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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城文学的转折文学规范和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城
第一章文学的“转折”
第二章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
第三章矛盾和冲突
试述周扬与胡风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
中国左翼文学界内部的矛盾、冲突,有着复杂的原因。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文学与政治集团关系密切,以及文学活动和文学组织的政治权利化,是冲突愈趋激烈的重要原因。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格局,使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性质,发生重要变化。
纵观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文学过程,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派别:
一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包括五十年代的秦兆阳等;一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包括后来成为左翼文学的主要领导者的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等;另一则是在“文革”前夕形成的,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派别。
一、虽然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有尖锐的矛盾,但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点。
他们都无例外地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把建立革命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作为自己的职责。
他们也都不赞成文学与政治无关(无平行)论,认为从广义上说,文学应该是人民革命斗争、是思想启蒙的“武器”,中国的文学运动应是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他们也都信奉、提倡“现实主义”。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对于中国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他们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同点则是,他们都坚持文学“一体化”的理想、坚持建立文学的“统一规范”的必要。
二、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分歧。
第一,关于文学与政治、实践与观念的关系。
相对而言,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对作家而言,“正确的世界观”应置于第一位重要的位置上。
胡风、冯雪峰也承认思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是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的关系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也必须在实践上去解决。
第二,关于现实主义。
周扬等更多接受苏联三十年代作家协会章程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即文学要“从革命历史发展上”来反映现实,表现革命的远景,并注重对民众的教育作用。
而胡风的“现实主义”则更多承接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以及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
对后者来说,他们更注意古老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认为中国的“传统”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方面是韧性的战斗力、原始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是奴性的卑贱与苟安。
第三,创作上主客观的关系。
周扬和毛泽东一样,重视深入生活的重要,并把生活主要理解为“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而胡风则更强调作家的热情、创造力。
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主客观的融合,如果这种融合是出色的,那就一定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
第四,关于“当代文学”的传统。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左翼作家需要面对二十世纪文学的三个“历史事件”:
“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学。
这三个方面,既是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又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
在“五四”与《讲话》的关系上,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虽然也承认《讲话》的指导意义,但并不把它的出现,看作是转折性事件。
在有关当代文学“传统”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更重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以保卫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作为文学理想和文学实践的中心问题。
对于五四新文学,也更强调它与西欧和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关系。
对于周扬来说,他们既强调《讲话》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联系,甚至认为“五四传统”是最具有资格的继承者,同时更强调它们的区别。
第四章隐失的诗人和诗派
第五章诗的几种形式
西南边疆诗群
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西进的军队来到川西、云贵和康藏一带的作者,包括公刘、白桦、顾工等诗人。
他们的诗歌创作超过了当时一般水准的表现。
除了个人条件外,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无不关系。
他们几乎都参加过对这里的古歌、民间史诗和民间抒情诗的搜索和整理,有的据此进行“在创作”。
所有这些,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丰富了他们的表现手法。
虽说诗歌的“意旨”并无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景物和民族风情成为了感情的背景或投影,加上民间诗歌丰富的比喻和表现手法,这些都使他们的诗歌创作避免了现象的肤浅和政治概念演绎的有效途径。
20世纪80年代有的研究者将这些诗人称为“西南边疆诗群”。
简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诗歌“写实”倾向的得失和表现
在20世纪的中国,要求诗突破狭小的题材和境界,要求诗歌加强它的“写实性”,扩大与中国人生存状况的联系和关切,扩大诗人的“想象的同情”,与唯我主义、伤感主义和“自然流露”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保持距离--------这具有推动新诗发展的合理性。
同时也应看到,左翼诗歌的这种“写实性”和“叙事性”的理解,侧重的是对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考虑,在诗歌对社会现象、生活事实的处理上,强调的是对“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
这一方面损害、抑制了诗人在把握世界、人生上的情感、意志、思考的加入,使得诗歌逐渐演化为缺乏沉滞心理内容的对生活现象的摹写。
另一方面,则是诗歌、小说等文体之间特征的模糊。
“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叙事诗异乎寻常的“兴盛”,据粗略的统计,这个时期发表的长篇叙事诗有近百部。
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场景、事件的框架。
李季、闻捷、张志民等,是当代“写实”诗体的主要代表者。
简述闻捷诗歌创作的特色
闻捷在40年代后期的战争中,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他来到新疆,并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任驻新疆的新华社记者。
这个时期的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创作取材和艺术方法的构成。
在一个可供选择的“资源”相当有限的诗歌环境中,他找到的虽说并不是很宽厚,但也尚可供挖掘,而避免了李季、阮章竞在一段时间里的进退失据。
这指的是他对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民间传说和诗歌的了解。
与此同时,那些写作“生活牧歌”的苏联诗人,如伊萨克夫斯基、苏尔科夫等,在对生活材料进行了诗意的提炼和组织上,也给他以启示。
1955年,闻捷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五个组诗,其中,《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果子沟山谣》,都与新疆少数民族生活有关。
这些作品连同其他的一些诗作,在1956年结集为《大山牧歌》出版。
他们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了闻捷长于“叙事”的艺术处理方法的才能。
在《苹果树下》、《志愿》、《猎人》等短诗中,作者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事件、细节的单纯化提炼中,来增加情感表达的空间。
这些诗,“一发表就收到了大家的注意和喜爱。
给人以新鲜感觉的景物和生活,柔和而又清新的抒情风格,很久在我们的诗歌里就不大出现的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描写,这些就是它们的特色”。
50年代末,闻捷开始创作已酝酿了七八年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
它所讲述的,是1950-1951年发生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和平息的过程。
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追求宏伟恢弘的气势;在展开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的描绘上,在安排若干复杂交错的人物线索上,在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有理由将它称为“诗体小说”。
简述公刘前期诗歌创作的特色。
Ⅲ
公刘是当代最早获得诗界较高评价的诗人。
1955年,他发表了写边疆军人生活的三个组诗:
《佧佤山寨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
这些作品,受到了读者的赞美,也获得了诗人和批评家的赞赏:
“公刘的诗——是长期生活在战士中间的,感染了我们部队的高贵素质的,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
”
细致的感觉,奇丽的想象,清新的语言风格,是公刘前期诗歌创作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前期出版的《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和《在北方》四部诗集中。
在同一时期的青年诗人中,他表现了更为突出的建立在情感想象基础上的艺术概括能力,和重视诗的整体构思、重视抒情角度、表现方式探索的艺术趋向。
例如,在《在北方》等集子中,他尝试将南方的“梦幻和情思”,与北方的广袤、雄浑和“哲思”结合起来。
这种写作,呈现为从现象描述到“哲思升华”的结构。
在一个十分重视观念表达的时代,这种创造,在当代很快演化为一种“诗体”模式,而被广泛运用。
简述邵燕祥前期诗歌创作的特色。
邵燕祥在《到远方去》和《给同志们》这两个诗集中,自由诗的较少拘束的抒情方式.来写沸腾的建设场景,写青春的献身热情。
“远方”在他德许多诗中,是个“中心意象”。
它不仅是具体的描述对象,而且是希望,是承担责任、建立功勋的象征。
他的诲,从内在情感上去把握青年建设者的自豪感和崇高感;几代人的建造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渴望,以一种热烈、纯真、充满青春期梦幻的诗意出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邵燕祥的写作有了一些变化。
在当时的“写真实”的文学思想潮流中,他觉得诗也应该有助于扫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社会的残余”,而写作了《贾桂香》这样的叙事诗和一些讽刺性作品。
在《贾桂香》中,揭露一个农场青年女,是怎样为流言诬陷、打击而走上绝路,而表现了作者对陈腐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
简述李瑛诗歌创作的特色。
Ⅲ
李瑛诗的题材,许多与军队的生活、情感有关。
在当代,“士兵”在李瑛的诗中,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有关责任、献身精神和崇高品格的象征。
他的较为细致的艺术感受能力,以及列中外诗歌的较多了解,构成了一种“优势”,使对客观物象的写实性描绘,获得间隔和提升。
对于自然界的色彩、声响、形态、气氛的感应,和由感觉所达到的对事物特征的层次区分,有助于他在表达社会政治主题时,具有较为丰富的感性内容,因而,一定程度增强了诗的“人性”成分。
收入《红柳山》、《红花满山》等集中的一些短诗,显示了建立一种精致、单纯、和谐,而又意旨确定的风格的努力。
他运用浪漫化的意象和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来诗化那种政治性的生活。
这种艺术构成,曾对当代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广泛影响。
试述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艺术渊源及特征。
Ⅳ
广义地说,50到70年代的人多数诗歌,都是“政治诗”:
即题材上或视角上的政治化。
不过,仍存在有着更确定诗体模式的、被称为“政治抒情诗”的诗体。
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为种有独立形态的诗的体式,出现的时间璎早得多。
一、从艺术渊源上说,政治抒情诗写作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
是中国新诗中有着浪漫派风格
的诗风:
准确地说,应是它们中的崇尚力、宏伟的一脉,如郭沫若等的作品。
当然,更直接的承继是30年代的“左联”诗歌,和艾青、田间和抗战期间大量出现的鼓动肚作品。
另一是从两方l9世纪浪漫派诗人,尤其是苏联的革命诗人的诗歌遗产。
在中国新诗酝酿和诞生叫期就介绍到中国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他们对中国新诗某一部分的影响是持久的。
苏联革命诗人,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
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
二、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
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而“形象”也逐渐演化为“抽象”的、象征化“符号”的性质。
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
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经常使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的组织方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
当代许多诗人都写作过这种被称为“政治抒情诗”的作品,如李瑛、闻捷、严阵、张志民、韩笑等,而贺敬之和郭小川则被认为是这一“诗体”的主要写作者。
试比较郭小川与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刘)Ⅳ(简述20世纪俄罗斯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影响。
(最好列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各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结合作品,分析郭小川和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上的异同。
、03(简述郭小川骂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异同。
I1108)
一、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既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从诗体上我们把政治抒情诗称作“颂新赋体诗”。
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50年代的昂扬精神,重温了赋这一美学体验。
并且,无论是贺敬之从马雅可夫斯基诗体化出的“东方楼梯式”,还是郭小川从中国古典诗律中重铸的“新辞赋体”,都以汉语独具的节奏和韵律,叠词排句的辉煌,传导了一个为大时代的磅礴气势、力量和展望的远景,与天安门前一年一度的游行和阅兵一样,成为一个时代不可重复的语言庆典。
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望星空》、《一个和八个》、《团泊洼的秋大》贺敬之的《同延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简直就是人民共和国诗的编年史.
二、他们在政治诗的表现方式:
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1、贺敬之把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节奏与中国古典诗赋的对偶、排比的和谐韵律结合起来,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多层楼梯改为基本上两层对应的楼梯,这样,既有了参差起落的节奏变换,又有了我们民族诗学传统中对称的庄重,如他的《放声歌唱》。
贺敬之还把陕北民歌信天游发展成一种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二行诗体,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
这种二行一节、匀称、并排的诗体,抒情节奏舒缓有致,行与行、节与节间诗思的跳跃和情感的跌宕,给读者留下想象飞驰的空间和感情回旋的余地。
贺敬之还化用古典诗歌的三、五、七言体,创造山一种新的半格律化的歌行体,如他的《三门峡歌》。
2、郭小川也继承了赋、比、兴传统的赋。
他以偶句、俪辞、排比铺陈,构建了半格律的白话诗体,即格局比较严整,章节大致对称,自然流走而音韵铿锵的长句体利长短句体。
长句体即所谓的“新辞赋体”,如《厦门风姿》等诗篇;长=短句体即所谓的“半散曲式的自由体”,如《祝酒歌》等诗篇。
三、他们间的差别也是显见的。
在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体与历史、感性个体与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贺敬之从不(或极少)表现其间的裂痕和冲突。
在他的诗中,“抒情主体”已经是充分“本质化”了,有限生命的个体由于融入了整体,由J1对“历史本质”的把握,而转化为有着充分自信的无限存在。
而郭小川那些值得重视的作品那里,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的矛盾,得到关注。
试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界对短篇小说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及其影响。
Ⅳ
从50年代初开始,文学界对短篇小说这一样式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
其中,1957年《文艺报》组织的短篇小说笔谈是讨论中重要的一次。
对于这一体裁的特质,即对它的结构形态做出界定,是讨论者最关心的问题。
茅盾认为应从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
魏金楚提出“大纽结”与“小纽结”的用以区分中长篇和短篇的概念。
侯金镜则主要从人物性格着眼,认为短篇是剪裁和表现性格的横断面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横断面等等。
这些互相辩难的意见,其实包含着更多的相似点。
他们或从对生活现象的处理,或从作品中矛盾的性质和展开的程度,或从人物性格的构成等不同方面,来强调短篇小说的“以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的特点。
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表现生活的“整体”和“本质”,是文学所要达到的目标。
以敏捷、迅速反映生活见长的短篇小说,并不因此失去对社会生活“整体”和历史“本质”揭示的可能,只不过它以另外的方法来实现。
当然,当代对T-短篇的讨论,可能还包含着另外的意味;一些更多地标举19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经验的作家(如茅盾、魏金枝等),试图以这种经验,来推动中国小说观念和技巧的“现代化”。
他们的“严格”的短篇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想扭转40年代以来,延安文学在小说艺术上更偏重于对“民间传统”的汲取,对通俗化和故事性的重视的趋向。
对短篇的这种讨论,推动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短篇艺术重视剪裁构思的潮流,而出现越来越多的那种写“横断面”的严格意义的短篇。
第七章农村小说
山药蛋派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山西省逐渐汇集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短篇小说作家。
他们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和相近的艺术风格。
也就形成了建国以来最早出现的、流派色彩最鲜明的—个作家群。
人们略带风趣地称之为“山药蛋派”。
这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创作具有浓郁地方风风味和乡士气息而命名的。
这个作家群以赵树理为中心,其重要成员有马烽、西戎等。
他们都有意识地按照模拟公民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准和美学趣味去创作,强调长期深入农村基层生活的必要性,主张既要热情歌颂农民在新时代中的成睦,又不要回避他们在抛充千百年来的传统弱点和习惯势力方面需要进行的艰苦的改造,反对拔高人物、掩盖矛盾粉饰生活。
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人嫂》等,是该流派的翘楚之作。
比较赵树理与柳青在农村小说创作特色上的异同。
Ⅳ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
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等陕西作家。
一、他们的小说都呈现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
一是关注“现实斗争”,即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
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与自己的表现形象(农民)相一致。
二、比起来,柳青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里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而赵树理则更像是“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
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壹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
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简述“山药蛋派”作家在小说创作上的共同性。
Ⅲ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西作家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循的共同性。
这包括:
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矛¨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比较赵树理前后期小说创作特色的异同。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多。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米白“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写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并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米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象;面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
《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巾,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简述柳青《创业史》的思想艺术特色。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
第一部写互助合作“带头人”粱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同和发展,第二部则写到试办农业合作社。
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
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赞扬的评介文章有五十余篇。
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
若干评论文章指出,作家的杰出之处,是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乡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揭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
当然,柳青在小说中有关农村阶级关系的这种“深刻”阐析,根据的是50年代人们己耳熟能详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创造是把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体验和艺术想像,纳入这一框架之中。
《创业史》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
而特别受到注意的,则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
《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
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
这构成了一种对比。
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
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
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
结合作品,论述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对“史诗性”的追求。
Ⅳ
“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
这种创作追求,米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
“史诗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空阔时空跨越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长篇《保卫延安》、《红曰》、《红岩》、《红旗谱》,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一、在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中,最早出现的是有关革命胜利,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战争的描述。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当代最}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论的篇。
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照具体、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是作品的总体构思。
小说以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和持续的紧张节奏,来着力塑造周犬勇、李诚王老虎等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并为英雄们布置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的“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使小说白始至终保持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
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这里是高级就爱你个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因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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