统一部署大规模作战。
不久,国民党军开始向北推进,在开原一线遇到我军的阻击后,即停止了前进。
国民党军原以为可以像进占沈阳一样长驱直入地进占四平,遇到阻击之后,才知道那样不行。
于是,敌人重新部署进攻,兵分三路攻打四平。
敌正面是新1军和新6军,左翼是陈明仁的71军,右翼是52军和60军等部。
林彪曾征询我的意见,商讨这一仗怎么打法。
我建议选择敌三路中较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右翼,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
林彪遂决定指挥山东部队梁兴初的1师、罗华生的2师和新四军第3师彭明治的7旅、钟伟的10旅、吴信泉的独立旅以及张天云的8旅(欠1个团),在八面城以南大洼一带,将敌陈明仁的71军之87师歼灭,毙俘敌4f人,还击落了1架敌机。
国民党军组织的第1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我击退。
旋即,敌人倾其全部兵力再度猛攻四平。
这次东北国民党军集中了8个军的兵力同我作战。
其中新1军、新6军和青年军207师(相当于军),全是美械化装备。
敌新1军和新6军,系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两大主力。
抗日战争时期,新1军和新6军专门到印度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后空运云南,开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回国,又被国民党派往东北打内战。
敌其余的5个军,即13军、52军、60军、71军、93军等,也都是半美械化装备,均有一定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在四平一线我军的兵力要少得多。
虽然后期又调来山东部队的7师和新四军第3师的8旅一部参战,但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尤其是我军的装备远不如蒋军。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林彪指挥东北我军约10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
这时西满分局已撤到白城子。
我在白城子给林彪打电报,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
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
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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