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入门之蹊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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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入门之蹊径

“初学入门之蹊径”

——读张舜徽《初学求书简目》

何小平

内容摘要：

张舜徽先生的《初学求书简目》，因所开列的书目适中、讲明了读书次第、交待了读书方法，可为我国青年学子学习国学“入门之蹊径”，为他们自学的可靠向导。

它不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又昭示了学术门径，充分发挥了目录学的学术潜能。

关键词：

《初学求书简目》 张舜徽 目录学 入门蹊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则人们常用来激励学子刻苦读书的名言，其实存在着严重的偏颇——过分强调学习必须勤奋刻苦，却完全忽视了学习的门径与方法。

假如一开始就入错了“门”，那就正好应验了“南辕北辙”的老话，学子越“勤苦”可能离目的地越远；假如根本就找不着“门”，学子再勤苦也不得其门而入。

一味勤苦并不能保证我们会找到“书山”的路径，更不可能让我们达到“学海”的彼岸，要想学有所成一开始就“入门要正”。

俗话说“先生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可见“进门”是学业有成的第一步，甚至禅宗语录中也常常见到小和尚恳请高僧说：

“请师指点行路。

”

可是，现实中很难找到或遇到能为自己“指点行路”的高明先生，且不说社会上那些自学青年，就是在校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他们在自学提高过程中，许多人苦于找不到好的导师而走了不少弯路。

即以学文史哲的学生来说，面对传统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的书籍，青年学子可能惊其浩博而茫然失据，要么不知读书从何下手，要么就漫无目的地乱翻书。

有鉴于此，前人无不将目录学视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1]。

上世纪二十年代，《京报副刊》就曾请当时的硕学名流开列“青年必读书”，许寿裳也曾请鲁迅先生为其儿子开“必读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为清代学子求学的津逮，张之洞《书目答问》也流行于清末民初。

今天看来，这两部目录学名著都不太适用当今的文史学生，一是书目过于浩博，二是没有讲明读书次第，三是没有交待如何读法，而当代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写于1947年的《初学求书简目》（后文简称《简目》）正好弥补了上述二书的缺憾[2]，是今天文科学生求学的可靠引路者。

一、“下手功夫”

谁都知道要想将来在学问上取得成就，年青时就必须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但问题的关键是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打基础，譬如对于希望深造的文史哲的文科学生来说，首先哪些知识和能力最为根本？

要具备这些知识先应读哪些书籍？

《简目》就是专为解答“已肄业大学”并希望深造的青年关于“今后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疑问而写的。

张先生说把这些大学生视为“初学”，并不是小瞧或轻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远大期待”，“诸生虽已入上庠，习专业，然语乎学问之大，固犹初学耳”[3]。

今天学历史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人还没有通读过《史记》，学文学的可能到毕业时也没有翻过《李太白集》，他们是在教科书中长大的一代学子，基本没有多少人读过原著，离开了注释一般都不能诵读古文，专业功底比六十年前张先生写《简目》时还要浅得多，即使大学毕业也只能算“初学”，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看看张先生所“举必读之书及下手功夫所宜讲求之事”。

《简目》要求“初学”的“下手功夫”第一步便是“识字”，第二步便是“读文”。

初看好像张先生真的“小瞧”了这些大学生，为什么“下手”处就要“识字”和“读文”呢？

读文史的大学生谁不会“识字”？

谁不会“读文”呢？

我们来听听张先生是怎么说的：

“读书以识字为先，学文以多读为本。

必于二者深造有得，而后可以理解群书。

故晓示门径，以斯二者居首。

”此前目录学的叙录提要，如刘向的《别录》、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是交待某书的作者、主旨、渊源、优劣，由于它们并不是针对“初学”，所以没有一本目录学著作像张先生这本《简目》那样，向学子交待“下手功夫”和“晓示门径”。

先看《简目》中有关“识字”所列的书目和提示。

“识字”这部分前面的小序说：

“下笔为文，可用今字今义；阅读旧籍，必识古字古义。

士而有志习本国文史，日接于目者，皆古书也。

苟不训其文字，何由通其语意？

故读书必以识字为先。

古人称文字学为‘小学’，意即在此，谓幼童入学，首在识字也。

文字有形有音有义，分之则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合之则可统于一。

”治学从“识字”入手是清儒的共识，戴震在《古经解钩沉序》中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坫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4]晚清张之洞将戴震的意思说得更加明了：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5]张舜徽先生要求初学者从文字学入手，基本是遵循清儒的治学路数。

《简目》分别开列了有关“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基本书目。

其中关于“字形”的书籍第一本就是：

“《文字蒙求》四卷，清王筠撰，石印本。

”这是学习字形的入手书，《简目》在此书下提示说：

“此书从《说文解字》中纂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形声字中，仅收四种），凡二千四十四文。

原以启发童蒙，实则已成为读《说文》者先路之导。

王氏于每文之下，释以浅语，可引起识字之兴趣。

”《文字蒙求》下列“《说文解字》十五卷，汉许慎撰，商务印馆摹印大徐本”。

张先生在此书下提示道：

“阅《文字蒙求》后，可依其义例，取大徐本《说文》细读一过，分类辑录，使九千余文形、声、义了然于心。

形声字为数太多，可以声为纲，将同从一声之字，比叙并列，可悟声中寓义之旨。

”读完这两本书后，依次再学“《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清段玉裁注，崇文书局本，石印本”、“《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原刻本，世界书局石印本”。

《简目》同样在每书下面叙录了各书的特点、长处与短处。

在“字形”部分最后，《简目》列出了清末吴大澂的《字说》，孙诒让的《契形举例》和《名原》三本研究金文、甲骨文的著作。

张先生说，在王国维之后，金文、甲骨文之学虽然“作者日多，述造益富”，“今但称列吴、孙二家，既以明先贤提倡之功不可没，复由篇卷短简，可为守约之助耳。

初学循兹阶梯，进而求诸后起之书，必深入而不欲出矣”。

这里不仅讲了何书以何本为佳，还讲了先读何书后读何书，更讲了各书的不同读法，读不同的书达到不同的目的。

读《简目》，好像在在课堂听先生授书时耳提面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良师呢？

譬如学“文字学”固然要学金文、甲骨文以“自广”，“然初学必须精熟悉《说文》，而后有分析远古文字结构之识力，所以研究金文、甲文，必在精读《说文》之后，方能有下手处。

为学贵能循序渐进，不可躐等，初学尤宜从基本上用功，切戒浅尝慕浮，虚骛高远”。

这是一位国学大师的甘苦之言，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求学者都应该切记。

“字音”的书籍首列“《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重修，商务印书馆印本”，这是因为“是书古今音总汇，学者所宜详究”。

最后两部书是“《文字学音篇》，钱玄同撰，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中国声韵学通论》，林尹撰，中华书局印本”，这两本书的特点是“条理清晰，最便初学”。

有关“字音”所列的八部书中，近现代学者占五部。

张先生在字音的叙录中还特地提醒初学者：

“研究字音之学，以审声为亟。

至于考评古韵部居，又在其后。

”这是告诉初学者学习声韵学的轻重缓急，以分清入手的先后次第。

“字义”的书籍共列七本，以“《尔雅义疏》，清郝懿行撰，同治四年重刊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居首，书下提要称：

“《尔雅》一书，虽列入十三经，其实乃汉初学者裒集经师传注而成，为训诂之渊薮。

清乾嘉时，邵晋涵撰《尔雅正义》，在郝《疏》前，其书甚精，可与郝《疏》并行。

”《尔雅》为“训诂之渊薮”，郝《疏》又非常精审，初学先读此书一可了解训诂学的源流，二可为以后读经史扫清文字障碍，可见张先生首列此书的良苦用心。

以王念孙《广雅疏证》、《博雅》、《释大》三书殿后，张先生认为“王氏以双声之理贯穿故训，而训诂之学大明”，“以双声说字，所以启示治训诂学之途径，最为明切”。

《简目》中收录的著作，除了在该领域具有权威性外，还由于它对初学者具有“启示途径”的作用。

“下手功夫”的第二步便是“读文”。

张先生这里所说的“文”泛指各种体裁的文章。

过去学者虽然常有轻视“文人”的倾向，如宋人刘挚就说“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深恐自己“堕于文人”。

[6]不过，我国传统的读书人大多是文人而兼学者，或者学者而兼文人，即使公开鄙薄“文人”的刘知己、顾炎武等人，也既是学问大家，也是文章高手。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的文坛与学界，如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等。

1949年后培养的大学生就很难兼作家与学者于一身了，作家多半没有学问，学者多半写不出妙文。

张舜徽先生一生服膺顾炎武，主张诗词歌赋不必人人都作，中年以后就改掉吟诗填词的文人旧习，将全部精力献身于学术，但是他认为一个学者其学问应“根柢庞固”，其文章也应“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学者理想的境界[7]。

他在《读文》这部分书目前的小序中说：

“文与学本不可离。

清儒焦循尝谓‘文非学无本，学非文不宣’，此真千古名言！

尝见读书甚多，人皆称之为书簏者，而不能下笔为文。

偶书笺启，亦辞句艰涩，至有文理不通者，众莫不讥讪之。

而其人亦自引为终身憾事。

此由少时读文不多，无所取则，故吐辞不能自达其意也。

昔人言文章之事，不外‘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

后四字尚可由讲求得之；至于前四字，非可以语言形容，虽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全赖诵习前人文辞，优柔厌饫，以取揣摩之益。

昔杨雄以善赋名，或问何以臻此，雄答以熟读千首赋，则自能之矣。

可知为文之功，贵在多读。

”一个学者要是有学问而不能表达，那他只像一个书簏或书橱，只会死读书却毫无创造力，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成果，这必然影响他的学术成就。

张先生说学习作文除“诵习”“揣摩”外别无他法，为此他在“读文”这部分共开列了四本清人的文辞选集：

“《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清姚鼐选编，木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清末王先谦选编，商务本”、“《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简编》二卷，清曾国藩选，商务本”。

学习作文为什么不推荐流传更广的《古文观止》呢？

张先生在这方面别具眼光：

“姚、曾两家选本，皆不评点文法，俾读者自知其工妙。

此是大家路数，与村塾所用选本如《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古文笔法百篇》之类以推敲字句相尚者，迥然不同。

二者相较，直有雅俗之分，学者宜知其高下也。

姚、曾二家选本诵习之外，可进求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梁代萧统《文选》读之，以略窥古今文辞之变。

初学但求能明白宣畅、辞能达意之文，不必规仿词藻华丽、不切实用之文。

然于古今文章流别、得失高下，不可不知。

”张先生一生追求学术的“博大气象”，瞧不起《古文观止》、《古文析义》这种斤斤于“推敲字句”和“评点文法”的评点派，认为他们有村塾气和小家子气，初学者反复涵泳白文就能“自知其工妙”。

学者之文应思致明晰而文辞畅达，青年学子学文反复诵读名篇来养成盛气和扩展心胸，所以他推崇贾谊《过秦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一类文章，它们或者气势恢弘，或者缜密严谨，觉得像《古文观止》、《古文析义》这样的评点，反而肢解了全文的文气，打断了全文的思理，使青年读者变成只知道寻行数墨的书呆子。

不过，张先生的建议对那些功底较好的初学者才有用，他们自己能品味出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用不着旁人来嚼饭喂人，但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推敲字句”和“评点文法”可能有助于他们理解和欣赏古文，先以《古文观止》、《古文析义》等评点作为拐杖，等自己能够体认文章的神理气味后再甩开它们。

《简目》开列了有关“识字”、“读文”的书目后，还一再叮嘱初学者说：

“上述识字、读文二端，乃有志读书者之基本功。

必辨识古字，而后能开卷读书；必文笔条达，而后能自抒所得。

加以多诵明畅之文，使思路清楚，亦有助于理解古籍。

故读文之事，尤不可缓。

”

二、四部读法

《简目》提醒初学者说，等识字、读文“二端举矣，乃进而阅读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循序渐进，必日起有功也”。

打好了识字、读文基础后，青年学生再可进而读循序读“四部之书”。

那么，四部如何读法呢？

张先生仍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开列书目，最后在四部之外另加“综合论述”各类书目。

经、史、子、集四部都是先列最基本的原典，后列相关的研究著作。

“经传”前的小序特地告诉初学者说：

“昔人综举六艺，有所谓‘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诸名目。

今日读书，不必为其所限。

有列在十三经而不必读者，如《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是也；有未入十三经而不可不读者，如《国语》、《佚周书》、《大戴礼记》是也。

必破此旧界，而后能推廓治学范围。

”他将初学者不必即读的《仪礼》等三书剔出，增加了原十三经中没有的《国语》等三书。

《国语》在内容上“与《左传》相表里，多载春秋列国言论，国别为书，故名《国语》”，《佚周书》多载“周时诰誓号令”，“其中如《克殷》、《世俘》诸篇，足以补正《尚书》”，《大戴礼记》中“保存远古遗文不少”，“其他有关伦理政治之论文，价值不在《小戴礼记》下”。

儒家经典在张先生眼中，已经从价值资源变成了学术、知识资源，虽然不具有神圣性但仍具有重要性，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

《简目》不只是简单地开列书单，而是交待读某书要侧重于哪些方面，有哪些自学的方法。

如读“《诗》三百篇”不能只将它看成“文学之宗而已”，还应“从其中考见政治得失、民间疾苦”，它是文学经典也是历史资源。

“《孟子》七篇”后的提示说：

“此亦门人弟子所记，为研究孟子思想之唯一依据。

文章亦恣肆奔放，无不达之情。

叙事之文，以《左传》为美；说理之文，以《孟子》为高。

初学熟诵其文，亦大有裨于属辞也。

惟其中言心性之语，多为宋明理学家所傅会，清儒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正之，学者可究心焉。

注本除朱熹《集注》外，宜参看清代焦循《孟子正义》。

”《孟子》思想既深，文气亦盛，初学者要究心其思想，同时也应涵泳其文辞。

张舜徽幼承庭教，历从名师，他本人从没有进过大学，基本属于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他的读书方法是经验之谈，值得初学者认真吸取和借鉴。

如“经传”书目“《尚书》二十八篇”后的提要：

“今通行本《尚书》，有五十八篇。

其中惟二十八篇比较真实可信，余皆后出伪品，清代学者考论明晰，已成定论。

清末吴汝纶有二十八篇写定本，可以采用。

诵习时可取《史记·五帝本纪》、夏、殷、周《本纪》对校读之。

”《尚书》连唐朝韩愈也说“佶屈聱牙”[8]，今天初学者读起来更难如“天书”，将“《史记·五帝本纪》、夏、殷、周《本纪》对校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司马迁写这几个本纪主要取材于《尚书》，并把《尚书》拗口难懂的句式翻译成汉代通行的语言，将二者对读可谓一举两得——学习了《史记》，也读懂了《尚书》。

当然，现在《尚书》有不少译注本，初学者不妨先找权威出版社此书的译注本疏通文字，再和《史记》中相关《本纪》对读，最后参看清儒和今人的注本。

“《周易》十二篇”后，张先生特地提醒初学者说：

“此乃我国古代阐明事物变化原理之书，其道周普，无所不包，故称《周易》……初学虽苦其辞奥衍难究，然不可不诵习其书，但可置于诵习其他经传之后，以求易于理解，能通其意也。

注本可用程颐《易传》。

”《周易》不仅所用的词句艰深难懂，所讲的哲理更深奥难明，把它放在其他经传的最后学习，对传统文化有一些感性认识和知识积累后，理解《周易》就会少些障碍。

《简目》在“经传”基本书目之后附有“研究经传必须涉览之书”，“音读训诂”方面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编的《经籍纂诂》，“经解”方面的有《十三经注疏》和《清经解》，阐述“源流得失”方面的有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近人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章太炎的《经学略说》。

音读训诂的书可以随时查阅，考论经学源流得失的书可以通读，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现在有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了陈居渊十分详尽的注本。

这些书籍有的勾勒经学的脉络，有的阐述经学的源流，有的分析经学的得失，可以作为初学者学习经学的入门书，比如先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为向导，读经传书籍就不会见树不见林。

初学者学史应学什么？

应读何书？

如何读法？

《简目》“史籍”提要中对三者都有简略交待：

“史主记事，古今治乱兴衰、典章制度、人物高下、政教得失，悉在焉。

士必读史，而后能增益学识，开拓心胸，非特多识前言往行而已。

宋代言道学者，谓读史使人心粗，非也。

史籍浩繁，初学可取其常见而必读者览之，自可益人意智。

其他开创体例之书，亦当知其内容，便于寻检事目。

”读史的目的主要不是“多识前言往行”，而是“增益学识”、“开拓心胸”、“益人意智”，诵习“常见而必读”之书，泛览“其他开创体例之书”，经常“寻检”资料汇编之书。

初学者要留心张先生在各书目下的提示，如“精读”、“详究”、“涉览”、“查阅”、“寻检”等等。

在封建时代所钦定的“正史”中，《简目》只列出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书目后的提示说：

“此四史皆须通读，《史记》、《汉书》中保存论政论学之文及辞赋甚多，在我国未出现文集以前，此无异于文辞总集。

且马、班皆以文学名世，读其书可学其文。

《汉书》十志，尤为精要，学者所宜详究。

《后汉书》、《三国志》行文亦甚雅洁，诵习既久，自有益于修辞用字之功也。

初学且耐心精读四史，所得必多。

至于通观全史，又在其后。

四史刻本甚多，易于觅取。

凡易得之书，例不注明版本，下皆仿此。

”前四史是中国古代史学最重要的基础，初学者务必“耐心精读”，“《汉书》十志”更宜细心“详究”。

前四史是文史中的高文典册，读前四史自应文史兼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清代学术流别剖析最详”，青年学子读此二书不仅可了解清代学术概况，还“可从其中取得治学途径与方法”。

《简目》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下提示说：

“此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删繁存简，勒为一编……此非有大识力、大魄毅，而能运以大手笔，绝不能办此。

宜其编成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叹服也。

初学于此书，必须通读。

胡三省注甚精博，亦须细心究览。

”像《文献通考》、《唐会要》一类书籍，专详各朝各代典章制度，初学者可以经常“检寻”；而《高僧传》、《畴人传》一类书可供“参考”，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四朝学案，“初学欲知四朝学术流别，自可涉览”。

“研究史学必须涉览之书”中，张舜徽先生特别重视唐刘知己《史通》、宋郑樵《通志总序》、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他认为“此三书为史评要籍。

于古代史书义例源流，剖析既明，且又各抒己见，读之可增广识力，初学必须详究”。

张先生有这三部典籍的研究著作《史学三书平议》，学子学习三书时可以参看。

《简目》还开列了“近人综论史籍义例、源流及读法之书”四种，张先生多次告诫青年学子注意典籍“读法”。

张先生继承传统又不以传统自限，承续传统的同时又注重接引新知，强调“大抵治史不宜局限几部旧籍，自必参考新著，昔贤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学者宜识此意”，他还特地开列了今人所著的四部中国通史。

在“百家言”部分，《简目》开列了从先秦到六朝诸子，张先生认为初学者读书不必讲求古本，“能得清人精校精刻本固善，否则即以世界书局所印《诸子集成》为读本亦可。

得一书而诸子之书俱在，无有便于此者。

且其书所收入者，多属清人注本，又遍加句读，较木刻本之无句读为佳。

上列诸书，惟徐干《中论》不在其中，《汉魏丛书》、《四部丛刊》皆有之”。

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华书局多次重印《诸子集成》，大一点的书店不难购到。

另外，现在学习诸子可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搜集了先秦到唐五代子书，以清人和今人注为主，从注释到印刷都较原来的《诸子集成》为胜。

徐干《中论》可用张舜徽先生的《中论注》，该注本收在张先生《旧学辑存》下册，齐鲁书社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有排印本。

《简目》在诸子原著后面还开列了四部近人的诸子研究著作：

江瑔《读子卮言》、孙德谦《诸子通考》、姚永朴《诸子考略》、罗焌《诸子学述》。

这四部书后还提示了诸子读法：

“此皆通论诸子之书，有论说，有考证。

初学涉览及之，可于诸子源流得失、学说宗旨，憭然于心，而后有以辨其高下真伪。

再取今人所编哲学史、思想史之类观之，庶乎于百家之言，有以窥其旨要也。

”诸子百家都以立言为宗，理解其学说宗旨和源流得失是学习诸子目的，熟读诸子原著后，再读近人诸子研究著作，最后读今人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学习诸子的读书次第。

“诗文集”中的排列顺序是先总集后别集，总集从《楚辞》到《乐府诗集》，主要的诗文总集都在其中，别集则始于《杜工部集》迄于《稼轩词》。

遗憾的是，先于杜甫的曹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等人的诗文集，后于辛弃疾的关汉卿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都没有列入。

张先生开列的这部《初学求书简目》，其目的是培养学者而非作家，他对于文人和学者的价值评价有所轩轾，这种态度在“诗文集”后的提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诗不必人人皆作’，此顾炎武名言也。

填词格律尤严，非初学所易为，皆不如写好散文之重要。

初学但知欣赏诗词即可，不必轻动笔也。

扬雄以善词赋名于西汉之末，晚而自悔少作，目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亦自谓‘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所规甚远，皆足取法。

至于有志在学问上用功，则不可不读清人文集。

”（1117）在文士（指诗人和作家）和学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历史上的伟大学者固然令人尊敬，伟大诗人和作家何尝不令人仰慕？

青年学子应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择自己的专业，不必为张舜徽先生的价值判断所左右。

至于“不可不读”的“清人文集”的确浩如烟海，初学者等基础厚实以后，行有余力再去博览，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是阅读清人文集的最好引导，该书中华书局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有排印本。

“诗文集”最后列有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诗品》两部文论专著，前者系统浩博，后者敏锐专精，所以张先生称“此二书在古代文坛为创体，学者不可不观”。

《文心雕龙》的注译本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可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普及本可用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

《诗品》可用曹旭《诗品集注》。

这几种注译本在书肆上容易购到。

鉴于“经、史、子、集四部必读之书”外，“尚有综合四者加以论述之书，如笔记、辨伪、书目、通论之属”，这四种书籍论述的内容“遍及四部”，《简目》专门辟出“综合论述”一类。

“综合论述”这一大类中又分出“笔记、辨伪、书目、通论”四个小类。

“笔记”中的书目如宋人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明清人的《少室山房笔丛》、《日知录》、《东塾读书记》等，全部是“朴学家笔记可资考证者”，无一不是笔记中的名著。

“书目”中开列的书籍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这四部书全是文献学中的经典。

张先生在四书后提示说：

“汉隋二《志》，必须精熟，此乃考明唐以前学术源流、书籍存佚之书。

《四库提要》论列古今学术流别尤详，读之可得治学门径。

清末张之洞所为《书目答问》，分类举要，晓示学者求书之途，至为详尽，有志以博通自期者可常检之。

”《汉书·艺文志》被誉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图书分类从七略到四部的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一直被清人视为“学问门径”，张舜徽先生著有《四库提要叙讲疏》，收在《旧学辑存》下册，台北学生书局和云南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他把《四库提要叙》称为“门径中之门径”[9]。

“通论”中分别开列了锺泰、王易、钱穆三人的《国学概论》，钱氏的《国学概论》现在还很流行。

现在来看，张先生这部《简目》还存在如下不足：

一、《简目》不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础书目；二、《简目》中标注的版本现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多都有排印本，所开列的典籍大多数已有更好的注本。

尽管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简目》仍不失为青年自学国学的可靠向导，它不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又昭示了学术门径，充分发挥了目录学的学术潜能。

[1]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4页。

[2]张舜徽《初学求书简目》，收入张氏《旧学辑存》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