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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十篇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
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
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
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
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
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
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
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
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
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
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
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
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
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
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
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
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
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
“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
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
“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
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
“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
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
“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
“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
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
“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
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
赵奎英明确指出:
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
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2
摘要:
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
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
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马克思语言哲学;当代论域
中图分类号:
H0-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723X(2014)06-0128-05
一、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溯源
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根源,不得不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洪堡特两个人,这两人对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有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
乔姆斯基与洪堡特在诸多方面一脉相承,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
洪堡特是19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的概念,它实际上指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
他认为这种结构系统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应该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
[1]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
语言是思维不可或缺的伴行者,也是思想的手段。
理解语言内部形式,是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身的客观规律,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
在划分一般感知时出现的不同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语言内部形式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对不同物体、活动、质量和状态的划分为语言进一步形成直接提供依据。
洪堡特的这种语言世界观和语言的创造性特征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洪堡特于19世纪初即提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乔姆斯基继承并发展了其理论,并借鉴了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后(即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提出了他的“天赋说”。
乔姆斯基的“天赋说”认为,人具有天赋的语言能力。
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假设建立在他对一些重要现象的观察之上,而这些现象绝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做出正确的选择。
乔姆斯基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继承以及自己的理论创新,使得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提出了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使人们借助有限的语言手段不断生成无限个新的表达式,新的思想伴随这些新的表达式而产生,使我们得以用新的语言和视角来谈论和理解世界并改造世界,满足我们对独创性的心智需要。
乔姆斯基还认为语言的命题意向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就是人(命题意向主体)在理解、诠释自身;每一个人都站在世界之中,用时代和世界赋予他的全部知识与对时代和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解释自己。
人在世界之中,同时又通过世界来理解其自身。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亦受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影响,二者从两个不同层次对语言进行思考。
他们对语言基本属性的阐述角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
站在语言哲学的高度,他们能宏观地捕获语言的基本特质并进行科学分析。
维特根斯坦与乔姆斯基在对语言的关注和认识上有交叉、相似或者完全不同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言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
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但实际上它们却统一于“语言批判”。
[2]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语言批判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随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是哲学史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其核心思想就是“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从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来加以论述。
这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日常语言哲学,而且对语言学也有很深的影响。
他认为“语言既是结构严谨、自组织性极强的、相对自足的简单系统,又是与多个相邻系统交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系统”,[3]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也直接促成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
1957年出版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构建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拉开了第三次语言哲学转向的“认知革命”的序幕。
在《句法结构》中,乔姆斯基开始关注人脑的形式属性和普遍语法,注重语言哲学理论的构建,强调语言哲学及语言的解释性,采用假说―演绎性的理论方法,开创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视角。
[4]
乔姆斯基明言其语言哲学思想是对皮尔士语言哲学思想的继承,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皮尔士,乔姆斯基语言习得理论的哲学背景是皮尔士一般知识获得体系。
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天赋思想借鉴了皮尔士认识论的两个重要思想:
猜测本能和溯因逻辑。
乔姆斯基语言习得模型中融合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演绎―归纳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儿童从有限素材基础上本能地利用溯因推理建立假设和理论,创造性地演绎生成新语言事实,再由归纳在经验中检验这些新语言事实,从而获得语言知识。
这是乔姆斯基首次把哲学融入语言的概念里,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使得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意义。
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内涵
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同时,语言哲学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
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它的主要方法论和基本理论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哲学主张。
现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逻辑密切相关,而现代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语言的逻辑句法。
这是一个从语形到语义的分析过程,也就是说,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进入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或者说,是以语义分析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语言结构的研究。
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色就是“语言的哲学转向”,通过对语言的基础问题的分析展开哲学讨论。
语言的哲学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
分析哲学从经验主义到唯理主义的转变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中的典型标志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语言观点或者理念就决定了一定的哲学思考范式。
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机能的先天性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研究,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特征和自由的重要性。
[5]他认为,自由是保障人的语言能力和其他先天认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一个理想社会必须提供符合人性发展的环境,使人成为自由、自主的个体。
乔姆斯基的这种在语言哲学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自由观有其独特性,它把人的本质与价值看作是自由的基础和目的,把人天生的心智机能看作是自由的限度,把言论和思想自由放在核心位置,丰富了自由的内涵,同时,也为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
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观集中地体现为心灵主义、自然主义、内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最佳理论”,他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于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的。
心灵主义指的是,用计算―表征论去研究人类的语言知识;自然主义是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思维;内在主义强调研究人脑内部的抽象表征;而个人主义是指,所研究的大脑内部状态是个体性的而非集体性的。
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是存在于世界的真实物体;但他对描述二者的理论术语和论断的实在性,采取“最佳理论”研究态度。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产生有其思想文化理论背景,早期受笛卡尔影响最深,同时康德哲学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中的“生成能力”和“语法规则”是有同一性意义的。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生成能力是语言哲学规则的潜在形态,语言哲学规则是语言生成能力的外在显现,并可表达为语言哲学的形式系统,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哲学的规则系统的基础知识即为语言的生成能力。
[6]
基于批判行为主义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提出了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并更进一步发展出了语言模块性思想。
乔姆斯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提出了语言本能的假说,并明确提出语言模块是一种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7]。
达尔文认为语言的进化是一种逐渐发生的、自然选择的过程;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突现进化论者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及进化。
对此,乔姆斯基是认同的,乔姆斯基提倡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
唯理论是其语言天赋论萌芽的土壤,普遍语法是普遍主义在语言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语言天赋论告别了古典唯理论里的“灵魂”与“上帝”,走向了同样具有不朽与万能品质的生物“基因”。
乔姆斯基从语言哲学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证,可以从四大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二是多角度论证普遍语法的存在,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辅假设、理想化、最佳理论、溯因推理、直觉证据等),四是内在化语言研究的意义。
在使每个方面论证内容具体化、论证思路清晰化的基础上对生成理论进一步评价、批判和发展才成为可能。
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机制的假说为后来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犹如康德的先天知性形式和“图式”哲学思想,其人文精神在于揭示人类心智和思维特征的普遍性,进而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符号的动物”。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批判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运用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语言现象做出了系统完整的哲学解释。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类的语言能力包含“天赋”成分,这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实践性的人类思维活动的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
[8]同时,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还是一个包含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语言的内在性和自然性、语言的普遍性和个性的三个方面辩证统一思想的完整的语言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语言内在性。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可解读的思维资源。
[9]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化语法,是人类语言能力模式的哲学表述。
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人的内在语法来揭示出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具有的“普遍语法”,或者说,通过探索人脑中的语言能力来解释人的生理机制,揭示人类自然语言习得的奥秘。
三、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与马克
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契合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
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第三次语言哲学的转向。
自此,语言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交流时所使用的透明工具,而是变为一个特殊的在者。
西方语言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先后经历了古代本体论和近代认识论,已经进入现代语言哲学论的新时代。
在此语境下,由于语言从交际工具变成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语言哲学不仅成为哲学的前沿分支学科,而且成为西方人文科学的时代标志,这也使得语言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出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情况。
沿着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开辟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轨道,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承前启后的宝贵思想财富。
马克思强调的是语言的“实践性”;沃洛希诺夫突出的是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的是语言的“辩证性”。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在批判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两种语言哲学流派的对立提供了融合、对话的可能,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
根据马克思对于语言的“实践性”的观点来看,语言使用形成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
在基本语言层面,语言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
在功能语言层面,功能性语言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
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
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
[10]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
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
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
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特色在于,它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趋势,又具有较强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征。
它主张,从感觉、直觉到概念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从实体到功能、从直接到间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不断发展过程,象征着人的文化创造性的不断成长。
它将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总体性维度,通过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进程的文化哲学分析,彰显了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揭示了人类特有的精神本质和能力。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其本质上是将语言看作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
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们通过实践了解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范畴和概念来理解世界。
外部世界是客观现实的存在,客观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具有真实性。
语言具有固定意义,人们只要用清晰和准确的定义是可以触及客观的。
在获得语言固定意义和清晰定位的过程中,应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的修辞手段,这样的表述或多或少的有些生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较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11]
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强调人们的日常实践凭借感知,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感觉、道德、美学和精神意识,人们是通过想象而非理性获得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将主观与客观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经验现实主义在认知隐喻中得以充分体现。
人们是通过想象性推理而获得意义的。
意义蕴于人体机能和社会经验,意义的结构源于概念之先的结构,抽象的概念源于隐喻和换喻的映射。
西方当代语言哲学则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观点,认为主观与客观是互动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生硬。
正是在此语境下,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乔姆斯基借助维特根斯坦、洪堡特、笛卡尔与皮尔士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
一条绳子不是因为其中有一条贯一的线,而是线的相互纠结和交织。
乔姆斯基的这种唯理主义思想起源于柏拉图,但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笛卡儿和洪堡特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的唯理主义不仅克服了前辈思想家的二元论,而且还与无政府主义、唯意志论、经典自由主义等相联系,为其语言研究和政治研究的最终统一创造条件。
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吸收与批评也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乔姆斯基认为存在“人类共有的、先于经验而存在于个人之中的、无差别的绝对共性”的语言。
[12]我们可以假定有先天的语言器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我们所有的语言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对相关语言现象的解释而已。
究其实质而言,这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语言的“实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方法体系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他看到了当时的美国经验主义语言学的缺陷,他大胆采用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了结构主义和理想化、形式化的方法等,把语言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语言的“实践性”。
[13]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就会发现,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及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和他的理论的开放性和相对性是统一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的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当然,其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为基本前提。
四、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对中国语言
哲学建构的当代启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
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
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
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
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强调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模糊性以及建构性等特征使得语言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表述客观事物;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知识和意义的建构是在诸多动态的语境中发生的。
中国语言哲学需要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元语言。
中国语言哲学体系中的元语言是人类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在这一点上,我国语言学若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派,不妨学习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路径:
由世界进、从语言出,着力语言学思想的创新。
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哲学命题的解构分析,更应该展开元语言的建构,即通过转换语言结构分析程序建构出反映认识范畴的表达式。
比如概念分类和整体切分作为不同的认识范畴,通过日常语言学派的词语用法分析不容易区分开,通过转换分析建构出表达式,可以有效地得到区分,相关的外延扩大和限制问题也能得到解释。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强调各类语境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过程中,并不孤立存在,在现实的语言学习中,建构合理的语境,形成有效的互动协同,实现高质量的语言输入,有利于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
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也不应该忽略此点。
同时,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还应强调本体论语言哲学,这是由于其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需要研究语言的在和是以外,由于在者/是者不确定,还需要科学论证语言是在者/是者。
通过追问语言本质、反思语言哲学以及界定语言哲学三个环节,初步呈现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
中国语言哲学建构既要预先关注哲学中的认识范畴,也需要掌握语言结构分析程序。
中国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结合。
[参考文献]
[1]范连义.“语言共性”与“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和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之一[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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