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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
王笛: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
——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王笛
《近代史研究》(京),2009.1.126~140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介绍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有关成果,仅是那些对我自己的研究有所影响和启发者,并非综合或全面的评述,难免有些重要成果没有在此进行讨论。
一、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
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
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在20世纪20、30年代身陷囹圄时,认真思考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怎样取得文化霸权等理论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在笔记本上,竞达几十本之多。
他去世后,这些笔记被整理为《狱中札记》出版。
葛兰西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
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陈的形式显示出来。
①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名著中体现出来。
汤普逊认为,从相当大的程度上看,英国工人阶级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源于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
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
被认为持“新劳工史”取向的贺萧(GailHershatter)关于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关于上海工运的研究,便受到汤普逊研究的启发。
②研究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也深深打下了葛兰西的烙印。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对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古哈(RanajitGuha)。
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
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
”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
③
新文化史得到人类学很大启发,例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ordGeertz)的《尼加拉:
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对新文化史的研究就颇有影响。
吉尔兹对尼加拉的研究,揭示了生态、地理、政治肌体、宗族、庇护关系、婚姻、结盟、村落与国家、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庆典、祭祀、权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也是新文化史家的兴趣所在。
尼加拉是一种虚幻的“国家政体”,印尼曾经存在几百乃至几千个尼加拉。
在巴厘社会,尼加拉与实际的村落政体像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等共存。
而“国家政体”只有在进行仪式或庆典活动时才得到展示。
例如,书中对作为国家庆典的国王葬礼,妇女被殉葬的情景进行了细致描述。
在这里,国家庆典被隐喻为剧场表演,“国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展示出来。
因此,巴厘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国家概念。
所以实质上尼加拉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并非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实体。
吉尔兹的另一部被新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著作是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巴厘斗鸡的那一篇,作者观察了斗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
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厘,斗鸡被禁,但仍然在村落中秘密进行,当时吉尔兹夫妇在那里做田野调查,一次在观看斗鸡活动时,遭警察偷袭,差点被抓住,仓惶出逃。
他们第二天即成为村民嘲笑的中心,人们见面便要他描述那天狼狈逃窜的情景。
但不想因祸得福,在巴厘,被取笑即意味着被接受,从而使他能深入这个活动的内部进行仔细观察。
他发现,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却是男人间的竞争。
在巴厘,公鸡经常隐喻男人、英雄、单身汉、花花公子、勾引女性的人等等。
男人喂养、打扮、谈论斗鸡,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个活动上,公鸡便成为主人人格的代理者。
斗鸡还显示着族群关系,潜在的规则是,村民不把赌金押在对立宗族或外村的鸡上。
对吉尔兹来说,斗鸡是了解巴厘社会的一个文本,即民族文化的文本。
④
新文化史的取向使历史学家对政治运动进行文化的阐释。
例如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研究法国革命的亨特(LynnHunt),观察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服装、帽徽和旗帜等文化的“标志”,从标志来分析政治和文化的关系。
如她的《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以家庭秩序来对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进行解读。
亨特指出,国王被杀,隐喻着家庭权力结构的动摇,父权地位的动摇,而兄弟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
革命兄弟在“父亲”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对内争权夺利。
妇女在法国革命中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在革命文学中,母亲经常作为坏女人出现,革命党推翻父权制,但不愿让女人参政。
当时色情文学中的妇女形象便反映了男人对女性参政的恐惧。
作者通过讨论家庭成员问的关系,以家国互喻的手段,来解释法国革命中的复杂思想和文化。
⑤
与新文化史齐头并进并相互影响的是微观史学。
金兹伯格(Carlo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应该说是微观历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全书篇幅不大,只研究一位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经营磨坊的农民。
与那个时代的同类不一样,由于他受过一定的教育,能读会写,接触到一些异端思想,因此持有独特的世界观,竟胆敢挑战上帝创造一切的观念,宣称人是由泥土、空气和水而产生,犹如奶酪中生蛆虫(该书书名也由此而来)。
他因“异端邪说”而被宗教法庭起诉,在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后被处死。
研究微观历史,首先需要系统的资料,宗教裁判所的详细记录为这个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
宗教法庭对他的审讯记录等资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作者从这些资料中,竭力挖掘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
例如从其在受审中所交待的书籍人手,分析这个小磨坊主怎样理解那些文本,并将其言论与他所阅读的文本进行对比。
金兹伯格通过研究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过建构一个小磨坊主的心灵史,解读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展示当时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金兹伯格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
⑥
从微观角度研究前现代的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真是得天独厚。
鲁格埃罗(GuidoRuggiero)从微观史学的角度,以老妇玛格丽塔奇怪的死亡为分析案例,探讨了17世纪初意大利宗教、大众文化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
这个研究利用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记录,探讨当时人们如何解读疾病、身体,以及他们所生存的世界,从而进一步理解早期近代的文化世界。
对作者来说,玛格丽塔的死亡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神秘故事,更是探讨被遗忘的文化和前现代医学实践的一个窗口。
在16世纪末,宗教法庭和宗教裁判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活动,竭力对日常文化加以控制,将其纳入正规教义之内,教会、各种社会精英对日常文化攻击日益增多。
教廷对巫术十分警惕。
宗教法庭认为,玛格丽塔的离奇死亡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不轨行为有密切关系。
作者像写侦探故事一样,把读者一步步带入事件内部,把各种细节拼在一起,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透过对症状的描述,我们知道玛格丽塔的死是由于梅毒所致。
虽然死因找到,我们却不能确定到底当时所用的巫术等等治疗手段,对她的死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至少了解到当时疾病的治疗与巫医、法术等的密切关系。
这个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微观史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⑦
关于法国的微观历史也有一些优秀成果,它们同样得益于宗教裁判所档案。
例如拉杜里(EmmanuelLadurie)的《蒙塔尤》研究的是14世纪法国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
他探讨这个小山村的环境、家和家庭、心态、举止、婚姻、性行为、儿童、死亡、日常聊天、社会结构、小酒店、巫术、教士、犯罪、民俗等等。
微观历史研究是否能进行下去,经常取决于资料的情况。
作者在导言中详细介绍了资料的来龙去脉。
该地区的宗教裁判所法庭,在1318年到1325年间共进行了近600次审讯,涉及近百案例。
出庭受审的人有各种身份,如贵族、教士、农民、工匠、小贩等,但大多数是一般百姓。
这些审讯十分详细,案卷记录犹如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事无巨细,为重建若干世纪前山村生活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这些审讯记录的形成有三个步骤:
先由一名记录员听取审讯和供词。
快速记录为草稿;然后将草稿给被告过目,进行修正;最后由记录员再把修改好的稿子誉抄在羊皮纸上。
⑧
当然也并不是说没有宗教裁判所档案就无法进行微观历史的研究了。
达顿(BobertDarnton)的《屠猫记以及法国文化史的几个插曲》从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侧面讨论法国社会和文化,所用资料包括民间传说故事、手工工匠的自传、城市指南、警察密探报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读者与出版社的通信等。
本书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研究在资料利用和解读方面的经典之作。
全书共有六章,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第二章,即作为本书书名的关于屠猫故事的解读。
本章对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他们的杀猫取乐活动进行文本分析,从中观察阶级冲突、师徒对立等问题。
印刷学徒工的生活百无聊赖,平时经常酗酒甚至发生暴力活动。
在这里,师傅夫人最喜爱的猫是资产阶级的猫,吃得比学徒们好,还叫春惹人讨厌,因而引发了虐猫的恶作剧。
达顿的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而继续探讨这个恶作剧的文化渊源。
他发现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
而且猫在法国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祓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
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
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因此在民间故事中,经常描述女人在恋爱中像猫一样。
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象征着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象征性地受到性侵犯。
杀猫行为,也是一种猎杀女巫行动,或暗喻反抗或造反。
⑨
应该指出的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在西方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取向,虽然劲头很足,出版了一些好作品,并已自成山头,但从西方出版的书和发表的论文总量看,比例也并不是很大,说明还有相当大的深入空间。
关于中国历史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相较西方历史研究而言,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二、西方关于中国的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
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与新文化史在资料、课题、方法取向方面最接近者,可能便是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了。
中国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姜士彬(DavidJohnson)、黎安友(AndrewNathan)、罗斯基(EvelynRowski)所编的论文集《晚期中华帝国的大众文化》为标志,该书涉及大众文化的划分、大众戏曲、印刷、宗教文化等各方面。
其中若干论文也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例如华生(JamesWatson)的《标准化的神——天后崇拜的造成》一文,分析了“天后”形成的过程以及天后崇拜在地方层次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民间崇拜总是反映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而在各个社会层次上则都有着代表各自利益的祠庙。
像大多数中国的神一样,天后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集团以及不同权力层次中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地方精英利用国家对天后的承认去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因而天后代表的不仅是海神,而且是宗族在地方的霸权。
这也反映民间崇拜成为地方社会控制工具这样一个事实,也进而解释了地方秩序和宗族控制与民间崇拜间的复杂关系。
在许多地方,天后崇拜不但被地方政权所鼓励,有的甚至就是由地方政权直接发起的。
天后崇拜从而使社会的各阶层都可以在这个国家认可的神那里找到自己的代表,国家以微妙的方式在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强制推行了官方认可的大众崇拜和象征系统。
⑩
长期以来,大众宗教都被认为处于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在大多数地区这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被过分强调。
姜士彬所研究的山西东南的“赛”——一种地方宗教庆祝活动——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即大众宗教也可以与国家和正统结合在一起,精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赛是庙会和神的生日庆祝,一直受到官方的资助,村镇文化实际上也为其所主导。
赛的文化组成是复杂的,它既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反映了正统的价值观。
上自知县下至村庄精英都是赛的组织者,他们也是既成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
虽然儒教正统对赛有重大影响,但僧侣、道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都参与其中,真可谓是包罗万象。
赛对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要参加无数次赛,从中培育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
⑾
如果说姜士彬强调的是国家对大众宗教以支持的形式来施加影响,那么杜赞奇(PrasenjitDuara)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怎样打击和摧毁大众宗教上。
杜赞奇认为,关帝是中国文化最有力的代表,官方对关帝崇拜的参与是由于他受到大众的尊敬。
清朝授予关帝许多头衔并竭力使其儒化,官方的参与反过来又更刺激了关帝崇拜的扩张。
正如我们前面已讨论的天后崇拜一样,关帝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功能,他可以是忠臣和守护英雄,也可以是财神。
关帝崇拜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的需要。
当20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议程之始,国家力图在地方社会建立起它的强有力的基础,由于现代化的精英把大众宗教和大众文化视为主要障碍,因此大众文化同时成了现代化机器的打击目标。
现代化的推动者——包括精英和国家——都提出了反封建的口号。
杜赞奇认为,清代国家利用关帝及其他大众崇拜在地方社会建立了权威,而晚清和民国时期对大众宗教进行打击之后,国家又无力在地方社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此国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反而被削弱了。
⑿
因此,在大众文化与国家关系方面,华生、姜士彬、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国家政策有足够的伸缩性,允许各阶层人民去构筑他们自己的神,同时也有足够的稳定性以提供“一种国家的文化”。
大众文化虽然是民众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但国家从未放弃对其施加影响。
如果大众在文化上一旦显示出一种影响力,国家就会及时介入,华生关于天后、姜士彬关于山西赛会、杜赞奇关于关帝崇拜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事实。
国家对大众文化的干预可以有多种形式:
以提倡的形式加强控制,如其之于天后崇拜;以直接参与的形式以示支持,如其之于山西赛会;或以打击的形式以消弭其影响,如清末及民国时期对关帝崇拜等大众宗教所采取的政策。
在长期正统意识的影响之下,大众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被改造了。
一些关于政治事件的研究,也把大众文化作为切入点,例如孔飞力(PhilipKuhn)的《叫魂》和周锡瑞(JosephEsherie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孔飞力从“叫魂”案入手,研究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
这个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对清朝的政治系统的剖析,其次是对社会动荡和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研究。
其意义在于把像巫术、谣言、社会恐惧、乞丐、僧侣等社会史的许多方面与官僚结构综合在一起对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分析。
从叫魂事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清朝的独裁政治。
孔飞力的着眼点不在巫术本身,而在于政治系统;但他没有从传统的角度考察政治系统,而是把视角放在大众文化。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大众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说明人物活动或事件的本身,而且更具意义的是可以从这些人物活动或事件中揭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
因此,发现大众文化中潜在的重大主题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把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引入一个新的境界。
周锡瑞关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考察秘密宗教的传统,探究降神附体仪式的文化渊源及其怎样成为义和拳和华北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他还从在民间流行的乡土文学、戏剧、封神、三国、西游等文化人手,观察农民村社、修庙、庙会、迎神赛会、社戏、护青组织等各种活动,发现异端和大众文化界限日益模糊。
人们还可以发现,义和团的许多头衔、语言、行为和服饰都摹仿地方戏,从大众文化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而这种大众文化又蕴含了正统和异端两方面的因素。
周锡瑞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大众文化所能揭示的东西与政治、经济同样重要,有时它甚至对社会有着更深刻和更长久的影响。
⒀
空间和时间是西方新文化史所关注的主题之一。
研究者发现,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区别很大,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和时代变迁的轨迹。
叶文心(Wen-hsinYeh)的文章从民国时期上海中国银行职员的集体空间和时问,来看当时这个中国最现代最西化的城市中白领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钟表进入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了,早在16世纪传教士便把它们带到中国。
但是钟表的传人,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中国人基本把钟表视为一种玩具。
欧洲人守时的习惯,也并没有对中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但叶文心发现,在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上海的一些机构,时钟不再只是摆设,而成为作息的工具。
这种变化对人们的群体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
叶文心观察到,上海新兴的白领阶层,成为改变中国时间观念最早的社会群体。
时钟与日常生活发生密切联系,使中国中产阶级第一次生活于一种团体纪律和制约之下。
这种共同遵守的时间,与“中行别墅”这种院落空间生活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以此为着眼点,叶文心进一步考察这个演变在文化史及政治史上的深刻意义,探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模式的变化。
在这个研究中,作者还注意到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的持续性。
过去,我们强调1949年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叶文心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民国时期出现的生活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在社会主义时期被继承下来了。
⒁
如果我们试图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找到微观历史的研究,史景迁(JonathanSpence)的《王氏之死》可能是最为接近者。
本书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从生态到农民艰苦生活的情况,作者从一场地震切入,观察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对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状况进行讨论。
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
最后从一桩杀人案的本原始末,来看妇女的遭遇和地位。
王氏为一个贫寒农民之妻,跟人私奔,数月后因走投无路而返家,丈夫恨其使他颜面尽失,在大雪之夜将她掐死,并嫁祸邻居。
多亏知县黄六鸿发现破绽,侦破疑案。
与欧洲的微观史研究不同,史景迁并无系统资料,只好主要根据《郯城县志》、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资料。
史景迁能够根据不多的资料,重构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了其运用资料的高超技巧。
史景迁前些年出版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⒂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注重叙事和历史记忆,200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威廉(WilliamRowe)的新著《红雨:
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以叙事为主,探索历史记忆,可以说是中国史研究在此方向作出努力的最新成果。
罗威廉很明确地表示本书是一本叙事史,倾向文学式的描写,而非科学性的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经历及其复杂性上。
这是一本微观的社会史,不过罗认为本书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微观历史,因为本书研究的是一个长时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几十万。
但是,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从全国角度看,麻城也的确只是一个小地方。
像其他微观历史学家一样,罗威廉也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力图理解他们的经历。
用长时段的眼光可以同时揭示一个小地区的文化持续性与历史演变、身份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对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权与受制系统、集体行为发动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等。
但是罗威廉并不像广受批评的年鉴学派那样,撰写“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地方的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到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30年代的国共内战。
他力图使读者感到中国历史在“现场”的意义。
罗威廉开宗明义点明了书名和本书的主旨:
1928年5月,这正是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不久,当地人称麻城突然下了一场红雨。
对于麻城人来说,这场红雨预示着什么是很清楚的,因为这是国民党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带。
为什么罗威廉要把麻城作为他研究的对象?
很清楚,是由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根据地大别山的特殊地位,正如他指出的,当我们把深受考验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放到更长的历史视野中,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有多少不同?
如果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看,这个研究想探究:
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
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
他希望通过对一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7个世纪问的长时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解释,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罗威廉的研究也是在探索历史的记忆,观察一个事件记叙是怎样传下来,又怎样为人们所解读的,不同的解读又是怎样反映了人们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语境。
例如他以发生在1674年的东山民变为切入点,来观察自然和社会环境怎样造就了暴力行为。
他试图解释,麻城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流血事件,是由于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
除地理因素外,暴力的频繁还与其特殊的文化传统有关。
作者发现当地社会具有的特征包括:
富有的大宗族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势力;由于土地的集中,出现了大量奴仆和佃仆,而奴变是造成麻城动荡的重要原因;不断的动乱促使地主精英武装起来,为了自身安全而营造山寨,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自治地位。
罗威廉强调当地文化、集体记忆和当地历史的集体作用,导致其衍生了一种暴力传统。
这些传统在当地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中流传下来,历来的官方史学家和方志编撰者都在其历史记述中,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时而把暴力行为的主角打扮成英雄,时而又将之指斥为盗匪。
他力图从长远的历史视野去考察,为什么有些地区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
罗威廉的这个研究,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革命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因此此书是一部微观历史与地方史的有机结合。
这本书对长时段的历史场景的展示、对事件的细节描写、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练的运用,以及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显示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
本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革命、政治演变及其历史土壤提供一个非常清楚而深刻的个案研究。
⒃
三、新文化史、微观史对我自己有关研究的影响
近年我自己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很明显地受到上述西方史学新趋势的影响。
这里简要介绍我刚完成的关于成都茶馆和四川袍哥语言的两项研究。
成都茶馆——一个微观世界我关于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的研究重点是成都茶馆,即刚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馆:
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这里作一个简要介绍。
⒄“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这句民谚描绘了一个独特的成都城市形象。
在成都,几乎每条街都可以看到茶馆,其对市民的日常生活至为重要,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20世纪前半叶,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成都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有成都那么多茶馆。
茶馆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干世界的丰富多彩。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茶馆的史学专著出版,这是与茶馆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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