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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近代欧洲民族主义
漫谈近代欧洲民族主义
一,前言
公元2005年2月20日,西班牙---欧洲大陆上形成的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通过全民公决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这是欧盟25个成员国中第一个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欧盟宪法条约的国家。
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统一,而这在仅仅10年前还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作为近代民族主义发祥地的欧洲,近200年里,民族主义在带给欧洲辉煌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堪回首的灾难。
如今,民族主义在欧洲终于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也许某一天,人类在自我介绍时,不一定非要说自己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是犹太人,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场合选择不同的身份认同,这一天的到来,在短短的数年前,还被认为是荒谬可笑的,但随着欧洲统一进程的加速,这似乎已经是可以触手可及的明天了.
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论题在任何的历史论坛都是一个热门话题,笔者在煮酒重开这个论题,目的在于以相对严肃的角度去观察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发展历程,也给大家对民族问题的反思提供一些可值借鉴的思路。
观察而不下结论,这是本文的宗旨;民族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读者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对此的讨论,笔者建议不要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关系,由于涉及不同人的个人立场,这种讨论既不明智,也容易上火.最重要的是,不符合本版的游戏规则.
此外,本系列关于欧洲民族主义的文章,由于涉及的民族,历史事件很多,限于篇幅和结构,笔者将不可能一一介绍那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只是提一下历史事件的名词,或作简单的介绍,笔者将在回帖中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介绍,或者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文献,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找相关的资料.
虽然15世纪西班牙的卡斯提亚王国(KingdomofCastile)被许多欧洲人称之为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但是即使是那些具有典型民族国家特征的18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王国,对于他们的民族国家身份,也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因为当时的欧洲,根本还没有“民族”(Nation)这个概念!
民族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民族”(Natie)一词,但这个Natie,在中古时代,只在贵族上层社会使用,指的是那些具有相同血缘系统的贵族亲属团体,比如在荷兰,Natie一词被严格定义为“来自同一支脉(Stam)的人群”.16世纪以后,这个词在欧洲开始朝一些多元化的“自足团体”发展,比如条顿骑士团,卢森堡团被都被称为一个“民族”,西班牙那些集居在城市中的外来商人,被称为一个”民族”,甚至那些在中古大学里读书的大学生,也自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至于什么时候民族的概念的外延扩展到了和现代国家相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无论多大多小的国家,他们的疆域、国民肯定无法等于民族的分布,民族和国家为什么非要这么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个谜一样的问题。
根据<<新英语辞典>>(NewEnglishDictionary)对Nation一词中的记载,甚至在1908年以前,“民族”的意义和所谓族群单位几乎还是重合的,直到此后,才越来越强调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独立主权的涵义.”
对于上述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前欧洲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喜欢用诸如人民”,“联盟”,联邦”,我们的国土”,大众”,共同体”这种政治词汇来描述国家的主体元素,主要就是为了避免用民族”这个词,避免给人一种中央集权或一元论的恶感.然而到了大革命时期,在雅各宾派的鼓动下,民族”这个概念被迅速纳入革命建国的浪潮中,法国大革命中,“单一而不可分裂”成为了当时风行的民族口号,在当时的革命者口中,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甚至代表了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他们对境内的各民族强调同一民族认同感,就是要求各民族想在同一政府之下效忠国家,或者想通过自治或部分自治来管理国家.”
当把民族和主权和政府联系在了一起后,问题就开始产生了,在法国的上下莱茵区的阿尔萨斯人,雅各宾党把他们归为法兰西民族的法国人,可是他们却大部分讲着德语,于是雅各宾党人就把这些讲德语的法国人”都看成了叛国嫌疑人,认为他们有可能与有着相同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私通.所以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迫害随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应运而来了.
法国大革命的呼啸而来,揭开了欧洲革命时代”(TheAgeofRevolution,1789-1848年)的序幕,欧洲人的民族”意识伴随着民主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千年来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受到了彻底的质疑,随着“国家=民族=人民”这个等式日益受到追捧,此后的一个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好戏连台,这里让我们先放一放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先来看看欧洲各民族与族系、语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巴别塔
《圣经》在创世记的传说中说道,乘坐方舟逃过大洪水劫难的挪亚的后裔,又重树雄心,要建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称为巴别塔,towelofBabel),不料神耶和华出来捣蛋,搞乱了语言,让世人言语不通,结果塔未建起,城也未建成,人倒先打起来了。
后来,巴别塔就成为混乱的符号,尤其是语言混乱的符号。
欧洲人可以称之为巴别塔的典型,欧洲的语言有多少种,几乎没有办法统计清楚,操不同方言的欧洲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哪怕就是隔河相对的两群人,也会受语言隔阂所困,越走越远.比如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和南部,分别居住着盖格(Greg)人和托斯克(Tosk)人,两者的方言互相之间很难理解,分别形成了盖格语和托斯克语两种语言,进而持不同方言的盖格人和托斯克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信仰,盖格人是天主教徒,托斯克人是东正教徒,盖格人是逊尼派伊斯兰,而托斯克人则是拜克塔什派(Bektashi)伊斯兰.他们成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语言对于民族划分的意义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许多民族学家甚至认为语言是所有民族归属条件中,唯一可以客观计量和表格化的指标”.
正是由于语言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历代民族主义者,往往同时又成为了语言建筑师,通过用语言选择的政治化,来影响民族的归属.比如19世纪初叶,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盖伊,发起了以促进南斯拉夫人民团结和统一为宗旨的伊利里亚运动”.(伊利里亚是罗马时代亚得利亚海东岸的一个省份,包括了现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波黑和斯洛文尼亚全境.)为了加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之间的民族认同,他巧妙地推广了一种克罗地亚史托卡维亚方言(stokavian)作为了克罗地亚全民的官方语言,而史托卡维亚语同时又是塞尔维亚人的一种方言,虽然盖伊的母语是克罗地亚当地的卡吉卡维安语(kajikavian),但他仍然强行在克罗地亚推行史托卡维亚语.这一做法带来的影响重大而且持久.第一,促成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虽然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用罗马字母拼写,而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用西里尔字母拼写,但确是一种语言,读出来互相听得懂.),第二,让当时的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可顺势以语言作为民族和国家统一的合理诉求.第三,为日后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出兵扩张领土提供了依据.伊利里亚运动,用语言作为民族主义武器,而强求不同民族之间互相认同的做法在南斯拉夫播下了长期动乱的种子.
而作为相反的例子,19世纪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所持的语言不过是西斯拉夫语中的不同方言,斯洛伐克人在书写文字上均采用捷克文,这就和我们国家不同地方,持千差万别的方言的人们使用同一种文字那样,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但在欧洲民族主义高涨的19世纪中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路德维托*史都尔(LudovitStur)却在1840年为斯洛伐克方言创建了一种史都尔语(不光是文字,还包括语言)作为斯洛伐克的通行语,史都尔语其后在斯洛伐克广泛推广,并赢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这使本属同一族系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越走越远,并导向了日后的分离之路.类似于斯洛伐克语的情况还有挪威语,挪威语也是在19世纪中期,由于挪威人韦格朗(Wergeland)为了摆脱丹麦的影响而创建出来的.(称为Landsmal文,今天挪威语被称为新诺尔斯语Nynorsk,但挪威人完成建国大业后,对新诺尔斯语的推广倒并不太热心了,至今挪威仍通用丹诺双语.)
在一些已经拥有官方语言的国家里,也把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纯净性看成是天大的事情,韩国人宁愿放弃响当当的汉城”也要把首都改称为不伦不类的首尔”,德国的科学家必须用”Sauerstoff”一词来表示氧气,也绝不能使用Oxygen这个英文字,威尔士人放着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伯明翰(Birmingham)不用,一定要管这个威尔士城市为包马沟”(Bamago),都是一些可以当笑料来看的事情.
但语言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事实上并不是重合的.比如美国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erikBarth,出自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Boston1969)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苏丹,定居的人们讲富尔语(Fur),一支游牧民族讲的是巴加拉语(Barggara),但苏丹还有另一支游牧民族,讲的也是富尔语,这两支持不同语言的游牧民族在富尔人看来,却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在当地,区分民族的标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而不是语言,对于富尔人而言,那支会讲富尔语的游牧民族和巴加拉人的差别只在于:
“和他们做买卖时,可以比巴加拉人交易稍微流畅点.”
语言的使用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的确是有关系的,但绝不是某些语言人类学家强调的那是唯一的因素.而国家的形成和语言的关系更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事情,国家的建立靠的是一套行政和法律制度,而不是靠语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中华帝国,帝国的建立靠的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通过北京话(以前也可能是河南话,上海话或客家话)和特定的文字符号来传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政令的传递,即使换成拉丁文来传递也没有任何关系.印度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蒙古人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的官方语言是中亚的古波斯语,但一点也没有妨碍莫卧儿王室统治庞大的帝国.甘地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极力主张应采用大多数人使用的北印度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但由于受到南方各民族的抵制,统一印度民族国家语言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印度不得不采用殖民时代的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虽然经常使用英语的印度人,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
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还有那些因素呢?
三,宁有种乎
陈胜吴广大泽乡振臂一呼,高声质疑: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结果,中华帝国在文明世界范围内,最先结果了“君权神授”的性命,中华帝国落入了一个没有任何贵族血统的“刘”姓手中。
但在19世纪盛极一时,各个“民族”疯狂于纯净种族的运动中,却没有人站出来用同样的语调高声质疑:
“欧洲民族,宁有种乎?
”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正如我第一节所说的,狭义的民族概念,是基于同一族群或者是族属的团体,“亲属”和“血缘”这两大特性是联系族群团体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能用来排斥不属于这个团体的外人。
这种非常狭义的民族概念,居然在19世纪以后被用到了民族主义者的理论中。
比如国社党就宣称:
“文化缘自血缘”,所以国社党就认为犹太人的血统,无法学到雅利安人的文化,而在德国的犹太人,他们的那些推动两性平权的主张,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纳粹民族高贵的优良血统。
”所以为了保卫雅利安人的血统纯净,清除犹太人就成了民族主义者合法的诉求。
然而事实上,欧洲民族之间的变迁和融合过于频繁,各国的族裔背景实在是太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声称自己具有清晰的族源(除了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有的甚至永远也得不到公认的解答。
比如罗马尼亚人,历经了前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人、希腊人,罗马时代的达西亚人、罗马人,后罗马时代的阿瓦尔人、各种不同的斯拉夫移民、各种不同的突厥系人种、诺曼系的瓦兰几亚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等等,这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入侵以及混血,他们的族源怎么可能搞得清楚呢?
罗马尼亚民族的概念你到底该如何定义呢,如果一定要做量化的定义,是不是会显得很可笑呢?
再举一个与之相对的例子,南斯拉夫地区的门的内哥罗(Montenegirns)人其实族源倒是比较清楚的,他们就是塞尔维亚裔的农民,然而就因为17世纪后,融入了少量土耳其入侵后迁徙到这里的弗拉其牧民(Vlachherdsmen),于是这个小小的群体,就宣布自己具有“民族性”了,坚持自己是个独立于塞尔维亚民族的民族了,于是围绕着门的内哥罗的要求独立,19世纪又是一场场厮杀和争端不断.
西欧的情况也是如此,笔者曾经在以前的文章开玩笑说“法兰西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杂种”(不含贬义),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无一不是族源极其混乱的群体,几乎无法为他们做出清晰的族源的分析.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法国人却发起了一场“高卢化”(Gallicization)运动,当时的法国人,不顾他们主体是法兰克人和其他北欧种族的历史事实,为了纯净他们的种族,强调他们民族独一无二的特性,非要说他们的民族族源来自前罗马时代的高卢人(指当时高卢的原住民依则尔人等等),甚至把高卢化运动扩展到他们征服的弗兰德斯(今比利时和荷兰)地区,强迫比利时的弗兰德斯居民接受所谓”高卢化”的洗礼.
南斯拉夫的伊利里亚”运动则是通过暴力,强行把东南欧复杂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民族说成是同一族源,所以要强迫各民族人民接受同样的文化和信仰,在这种民族口号的驱动下,每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导致一场种族屠杀,而事实上,在南斯拉夫地区的种族冲突,从19世纪初起,几乎不停顿地持续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
而事实上,所谓的族群关系实际上和近代的民族概念并没有多少关系.也就是说,族群特性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任何国体的建立,都不具关联.古希腊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希腊人在当时的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强大的希腊化城邦和国家,从爱琴海沿岸直到小亚,黑海,中亚和阿富汗印度.那些希腊化国家的国体,制度,文化几乎都类似,但族群,人种,语言却千差万别,可见基于制度和文化的国家概念,和民族特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近代这种一个“民族”基于对某个政体或国家的认同,而效忠其他“民族”的事情很多.比如19世纪“提罗尔”(Tirol)地区的民族英雄霍费尔所领导的起义。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提罗尔地区,提罗尔是东阿尔比斯山的奥地利和意大利交接地区,8世纪被法兰克人征服后,一直在法兰克人的提罗尔王国统治下,但提罗尔王国并没有加入法兰西,而是加入了神圣罗马帝国.1805年,拿破仑征服提罗尔,按照族源分析,很合理地将提罗尔纳入了法兰西帝国,但霍费尔却领导提罗尔人民起来反抗法国(后来拿破仑将提罗尔又送给了效忠自己的巴伐利亚)的统治,并表示效忠所谓外族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起义失败后,霍费尔被巴伐利亚选侯出卖给法国,并被以“法奸”的罪名处死.但霍费尔至今依然是提罗尔地区人民的民族英雄.
19世纪20年代,希腊掀起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独立运动,在这场希腊独立战争中,其主力居然是阿尔巴尼亚裔的战士。
18-19世纪,在顿河地区浴血保卫神圣俄罗斯的不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人,而是混杂了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鞑靼人血液的哥萨克人。
例子太多了,这可以明确地表明,对一个国家的认同不取决于民族的认同,而取决于人民对于国家本身制度和政体的认同。
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的高潮出现在了19世纪后半叶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之后,此后的达尔文学说以及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结合被民族主义者日益利用成为种族歧视的科学佐证,种族迫害越发成为了一种大众心安理得的事情。
以往人们只是把人按照肤色划分为白人、黄种人等,但在19世纪下半叶,根据遗传学的理论,白人的种族还需要细化为“雅利安人”(Aryans)和“闪族人”(Semites),雅利安人还得细分为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人。
1880年以后,整个欧洲都成了种族主义肆虐的乐园,遗传学和进化论居然最后蜕变到了,为“犹太人的鼻子”提供可量化数据的可悲角色。
19世纪以前的英国人还很喜欢以自己是一个多族混血的国家为荣,(因为英国包含了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等血统),同时也自豪于英语是一种融合了多种语系的语言。
但曾几何时,当“种族”和民族竟然变成一回事情时,当人们把种族视为民族的同义词时,连欧洲最具民主传统的英格兰人也不能幸免了。
直到20世纪还有英格兰学者写道:
“英法这两个民族是遗传天敌,所以英法两国之间的同盟协议,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荒谬吧。
还有更荒谬的。
。
。
四,神圣民族
对东亚各国来说,除了在少数历史时期外,宗教从来就不是国民的主要属性。
当一张人口普查表放在面前时,绝大多数的东亚人都会在“宗教信仰”一栏里填上“无”。
但这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的欧洲人,从他一出生起,宗教信仰就成了他的一个属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属性---伴随他的一生.于是自然而然的,宗教就成为了影响民族问题的又一个关键元素.
宗教影响民族归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这两个民族本属于南斯拉夫人南迁时的同一个部落,具有共同的族源和语言,可是在公元9-10世纪,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纷争中,克罗地亚人皈依了罗马公教,而塞尔维亚人皈依了拜占庭正教,从此两个民族越走越远,不仅在信仰和文化上,甚至在语言文字上也分裂了,同一种语言,克罗地亚人用拉丁字母创建了自己的文字,而塞尔维亚人却用西里尔字母.两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捏合在一起,虽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化了2个世纪的努力,以求使南斯拉夫人能成为一个民族,但最终除了导致了惨烈的民族纷争,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阿尔巴尼亚人中,情况更是如此,自远古以降,阿尔巴尼亚人就一直是在数个互相敌对的文化势力中生存,他们信仰四种宗教(包括了东正教,罗马公教,伊斯兰逊尼派和拜克塔什派).19世纪,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先驱,为了强化AUnitedNation的意识,利用统一的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字,以求统一阿尔巴尼亚民族,但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本民族内各教派人民之间的纷争不断,19世纪大批阿尔巴尼亚的东正教徒外逃美国,强行统一的阿尔巴尼亚民族问题至今依然是巴尔干最棘手的民族问题之一.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本是一家,但由于作为狂热天主教徒的爱尔兰人和英国国教下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疯狂仇杀,以致于爱尔兰人的民族自决倾向谁也挡不住,即使是当大批新教徒移居爱尔兰后,仍然无法迫使爱尔兰人改信新教,爱尔兰人有一句谚语:
“在安特里姆(Antrim,北爱的一个郡),只要掬一把泥土,就能知道这个地方住的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于是爱尔兰脱离大英帝国,建立民族国家,是谁也挡不住的。
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区分欧洲的民族,比如信仰天主教的立陶宛人可以很容易地从他们信仰路德教的德国和拉脱维亚邻居中区分出来,但却无法将他们与同样是天主教狂热信徒的波兰人区分开来,于是立陶宛自古以来就有和波兰合并的意愿,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曾经盛极一时,现代立陶宛和波兰的分裂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两国人民的意愿,而是列强干涉的人为分裂。
区分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很容易,因为俄罗斯人信仰拜占庭正教,但乌克兰人信仰的是东仪天主教(Uniate,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区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宗教差别更几乎是唯一的元素.
但为什么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不能像美利坚人民一样,自由地在一个国度下生存呢。
这不得不把责任归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思潮上.我在后几节会讲到,以马志尼为首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在当时的欧洲占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大批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当代的人民对多族共居的国家形式已不再熟悉.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各宗教社群,各民族都能享有相当的自主权,以类似自治的方式并存于一个政权下的国家形式,很难被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接受.(关于奥斯曼帝国,确可称得上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对民族自治最为宽容的国家,这个多民族,多种信仰,幅员辽阔的帝国,有非常完善和现代意义的自治系统,由于篇幅限制,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系统,这里就割爱略过了.)
由于对多族,多信仰共存的国家形式的不认同,少数派信仰的人民在那些民族国家里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近代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紧密结合后,就让当地少数派信仰的人民处境非常困难,比如占埃及人口1/10的科普特人(Copts)是埃及科普特教派的基督徒,他们甚至可能是真正意义上血统纯正的古埃及人后裔,但受近代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受到过多次驱逐和清洗.叙利亚的基督教马龙派信徒在叙利亚遭受驱逐,不得不移居黎巴嫩山区,但依然受到排斥,他们不甘心束手就擒,于是索性组织武装集团—基督教长枪党,不惜和外族的以色列人联合,和叙利亚长期对抗.
总而言之,宗教与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虽然非常复杂,很难下出断语,但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国家和国教概念的结合引起的民族和教派纷争值得后人反思.
五,最后一课
法国人都德的《最后一课》作为爱国主义教材,收进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
普法战争后,阿尔萨斯割让给了德国,于是阿尔萨斯的小学生们就不能讲法语了。
这里不去讨论都德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情绪,他对于欧洲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政府行为的描述,是相当到位的。
在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语言就决定了民族的归属,作为法国人,一定要讲法语.反过来说,讲法语的就是法国人,就可以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员。
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民族国家政府的共识。
这种认识就为确定民族国家内错综复杂的民族成分,提供了一种简单省事易操作,且可以量化的工具---统计国民的语言,进而确定国民的民族成分。
于是人口普查应运而生。
19世纪中叶以后,人口普查成为了当时世界各“先进”国家例行的行政工作,当然进行人口普查,确有许多积极因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各国政府实施的人口普查的意义却主要集中在:
确定本国国民的民族成分,强迫国民接受义务教育和兵员征召等方面。
而为了在人口普查中确定本国国民的民族归属,语言普查就变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1853年,欧洲各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统计学大会,其中心议题就是是否应该把“口语”纳入普查范围,以及口语对民族和民族归属究竟有何影响。
到了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正式决议:
各国可以自行决定“语言”到底具不具有民族意义,而到了1873年,国际统计学大会则建议各国“务必”将语言问题纳入全国普查中,这就说明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语言”成为了确定民族归属的充分条件了。
而各国对语言普查中语言的理解也从口语渐渐转为了日常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普查不是问你从母亲那里带来的是什么语言,而是日常主要使用什么语言,而这就可以决定你的民族归属。
于是《最后一课》的一幕就上演了,德国人不需要费事地驱逐占领地的法国人,只需要改变他们的语言习惯,一个历经千年的民族,似乎就能在一夜之间转为德意志民族了。
19世纪欧洲列国的语言普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迫个人必须对其民族归属作出唯一的选择,而且还是以语言标准的归属。
于是讲罗马尼亚语的全部被归属为罗马尼亚民族,讲法语的全部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员,而你身在罗马尼亚如果不讲罗马尼亚语,基本上就成了这个民族国家受歧视的群体。
这对于民族国家迅速形成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的人口分布的作用真可谓是立竿见影。
然而这样用语言归属来决定民族归属直至国家归属和领土归属的做法,却对欧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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