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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0北青网艰辛与成就从北京到大三线的建设记忆
0250北青网艰辛与成就从北京到大三线的建设记忆
(曹牧、王英提供消息来源,编辑组摘自YNET.com2012/03/23北青网)
晨光化工总厂民兵干部集训合影
什么是“大三线”建设
从1964年开始,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的建设,投入资金超过2千亿元,安排了逾千个建设项目。
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三线的山沟里,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
形成了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10条总长8000公里铁路干线,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的工业体系。
这,就是“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根据战备需要,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处于国防前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中西部地区,其中,位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七省(区)俗称为大三线,这一区域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的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二线”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
一、二线的腹地又俗称为小三线。
而建设三线的大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在紧张而又复杂的局势之下,以战备为指导思想开始的。
自1958年中苏决裂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先是苏联撤走专家、逼中国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欠下的债务,直至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
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存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提出“三线”问题:
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
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因此,原来设想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中止了,而制定了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和建设大三线的方针,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相关的交通(成昆、川黔、滇黔铁路)、煤、电建设起来,把东部沿海的重工业基地向内地转移,与国防建设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企业和科研单位也要迁往大三线。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这个指导思想简称为“山、散、洞”。
在大三线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贵州贵阳主要接收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收飞机工业。
1969年,中苏边境陈兵54个师、近百万人,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在此形势下,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在这一年,直属于化工部的北京化工研究院也接到了成建制搬迁的命令。
【编者按】
“大三线建设”对于80年代之后出生的一代,或许是个陌生的名词,但对于他们的长辈们而言,这曾经是一段轰轰烈烈难以忘怀的真实历史。
一个特殊的时期,两段特殊的记忆,翻开了共和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页。
搬迁艰辛路
■主人公
赵明文,原为北京化工研究院团委书记,1969年举家迁至三线,先后在晨光化工研究院、黎明化工研究院以及它们的卫星工厂工作过。
■迁往“三线”得是“好人好马”
其实在更早些的时候,“文革”之前赵明文就隐约风闻过研究院有可能要迁离北
京,但没有确切的消息。
1969年暮春时节,院里开始分层次地在干部、职工中传达有关搬迁工作的文件精神,并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当年的一些语句至今在他的记忆里异常鲜明: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亡我之心不死”——战争形势紧迫,所以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加快大三线建设”;被选中到三线去的必须是“好人好马好设备”,还有“三线一天不建设好,毛主席一天就睡不好觉”,毛主席还说过将来他要骑着毛驴到三线去看望同志们。
学习、动员之后,院里公布了由干部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圈定的各研究项目所属的研究室和人员名单。
得是“好人好马”,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在业务上也是优秀者才能进入这份名单,主体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尤其以1963年毕业已经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为最多,像赵明文30岁刚出头就算比较大的了,还有些人是某些科研课题的核心人员,年纪稍长,也纳入了搬迁名单。
人员都是跟着研究室成建制地走的,当时北京化工研究院1700人,这次搬迁后剩了不到1000人。
而且兵分两路,第五研究所去了大西北,在青海西宁成立了黎明化工研究所(院),另外一些研究室则奔赴大西南,在四川自贡和宜宾之间的富顺县驻扎下来,建成了晨光化工研究所(院)。
这两个研究所,主体都是北京化工研究院为主迁,加上上海化工研究院、天津化工研究院、沈阳化工研究院三大院的尖端学科为补充组成的。
此外,还有为研究院配套而迁去的研究院卫星厂,如704、705厂是为黎明院配套的,搞塑料加工的晨光三厂就是由上海迁去的企业,从上海塑料厂和上海树脂研究所迁去,那两个单位的产品在当时也是凤毛麟角。
晨光、黎明研究院加上各自几个配套厂,总规模超过了1万人。
■许多家庭都是全家老小一起搬迁
搬迁只是靠宣传、动员,人们都是积极响应,很少有进入名单者提出不愿去的,反倒是有人发现公布的名单里没他,闹着要组织上批准自己也去。
赵明文这个团委书记当时就接待过一再争取的小吴。
搬迁时,赵明文负责物资的包装、运输环节。
他记得特别清楚,“那真是快呀,一声令下,大家马上都自己动手把仪器设备清理打包,包装好,装了箱。
再每人发几个木头箱子,拿回家把自家的被褥锅勺等生活用品打包装箱,稍大些的柜子等家具就用稻草缠好。
搬空了,再把房子上交公家。
”赵明文说因为都是年轻人,成家都没几年,当年工资也低,所以谁家也没有太多的东西,装箱都装得很快。
许多家庭是全家老小一起搬迁。
当时如果是夫妻双方都在研究院工作,没得说,自然是一起走。
假如配偶是其他单位的,根据搬迁原则,要服从需要迁走的一方,那边的单位必须放人。
赵明文的妻子原在清河毛纺厂质检科工作,也要跟着迁走。
他们还有个4岁的女儿,为了照顾孩子,全家搬迁时老岳母也一起跟着走了。
到了晨光院,他妻子被重新安排的工作是到制冰车间为实验室制冰。
那个闹着一定要去的小吴也去成了,不过她丈夫是军人,不能随迁,她是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上路的。
分期分批,从春夏之时开始搬,申请了几个车皮,先把工作用的大设备等运走,再把各家的小木箱统一编号,也装上车皮。
到九十月份搬完了。
■原材料和生活物资的短缺,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遭遇严峻的挑战
火车开到隆昌,再汽车转运,就到了富顺。
晨光新建院前期已经把房子筹建好,赵明文说,晨光当时还是不错的,实验室是按照标准建成的,宿舍简陋一些,也算是四层楼,依山随坡而建的——被他们戏称为“布达拉宫”。
只是屋里的墙壁凸凸凹凹,住在那里的那些年,他家火柴盒之类的小物件,一向是随手就嵌放在墙上。
等十年后他调到黎明院工作,看到那里的条件更为艰苦,宿舍都是自己动手盖的干打垒,屋顶搭的是油毡纸——当年建设三线是要学习推广“干打垒”精神的。
青海寒冬漫长,屋里屋外一样的结着冰块。
而且就算是在七八月的夏季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穿衬衣,灼热的太阳将脸皮烤得生疼,傍晚时就要穿上棉袄,夜晚睡觉就需要盖上大厚棉被。
高原上的开水烧不到100℃,蒸不熟的馒头往墙壁上一摔就粘上了。
人们干体力活,或年龄稍微偏大点的同志登高上梯,急步行走等,就气喘吁吁。
在富顺的晨光院则是另一番滋味,四川最难熬的是高温酷暑且潮湿的“夏天”,而且长达8-9个月。
在潮湿、闷热,像蒸笼一样的环境里,全身总是黏黏糊糊的难受,还随时都有大个的蚊子、“小咬”、“爬虫”的叮咬,咬哪儿哪儿肿。
在上班的路上,露天厕所里,楼道里,窗户上,甚至居室里,常常会有蛇的身影出现……从大城市迁来的人们,完全到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而当年的口号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所有这些困难都不能成为借口、理由。
更大的困难是,科研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物资都遭遇短缺,以及交通、信息的不畅,科研资源严重不足等问题。
科研、后勤人员常常需要到几千公里之远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上级机关办事、求援,或到兄弟院(所)、高校商量协作事宜,或到国家级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信息,或寻找科研急需的某一种原材料……甚至试验常用的烧杯、三口瓶和干冰也要到最近的成都去买、去拉。
■“公子”、“孙子”、“驴子”和“傻子”们的辛酸与成就
慢慢地就有几句用于自嘲的顺口溜在人群中开始流传开来:
“上车像'公子’,下车像兔子,办事像孙子,回家像驴子,报销像傻子。
”赵明文一一解释:
一出差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享受着火车的硬卧,像少爷一样;下车后得像兔子一样快跑着去找一个适合的旅馆住下来;求人办事的时候,要像孙子一样对人说尽好话;办完事后,还有一项艰巨任务——要顺便为自己和同事们采购一些生活物资带回家。
比如,肥皂、固体酱油、孩子吃的糖果饼干、婴儿吃的糕干粉、奶粉以及熟肉食品、衣服鞋帽、家庭日常用品等,都要像驴子一样往回驮。
当时搞化工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工种,特别保健就是每月补助半斤白糖,还得是开车才有,不开车就没有。
而驮回来的物资,也都是定量供应的那个年代,留在大城市里的至爱亲朋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赵明文记得,老岳母每次回北京看望大女儿,回四川时都要捎回来一大玻璃瓶的炸酱,里面还有精心切好的肉丁,那一大瓶肉丁炸酱,是能调剂好些日子的美味。
火车经停隆昌只有3分钟,而在这3分钟里把驮回来的十七八个旅行包拿下车,就是一场小规模“战斗”,每次都是去好几个人预先在站台上等着,火车一进站就赶紧从窗口往下连递带扔。
顺口溜最后一句是“傻子”——到财务部门去报销差旅费,一算账,钱花亏了,傻眼啦!
另一句流传的话叫“献了青春献子孙”,三线建设者下一代也都在“山、散、洞”的环境里成长。
“对于每个支援三线建设的职工个人及其家庭来说,确实是失去了许多本该拥有的东西。
”三线的每个科研基地和企业都像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有随迁的医院、自办的幼儿园、学校。
像晨光院,有从吉林组迁去的医院,有自己的幼儿园和三个小学一个中学,但是这些子弟学校的师资、设施都不及当地的优质校,随迁家属安排工作的时候,有些就安排改行做了幼儿园教师。
偏居山坳,孩子们的见识、眼界跟大城市更是没法比,能够考学出去的寥寥无几。
赵明文到了三线的经历也很是多彩。
刚到四川时,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老干部”,解放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们,军管后,他被结合进政治部,也去过几个卫星厂当指导员——那时什么都要学解放军,连职务的称呼也军队化,后来他又到机关当政治部主任。
“当时宣布把我们提到领导岗位,说是'升官不发财,定量降下来’,干部的粮食定量是要降低的。
”十年后他又调去黎明院,筹建黎明院迁往洛阳的工作。
1997年,60岁时在洛阳退休,70岁时,已经在北京安家的女儿把他接到了北京,到老年,他又回到了这个城市。
他说,跟三线的同事们相比,他最终是幸运的,还有很多建设三线的人依然留在当地。
让赵明文今天仍说“不后悔”而且引以为傲的是,就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晨光、黎明的同事们都做出了高质量的工作,分别取得了高分子、高能推进剂等方面的系列新型原材料、产制品的重大科技成果,相关科技人员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表彰和奖励,多项科研项目先后获得了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不凡的成就
■讲述者
傅积赉,从事有机硅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当年在业内曾有“三杨一傅”的美称,赞许在硅、氟研究领域的精英。
在三线,他曾任晨光化工研究院院长
■在国外封锁中国的情况下,我们自主研究新材料,要为国家争气
有机氟,有机硅,这些现在好像很普通,在当年都是很尖端的新材料,国外封锁,连样品也没有,你要买也买不着。
所有试验我们都是从零做起,一点点摸索。
从院领导到技术人员都是一个心思:
要为国家争气。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意愿。
我原来是做苯撑硅橡胶这个课题的。
50年代那时中国引进苏联的米格飞机,尾喷管需要耐500度高温的材料,重工业部的化工实验所——那时还没有化工部——接受了任务,研究有机硅漆。
那时我跟着老工程师干,没有技术资料,我们自己慢慢摸索。
当年每年有个910会议,各个研究院负责技术的到会领受任务,由一机部到八机部提出课题。
但往往并没有具体的题目、指标,例如只是说需要密封材料,且耐受高温多少低温几何,达到什么样的机械性能,具体的研发就交给各个研究院了。
像有机氟,就是上海北京一起攻关,研制成功的。
这个项目开始立项没花几万元,一百多号人干了好多年才干出来的。
当时火箭要上天,所用的强氧化剂没有什么材料能耐受得住,只有羧基亚硝基氟橡胶可以,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化工研究院和上海的合成橡胶研究所同时搞。
但是大家连样品都没见过,老工程师们查文献、查资料,后来北京一位姓肖的老工程师查到一点资料,却也没有很详细的说明。
就凭着这样简单的资料,组织起一些人深入探究。
做出这种特种氟橡胶要有三种单体原料,都是比较不容易制备的,毒性也比较大,就分了几个课题组分别做。
那时的很多重要课题都是,因为国家要得急,当时是不计成本,也不计人工,广种薄收,大家拼命干。
往往两个组同时做,看哪个做出符合要求的就采用哪个。
■搞化工就是危险,为研制成功火箭上天的材料,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建三线时,尖端的学科都要过去。
有机氟、有机硅这些课题,自然也都要去。
1969年去三线时,我算年纪比较大的了,已经过了四十岁。
那时我已经在生产组了。
当时我们院大部分人是1969年六七月份搬迁的,而晨光的实验室还不完全具备条件,比如这个特种氟橡胶的试验必须要耐腐蚀的排风系统。
为了赶这个任务,我们就自力更生,又请化工部的炭黑研究所从自贡那边支援了一些工人,手工敲白铁,敲出了通风管,把实验室条件创造好了。
后来也还有很多的试验设备我们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做,因为没有现成的。
我们晨光的配套工厂就专门有车间来制造我们所需要的设备。
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都是勤勤恳恳的,困难再多都是自己克服。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没有副食,菜也没有,连鸡蛋都买不到,要背着背篓跑四五里路到县城里去采购。
建设三线时限制建筑资金,每平米31元,能住上筒子楼算好的,像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分给小三间,一间6平米,一间8平米,一间12平米,厨房2平米,没有厕所。
而且所有房间没有门,只有最外面一个屋门。
当年的年轻人不仅要学雷锋还学王杰,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特种氟橡胶这个试验的流程很长,也有危险,到最后聚合时要大量放热,控制不好会爆炸,我们那里的一次试验就曾经差一点儿死人。
搞化工就是危险,其他课题在试验中也曾着火,都是干这个的,化学试验着火的危险性大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发生事故时都争着往火里抢,抢人、抢设备。
当年为了备战需要,三线的建设不仅要“山、散、洞”,还要“羊拉屎”式分散布局,不集中在一起。
像晨光,研究所加上几个工厂,分散在好几公里的区域里。
做特种氟橡胶的三种单体之一叫四氟乙烯,它非常容易自聚,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个四氟乙烯由晨光二厂做出来以后——不是“羊拉屎”吗?
从二厂走到实验室有好几里地,工人师傅就把它装在钢瓶里,外面用干冰保持低温,就扛着走几里地山路到研究院。
三种单体最后要在高压釜里聚合,长达30多个小时,到放热峰值出现的时候,需要强有力的冷冻装置吸收掉热量,否则就会爆炸。
但是强冷需要高耗电,那会儿在四川电也很紧张,虽然我们有供电专线,但也时常电压低,不能完全保证强制冷的需要。
我们就商量出一个办法,计算好时间,再来设计安排试验,让放热峰值出现在用电低谷,半夜里。
因为这些材料是要火箭上天所用,所以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七机部抓得非常细。
做出来的成品,我们自己试,认为行了,再拿到北京,请七机部703所考核。
做成功了,考核也认可了,再慢慢扩大规模,从在实验室的小玻璃瓶里做到在铁容器里做,慢慢地能做出几百克几百克的成品了,后来能做出几公斤了,都是一做出来马上就被拿走,就用上了。
那时就是这么紧迫地需要。
“三线”的这一页早已翻过去了,好多人忘了,年轻人根本都不清楚,依然一点一滴都记着的,全都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了。
(本版的采访得到吴持生、王英等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
)
傅积赉和夫人两位老三线重访旧地,在院部大门前留影。
大三线建设招贴画《备战备荒为人民》
【附件1】《北京青年报》原件:
【附件2】原晨光化工研究院傅积赉院长2012.3.25.的信:
各位:
曹牧同志说的'好消息’是这样的。
3月6日吴持生同志说她有一个当记者的朋友要了解了解到三线的晨光的情况。
她约了曾在晨光工作过的赵明文、王英和我。
我建议请刘仲钧、郭玲参加,结果他们两位都因有事没能参加。
3月8日在老吴家见到这位《北京青年报》的谭璐记者。
我对谭记者采访的意图不是很清楚,事先也没法准备。
先是老赵讲搬迁去三线的经过,后来我即兴讲讲晨光院的表现,如大伙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晨光做出值得自豪的成绩。
我举了3个例子:
耐辐照苯撑胶,援罗的聚碳酸酯和二室的亚硝基胶,特别是后两项讲得很仔细。
再就是目前晨光老同志们的待遇,如在富顺的1900多位退休老同志在加补贴前的退休金平均不到1000元、以及成都同志们的情况等我都讲了。
至于发表的报道是怎样写的现在还不清楚。
报道在昨天23日发表的消息知道得很晚,所以没能买到报纸。
现在王英同志正与她联系,设法至少能拿到电子版。
傅 2012/6/24
【附件3】《北京青年报(北青网)》记者谭璐采访时的一组照片(摄影王英):
左起:
赵明文及夫人,记者谭璐,原晨光院院长傅积赉。
左起:
王英,赵明文及夫人,记者谭璐,原晨光院院长傅积赉。
左一:
吴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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