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岐山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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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岐山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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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9-8-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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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岐山——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9年4月9日至11日，由陕西岐山县人民政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的“凤鸣岐山——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周文化的发祥地岐山隆重召开。

来自北京、上海、山西、河南、浙江、江苏、台湾、陕西省及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地数十家学术机构近百位学者与岐山当地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是本世纪又一次以周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反映了学术界对于周文化研究的关注与兴盛局面。

与会代表结合周公庙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及古文字学等多个方面对周文化最前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先周、西周及东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于周代历史、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三场主题报告中，种建荣代表周公庙考古队以《以岐山为中心的大周原地区》为题，就周公庙、大周原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

董珊以《周公庙遗址出土西周甲骨》为题，对5年来周公庙遗址发现的甲骨文进行了汇报，对甲骨文的内容、性质进行了总结，并对目前甲骨的保护与缀合情况做了汇报。

谢尧亭以《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发掘收获》为题，对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情况做了汇报。

研讨会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陕西近年来周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张天恩提交论文《少陵塬西周墓地性质蠡测》，通过比较同时期其它西周墓地的材料，认为少陵塬西周墓地出土兵器比例甚高，联系金文材料与墓地所在地望，推测这片墓地的墓主与金文记载的西六师有关。

李伯谦对西周时期军队是否脱离了“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国硕则就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提交论文《周公庙遗址与周代采邑》，认为周公庙遗址的发现是商周考古的新胜利。

周公庙甲骨的发现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新热点。

他认为周公庙遗址的性质属于周公采邑。

其特点有三：

第一，采邑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遗存种类丰富，时代较全。

第二，文化遗存的规格较高，多墓道大墓是目前所知的西周墓葬中等级最高的。

第三是文化内涵的独特性，认为采邑整体上非都邑文化属性，而又具备都邑文化的部分特征。

徐良高提交论文《周原地区古代聚落模式研究之一——七星河、美阳河流域聚落与人地关系比较研究》，汇报了对于美阳河与七星河流域的调查结果，结合环境与地质学的综合研究，认为美阳河形成较七星晚，在较早的时期台地环境可能并不稳定，所以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美阳河两岸的遗址数量与规模明显不如七星河流域。

通过综合研究，他认为美阳河与七星河流域遗址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

饭岛武次先生通过中日两国联合调查队连续三年对于渭水流域的调查结果，认为周公庙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周公采邑，而陵坡墓地则很可能就是周公家族墓地。

根据《周南》、《召南》郑注的记载，假如周公庙遗址属于周公采邑的说法可以成立，则此采邑有可能就是古公亶父的周城。

三年的调查对于周王陵位置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果，是较为遗憾的。

刘静以《宝鸡地区西周青铜器的出土背景考察》为题，通过蒋家庙遗址的调查情况，对宝鸡地区西周青铜器的出土位置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认为以青铜器作为入手点寻找并确认遗址，进而探讨西周时期聚落及社会结构，并反推青铜器的等级性在遗址中的具体表现，是研究区域社会状况及其在西周王朝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较好途径。

近藤晴香提交论文《弓鱼国墓地的铜器研究》，对宝鸡弓鱼国墓地铜器进行了分析，认为弓鱼国墓地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地方因素与西南巴蜀因素、周式因素三种。

其中地方型铜器属于西南系统之内，但整体是以自身特色为主，与周王室有一定联系的。

到茹家庄时期，地方型因素的比例上升，西南因素减少，可能表现了弓鱼国文化上的孤立，表现出了衰落。

从弓鱼国墓地的分析来看，对西南资源的需求以及经济交流的变化，是弓鱼国墓地兴衰的主要原因。

辛怡华提交论文《周原地区出土商周铭文研究》，对周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铭文铜器，从出土地域分布、器物时代、器类、铭文文字数量、铭文内容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由此认为周原地区出现大量非姬姓豪族是周王朝为巩固政权、打击异性贵族而采取的措施。

姬周统治者利用非姬姓贵族的长处，让他们长期居住在周原，从事手工业生产，因此使得周原成为西周的经济中心。

宫本一夫认为周公庙遗址是周公采邑，遗址的发掘方法明确，技术含量极高，这样的发掘结果成绩自然较好。

除周公庙以外，西周时期可能还有很多同类的贵族采邑。

按照周公庙的研究与发掘模式可以对这些发掘材料进行新的研究，西周的考古与历史也就相应能得到新的进展。

这种多样的研究和技术相结合，可能也就是这次大会的意义所在。

二、陕西以外近年来周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谢尧亭提交论文《横水墓地用鼎礼的考察》，通过对横水墓地37座铜礼器墓材料的梳理，认为横水墓地用鼎的鼎数要求并不严格，不存在所谓列鼎，列簋虽然有成对的现象，但簋数也不严格，与典型的周礼存在一定距离。

鼎簋数量的多寡与墓主的身份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不同形制或同一形制不同纹饰和体量的鼎簋在使用上具有不用的功能。

角道亮介提交论文《西周早期天马曲村墓地的墓主群——从青铜礼器埋葬的位置分析》，以北赵晋侯公墓与曲村邦墓群青铜鼎的形制演变为线索，重新调整了晋侯墓地的排序分期，认为M1・2年代比M33组、M91组早，整个墓地的建造顺序应该是M114・113　→　M9・13　→　M6・7　→　M1・2　→　M33・32　→　M91・92　→　M8・31　→　M62・64　→　M93・63・102。

其中北赵墓地最后两座男性墓葬（M62、M93）的墓主人为曲沃侯桓叔、荘伯。

田畑

润提交论文《西周早期天马——曲村墓地的墓主群——青铜礼器埋葬位置的分析》对黄河流域西周墓葬中青铜器的摆放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周王朝中心地的丰镐・周原地域主要采用头端放置的方式，而曲村邦墓群则存在头脚两端对立摆放的现象。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与青铜器是否为本地铸造以及墓主族属身份有关。

宫本一夫以《西周早期社会结构》为题，通过对琉璃河燕国墓地的整理，认为周代诸侯国墓地与采邑中的居民有多个不同的阶层和族群，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政治结构。

三、商周甲骨文研究

黄天树提交论文《商周甲骨实物的形态学》，指出目前的甲骨研究对于文字载体——甲骨的轻视是不可取的，著录甲骨的出版物应将拓本、摹本和彩照结合起来，这对于研究大有裨益。

甲骨实物形态的比较研究对于碎片材料的识别、部位的判断、缀合、文例释读等均有很大的帮助。

他分龟腹甲、龟背甲及牛肩胛骨等不同部位讲解了各自的形态、结构、整治等内容。

董珊认为，龟的种属不同则结构有异，商周甲骨应该分开讨论。

蔡哲茂提交论文《YH127坑左右背甲成对文例研究——附录：

甲骨新缀十五则》，就YH127坑中的背甲用甲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左右背甲成对占卜的情况，并举四组为例。

另外他还介绍了近年来所新缀的甲骨十五则。

董珊提交论文《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族》，根据黄天树对于殷墟卜辞分类断代的研究，确定了卜辞国族名称“周”的时代属殷墟二期，并根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迁岐的时间相当于殷墟三期，指出殷墟卜辞中的“周”不会是姬姓周人。

他将甲骨、金文中表示国族名称的两种写法的“周”相联系，指出西周金文中的“琱”族也不是姬姓，而是妘姓。

此妘姓之周应与殷墟卜辞中的“周”为同一族属。

最后指出，同族氏称号而不同族姓是先秦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曹定云提交论文《周原甲骨“二王同猎”与文王囚羑里》，认为周原H11：

3卜辞中出现的“衣王”为殷王，后面的“王”为周文王；“白”应该为殷地，在今开封市南的亳乡。

这片卜辞应是殷纣王与周文王同猎于亳地的卜辞。

这片卜辞反映了一段重要的史实。

结合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卜辞，曹先生曾经指出殷人应是巳姓，而非子姓。

并且说明了武丁至康丁之间，殷周有通婚，说明了殷周密切的关系。

曹先生还指出了卜辞中“隹”不应被释为“隻”。

同时还指出周原H11所出土的四片“庙祭”甲骨应是周文王的随从记录的周文王到商宗庙中的史实。

他认为不论是“庙祭”甲骨还是田猎卜辞都是作于文王囚羑里的后期、文王返周之前这一阶段，是周人卜辞。

至于周人刻辞为何细小，曹先生认为是在殷地刻辞，为了躲避商人的监视而留下的习惯。

曹锦炎对周原“田猎”卜辞的释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从右至左释读更有利于卜辞内容的理解。

吴镇峰、彭裕商认为文王应没有称王。

李若晖则对于卜辞中“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

刘源提交论文《周公庙宁风卜辞的初步研究》，首先对2008年周公庙出土的一片宁风卜辞的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片卜辞具有前辞、命辞、占辞及用辞四个部分。

他结合殷墟卜辞中分析了“宁”字的字形演变，总结殷墟卜辞中“宁”字用法分为“定息”义、“安定”义以及地名、史官名等三种。

他对宁类祭祀的对象和牺牲、性质等进行了探讨，并对周公庙宁风卜辞的时代和性质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片甲骨对于殷周制度因袭的问题有所启示。

蔡哲茂认为“伊奭”并不是指伊尹夫人，而是指其本人。

雷兴山对周公庙甲骨的出土背景进行了补充说明，强调庙王村H1、H2出土的甲骨文中最常见占卜主体的是周公，应该就是周公旦。

此外，还见有新邑、薄姑、唐、先等地名，也与周公东征等历史事迹有关。

这些事迹是不同时段被刻于甲骨之上，被带回周公庙存放于宫殿中，宫殿被毁后，甲骨与建筑残迹一同被掩埋，以上的推测是得到了考古发掘地层的支持。

四、铜器与金文研究

黄铭崇提交论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早期墓葬的“分器”现象》，从商代墓葬中的觚爵等级制入手，对西周早期墓葬中往往有多种族徽和作器者与受祭者的现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认为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赗赙，而是与周人劫掠商人器物并重新分配有关，亦即文献中记载的“分器”情况，体现出西周早期商周贵族间关系的不平等。

在墓葬中，则体现为“殷周双轨制”。

恭王礼制改革后，周系随葬品形态与组合逐步确立，这一现象也就逐渐消失了。

张昌平介绍了湖北安居新发现的噩国青铜器，并与传世铜器进行了对比。

他认为这批铜器年代大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应该属于本地铸造。

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来看，曾国、申国的兴起与噩国的衰亡有一定的联系。

方辉提交论文《试论周代的铜匮》，对两周铜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认为铜匮的功用主要是女性存放首饰或装饰品，铜匮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凤仪诚提交论文《再谈商周族徽中的“册”字》对商周族徽上出现的“册”字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解释。

认为族徽中的册字非常特殊，而作册好像没有相应的特殊性。

商代晚期的赏赐仪式与西周时期册命仪式一脉相承。

族徽中的册字大部分可能与赏赐有关。

康王和昭王时期，担任作册人的族徽中经常会出现册字。

他认为族徽使用的时间总共有200多年的历史，可能族徽中册字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而作册与册命有很密切的关系。

陈斯鹏提交论文《史墙盘铭解诂》，结合金文、楚简等资料，对史墙盘铭文中的“”、“”、“辟”三个字的释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第一个字“”应释为“髟”，读为“剽”若“摽”，意为攻击。

第二字“”应释为“”，分析为“丏”（万）增“八”为饰笔，读为“万”。

第三个字“辟”不应当读为开辟之“辟”，可以训为治、理。

郭永秉先生对和、、自钟、十五年高陵君鼎及十八年冢子韩戈中过去不识或误释的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将和中的和字均释为“”。

并讲述了“踊”字的演化过程。

中的铭文“内史无”之被刘钊先生释为“”，郭先生十分赞同并对此进行了论证。

他将自钟铭文中的字释为（讯）；释十五年高陵君鼎铭文中的工名为欣；釋戈的冶名为“央”，读为“殃”。

周波提交论文《读金文札记（提要）》，分四则讨论了金文中所见的“敄人”、“米頁”、“”、“”的释读。

第一则释“敄人”，结合刘钊先生的研究认为“敄人”及《春秋事语鲁文公卒章》所载“目人”、“负人”均应读作“瞀人”。

而商周金文所见“无敄”有可能读为“無瞀”或“無侮”，取不昏聩之意；第二则释“米頁”，根据汉简的材料认为此字是“糗”字的异体；第三则释“”，通过梳理“”字的字形演变和“肆”字的字形，认为所释之字是“”的变体或省体，读为“肆”，意为陈设；第四则释“”，通过重新隶定字形并结合战国文字资料，认为此字釋為“怩”。

蔡哲茂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金文录》中收录的铭文中的十一件器物提出新的思考，认为有可能属于补刻或伪刻。

曹锦炎提交论文《工吴王虘又矢句工吴剑铭文考释》，考释了2006年夏天新出土的这柄铜剑。

施谢捷提交论文《滕之不怠剑跋》考证了这柄剑上的铭文。

五、历史文献与周代社会研究

罗琨提交论文《先周谱系与<诗>“止于岐下”的再思考》，认为周人始定居周原的时间和名为“周”的时间值得深入探讨，《诗·大雅·緜》中所载的“古公亶父”并非后来的“太王亶父”；弃并非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阶段的第一位男性祖先等。

通过列举甲骨卜辞，她认为周族得名并非始于太王迁岐。

早在武丁时代，“周”已经存在并强大到成为商王朝不可忽视的力量，周的发展应与夏商同步，名“周”早于太王迁岐，有可能周原之地因“周”而得名。

谭作文提出，从《诗经》的内证看古公亶父与太王亶父应是一个人，并对漆水所在提出疑问。

王占奎列举不同文献中所记的名为“漆水”的河流，认为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

彭裕商指出《禹贡》中载“漆沮水”，怀疑是泾水。

吴镇峰则认为《禹贡》所载的“漆沮水”更像是北洛河。

李民提交论文《记载周公占卜、命龟全过程的一篇传世文献——<尚书·金縢>（要点）》，对《尚书·金縢》进行了讨论。

认为《尚书·金縢》与周公庙出土的甲骨文可以互相参证；反映了西周初年的一件与国运攸关的大事，记录了周公占卜的全过程，也说明了周初逢大事必卜的社会习俗，而《尚书·金縢》有关于册祝的记录，实际上说明卜龟的记录亦可成册。

没有孔的龟甲应是用丝之类的捆绑成册。

雷兴山认为，周公庙出土的部分龟甲甲桥部位有一个或两个钻孔，这应是穿绳连接龟壳而钻，出土的肩胛骨也有钻孔，并不是占卜所用之钻。

曹锦炎认为这对于李民先生的观点是一个支持。

曹定云指出龟甲上的钻孔有两种用途。

一种是裂隙处的小孔是编缀用途；另一种用途是穿连龟甲用途，也就是雷兴山先生所说的那种用途。

肩胛骨应是捆绑。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所指的册就是成册的龟甲，也指肩胛骨，《史记》有《龟策列传》，也是一个证明。

王占奎提交论文《<康诰>试探》，通过文献记载的对比，认为今传《康诰》与《左传》子鱼所说的成王封康叔的《康诰》并非一篇。

今传《康诰》并不是成王或周公封康叔时的命书，而是武王对康叔的诰教，并对传统流行的“周公成王”的说法提出了否定。

子鱼《康诰》亡佚不早于《左传》成书之时，也不晚于《孟子》成书之时，大致在公元前371年左右到不早于公元前289年这一范围之内。

同时，历史上还有把成汤祷雨的告天辞、言治天下的一篇和伐夏的誓师辞等三篇都曾经叫做《汤誓》；把夏伐扈的誓师辞和夏伐有苗的誓师辞在《墨子》的不同篇章中都称作《禹誓》等情况。

路国权提交论文《<诗·六月>诸地望及其相关问题》，探讨了《六月》记载的西周宣王时期玁狁对宗周的入侵所经过的多个地点，考察这些地点的地望。

并认为这些地望对于研究玁狁的地理位置以及西周晚期宗周地区周人的防御形势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六月》记载的玁狁对宗周的进攻起自山西南部汾河一带。

任会斌提交论文《越迁都琅琊时间初考》，梳理了史籍及当代诸学者对于越迁都琅琊的时间的说法，认为《吴越春秋》所载之二十五年前后的说法更为可信。

广濑熏雄对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古代中国审判程序中的盟誓》一文加以介绍并进行了评价，认为文中有一些细节问题，也提出了很多至今也未明确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古代盟誓的很好参考资料。

李若晖先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郭店简《语丛四》中的“墙有耳”一语进行了解释。

向桃初提交论文《“太伯奔吴”说辩证》，对太伯奔吴的史实进行整理，认为太伯奔荆蛮不同于周章王吴，太伯所奔的地点应该在今江西，同时他就吴城文化中周文化因素的器物做了分期对比研究。

大会议题广泛而鲜明，几乎涵盖了当前周文化研究最前沿的问题。

通过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大会发言以及会上会下的交流讨论等形式，各位学者对周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会气氛积极热烈，部分问题甚至出现了争论。

在一天的现场参观中，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岐山周公庙遗址及其发掘材料、周原博物馆及其实物，同时考察了凤雏及召陈西周建筑基址原址，对周原及周公庙遗址的重要材料有了直观认识。

在三天的会议中，会议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适时的会议，学术气氛浓厚，对于当前周文化的研究成果与信息的交流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正如曹锦炎在总结发言中所说“通过参观、学习与讨论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于周文化的讨论范围更加开阔也更广，对于周文化也就更利于研究的深入”。

与会代表在肯定与总结周文化研究探索各项成果的同时，也认识到周文化研究是一个任务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继续进行大量长期的实际工作，不可能仅通过一次会议来解决。

尽管存在较多问题，今后的研究中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讨论甚至争论都是不可避免甚至于必要的，只有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度，积极吸取不同学者的合理建议，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对周文化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国文物报社、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华商报等媒体的记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并进行了采访报道，新华网对开幕式与主题报告进行了网络直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常怀颖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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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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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皮二六转流水）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珠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

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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