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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皮具保养店
DoesSocialNetworkMatteronRuralMigrantWorker’sWageinChina?
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章元陆铭
章元,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Email:
zhangyuanfd@;zhangyuanfd@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Email:
lm@;
感谢教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
贫困脆弱性的视角》、200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
2008BJL004)及复旦大学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985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分别对本文所提供的部分支持。
感谢李实教授和佐藤宏教授提供的数据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以及JeanPierreLaffargue和E.M.Mouhoud教授所提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DoesSocialNetworkMatteronRuralMigrantWorker’sWageinChina?
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利用农民工祖辈的社会背景及是否来自革命老区作为工具变量考察了社会网络可能具有的内生性是否会导致估计偏误。
本文发现:
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它在具有较高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但并不能直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水平,它只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
关键词:
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农民工工资
JEL分类号:
O15R23J31
Abstract:
Usingaruralhouseholddatacovered22provincesofChina,thispaperinvestigatestheeffectofsocialnetworkonmigrantworker’swagelevelinurbanlabormarket,wherethesocialbackgroundofmigrantworker’sancestorsintheLandReformandwhethertheyarecomingfromtheOldRevolutionaryBaseofCCPasinstrumentvariablestoidentifyifsocialnetworkhascausaleffectonmigrantworker’swage.Weonlyfindveryweekevidenceshowingthatowningmoresocialnetworkwouldenhancemigrantworker’swagelevelinurbanlabormarket.So,weconcludethatsocialnetworkincompetitivelabormarketcanonlyworkasarationingmechanismthroughwhichthejobopportunitiesaredistributed,butcannotdirectlyimprovetheequilibriumpriceinurbanmarket,whichimplythatsocialnetworkmainlyhasindirecteffectthroughtheachievementofcharactersofjobopportunitiesformigrantworkers.
KeyWords:
SocialNetwork,LoborMigraion,MigrantWorkers’Wage
一、引言
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释放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于是他们便开始逐步向城市劳动力市场流动,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高达1.44亿农民工进入城镇,这个数字相当于总人口的11.6%(国家统计局,2002)。
对于发生在中国如此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众多学者研究了它的决定因素,其中有一支文献研究了社会网络(包括移民网络)对于移民决策的影响(ZhangandLi,2003;Zhao,2003;Chenetal.,2008)。
相对于农民而言,能否进入城市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具有关键意义,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而言,能否找到一个更高工资水平的工作则具有关键意义。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按户籍身份分割的二元特征(MengandZhang,2001;王美艳,2005;严善平,2006),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其他拥有大量移民的国家共同存在的现象。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Hwang,1987;Yang;1994;Bian,1997),社会关系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它能够传递关于就业岗位的信息,从而促进劳动力与就业岗位之间的配置,或者帮助求职者找到更好待遇的工作岗位等,比如关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大多都发现农民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他们进入城市打工的机会;但是,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利用社会网络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否具有影响,现有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移民就业市场的运作机制,也可以由此进一步比较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的影响有何不同。
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它被认为在传递信息和弥补市场缺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帮助发展经济学家理解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一个来自中国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影响。
在国际上研究社会网络对找工作和工资(或收入)的影响的文献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而对于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在本文之前,只有极少数研究考察了社会网络对于他们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佐藤宏,2004;章元等,2008),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大多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社会网络的潜在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事实上,这也是研究社会网络的作用的很多文献共同存在的问题,现有大部分关于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的文献只是发现了社会网络与劳动者的工作或收入具有相关性(Mouw,2003)。
本文利用农民工祖辈的历史背景及是否来自革命老区作为工具变量仔细地处理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
最后,本文发现:
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直接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社会网络在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并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
这项研究的含义是:
社会网络如何起作用取决于市场的性质,在价格竞争接近于自由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社会网络的作用并不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价格”,但仍然可能影响获得工作岗位的机会。
本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及相关指标的统计描述;第四部分考察家庭的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效应;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社会网络与社会规则、信任一起被认为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Putnametal.,1993),它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或邻居等构成的关系网络。
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很早就引起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兴趣,有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了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的机会和工作类型(MortensenandVishwanath,1994;Munshi,2003),同时也有大量文献考察了它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但是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有些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工人找工作以及工资(或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Burt,1992;Campbelletal.,1986;FlapandBoxman,2001;Lai,etal.,1998;SimonandWarner,1992);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没有发现运用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到工作机会(DeGraafandFlap,1988;Lin;1999),也没有发现社会网络能够对工资水平产生直接影响(BridgesandVillemez,1986;DeGrafandFlap,1988;Elliot,1999)。
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社会网络对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关系能够获得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当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是稀缺的时候,它实际上通过配给机制而被分配给了有关系的求职者,而不拥有关系的求职者则无法得到这种更高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第二,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能够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得求职者能够在更多的选择集中挑选更高工资的岗位;也就是说,通过社会网络掌握更多关于就业岗位的信息,求职者就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找到更高工资的就业岗位。
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社会网络对于求职者工资水平具有直接效应,其机制在于:
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能够提升其拥有者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减少求职者的失业时间从而增加其工作经验,并且还能够对其拥有者的职位带来直接影响,而这些都能够直接提高求职者的工资水平。
关于社会网络对于工资水的影响机制,Mouw(2003)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细致的综述和分析。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社会网络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很清晰,但是现有研究却得出了非常不一致的结论,也使得重新研究这一问题成为必要,而且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还能够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对应于上述文献,同样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中国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例如,ZhangandLi(2003)的研究发现“关系”对于农民获得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关系”在传递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特别是向年轻的农民工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Zhao(2003)研究了农民工网络的作用,发现农民工能够通过与其他村民分享信息而提高移民的概率。
Chenetal.(2008)则研究了村民之间的社会互动通过“同群效应”对其他村民的移民决策的影响,发现同群效应能够显著地提高移民的概率,并且同群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家庭与其他同村村民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类型和频率;同时,村民所拥有社会网络也有利于提高其外出工作的概率。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经济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劳动力市场?
如果仅仅研究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则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事实上,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按户籍身份分割的二元特征(MengandZhang,2001;王美艳,2005;严善平,2006),在这样的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说农民工的经济地位较低,那么,在农民工当中,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是否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呢?
对于此问题,佐藤宏(2004)基于中国的调查数据对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网络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找工作和获得收入方面的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在克服进入国有部门的制度障碍方面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于外出流动人员收入的影响因就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章元等(2008)基于一个覆盖中国10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与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而言,利用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找到工作基本上不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却能够增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他们流动到距离他们居住的农村地区更近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在那里以更高的概率找到非农就业和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虽然上述两个研究考察了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但是却都没有考虑社会网络所可能具有的内生性及所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社会网络对于工资水平只具有间接效应,那么现有研究所发现的证据只能表明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之间仅仅具有相关性,它们之间不具有因果效应;而如果要考察社会网络资本对于工资水平是否具有直接效应,则必须考虑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利用农民工祖辈的历史背景及是否来自革命老区作为工具变量仔细地处理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的确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工资。
在考虑了社会网络可能具有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为什么农民工利用社会网络只能够有利于找到工作,而并不能直接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为什么基于有些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工资水平,而基于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
对于文献中并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是由于在方法上没有考虑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的估计偏误,还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特征决定了社会网络的作用有所不同?
基于本文的研究,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启示。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组织的“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CHIPS2002)”调查。
该调查随机抽样了中国的22个省、121个县中的961个行政村,最后得到了9200个农户及37969个农民样本。
调查的时间是2003年2月初,在这一时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部分居民都回家团聚和庆祝春节,所以,它能够覆盖移民和非移民以保证抽样的随机性。
调查数据包含了详细的个人信息,比如性别、年龄、教育、工作等。
调查也包括了家庭的信息,比如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同时还包含了村的信息,如村的地理位置、人口与经济状况等。
对于本文的研究最为有利的是,这一调查还获得了关于家庭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活动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家庭社会网络对于他们工资水平的效应,所以,我们还需要农民工的定义及社会网络的定义和和度量方法。
对于农民工的界定,我们借鉴了Zhao(2003)的方法,将一年中离开家庭超过180天的农民定义为农民工,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劳动力的定义,我们只保留了16-60岁的男性和16-55岁的女性,同时删除了在校学生,以及在村外的乡镇企业职工。
另外,我们还删除了工作天数等于0及某些重要信息(例如,教育程度、性别、工资水平、工作天数、每天的工作小时数等)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了一个包含2047个农民工的样本。
社会网络一般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Putnametal.(1993):
“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
本文借鉴现有的经济学研究,用家庭所拥有的亲友的数量来度量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KnightandYueh,2002)。
但是,由于CHIPS2002并没有直接调查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所以我们需要为它寻找代理变量。
本文基于CHIPS2002的调查数据为它找了两个代理变量:
第一,中国农村居民维系各种亲友关系的一种普遍方式就是通过“礼尚往来”构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当某个家庭或个人遭受困难或者有婚丧嫁娶的活动时(甚至包括生育小孩、子女考上大学、家庭建造新房等重大事件),社会网络的其他成员就会给予各种支持,比如赠送礼物或金钱等。
基于这一社会契约,我们可以预期,一个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家庭每年需要赠送礼品的亲友数量就越多。
在CHIPS2002的数据中,我们能够得到家庭在2002年曾经赠送过礼品或金钱的亲友数量,所以可以用它作为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的代理变量。
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将分别考察了它的水平值和对数值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
①
第二,一个家庭拥有多少亲戚和朋友是内生决定的,家庭结交和维持亲友也是一种有目的的投资行为(Astoneetal.,1999;Lin,2001;DomínguezandWatkins,2003)。
例如,Krishna(2000)认为:
社会资本是“能够产生收益流的一系列不同的社会资产”,人们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为增加其流量甚至于存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最好被理解为历史、文化、传统及一个社会独有的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函数,它包含了对关系的一种个人投资,在劳动力市场中能带来正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
从这个角度看,家庭赠送给亲友的礼品或金钱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家庭社会网络的投资和维持,而一个家庭用于亲友送礼的价值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就可以直接反映出家庭拥有的亲友数量的大小,拥有的亲友数量越多,该家庭用于礼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就可能越高。
CHIPS2002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所以,我们用家庭在2002年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2002年家庭总支出的比例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第二个代理变量。
②
下面我们针对来自CHIPS2002农村调查中的2047个农民工及数据清理后的16947个劳动力的特征提供一些初步的统计描述。
首先,农村劳动力样本的平均年龄和教育年限为34.61岁和7.56年,男性及已婚的比例分别为55.39%和70.01%,而农民工样本的平均年龄和教育年限则分别为27.32岁和8.03年,男性及已婚的比例分别为65.56%和46.31%,这表明年轻的未婚男性劳动力更倾向于移民,农民工的平均教育年限比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平均高出大约0.5年。
表1变量的定义
变量
变量定义
loghourwage
农民工小时工资的对数(被解释变量);
家庭社会网络及其相关特征
giftperson
2002年赠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
loggiftperson
2002年赠送过礼金的亲友数量的对数;
giftshare
2002年赠送给亲友的礼金价值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age
年龄;
age_sq
年龄的平方;
edu
教育年限;
nonagr_exp
从事非农就业的年限;
female
是否是女性(1=女性;0=男性);
married
是否已婚(1=是;0=否);
communist
是否是共产党员(1=是;0=否);
minority
是否是少数民族(1=是;0=否);
家庭特征
hmalelabor
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数量;
hfemalelabor
家庭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
所在村的特征
logvilavinc_90
1990年本村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
distance1
本村到县城的距离;
distance2
本村到最近的车站的距离;
mountain
本村地势是否属于山区(1=是;0=否);
hill
本村地势是否属于丘陵(1=是;0=否);
表1提供了一个本文实证分析将要用到的所有变量的定义,表2提供了这些变量的统计描述,样本为前面定义的2047个农民工,村信息对应于这些农民工。
表2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oghourwage
0.33
0.86
-5.60
3.71
giftperson
8.39
10.45
0
100
loggiftperson
1.72
1.07
0
4.62
giftshare
0.05
0.10
0
0.85
age
27.18
8.29
16
60
edu
8.07
2.31
0
16
female
0.45
0.50
0
1
married
0.46
0.50
0
1
communist
0.03
0.17
0
1
minority
0.10
0.29
0
1
hmalelabor
1.81
0.85
0
5
hfemalelabor
1.54
0.88
0
5
logvilavinc_90
6.86
0.61
5.01
8.83
distance1
27.12
20.70
1
140
distance2
5.25
7.75
0.50
67
mountain
0.24
0.43
0
1
hill
0.46
0.50
0
1
表3提供了一个农民工工作特征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大部分农民工都离开了本省而到其他省份寻找到了工作,跨越出本县的农民工比例高达87%,并且其中大部分跨越了本省;第二,他们工作时需要忍受高温或面临危险的比例相当高,这两种工作类型加在一起的比例达到20%,这表明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第三,他们的工作类型大多是普通的被雇佣者,属于技术工人、业主或管理者的比例非常低,这些类型加在一起也只达到了6%左右,这表明农民工大多在低技能的低端岗位上工作;第四,他们的工作单位的经济性质绝大部分为私营,进入国有和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比例较低;第五,他们工作的行业最多的是工业,其次是服务业,然后是建筑业,这三类的总比例达到85%,这表明只有很小一部分农民工在从事农业生产。
表3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部分就业分布特征统计描述
工作特征
均值
标准差
工作地点:
外县本省
0.33
0.47
工作地点:
外省
0.54
0.50
工作时是否需要忍受高温
0.11
0.31
工作时是否会面临危险
0.09
0.28
工作类型:
技术工人
0.02
0.14
工作类型:
业主或管理者
0.04
0.20
工作单位经济性质:
集体所有制
0.03
0.16
工作单位经济性质:
国有经济
0.05
0.21
工作单位经济性质:
外国直接投资
0.08
0.27
工作行业:
工业
0.40
0.50
工作行业:
建筑业
0.20
0.40
工作行业:
服务业
0.24
0.43
表3的统计描述表明:
农民工大多在私营企业中从事着低技能、高劳动强度的工作,并且工作环境往往很差,他们一般难以进入国有或外国直接投资这一类工作条件较好、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工作。
这一事实与现有其他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WangandZuo(1999)基于北京与上海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大多从事低收入的低级工作;杨云彦和陈金永(2000)的研究则发现,进入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职业队列末端、城市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行业;DongandBowles(2002)基于大连与厦门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身份会阻止他们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公司,王美艳(2005)也证实了农民工的身份会降低他们进入国有单位的机会。
这说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按技能和职业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同时也是按户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由于处在相对自由竞争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更被市场力量所决定,而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则可能对工资影响并不显著。
例如,我们在图1中还描绘了农民工家庭社会网络的第一个代理变量与他们的小时工资的对数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家庭赠送礼品的亲友数量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1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关系的散点图
四、实证检验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主要由人力资本、工作经验和工作特征等因素决定,所以,我们下面将建立以农民工的对数工资为被解释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我们关心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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