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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历史世界历史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外国历史、世界历史”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差不多把记述历史的范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
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象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可不能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可不能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
然而,他们如何讲把已知的地理范畴视为一个世界,同时把发生在那个范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
在那个意义上,他们为那个已知地理范畴所写的历史,确实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确实是希腊人当时所明白的世界。
因此能够讲,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实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
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
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畴,却扩及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明白的世界。
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适应讲法,笼统地称那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
那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
关于为如此一个宽敞的地理范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有《历史》40卷,现存前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
但中心之外,所记范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
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1卷第3节中讲,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往常,“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进展,人们所能明白的世界的范畴日益扩大。
然而历史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如此或那样的局限。
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
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
那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那个世界之外。
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12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
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
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著《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
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
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
其周围地区,只是是那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
然而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他们著述的范畴因此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如何讲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
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能够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
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
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不管是古代的依旧中古时代的,不管是东方的依旧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第一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
当时历史学家所明白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明白的世界:
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邻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
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
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轻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
因此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以及如是等等。
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
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进展以及由此显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进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
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时期制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
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明白得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
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
从纵的方面讲,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讲,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
从横的方面讲,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
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讲“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
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创了道路。
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阻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
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
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
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阻碍。
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
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
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
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显现。
其中最闻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
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觉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
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专门大阻碍。
但也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旧以欧洲专门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进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旧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进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全然方面探究和阐明历史进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
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100卷。
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著。
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只是,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
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
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
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讲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
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截了当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
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阻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坚决。
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担忧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咨询,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进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定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咨询题。
形状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进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
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
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舍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
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讲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
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全然克服。
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立即消逝或必定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旧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进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不的明显特色。
它以社会经济形状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入侵民族的历史,同时力求在物质生产进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进展的规律。
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进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
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旧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
在那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状依次进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
关于历史如何进展为世界历史的咨询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专门慢。
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
这部书第一在中国打破用国不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
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
关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进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专门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不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
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
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差不多原理动身,以时刻的连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近些年来,还连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
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进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
世界历史的纵向进展和横向进展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排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K.马克思、F.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论述,最早地、也是最为鲜亮地突破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唯心史观和民族偏见,因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观,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状学派的讲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地进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进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
纵向进展方面和横向进展方面。
那个地点讲的纵向进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状的更迭。
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差不多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进展的诸时期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状。
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进展的纵向序列。
那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都一无例外地按着那个序列向前进展。
有的没有经历某一时期;有的长期停顿于某一时期;即使属于同一时期,其进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
然而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
总的讲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状向高级社会形状的更迭进展,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直截了当生产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又由阶级社会到以后共产主义没有奴役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尽管形式各异,先后不一,那个纵向进展的总的过程,却仍旧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
基于这一明白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进展方面差不多作出了许多可贵的成绩。
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进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紧密,终于进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状》中指出:
“各个相互阻碍的活动范畴在那个进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进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完全,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在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个点上。
尽管考古学家以实物证明,这些分散的点并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曾经有过某些偶然性的接触,然而,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各个点都还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换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范畴的开拓活动。
因此,点与点之间差不多上是相互闭塞的,其横向联系几乎没有,即有也极其有限。
在进入农耕和畜牧之后,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展,私有财产的形成,一些地区先后显现阶级社会。
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极端狭小的孤立状态,开始结成有一定领域范畴的国家。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开始显现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
然而,在阶级社会的前资本主义诸时期,即使在经济进展比较先进的农耕地区,差不多上都依旧自给自足的经济。
社会分工和交换虽有所进展,但如何讲有限,手工业和商业都还处于附属的、补充的地位。
只要生产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畴,各民族、各国、各地区间相对闭塞的状态就依旧存在。
到了15、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滋长。
随着“地理大发觉”,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为紧密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马克思曾经指出:
“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那个历史结果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显现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不是一直存在的世界历史,直到这时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存在。
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联结为世界一体的这一横向进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持续进展。
在物质生产持续进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定持续扩大。
这种扩大必定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确实是历史逐步进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
尽管各地区在不同进展时期打破闭塞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进展过程仍旧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在历史进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进展和横向进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
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进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进展。
纵向进展制约着横向进展。
纵向进展所达到的时期和水平,规定着横向进展的规模和广度。
处于较低社会进展时期的人类,不可能形成复杂的社会分工,可不能有程度较深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
与此相应,人们就不可能在较宽敞的范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
不达到较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没有程度较深和方面较广的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历史就只能是各个地区相互闭塞的历史,而非联系紧密的、结为一体的世界历史。
这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诸社会进展时期中的差不多状态,尽管诸时期的闭塞程度因物质生产进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差不。
只有当生产方式日益完善、社会形状走向较高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进展才使愈来愈互相依存的社会分工、地区分工和民族分工成为必要,人们对社会的依靠也就愈来愈超越过去对自然的依靠。
由此造成的紧密而频繁的交换和交往,也就愈来愈超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一旦物质生产进展到如此的水平,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从那个意义上讲,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时期向高级社会时期的纵向进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进展。
横向进展一方面受纵向进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进展具有反作用。
横向进展与一定时期的纵向进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进展。
希腊人的早期都市公社进展到一定水平,便开始向周围地区移民,广泛建立移民点。
这些移民点和许多由之分出的都市公社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专门是扩大奴隶来源方面的联系,而这类联系又促进了希腊都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进展。
公元3世纪及稍后,中国北部的鲜卑、拓跋诸族,欧洲的日耳曼诸族,当他们有了铁器,明白农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而具有一定向外扩张条件的时候,或者和平迁徙,或者暴力侵犯,向与他们邻近的先进农耕地区扩展。
这在他们的历史上,是适应纵向进展的横向进展。
那个横向进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的封建社会形状过渡。
这确实是讲,横向进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进展。
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进展对纵向进展的反作用表现得专门明显。
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使世界各地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交往。
而这种世界性的紧密交往,又转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存,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瓦解以及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显现。
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进展必定迟滞。
美洲的玛雅文明,虽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制造了文字,但在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人到达美洲往常,和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玛雅文明之因此长期停滞,缺少与纵向进展相适应的横向进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缘故。
由上可见,历史的纵向进展和横向进展是历史进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差不多方面。
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讲: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能够通过体会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能够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页)。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进展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进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进展的最全然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进展过程之中。
世界历史全局概览
人类的历史,从早期人类的显现,直到当前的世界,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进展由极端缓慢到加速前进的结果。
大约距今300~350万年前,地球上显现了人类。
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是人类社会进展的第一个时期,即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刻属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时期,最后完成了从原始人向现代人的转化。
旧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内的劳动产品绝少剩余,因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也绝少交换,不同原始公社之间极端闭塞。
然而随着地理气候的变化和查找新的食物采集基地的需要,早期人类不得不分支向新地区移徙。
从已知的考古挖掘材料来看,处于能人时期的人类要紧只是活动在东非和南非。
到了直立人时期,人类分布的范畴除了非洲中部偏南之外,差不多扩大到亚欧大陆的宽敞地区。
到了智人专门是晚期智人时期,人类移徙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一部分由西伯利亚极东跨过当时可能存在的陆桥进入美洲,一部分由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进入大洋洲。
人类的这种移动是专门缓慢的,大约经历了300多万年之久,但如何讲是对原始孤立状态的一种松动。
在移动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的原始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等从一个地点带到了另一个地点,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进展的最初起步。
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从采集植物果实和猎取动物的实践中学会了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发明了原始农耕和畜牧,从而由食物的采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的生产者。
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从此,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谷物的地区逐步以农耕为主,洪涝而牧草间生的地区则以畜牧为主。
农耕的发生,使人类有可能逐步转入相对定居的生活,形成村落。
从公元前8000~前7000年起,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以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几个各有特色的农业中心。
农耕所特具的优越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农耕地区人口的增长,使各农业中心必定持续向周围扩散。
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培养的小麦和大麦,在3000多年中先后沿东西两大方向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偏南直到印度的宽敞地区。
中国和东南亚培养的水稻,中美、南美培养的玉米,也逐步向各自的周围地带扩散。
因此,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
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
在那个农耕世界之北,是宜于游牧和半游牧的地区。
随着游牧和半游牧的持续扩展,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形成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北的游牧世界,与偏南的农耕世界并列。
在其他各洲,也先后显现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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