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休闲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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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休闲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休闲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3.1共生理论及其在休闲产业研究中的应用
3.1.1共生理论的主要内容
共生(Symbiosis)一词源于希腊语,在生物学中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的,是指不同种属的营养性联系,是一起生活的生物体的某种程度的永久性的物质联系,他指出生物的共生同竞争一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从一般意义上说,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
袁纯清1998年将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学范畴的共生是指经济主体之间连续性的物质联系。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要素。
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条件,共生模式是关键。
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
不同的共生体中,共生单元的性质和特征是不同的,在不同层次的共生分析中共生单元的性质和特征也是不同的。
共生模式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强度,主要包括共生的组织模式和共生行为模式。
根据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组织程度,共生组织模式可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形式。
共生行为模式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形态类型,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和分配关系,它深刻地揭示了共生的基本规律,揭示不同共生行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特征。
共生行为模式一般分为:
寄生行为模式、偏利共生行为模式、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
进化是共生系统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共生理论认为,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致方向,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法则。
所有共生行为模式中对称性互惠模式是最有效率也是最稳定的模式,任何具有对称性互惠共生特征的系统在同种共生模式中具有最大的共生能量。
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
包括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等。
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总和称为共生界面,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在共生关系中,既有无形界面,也有有形界面;既有单介质界面,也有多介质界面;既有单一界面,也有多重界面;既有内生界面,也有外生界面。
共生能量ES是共生系统生存和增殖能力的具体体现。
假定共生体的总能量为E,对于二维共生系统,存在共生单元A,B,非共生条件下二者的能量分别为Ea、Eb,ES表示共生条件下新增的能量,则总共生能量为:
E=Ea+Eb+Es,Es是A、B的主质参量、共生系数、共生密度、共生维度和界面特征等因素的函数。
共生能量高,在生物界中表现为共生植物或动物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大幅提高;而在经济系统中,共生能量则表现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扩张,即表现为密度增容和维度增容。
共生单元之间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形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给出了共生关系形成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稳定条件。
通过综合归纳,共生的条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潜在或侯选共生单元之间要构成共生关系,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时间或空间联系(质参量兼容),在给定的时空条件下,它们之间应存在某种确定的共生界面。
共生单元之间通过共生界面存在必然的物质、信息或能量联系,这种联系往往是由共生单元的质参量或主质参量间的亲近度、关联度等内在性质决定的。
共生单元之间存在一种临界规模关系,这种临界规模是共生形成的重要条件。
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反映共生体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些内在必然联系,是共生体赖以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则。
主要原理有:
质参量兼容原理、共生能量生成原理、共生界面选择原理、共生系统相变原理、共生演化原理等。
共生原理基本反映了共生体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质参量兼容与否决定了共生关系形成的可能性,质参量兼容的方式决定共生模式。
共生能量是共生单元系统质量提高和数量扩张的前提条件。
共生界面选择不仅决定共生单元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决定共生能量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
相变既影响共生系统发展变化,又影响共生单元的发展变化。
进化相变是促进共生单元和共生系统发展的推动力量,退化相变是阻碍共生单元和共生系统发展的破坏力量。
尽管共生(Symbiosis)作为生物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才百余年的历史。
但随着各学科发展及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共生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生物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共生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经济、管理等各个社会领域。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专家也纷纷对“共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就使得“共生”理论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研究成果也不断丰富。
3.1.2共生理论在休闲产业研究研究中的应用
共生理论的本质是互依、互惠、协同、合作、发展,共生体内的各共生单元之间互惠互利,在合作中得到优化、进化和发展。
休闲产业作为一个极高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与其他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共生关系,囊括了传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很多部门,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文化、娱乐、旅游等产业加速发展,还推动着商业、邮政、电讯、运输等产业的发展,共同形成一个共生的经济系统。
休闲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企业之间更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
共生理论阐释的共生系统是有层次性的,不同层次共生系统内部的共生关系也不同。
根据休闲产业的特性,课题组认为可以将休闲产业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共生系统,依次从共生关系形成条件、共生环境分析、共生模式及演化分析三个方面对休闲产业的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从微观层面研究休闲产业,就是将休闲产业作为一个共生系统,将休闲产业中的企业作为共生单元,研究休闲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及其演变。
具体来讲就是研究休闲产业的主体产业和辅助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休闲企业的共生发展是休闲产业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以企业间良好的共生关系来促进城乡休闲产业的协调发展。
中观层面休闲产业共生研究,就是将休闲产业视为一个共生系统,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将休闲产业根据休闲服务内容进行横向划分为不同行业,将这些不同的行业视为共生单元,研究各行业之间的共生关系特别是主体休闲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横向关系。
二是按空间布局划分为不同区域,将这些不同区域视为共生单元,研究不同区域之间的共生关系,包括城市休闲产业、城郊休闲产业和乡村休闲产业的共生关系。
三是按行政区域或经济区域划分,将不同的行政区域或经济区域内休闲产业视为共生单元,研究不同行政区域或经济区域内休闲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
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共生形成条件、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及其演化等内容。
宏观层面休闲产业共生研究就是将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大的共生系统,将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各产业视为共生单元,研究休闲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包括结构关系、关联关系、互动关系、竞争合作关系等共生关系。
随着休闲产业的发展,在休闲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关系都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因此,需要结合休闲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休闲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共生关系、共生模式及其演化条件、演化特征,从而掌握其演变的一般规律。
宏观层面休闲产业共生研究还可以研究休闲产业与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制定宏观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研究城乡产业和休闲产业共生模式及演化,不仅可以判断既存共生关系的合理性,促进共生单元达到最佳共生状态;而且可以在符合共生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引导一些共生关系向预定的方向发展,同时人为地设计和选择符合人类发展最本质要求的共生模式。
3.2体验经济理论及其在休闲产业研究中的应用
3.2.1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的概念早在1940年代便已萌芽,早在1941年,就有学者(Norris)指出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在于物品所附加的服务,物品本身并非促成消费的关键;1957年,Alderson就已经认识到,顾客所注重的价值是在于消费体验;1963年,Boyd和Levy指出,人们并不是一味追求效益和节省而已,他们也会为了娱乐消遣、美观和表达自我等因素而消费(转引自段兆麟,2006a,第43-44页)。
在197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著名的《未来的冲击》一书富有前瞻性的指出,差异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是未来重要的消费趋势,他认为,经济发展经历了农业经济、制造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体验经济将是最新的发展浪潮。
后来还有诸多学者发展了这一观点。
1998年,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派恩(B.Josephpingh)与吉尔摩(JamesH.Gilmore)合写的《体验经济》(TheExperienceEconomy)一书(中译本见派恩、吉尔摩,2002),获得世人瞩目。
在这本畅销书中,派恩与吉尔摩将经济价值演进的过程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体验经济时代4个阶段。
作者们大呼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认为我们正迈向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经济将取代服务经济。
体验经济是经济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产物。
3.2.2体验经济理论
根据派恩和吉尔摩的观点:
体验将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要素,是开启未来经济增长的金钥匙。
企业成为体验的策划者,企业员工则是体验的展示者,而由其提供一种让客人身在其中并且难以忘怀的体验,客人作为体验消费者,当体验展示者的工作消失时,体验的价值却弥留延续。
派恩、吉尔摩(2002)的主要观点如下:
(1)体验经济的类型
派恩与吉尔摩认为,在体验经济时代中,仅提供商品与服务已不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唯有让消费者享受贴心的产品与服务才能拥有其独特价值,并摆脱过于简单的价格竞争。
“体验经济”以个人化的感受差异,将经济活动区分为初级产品、商品、服务以及体验等四种类型。
初级产品是从自然界发掘和提炼出来低附加值产品。
商品是由标准化生产与销售的有形产品,产业附加值仅比初级产品稍高。
服务是以商品为基础,为特定客户服务,商品仅充当媒介,比商品的附加值更高。
体验则是让消费者以个性化方式参与活动项目,带来了趣味、知识、转变和美感,没有任何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体验(参见表3-1和图3-2)。
表3-1体验经济形态差异表
初级产品
商品
服务
体验
经济模式
传统农业
工业
服务
体验
经济功能
采掘提炼
制造
提供
展示
产物性质
可替换的
有形的
无形的
难忘的
关键属性
自然的
标准化的
按顾客定制的
个性化的
供给方式
大批储存
生产后库存
按需求配送
在一段时间内展示
卖方
贸易商
制造商
提供者
展示者
买方
市场
用户
客户
客人
需求要素
特点
特色
利益
独特的感受
资料来源:
派恩、吉尔摩(2002,第13页),稍有修正。
资料来源:
派恩、吉尔摩(2002,第28页),稍有修正。
根据不同的经济类型和附加值的差异,派恩、吉尔摩(2002)将经济的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农业经济时代(以农业耕作生产生鲜产品提供消费,附加价值有限);工业经济时代(以经过加工的产品提供消费,产品开始有所差别,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价格,附加值有所提高);服务经济时代(最终产品加上销售服务,服务差别大,附加值更高);体验经济时代(布置一个舒适安逸、气氛高雅的环境,体验的差别感觉大,消费者享受贴心的产品与服务,附加价值最高)。
在体验经济(ExperienceEconomy)时代里,若仅提供产品或服务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要求的是产品于服务外的个人化体验。
每个人的经验与背景不同,感受也不同,唯有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设计出值得消费者回味的活动,消费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记忆长久留住了对过程的体验,由于体验美好、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不可逆向,体验彰显出其独特价值,使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付费。
(2)体验的意义与类型
体验是消费者内在的心理感受,存在个人心中,是个人在形体、情绪、知识上参与的所得。
因为体验来自个人的心境于事件的互动,所以没有人的体验会跟别人完全一样。
派恩与吉尔摩将体验因消费者的参与程度(GuestParticipation)是主动参与或被动参与以及消费者的关联或环境关系属于融入情境或只是吸收信息分为4大类(参见图3-3):
①娱乐体验。
消费较被动,以吸收信息为体验的主要方式。
如欣赏表演、听歌、看画展、阅读、看电视等。
②教育体验。
消费者主动参与,吸收资讯。
访问参观、户外教学、感性旅行等,以获取知识技术为目的的体验方式。
③跳脱现实体验。
消费者更主动参与,一项活动设计应不让游客只产生一种体验,而要包含多种的体验。
④美学体验。
消费者虽主动参与少,但深度融入情境,个别性的感受多。
如面对美国大峡谷,黄山、长城,台湾阿里山,产生心神往之的感觉。
一般而言,让人感受最丰富的体验,是同时涵盖4个方面,也就是处于4方面交会的“甜蜜地带”的体验。
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如果是想“学”(tolearn),就是教育的体验;想去“做”(todo),就是跳脱现实的体验;想去“感受”(tosense),就是娱乐的体验;而“心向往之”(tobethere),就是美学的体验。
一项活动设计不应只让游客产生一种体验,而要包含多种的体验。
以上每种活动各有其体验的领域。
依照派恩与吉尔摩的说法,都就该尽量设计成甜蜜(sweetspot)的体验。
3.2.3体验经济理论与休闲产业发展
休闲产业是体验经济理论在现代产业中的实践。
各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
如何将优势资源设计成知识性、趣味性、人性化的体验活动,将游客融入情境,感动其视、听、嗅、味、触觉的五种感官,使其产生美好的感觉与难忘的回忆,这是未来休闲产业制胜的关键(参见段兆麟,2006a,第389页)。
体验经济理论对于休闲产业发展的基本启示是,必须顺应消费者不断增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适时实现休闲产业经营过程中的转型。
经营者,可以以出卖商品为主,可以以提供服务为主,发展方向将更多地以提供体验、提供可以进行体验的环境为主,盈利模式也从此发生变化。
当然,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消费、休闲理念的微妙转变。
当消费者还没有强烈的追求体验的需求,只是要求廉价的食宿时,一厢情愿地提供体验,其结局可能也是非常尴尬的。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上升,随着消费者对体验和休闲的需求不断增长,发展休闲产业越来越需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休闲和体验方面的需求,这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在贩卖一种难以忘怀的体验、记忆,甚至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休闲生活方式(转引自陈墀吉、陈德星,2005,第29-30页)。
3.3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发展,并形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波特,1990)。
对于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1920)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用一章的篇幅研究特定产业部门在一定地区集聚的“本地化”现象,他提出“本地贸易秘密”和“本地化技能”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
在对区域产业集聚的考察中,马歇尔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以及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从而可以导致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马歇尔关于产业集群理论起源的外部性理论,成为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的经典,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
韦伯、佩鲁等人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形成原因。
韦伯(1929)把区位因素归结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
工业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受区域性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于此地而并非其他地方,受集聚因素影响。
集聚因素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使地方工业化,韦伯的第一阶段论相当于内部规模经济,而第二阶段论则与“马歇尔外部性”相似。
佩鲁(1950)提出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是非均衡的,增长较快的产业和区域将扩散到其他产业和地区。
产业集群则是这样一个增长较快的区域,它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关联和波及效应,吸引资源的集聚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另外艾萨德(1959)从网络外部效应的角度出发,缪尔达尔(1944)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产业集聚经济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从人力资本溢出、技术扩散和收益递增这些内生因素分析经济增长的原因。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为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内生增长理论中提出的人力资本溢出、技术扩散和收益递增成为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机理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
另外克鲁格曼在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上进行了扩展,将导致产业集群的外部性分为“技术型外部性”和“经济型外部性”。
他认为:
中间投入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这类市场因素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可称为“经济型外部性”,而人力资本溢出、技术扩散带来溢出效应可称为“技术型外部性”,这两种外部性都形成了产业集聚的“向心力”。
但是在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竞争对区域集聚的分散作用,可以称之为集聚的离心力。
此外还有基于新竞争经济学、交易费用等视角来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研究的相关理论。
他们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对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区域经济或产业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其发展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
休闲产业自诞生初期就有一种集群化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很多休闲产业经营者往往集聚在某一特定的地区,不仅中国是如此,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参见Bruch&Sanders,2005)。
休闲产业为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本身也呈现出业务多元化的发展特性,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功能、提供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休闲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才能形成和发挥集聚效应、市场效应和品牌效应。
同时,众多的支撑产业和关联产业只有在空间上集聚,实现产业链的有效衔接,相互支持相互影响,才能够低成本提供优质的、多样化的休闲服务。
另外,功能相近或互补的企业在空间上进行集聚,共同使用相关基础设施(诸如道路、水电等),不仅节约了成本还节省了土地,同时使消费者享受服务时也能够节省休闲成本。
我国休闲产业在空间布局上比较分散,对各种资源无法集约化的开发利用,解决休闲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促进城乡休闲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优化整合,实现休闲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
因此,非常有必要运用产业集群理论来研究休闲产业的发展问题。
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邹统钎(2006)对休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机理有一个较好的分析,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旅游景区产业集群形式:
产业链本地化和旅游景区共生化。
前者指利用本地资源包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等,以旅游业为龙头优化配置相关产业,在本地生产和销售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最大限度地使旅游收益留在本地,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一个大的旅游景区,必然引来许多餐馆、商店、宾馆、娱乐中心等在其附近落脚,其中大多数是产业链本土化的产物。
后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分工共生(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外来经营者和本地经营者通过提供不同等级和类别的旅游产品占领不同的旅游市场,它们互相依存,避免了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共同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另一种是合作共生(城里企业与地方合资合作开发乡村旅游,利益共享)。
3.4分工专业化理论
斯密将分工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
《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篇前三章专门论述分工。
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72,第5页)。
早在斯密之前,甚至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就已把分工和专业化同大城市需求联系起来,因为大城市往往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相当大的需求,而工作的进一步的区分提高了工人们的技术。
到17世纪末,英语经济文献中又重新出现分工的概念,并开始把它同生产率增长、成本降低和国际竞争加剧联系起来,同时还把分工规模同城市化增加而造成的市场扩大联系起来(转引自格罗奈维,1996,第977页)。
因此,分工水平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1972,第1篇,第3章)这一著名的“斯密定理”的“发明权”至少可以追溯到色诺芬,该结论长期以来就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和最重要的结论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不断加深的分工水平使得生产率上升,而生产率的上升又必将使得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上升,从而使得市场范围(规模)进一步扩展(参见Young,1928),以上简单的机制为著名经济学家杨格所阐发,又称“杨格定理”。
而市场范围(规模)的扩展又必将引发更深层次的分工(根据“斯密定理”),这样的动态发展机制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上动态机制甚至可以说成“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水平”,这一看似同义反复的结论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经济意义,也就是说存在某种良性循环机制(所谓的“正反馈”)能使分工自我演进(参见杨小凯,1989,第115页)。
因此,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无疑在于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按照斯密(1972,第11页)的分析,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要促进一国经济的普遍增长,促进其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就成为最重要的线索。
另外,由于分工还可以节约知识的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教育、文化和技术上的不足,“无知是工艺之母”,繁荣的产业首先产生于“最缺少思考的大脑的地方,以及车间可以……被当成一部机器,而人只是其中的部件的地方”。
而且,更好的分工水平还可以在劳动者当中导致创造性能力(转引自格罗奈维,1996,第979页)。
——这一点在过去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通过分工——专业化这一古老而经典的理论,可以更加清醒地分析休闲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尤其是所谓的特色化经营问题(特色化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专业化水平)。
在这一睿智的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当前一些似乎不太合理的事情实际上具有相当的必然性。
第一,休闲产业经营在其早期阶段缺乏特色很可能是一种必然性,而不应该被学界批判太甚。
实际上,每个休闲产业的经营者,即使穷困潦倒,也必然是高度理性的(舒尔茨,1999)。
实际上,正是因为市场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必然导致专业化水平不高,从而导致市场的同质性高。
而且,在休闲产业兴起的早期阶段,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理念也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而也有同质化发展的趋势。
第二,后来开始逐渐有特色也是必然的。
因为市场范围开始扩展,消费者的体验需求和其他需求、消费理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城市化人口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展,必然可以容纳更多专业化的休闲产业经营项目,同时可以容纳更多特色化、专门化的经营项目。
第三,前文所言的分工与增长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反过来似乎也能成立。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市场范围狭窄且难以顺利扩展,则分工水平将很难深化,从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将难以实现,这又会使得市场范围难以迅速扩展,这又进一步约束分工水平的深化,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可以看出,“启动”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也可以看出扩展市场范围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对政府的职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政府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尽量有助于市场范围的扩展。
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发挥降低交易成本等重要作用。
为此,政府应该强化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其发布信息;协助其进行市场推广和促销;提供必要的培训支持等。
政府的这些职能在很大程度并非“纠正市场”,更多的是“补充市场”和“扩展市场”。
总之,从分工专业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去理解休闲产业发展,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于现有结论的观点。
实际上,现有的诸多批判现状的观点往往忽略了不同市场范围所必然导致的不同分工水平和特色化问题,忽视了市场表现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理性的(除非这种决策是由政府拥有的机构所作出的,否则,至少在个体层次上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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