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国都就在乌江中下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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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国都就在乌江中下游

夜郎国都就在乌江中下游

铜仁学院乌江文化产业研究院

田维华

引言：

自明清以来，牂牁、夜郎就是贵州学人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以大量的史实，证明牂牁江就是乌江，夜郎古国的中心就在今乌江流域中下游，也阐述了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诱斩、数万夜郎王兵被击败于思邛（今印江）的史实，值得一读。

一：

牂牁江（今乌江）流域的牂牁国于公元前651年参加华夏“齐为葵丘之会”的大结盟。

“夜郎”之名，呈现于公元前280年左右，但并不是说公元前280年“夜郎国”就诞生在这一年。

其实，早在公元前280年之前，夜郎国作为真正的国家政权早已构建。

在牂牁江（乌江）流域上产生的夜郎国，其历史是较之复杂的问题。

探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时，就要牵涉到西周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牂牁国。

或者更确切地说，当西周政权建立期间（公元前1046——前771），在乌江流域上的古代就已经有一个名曰牂牁国的国家政权出现了。

关于牂牁国具体的国家情况我们虽然无从得知。

但有一事，在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这就是在乌江流域古代族称为濮族部落集团，与西南地区的庸、蜀、羌、髳、微、卢　彭共八族部落集团，于公元前1046年参加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

随着牧野之战的胜利，商朝统治的结束，西周政权的创建。

西周政权承认了南方诸部落地方政权的权利。

因此，生活在牂牁江（今乌江）流域的古代濮族人所创建的牂牁国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周王朝的附属国，亦称分封方侯国。

当古代乌江流域上的濮族人为主体集团所创建的牂牁国以及它四周的方侯国家在历经数百年之后，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5），这些诸侯方国逐渐形成以称：

巴国（今川东南重庆一幅）、辰国（今湖南西北之地）、雕题国（今云南东南部）、黑齿国（今云南西北、四川西南部）、越国（今广西越南之交）、以及与牂牁国近东的荆夷国（今湖北荆州地区）、远东不庾国（今江西大庾山地区）等方国的称号。

这些国家与拱卫着牂牁江流域地域上的牂牁国，它们都于公元前651年前往河南葵丘（今兰考），参加了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特诏华夏大地上各国在的大结盟。

鉴于此史，《管子·小匡》篇云：

“桓公曰：

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辰、不庾、雕题、黑齿之国，莫违寡人之命。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诏华夏各国大朝会，史称：

“齐为葵丘之会”【《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

从这次华夏神州各国的大朝觐、大聚会，牂牁国国王能赴此盛会，这说明距今二千六百六十年以前，乌江流域包括贵州古代地域上确实有一个由濮族集团，创建较之完善国家机构的牂牁国屹立于华夏神州的西南地区。

可鉴，乌江流域（包括贵州）人类社会发展文明史可追溯到三千年前，公元前1046年由牂牁江乌江人参加消灭商纣的“牧野之战”后，以濮族人为主体创建的牂牁国，开启了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

牂牁国的国家疆域和后来演变为夜郎国的国家疆域，其中心就是今天的乌江流域。

有关西周之初创建于牂牁江流域的牂牁国是如何灭亡的？

夜郎国又是怎样在牂牁江流域兴起的历史史问？

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甚至可以说在难以用文史资料解读夜郎国国家内部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以仅有的文献史料进行情理的推断，并结合夜郎国四周国家疆域分界进行合理的解读，这样才能得出它们较之真实的国家原貌。

这是近两百年来贵州人包括乌江流域的学人们探讨夜郎历史的方式，今天仍然以其方式觅寻它的历史面貌。

关于夜郎国的地理国界，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史云：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

“夜郎最大”的大夜郎国，究竟有多大？

《后汉书·南夷西南夷传》文史明示：

“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

东接交趾（实为南接今广西越南之交），西有滇国（今云南），北有邛都国（今川西南），”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24页转载】

以夜郎国四面之交的国家，与牂牁国四周的国家作一个比较，战国时期以牂牁江（今乌江）流域形成的夜郎国国域，与西周时代、春秋时期以牂牁江流域形成的牂牁国疆域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

这个历史现象，使我们产生一种揣度，从牂牁国过渡到夜郎国时，说明夜郎国不是外来侵略者。

如果是，以夜郎国作为外侵者自身国家版图，连同被侵占的牂牁国国境，就会形成战国时期拱出来的超级夜郎国，这个新型的国家版图，应该是夜郎国疆域和牂牁国疆域合二为一的总和。

然而《后汉书》给我们明示战国时的夜郎国国境，与西周、春秋时期牂牁国东面辰国（湘楚西北）、南面越国（广西越南之交）、西面雕题国（云南东南）、黑齿国（云南西北、川西南）、北面巴国（川东南重庆一幅）四方诸侯国托起的牂牁国国境，与夜郎国版图是完全覆盖在同一个国度疆域上的前后两个不同名称的国家。

三：

牂牁国国名突然消失及夜郎国国名突然出现的文献背景。

当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获得历经西周王朝、春秋时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牂牁国国名，为什么在秦国于公元前280年攻打楚国巫、黔中地时，其牂牁国国名就突然消失了？

为什么又于次年（公元前279）突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夜郎国国名呢？

这就说明，春秋时期完结，战国时期兴起之际，以夜郎国取代牂牁国的国家大事变，是发生在牂牁江流域牂牁国国家本土上的一次国家大事件。

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反映这次事变的经过。

我们只能以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时期的国际大变革潮流的外因关系，推想到历经大几百年牂牁国的国家机器，在不能适应因“国际”风云而掀起的一场战国新潮到来时，在牂牁国内已经产生的新一代新生势力，取代了衰旧的牂牁国国政。

它毋须用暴力形势来推翻原有的政权，而是牂牁国的一批老臣，在不能运转国家机器适应战国纷争的国际大潮流、大气候、大变化的历史大背景时，这批老朽的官僚，主动嬗位给一批具有运转国家机器能力的新生势力。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发生在乌江流域人类发展史上最文明的集体嬗位。

一批具有领导才华的新生力量，替代了老一代已经微弱的权力。

所以，夜郎国与牂牁国交替承接，是一次和平演变。

演变的结果是：

西周之初（前1046年），牧野之战后由濮族先民们创建在乌江流域古代的牂牁国，在历经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春秋时期（前770——前475）逐渐走向衰微的过程中，牂牁国就自然地被淘汰了。

而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一批能够应付国际风云变幻的新一代濮族势力，以夜郎国之名取代了牂牁国的名称，实属自然而然之事。

今天我们在考证文献资料的同时，获得牂牁国消失和夜郎国兴起的另一种历史文献信息。

经考，在秦国夺取楚巫、黔中地之前，“周赦王四年（前311）秦惠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不果”。

“周赦王十六年（前299）秦质楚怀王，要楚割巫，黔中，怀王不许”。

从上述文献的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秦国想要吞掉楚国巫、黔中地的数十年中，位于秦楚两国之间的牂牁国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当秦国以军事手段消灭韩、巴蜀等国的强大威慑下，使得牂牁国终于顺应历史潮流归属了秦国。

这种归属的标志也许就是在濮族集团将西周王朝赐封的牂牁国国名改为夜郎国国名，以一种新的国名名称归属于秦国。

这有可能就是在秦楚两国数十年征战中，牂牁国演变为夜郎国之名的历史大背景。

这就是在两千余里的乌江流域古称牂牁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中，以濮族人为主体始创的牂牁国在历经西周、春秋之后，过度到战国时期其牂牁国国名演变为夜郎国国名的历史大背景。

四：

夜郎国徒遭横祸

夜郎国金蝉脱壳于牂牁国，不论是战国时期的夜郎国，还是春秋时期和西周朝代的牂牁国，主宰着夜郎国和牂牁国的族民都是古代的濮族集团。

而这个生活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的濮族部落由于参加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纣政权的“牧野之战”，所以战后获得了分封为牂牁国的诸侯方国的权力，所以说，位于乌江流域古代产生的牂牁国，依附着西周王朝赋予的方国特权，维持着它的“国际”地位。

由于生活在牂牁江流域的濮族部落，不仅赖以牂牁江连接长江（古称大江）的地理优势，步入华夏政治军事的大活动，且靠着牂牁江流域的天然矿产资源——丹砂、水银、雄黄、雌黄、石蜡、茶叶等丰厚的物资资源，成为牂牁国和后来夜郎国的国家产业，流入长江，广施中原，所以历经西周、春秋时期的牂牁国再演变为战国时期的夜郎国时，应该说此时夜郎国的地位已经融入了华夏诸国之中。

从《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史云：

“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得天独厚优势，这使夜郎国的国家视野，放眼大江（即长江）连接中原的要塞之地。

由于夜郎国的地理位置与西部的秦国，较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楚国要靠近得多，这就造成夜郎国成为秦国的附属国。

从今天的秦始皇陵发现大量的水银这种物质看来，夜郎国的丹砂、水银等国家产业朝贡秦朝的肯定不少。

据史料记载，还是濮人部落的时候，濮族首领就曾以濮人治炼的丹砂、水银朝贡过商汤王朝。

当西周王朝建立后，作为西周王朝分封的牂牁国，其国家产业的丹砂、水银又贡向西周政权。

由于夜郎国成为秦朝的附庸国后，在秦军夺取楚国的黔中地时，夜郎国却招来横祸。

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13、15、17页史云：

“周赦王四年（公元前311），秦惠王请以武关外地易楚黔中地，不果。

”“周赦王十六年（公元前299），秦质楚怀王，要楚割巫、黔中，怀王不许。

”割地不成，终起战争，“周赦王三十五年（前280），秦司马错伐楚，拔黔中”，“涪陵、巴之南鄙、从枳县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黔中地”。

从这句历史文句中，可以看到公元前280年秦国在夺取楚国黔中地的战略路线，只是从牂牁江入长江涪陵枳县境地入侵楚国夺取楚黔中地的。

照理，秦楚之战，与夜郎无关。

而历史的史实是，当“周赦王三十五年（前280）秦司马错伐楚、拔黔中”的第二年，“楚顷襄王二十年（前279）遣将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夜郎国降”（《华阳国志》载），向夜郎发起了全面的侵略战争。

好端的夜郎国，由于秦楚大国之争，却招来横祸。

不仅当时的夜郎国人受苦，就是二千二百八十年后的今天，夜郎国人的后裔连“夜郎者，临牂牁江”的夜郎国的国都在哪里？

牂牁江是哪一条江都是个谜。

可鉴，能在中国历史大事件上都有所史记的牂牁国、夜郎国，以及牂牁江他们究竟在哪里？

这个历史之谜，对乌江人来讲，完全蒙在鼓里，实在显得有些尴尬和遗憾。

五：

清末学儒郑珍、莫友芝在研究夜郎国史时步入第一个误区。

史学界，虽然将公元前770年——前475年划为春秋时期，但应该说公元前770年之前，在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上的牂牁国就早已建在了。

经考，牂牁江（即乌江）流域上的濮族部落，早在公元前1046年就参加过周武王讨伐商纣的牧野之战。

所以当周武王建立西周政权后，濮族部落所创建的牂牁政权自然得到西周王朝的承认，这就是牂牁国建立的发端。

牂牁国的建立应该是西周时代分封制的一种体现。

由于这种以地方诸侯国的分封，才使各方侯国与西周政权并存了几百年。

当牂牁国到春秋之末演变到夜郎国时，由于从牂牁国过渡到夜郎国是一种嬗让形式，因此，从牂牁国演变到夜郎国的古代濮人们，由于长期不打仗，夜郎兵是缺乏战争经验的兵，没有经过战争洗礼锤炼的将，是不能对付“国际”战争的。

所以当夜郎将兵一旦遇到外来侵略时，便举手投降了。

请看《华阳国志·南中志》史曰：

“周之季世，楚顷襄王二十年，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今福泉）以伐夜郎，植牂牁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可见，夜郎国的将兵打仗是不行的，一打便投降了。

关于二千多年前夜郎国的具体国都以及其他，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的悬念。

所以研究夜郎国成为贵州甚至包括乌江流域近几代学人们的探谜夜郎国历史之业。

时间推延到清朝道光年间，清贵州巡抚执政下的上八府和下八府兴起了一股研究二千多年前的夜郎热。

于是《铜仁府志》、《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思南府续志》等十余部府志相继问世。

在这些府志中，几乎都史录下了二千多年前夜郎国相关的文史资料。

这些资料成为后来的学人研究贵州、同时也研究乌江流域探讨夜郎文化的历史文献，成为研究夜郎国国家领域、军事动向、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立据立论的文献依据。

清道光年间的贵州文人们，为探源牂牁江流域古代战国时期夜郎国文化，春秋时期牂牁国文化开启了乌江流域的历史先河。

近二百年来，从清末经民国迄今，贵州文人墨客代代相传，都没有离开研究古称牂牁江流域夜郎文化的大本营。

但我发现，自公元1841年以郑珍、莫友芝，在探寻二千多年前古夜郎国时，一开始就步入了历史的误区之中，其误区形成的原因及其远因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看：

公元前104年到前91年成书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以及《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史云：

“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以兵威定属楚。

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退）。

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贵州通志》卷一18页亦载】

此后，东晋穆帝时（公元345——361年），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一部多以西南地区土著民族重要史料编撰成的史书。

其志史云：

“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使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今福泉）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

”

公元1824年成书的《铜仁府志》10页史述：

“庄蹻略（占据）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

当时，铜仁在夜郎东南，相距不过百里，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

”

公元1841年成书的《遵义府志》55页史云：

“庄蹻略（占据）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也。

当时，遵义府地在夜郎国之东北，于且兰（今福泉）只隔一延江（今乌江），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

”

公元1841年成书的《安顺府志》史曰：

“楚顷襄王使将军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福泉），胜之，遂进灭夜郎，西至滇。

”

关于公元前279年，楚将庄蹻率兵攻伐夜郎国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从前104年——前91年成书的《史记》、《汉书》，以及公元361年成书的《华阳国志》，到公元1824年编成的《铜志》、以及公元1841年左右编成的《遵志》、《安志》等，均大同小异史述了庄蹻伐夜郎的记载。

从《史记》、《汉书》史云：

“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伐夜郎”之史，到《华阳国志》史云：

“庄蹻溯沅水伐夜郎，（最先攻取）且兰（福泉）既克，（而后）夜郎又降”的历史文献得出以下判断：

翔考以《史、汉》两书史云：

“楚将庄蹻将兵循江上”之句的历史文献，说明庄蹻之兵从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到了辰水（今辰溪）入沅水之处，有一支蹻兵就沿依着辰水“循江上”，由沅水入辰水，再由辰水入锦水（今锦江），以“循江上”而占据锦州（今铜仁）后，去攻打夜郎国的国都。

审阅《华志》史云：

“庄蹻溯沅水伐夜郎”之句历史文献，考明庄蹻之兵从洞庭溯沅水至辰水时，另有一支军队仍继续溯沅水而上，直抵夜郎国贵州境内清水江、重安江到达且兰（今福泉），去攻伐夜郎国的国都。

由于庄蹻之兵分两路攻伐夜郎，这才产生了《铜仁府志》、《遵义府志》两志均同文声称：

“蹻之兵威未有不及者，其时，地之属蹻可知矣”的文献史载。

说明庄蹻之兵相继占据了铜仁、控制了遵义两地。

然而夜郎国的国都在哪里呢？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幸亏《铜志》和《遵志》对“夜郎”方位都有所界定，但却各有其说。

《铜志》说：

“铜仁在夜郎东南”，即“夜郎在铜仁西北”

《遵志》说：

“遵义在夜郎东北”，即“夜郎在遵义西南”。

由于铜仁、遵义是两个地处不同方位的地方，所以以它们各自识别“夜郎郡治”的地点，当然也在各不相同的位置上。

但有一点可以承认，《铜志》、《遵志》均载：

“其时地之属蹻可知”，说明庄蹻之兵已经知管控制了铜、遵二地。

以历史文献翔实，证明公元前279年庄蹻之兵所伐之“夜郎都城”，就应该是座落在“且兰（今福泉）——铜仁（今地）——遵义（今地）”三地之间三角地带中的某一个地方。

而这个“夜郎郡城”必须是与《史记》记载相关的：

“夜郎者，临牂牁江”某一地段上临牂牁江江河之滨的一个都城，才应是“夜郎都邑”的行政中心。

以这样的探寻方式，根据这样的文史文献对“夜郎都城”方位进行有效的盘查排考，才能得出“夜郎都城”在何地的准确判断。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距今二千二百八十年前，即公元前279年庄蹻讨降的夜郎都城就在且兰（今福泉）、铜仁、遵义三角地带之间的某一个“临牂牁江”的地方。

然而，到了公元1841年，由一位生于1806年的郑珍，与另一位生于1811年的莫友芝，他俩于1841年合编的《遵义府志》中，却将“公元前279年庄蹻溯沅水，且兰既克，夜郎又降”的“夜郎郡治”，划出在“福泉（且兰）——铜仁——遵义”三角地域之外，即以《遵志》声称“遵义在夜郎东北”反向的西南方位去寻找“夜郎郡治”。

这样的结果，使郑、莫二人得出：

“夜郎郡治定在安顺府境”之说。

郑、莫将没有江河的安顺，说成是夜郎郡治。

这个说法，完全偏离了《史记》史云：

“夜郎者，临牂牁江”的文史文献。

偏离了《华阳国志》史云：

“庄蹻溯沅水出且兰（福泉）伐夜郎，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

”的原始战略路线的历史文献。

请看：

二千二百八十年前，庄蹻兵讨伐夜郎取得胜利之初的战事路线是：

先克福泉（且兰），后降夜郎（郡地待考），占据铜仁，控制遵义。

当庄蹻统率的军队将夜郎国的财富（丹砂、水银、雄黄、雌黄）搜刮一空后，率部在返回本国楚黔中地的路途中，才发现楚国的黔中地已经被秦军占据了。

为此，庄蹻之兵在不能返回楚国“无路得返”的无奈情况之下，只好由楚黔中之边缘今湘西之地，往夜郎方向原路撤退，退到铜仁、复经夜郎都邑（待考）、又出且兰（福泉）、逃过安顺（今地）、终抵滇池，“遂留王滇池”便永远当上滇池王了。

由史可鉴，郑、莫二位先学，将庄蹻之兵撤退时第二次复进且兰（福泉）——第一次逃过安顺——最终抵驻滇池，把退兵路上的一线三点中，第一次“逃过安顺”的地方，便误定“安顺为夜郎”之说。

像这样将庄蹻之兵在撤退寻找出路中，第一次“逃经的安顺”，便将“安顺以夜郎”来判定，这就是郑珍、莫友芝将安顺误定为夜郎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研究夜郎历史文化步入误区的开端。

六：

郑珍、莫友芝先学研究夜郎国史时步入第二个误区。

作为研究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课题来讲，一旦步入了误区，就会有意无意地将不是的事，狡说为是。

将不对的事，也会狡说成对。

甚至在沿用历史文献文字资料时，会巧妙地将其文史文献的真正内涵套上别的内容去作演变式的解释、强辞性地渲染。

请看，就在郑珍将“夜郎郡治定在安顺”之说后，他却孤注地将《史记》中所云：

“夜郎者，临牂牁江”的这句话，窜编在距离安顺二百里以外的一条六百里不通航的北盘江上，并生拉活扯将北盘江定为“牂牁江”。

自公元1841年郑珍立论此说公诸于世后，到公元1948年成书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一62、63页步郑氏后尘追述说：

“郑珍……定夜郎郡治在今安顺府境，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指北盘江，此江离安顺二百余里），必非（绝对不是）贵州东部诸水也。

”并限制“乌江、蒙江、都江、西洋江，皆不得为牂牁江”来考订。

当郑珍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判之以死的结论下了之后，第二步便开始运用《史记》中：

“夜郎者，临牂牁江”这句文献，套用在“夜郎在今安顺，是夜郎所临之牂牁江”的理论即此形成。

郑氏的这句以“安顺即夜郎，夜郎临牂牁江”的含混变通之语，蒙蔽了后世研究夜郎历史的史学者。

好在有司马迁《史记》作以：

“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的历史文献存于世间。

而郑珍所定“夜郎在安顺”。

今考，安顺是没有一条“江广百余步”的“牂牁江”的。

就算郑珍所说“夜郎安顺所临之牂牁江”，是在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外的北盘江，而这条六百余里不“足以行船”的盘江大峡谷，能与《史记》中“足以行船的牂牁江”历史文献吻合吗？

由此窥见，公元1841年的郑珍毫无理由地、蛮横武断将“贵州东部诸水，乌江等皆不得为牂牁江”排除考证之外，下这样的判决，实在无理。

反之，他们却将六百里不通航的“盘江两山夹峙，波涛湍荡，蛟龙鱼鳖之所不窟，舟楫不通”【《贵州通志》卷一55页载】的北盘江，判定为“足以行船的牂牁江”。

这就是郑、莫二人在将“安顺定为夜郎郡治”的第一个误区产生之后，又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形成。

七：

剖析郑、莫产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

郑珍、莫友芝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产生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广东）时，郑、莫对唐蒙与广东番禺人对话内容中的全部史料的误解，才形成了第二个误区。

其原因是这样的，据《史·汉》二书史云：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

南越食蒙枸酱。

蒙问所从来，曰：

‘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

‘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的这段历史文献中的两个层次内容，令郑、莫二氏没有作仔细深入的分解，所以加速了二位先学形成第二个误区的理念。

这是一段以倒装句为主，艰涩难辨，易于曲解的文言史。

如果解读不好，就易入误区。

郑、莫二学不是不懂，而是忽视。

他俩对这段文史文意中的两层境界没有作缜密地递进深入的研究。

所以，在误“定夜郎郡治为安顺府境”的所谓“小夜郎国”国域的基础上，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便将安顺西边二百里以外的北盘江，就误定为是“小夜郎国”国道的牂牁江了，这就是第二个误区形成的原因。

请看，郑、莫二学是怎么误解上述这段历史文献的呢？

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在广东番禺得吃到汉朝禁止蜀地出国的枸酱时，问南越番禺人，汉朝的枸酱从何而来？

（回）曰：

“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这是文献中第一层史料中的两句对话，然而这两句两千多年前的对话，到了公元1841年郑珍、莫友芝的眼里，由于认为安顺就是夜郎国的中心，而在夜郎国境内的：

“道西北牂牁江，（能）出番禺城下”的江，就只有距离安顺二百多里以西的北盘江了。

在郑莫二氏定安顺为夜郎的国境内，就只有北盘江之水才是与珠江番禺城相通的。

仅凭这一点表皮的现象，于是“道西北牂牁江”就被郑莫二位先学“定北盘江为牂牁江”的第二个误区便由此产生。

而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句倒装语：

“道西北牂牁江”，则是另一种意境。

是指具有比今贵州版图还要大的乌江流域的大夜郎国来说：

“牂牁江的西北道”，指的是牂牁江的西北面经红水河，是可通珠江广东的番禺城下。

然而这句“道西北牂牁江”的正宗意境“牂牁江的西北道”，却被郑、莫先学误解为：

“牂牁江在西北道”。

随着“牂牁江在西北道”的误解、误圈的设置下，唯一的答案就是：

在以安顺为中心所谓的“小夜郎国”内，就只有北盘江才是牂牁江了。

即此，北盘江和牂牁江就变为一江之说了。

从此，一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第二个误区即此产生。

就这样，一个被《后汉书》清晰史载的：

“西南夷者，在蜀徼外，有夜郎。

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以及“巴、黔中以西，皆夜郎国地”的大夜郎国国家疆域。

在这个比今天贵州省域都还要大的大夜郎国，却被郑珍、莫友芝又误考出一个仅以安顺为中心的“小夜郎国”来，在“小夜郎国”境内，唯一的北盘江自然就被郑莫二氏考证为牂牁江之说了。

其荒谬之考，不言而喻。

接下是这段文史资料后几句对话的第二层意思，令郑、莫二先更没有去作细读明辩，乃至造成进一步加剧了误区的界定。

请看接后的文献：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

贾人曰：

‘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

出使广东番禺后回到京都长安的唐蒙，问蜀地在京都的商人，蜀商向唐蒙回答：

“枸酱是川蜀之地独有特产”，但是由蜀商卖到夜郎市场后，又由奸商通过夜郎“持窃”走私，偷运出夜郎国与滇池国、交趾国之间的国界线，这是一条“多持窃出市夜郎”的“国际”路线，枸酱就是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偏道——红水河，走私“持窃”偷卖到珠江番禺城下的。

而郑珍、莫友芝却把这条偏道的北盘江，当做大夜郎国国道母亲河牂牁江来考订，其结果怎么会不错呢？

当唐蒙听了蜀商的话后，仍然以为大夜郎国内“道西北牂牁江”的西北道确实还有一条河是可以通往珠江番禺城下时，随后，唐蒙将道听途说的话又向汉武帝上书道：

“窃闻可得夜郎精兵十万，从牂牁江浮船至番禺，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

”【《汉书》、《华志》同叙】。

唐蒙向汉武帝献出此招，其言之意，是说我朝汉军可以从夜郎国牂牁江的西北道，出其不意、出奇制胜攻下广东番禺城而一统华夏。

汉武帝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