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追寻与当代青少年孝感意识的重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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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追寻与当代青少年孝感意识的重塑
一、孝文化的缘起与内涵
《辞海》中注释“善事父母曰孝”,这是孝文化最直接的含义。
汉字教育的“教”字,就由“孝”和“文”组成;孝字由“老”与“子”的上下结构会意字而成,意思是青年人背着老年人,引申为和谐的代际关系。
《说文解字》解释孝,指善事父母,充分说明孝不仅仅局限于对父母的精神方式,还包括物质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孝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们的孝观念(孝意识)、孝的行为规范和有关孝的理论、制度、习俗、行为方式的统称”。
[1]“孝”经过历代的弘扬和发展,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孝丧、孝祭和守孝”,尊敬祖先;第二、“孝敬事亲”,奉事父母;第三、“孝继”,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第四、“孝行”,治国之本。
孝的这些文化内涵,通过一定的思想或物质的形式展示出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其延伸渗透的部分,则成为东方文明的精神支柱。
宋金兰认为“孝”字从“爻”(从“交”)暗示着与男女交合有关,至于从“子”则表明“孝”也跟生育有关。
“‘孝’的原始字形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
”‘孝’字所记录的是早期汉语中“家庭”的“家”这个词,因为构成家庭的基本要素,就是夫妻及其子女。
[2]由动物“反哺本能”发展进化而来的人类敬母爱母之情是孝产生的情感基础。
“鸦有反哺之义”即《本草纲目•禽部》载:
“慈乌:
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
”以及“羊有跪乳之恩”等都是基于情感因素。
其依据主要有:
人有理性情感;对母亲的感恩包含生命崇拜心理因素,以及对母亲的感恩包含母权崇拜心理因素,敬母爱母之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它是孝产生的情感基础。
早期人类由对象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转变是孝产生的认识基础。
“在这种长期和自然的斗争中,人逐渐形成了对象意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外界自然和他人的存在。
”[3]早期人类由对象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转向,是一个过程,是思维中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对祖先的崇拜和祭奠,是古代人类对生命本源的迷茫和探索的表现形式,它也充分说明孝的正式产生与父权制有着很大的关系。
而对生命本源的探索,是人类对象意识向自我意识转变的结果,它是孝产生的认识基础。
中国的宗法制强化了孝的社会制度保障,它构成了孝产生的特殊性,宗法制度是由原始时代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孝的产生与父权制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血缘为其纽带,家族为其本位。
宗法制度为中国文化的最独特之处,这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不仅成为孝产生的温暖土壤,使中华民族的孝文化较其他民族之文化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同时,宗法制度强化了孝的社会制度环境,使孝的成型和发展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
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孝的产生具备实践可能性,是孝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华夏文明的连续性是孝文化得以绵延的重要条件。
关于“孝”的内涵,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认为,孝在初始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
周代至春秋之孝,其主要内涵为尊祖敬宗。
“祖先崇拜的产生是人类为追索其祖源而展现的对生命本质与价值意识的一种外在形式”。
[4]查昌国先生也认为:
“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孝是君德、宗德,其内容为尊祖,有敬宗抑父的作用。
”[5]他进而认为春秋之“孝”非尊亲,而是直接源于西周之孝观念,其主要内容为“尊祖敬宗”、“保族宜家”(“家”指宗族共同体),凡君宗惠于族人和下辈的行为,皆可谓之孝。
以父为对象的孝只限于君宗的范围,是调节君宗与储君嗣宗关系的重要政治准则,并不是维护一般父子关系的伦理准则。
[6]钱穆认为:
“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是根据在殷商时代即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
上古的祖先崇拜,演变出儒家的孝道:
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
[7]既然孝最初源于人们尊祖祭祖的情怀,那孝之初始含义便是尊祖祭宗。
《礼记·祭统》中记载:
“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
生者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周初,孝之观念是以祭祀祖先的宗教仪式存在的。
祭祀祖先的道德内涵就是尊祖祭宗。
孝之尊祖祭宗源于其“报本返始”之意,《礼记·效特性》中: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效之祭也,大保本返始也”,反映了“孝”观念所凝聚的礼乐文化。
上述从孝的祖先崇拜的视角,对孝的起源作了一定的分析,使我们对孝的原初含义有了基本的了解。
进入文明社会,孝的演变更多的是加入了社会意识的范畴。
而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又呈现不同的特色。
二、孝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阐释与演变
“孝”字最早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
进入历史时期,已具有人文色彩,其含义已接近现代汉语的解释。
西周时期,家庭意义上的孝观念也有所发展,并有相关律法作为强制手段。
它要求为人子女者,对在世的父母要尊敬、顺从,恪尽奉养之责,否则就是“不孝”,是“元恶大憝”,须严加惩处,“刑兹无赦”(《尚书·康诰》)。
因而,相关的“追孝”、“享孝”、“孝祀”并未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
《诗经·大雅·既醉》:
“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诗经·大雅·文王》:
“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诗经·小雅·天保》:
“吉蠲为餙,是用孝享”。
《尚书·酒诰》记载:
“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西周时期的孝是指由奴隶主阶级独占的祭祀先祖的特权,孝的客体即孝所指向的对象是大大小小奴隶主的先祖们,因此尊祖敬宗也就成为早期孝观念的原始表征。
至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阶级,《诗经·小雅·四牧》也有记载:
“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可见在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下,奴隶们惟一的选择就是羁縻王事,孝是不及于他们的。
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和周王室的日益衰微,宗法血缘等级制度日趋瓦解,传统的礼乐文化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正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始了对传统孝道的继承和改造。
首先,孔子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孝是每个人的天性,《论语·学而》:
“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这种态度———孝既是人的天性使然,同时也是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
于是孔子就从人性的哲学高度淡化了奴隶制孝道的贵族化色彩,将其推广和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为传统孝道的存在和继续发展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其次,孔子将行孝与为政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使孝与国家政治挂钩,扩展了孝的适用范围。
《论语·为政》记载:
“或谓孔子曰:
子奚不为政?
子曰: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可见孔子是主张行孝即为政的,既注重统治者的孝行垂范作用,又提倡众人之孝来醇化社会风气。
再者,孔子讲求忠孝一体,孔子认为孝敬双亲是忠君的前提,事亲以孝的人出仕之后自然也就能忠于其君。
忠与孝的结合进一步扩大了孝的社会意义,也为新型孝道走到政治的前台铺平了道路。
最后,孔子保留了传统孝道的躯壳和形式,注重死后的祭祀和守孝等仪式。
《论语·为政》记载,当孟懿子问孝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将祭祀与生养死葬等量齐观,使丧祭之礼成为孝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孔子的一番改造,孝的观念首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尊祖敬宗转变为对父母尊长的敬奉和供养。
由此这一时期的孝道就从奴隶主阶级必须遵守的贵族守则转化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和遵守。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征战频繁,再加上人口的激增,老人问题逐渐的凸现出来,孝的观念和孝道为时人所看重。
《史记·吴起列传》载: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
尝学於曾子……(吴起)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
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遂事曾子。
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
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8]曾子是孔门大贤,笃信孔子的孝道,曾子本人在孔门弟子中就是以孝著称。
曾子以孝为一切道德的根本和总和,以孝统帅一切伦理道德。
认为孝不仅是个人行为和治理家庭的准绳,而且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纲领,是天经地义,永恒普遍的基本原则。
吴起为了表明自己求学的决心,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没有回家奔丧守孝,毫无疑问,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曾子的强烈不满,因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既是孔子的圣训,也是为人子者应该恪守的基本的伦理道德,所以吴起本人遭到了曾子的鄙视,并最终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决裂。
通过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观念的内涵包括对父母生时的敬奉、供养以及死后的安葬、守丧等等,而经过孔子改造之后的新型的封建孝道,作为基本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熟悉、认知和遵循。
秦汉时期,秦代继承先秦“惩治不孝”的传统,专有惩罚不孝的规定。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就载:
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见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
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而且更加繁密严厉。
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经》与《论语》并列为必读的圣书;《礼记》继承和发挥传统孝道,从奉养、丧葬、祭祀等方面,全面、详尽地论述了行孝的具体要求,规范了孝行,从操作层面上解决了人们应该“如何行孝”的问题;董仲舒等把神学迷信融入孝道当中,明确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君臣、父子等人身依附关系神秘化、神圣化,使孝道以纲常名教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大大地增强了孝道的约束力量。
这样,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而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申明“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并采取一系列举措倡扬、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利用各种浅显易懂、浅近易行的教孝读本传播孝道,并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教材;通过赐牌匾、立牌坊、建祠堂等方式褒奖孝子,树立孝道榜样;建立健全尊老养老制度,营造重视和践行孝道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孝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把砥砺、践履孝道与求爵取禄、拾青摘紫结合在一起,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孝道被融汇、贯彻到治国御民的政治实践中的同时,也逐渐转化为老百姓的日常行为和精神信仰。
魏晋南北朝,从魏文帝曹丕公元220年即位开始,至公元581年隋朝建国,其间360年的时间,政权更迭频繁,政权旁落时有发生,封建割据严重,门阀制度兴起。
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又有了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与汉代的移孝为忠截然相反。
三国志·魏志卷一四程昱传:
张邈等叛迎吕布,……昱乃归过范,说其令靳允曰:
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孝子诚不可为心……君必固范,我守东阿,则田单之功可立也。
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
唯君详虑之。
允流涕曰:
不敢有二心。
魏志卷一太祖纪建安三年十月: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
张邈之叛也,邈劫谌母弟妻子。
公谢遣之曰:
卿老母在彼,可去。
谌顿首无二心。
公嘉之,为之流涕。
既出,遂亡归。
及布破,谌生得,众为谌惧。
公曰:
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
以为鲁相。
毕谌、徐庶选择的是孝,而靳允选择的是尽忠。
自晋以后,则以选择孝为多。
隋朝时期,实现了疆域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它却面临着“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9]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隋朝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
为了尽快达到“孝治”目的,隋首先在学术上倡导对《孝经》的研究和探讨,并对突出的孝行进行彰表;其次又采取了下诏嘉奖、树立楷模等一系列措施。
具体来说,隋在以“孝”治国安民上,主要施行了以下的一些政策:
一是重视《孝经》学术研究,加强孝文化教育《孝经》作为儒家孝道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受到历任统治者的推崇。
二是以身作则推广孝行,树立楷模,表彰孝子为推广孝行,高祖曾下诏:
“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9]可贵的是,杨坚不但这样号召,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世人树立了尽孝的表率。
此外,隋朝颁发诏令,将“尚老、敬老”制度化,用法律来保证年老政府官员的老有所养。
冬十月癸亥,诏曰:
“…方叔元老,克壮其猷。
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庞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佇其弘益。
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
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廪,以终厥身”。
[9]隋朝对高龄社会成员的特殊礼遇与重视,无疑大大促进了隋朝民间尊老和孝亲风气的盛行。
四是制定了《开皇律》。
其中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发展为“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不孝”被列为“十恶之七”,并规定“十恶”虽遇赦,亦不免刑。
隋朝将“不孝”纳入国家法律,并据此,对社会上的“不孝”行为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
但是另一方面,当隋朝的“孝治”与法治出现冲突时,隋王朝则一般以孝枉法,屈法循孝。
对因孝犯法之人给予宽恕和减免,甚至还对其授予官职进行任用。
唐朝建立以后,政治上承袭“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立国原则,继承西汉以来的“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继续普及《孝经》,族表孝行,奉行尊老国策,设立孝名科目以孝举人选官。
但唐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施行“孝治天下”,将孝进一步政治化。
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想从理论上理清“孝”与“忠”的关系,解决“移孝于忠”的理论难题和“忠孝不能两全”的实践困难;唐朝主张“忠”与“孝”并举;各求所志,盖取诸随;最终由“孝”及“忠”,“移孝于忠”。
二是将孝道法律化。
唐朝统治者在大力宣扬孝德孝行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规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以遏制不孝行为的发生。
在唐朝,法律对“不孝”作了明确的界定。
唐朝规定:
“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反,是名不孝”。
[10]“不孝”被列人“十恶”即十条重罪中的第七条,其具体罪行主要包括:
“告言,诅置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自身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10]等等。
为此,唐朝进一步将孝道法律化,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孝道。
这既是唐朝孝文化的特色,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孝文化的发展。
唐朝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社会的繁荣稳定,与这一时期孝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
宋朝时期,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在孝文化中,忠越来越居于孝前,并且被日益固定为“死事一君”之义。
宋朝的统治者明确地规定了在孝文化中“忠”才是核心。
《宋大诏令集》第一百九十卷《政事·诫饬》收有宋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约束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诏》,诏令明确规定:
“新授职官内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式,其余不在改避之限”。
[11]与上文所引唐代规定形成鲜明对比,公先于私,或说忠先于孝,而私事断不能影响公务,而其中更重要的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孝,对皇权的孝,也就是尽忠。
孝在中国传统上早已融进到封建礼法的教育里。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宣扬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并把对最高统治者的忠放在对家庭中家长的孝之前,使忠君孝父成为封建道德的重要规范,所谓忠君即是“至理”、“至德”。
在“忠”与“孝”两者的关系中,“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为了皇权的稳固,必须讲孝,这样才能尽忠,“孝”成为实现“忠”的手段。
契丹建国之后,契丹皇帝每以忠孝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
太祖征乌古部途中,闻皇太后不预,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
孝道在契丹贵族显宦中成为被广泛遵循的道德规范。
至于汉人官员更是以忠孝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准则。
女真建国后,皇帝对孝较为重视。
熙宗自幼受业于辽朝降金汉人文学家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即位后,仿照唐宋制度,实行改革,积极推行中原礼教,倡导儒家孝道思想。
世宗、章宗时期儒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他们认为女真原始、质朴的旧风与儒家思想并无二致,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世宗经常以孝悌教诲子侄和近侍。
当时《孝经》还是国子学、太学入学考试科目之一,由国子监印行,授诸学校。
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制定科举考试出题之制,府试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等内出题,并诏亲军习《孝经》、《论语》。
金朝还以多种方式奖赏孝义之家。
到蒙元时期,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把儒家伦理道德与民族伦理道德溶为一体。
元代重视孝道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在孝道的宣传上有所成就。
在民间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多数人认为是郭居敬撰辑。
《二十四孝》流传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
自元代之后,由于二十四孝的广泛宣扬和提倡,不近人情的愚孝行为,在民间社会也时有发生。
明清时期,非常重视孝道。
明朝朱元璋也大兴孝道,把孝看作风化之本,古今之通义,帝王之先务。
文化教育的全面灌输使人们自觉地确立了孝的观念,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
政治上的提倡、奖掖。
同时,还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拔官员亦讲孝。
雍正帝多次“命举忠孝节义”。
把察举族表忠孝节义作为政治事务强调,促使人们争做忠臣孝子。
据统计从西汉开始受族扬的孝子在汉代7人,唐代39人到清代达到10302人,[12]使用表彰越来越频繁说明忠孝观念的日渐强化。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
“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己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己矣。
一举足不敢忘父母”。
[13]他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开始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传统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在艰难曲折中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包括孝道在内的伦理道德也实现着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换。
由于社会进步、制度转换使封建孝道的生存缺少了根基,又加之孝道本身人民性与封建性同在、精华与糟粕并存,于是近现代史上孝文化受到了激烈批判与弘扬重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
在社会政治与民众实践领域,也同样是肯定与批判并存。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看到,传统孝文化也历经风雨和沧桑,而且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一种稳定的作用,在促进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和谐、家国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流传的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故事,在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
此外,儒家泛孝之义的人心扩充——积极事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民族等观念,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文化资源的原动力作用。
三、孝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积极意义
孝文化于家庭,突出强调了个人对家庭(家族)生殖繁衍的职责和义务。
孟子曾经说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一孝道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中国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以及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的社会环境相关联,是古代中国历史状况在人口思想领域的一种自然反映。
孝文化强调家庭对老年人赡养的职责与义务。
任何民族的独特的文化精神财富的产生,都曾与其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紧密联系。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血亲关系是最牢固的纽带。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态,这种具有血缘化农耕性的封闭式家庭生产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都主要依靠家庭这一载体来完成,而以家族为中心的生存(生产、生活和交往)状态,必然地要构成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养儿待老,积谷防饥”的民谚。
这一“孝道”思想,在长期演进中,转化成了中国文化关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
孝道中强调对父母的赡养,其中包括养亲与敬亲两个方面,敬亲是子女对父母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内在亲情的道德要求,体现了人的文明和教养程度。
同时,孝是“齐家之宝”。
《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
因为修身齐家在于孝。
按古人的思想,人欲齐家,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行其孝。
《礼记·大学》说“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如何才能“修其身”呢?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说:
“治身莫大于孝”。
孝不仅有利于维持家长掌控家庭生产经营,使家庭技艺能够薪火相传。
同时,孝之养亲、尊亲、敬亲等观点对于家庭治理,尤其是对于维护复合型大家庭的秩序,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简言之,孝是“齐家之宝”;孝可以治家,可以给家庭带来平安幸福。
孝文化就社会而言,其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首先是规范社会道德,在古代,孝被看作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与起点。
子女生下来后,最先接触的人际关系是父母,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并生发出子女对父母以及通过他们对人类的爱。
孝的本质是一种爱与敬的情感与行为,因此,它是一切道德之本源。
孝在古代中国的社会作用极为显著。
孝文化内含着道德教育功能。
其一,强调德性教育为先。
《增广贤文》载:
“百善孝为先”。
《三字经》则更强调孝德高于智德,“首孝悌,次见闻”。
一个人首先应该培养孝敬顺从的美德,而后才能够学好各种知识。
其二,提倡忠诚思想。
古人所讲的孝敬父母包括尊敬父母、侍养父母和顺从父母三个方面,其实质就是要亲爱父母,忠于家庭。
在孝道盛行的传统社会,孝文化超越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提倡出孝及忠、忠孝合一,忠孝节义成为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不可否认忠孝有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一面,但是,客观上忠诚不二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民众也起到了道德教育的作用。
其三,感恩思想的教育。
孝文化指出父母对子女有三方面的“恩情”:
“一是生育之情;二是养育之恩;三是教育之泽”。
[14]孝文化要宣传“感恩”意识,要求子女以实际行动回报父母。
“感恩”意识的培养是培植人类善良品质的基础,是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孝文化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家庭稳定才有社会安定。
在封建社会,孝是保障家庭和睦、邻里相亲的良方。
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的基础,上慈下孝是家庭基本伦理规范,保证子女在父母的关爱下健康成长,父母在子女的赡养下安度晚年,维护着家庭关系的稳定。
同时,孝有助于团结和谐人际关系。
在封建社会早期阶段,由于孝道的约束,养成了人们温顺、礼让、兼爱的性格,孝在客观上有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生产力,培养人们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
最后,孝增强了人们热爱和平的愿望。
在孝道伦理规范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家庭的天伦之乐,满足于平静祥和的生活,虽苦不言,虽贫不争,反对斗争,反对社会动荡,渴望和平与和谐。
此外,孝有助于保证社会安定,恩格斯曾指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既有对立的利益,也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通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所以就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稳固了社会才能得到稳定。
用“孝”来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言行各有所依,这样家庭能保持最大的稳定,从而使社会也得到稳定。
这就是孝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能起的最大的社会作用。
孝文化就国家而言,是一种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首先孝文化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工具,传统的孝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历代封建政府皆以尊老养老作为治国的根本,强化了家庭家族观念。
这种在儒家文明熏陶下的东方特色家族制度在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孝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贤、兄友弟恭、待友诚信、谦和好礼、处事循义、尊老爱幼,以及仁、义、礼、智、信等,这些思想虽有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形成优良道德风尚的作用。
其次,孝文化是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情感基础。
“孝”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
由于在古代社会孝亲意识衍生出忠诚精神,由于对家庭的孝上升为对国家的忠、对民族的爱,孝悌思想使我们民族心向故土,依恋父母之邦,邦国之恋与乡土之思,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联络情感和聚拢人心的强力粘合剂,以致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
杜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豪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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