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版本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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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疏》版本考
《水经注疏》版本考
《水经注疏》版本考
内容提要:
有关《水经注疏》版本问题,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有探讨。
本文认为:
水经注疏》版本问题,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有探讨。
本文认为》至今,该书形成的版本包括批注本、稿本、钞本、刻本、铅印本五种,其中批注本、稿本、钞本为最重要。
批注本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为主要底本;稿本包括部分成稿本、初稿本、“宋体净本”和全稿本四种。
现藏台湾省中央图书馆的全稿本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而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钞本有全稿钞本(即北京本)和北京本再录本二种。
北京本再录本抄成时间是在1943—1944年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抄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关键词:
合校水经注》为主要底本;稿本包括部分成稿本、初稿本、“宋体净本”和全稿本四种。
现藏台湾省中央图书馆的全稿本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而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钞本有全稿钞本(即北京本)和北京本再录本二种。
北京本再录本抄成时间是在1943—1944年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抄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关键词》版本杨守敬熊会贞清末及民国间,杨守敬、熊会贞师生历经六十载,撰成《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
但这部着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变得颇为复杂。
单就版本而言,学术界就有数种不同观点。
现就个人知见的情况,依成稿或出版时间试作考证如下。
1、1877——1879年间完成的部分成稿本此部分成稿本原夹杂在湖北省图书馆藏杨守敬撰《荆州府志》稿残本中,是在整理《杨守敬集》过程中找到的。
原稿题名“《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
稿子用府志专用的方格稿纸抄成,版框高2
1.5厘米,宽15.5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五格。
经过核对,在《荆州府志》三册残本中,分别收录内容相同的四种部分成稿本,其中有三种系杨守敬笔迹。
每种稿本上又都有若干不同之处的删补、批校,在其中最完整的一稿上还有几处“已写过”的眉批,估计可能还有誊清定稿,但《荆州府志》残本中未见。
据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记载:
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
但这部着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变得颇为复杂。
单就版本而言,学术界就有数种不同观点。
现就个人知见的情况,依成稿或出版时间试作考证如下。
1、1877——1879年间完成的部分成稿本此部分成稿本原夹杂在湖北省图书馆藏杨守敬撰《荆州府志》稿残本中,是在整理《杨守敬集》过程中找到的。
原稿题名“《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
稿子用府志专用的方格稿纸抄成,版框高2
1.5厘米,宽15.5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五格。
经过核对,在《荆州府志》三册残本中,分别收录内容相同的四种部分成稿本,其中有三种系杨守敬笔迹。
每种稿
本上又都有若干不同之处的删补、批校,在其中最完整的一稿上还有几处“已写过”的眉批,估计可能还有誊清定稿,但《荆州府志》残本中未见。
据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记载》稿,按其题目、内容可分为五部分:
即《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钞》。
以之核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荆州府志》,这五部分内容的部分文字分见于府志《地理志?
沿革》、《杂记志?
记人》之中,可见杨守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府志《地理志》、《杂记志》的编纂工作。
而《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既然夹杂在杨氏所撰《荆州府志》稿中,且标明“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加之所用稿纸与府志用纸相同,故认定它是当年杨守敬为编纂府志之需而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包括“序”及“《经》、《注》、《疏》文”两部分内容。
杨《序》原文曰言水道者,《禹贡》、《汉志》尚矣。
其次桑《经》、郦《注》,多能依据,但转经传写,《经》、《注》混淆,错简讹字,不可卒读,古今异名,莫知其乡。
今为疏之如左。
文字虽不多,但有关中国沿革地理学的起源,《水经注》的价值以及版本的缺陷,却都说得很明白。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文最后杨守敬明确提出要对《水经注》“疏之如左”。
尽管原稿只是疏证了荆州部分,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与《荆州府志》编纂之渊源关系,为判定《水经注疏》开始撰写的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另外,从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体例及内容上考查,也可以看出其与后来面世的《水经注疏》稿本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
试举三例证之:
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钞》。
以之核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荆州府志》,这五部分内容的部分文字分见于府志《地理志?
沿革》、《杂记志?
记人》之中,可见杨守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府志《地理志》、《杂记志》的编纂工作。
而《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既然夹杂在杨氏所撰《荆州府志》稿中,且标明“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加之所用稿纸与府志用纸相同,故认定它是当年杨守敬为编纂府志之需而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包括“序”及“《经》、《注》、《疏》文”两部分内容。
杨《序》原文曰言水道者,《禹贡》、《汉志》尚矣。
其次桑《经》、郦《注》,多能依据,但转经传写,《经》、《注》混淆,错简讹字,不可卒读,古今异名,莫知其乡。
今为疏之如左。
文字虽不多,但有关中国沿革地理学的起源,《水经注》的价值以及版本的缺陷,却都说得很明白。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文最后杨守敬明确提出要对《水经注》“疏之如左”。
尽管原稿只是疏证了荆州部分,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与《荆州府志》编纂之渊源关系,为判定《水经注疏》开始撰写的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另外,从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体例及内容上考查,也可以看出其与后来面世的《水经注疏》稿本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
试举三例证之》、《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
《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
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
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
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
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
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开篇有关,因为既然是疏证《水经》及《注》,起首一句当然以《经》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作《经》文。
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
水经》及《注》,起首
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一句当然以《经》
作《经》文。
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
”杨按:
“南平郡,晋置。
乐乡城,吴筑。
《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
”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的。
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
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
可见,在杨守敬撰着《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其
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
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按:
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
”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的。
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
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
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
可见,在杨守敬撰着《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其
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
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按》南江经流,籍口郦氏有南江之目,不知非郦意。
北京影印本在此句下,杨守敬先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守敬按:
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守敬按》,引者按)更附会以洞庭为九江之说。
不知自晋以前,江之南、北岸无堤障,江南之水,皆东北流,洈水、油水是也。
江北之水,亦夏时泛涨,溢而北出为夏水。
后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为堤所障,不复分出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复北出,此正古今水道变迁。
将上引的这两段《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
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
因此,《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此部分成稿本的发现意义重大,至少可证明两个久有争议的问题:
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
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
因此,《校正〈水经注?
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此部分成稿本的发现意义重大,至少可证明两个久有争议的问题》的时间始于光绪三年,而不是以往一般认为的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以后。
二、光绪五年潘存确实见到了《水经注疏》的部分成稿,他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着作所写的“叙语”并非杨氏“捏造”。
2、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本刊成于长沙。
该书以武英殿聚珍板《水经注》为底本,尽录戴(震)、赵(一清)、朱(谋玮)三本文字,又博采孙星衍、董佑成、丁履恒、谢钟英、汪士铎诸家之说,辑成一编,“选录精密,体例明晰,开卷了如,易于寻究”。
一年多后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十一日这天,在武昌的一次聚会上,杨守敬与梁鼎芬、叶浩吾等人谈起《水经注》研究史上的赵、戴相袭案事。
聚会后,杨守敬又借梁鼎芬藏王氏合校本携归一读,“喜其便于翻阅”,遂请梁鼎芬为他代购一部。
这之后,王氏合校本遂成为杨守敬、熊会贞全面疏证《水经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本过程中重要的批注本。
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一批杨守敬生前藏书,这批藏书据杨守敬的曾孙杨世汉先生回忆:
水经注疏》的部分成稿,他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着作所写的“叙语”并非杨氏“捏造”。
2、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本刊成于长沙。
该书以武英殿聚珍板《水经注》为底本,尽录戴(震)、赵(一清)、朱(谋玮)三本文字,又博采孙星衍、董佑成、丁履恒、谢钟英、汪士铎诸家之说,辑成一编,“选录精密,体例明晰,开卷了如,易于寻究”。
一年多后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十一日这天,在武昌的一次聚会上,杨守敬与梁鼎芬、叶浩吾等人谈起《水经注》研究史上的赵、戴相袭案事。
聚会后,杨守敬又借梁鼎芬藏王氏合校本携归一读,“喜其便于翻阅”,遂请梁鼎芬为他代购一部。
这之后,王氏合校本遂成为杨守敬、熊会贞全面疏证《水经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本过程中重要的批注本。
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一批杨守敬生前藏书,这批藏书据杨守敬的曾孙杨世汉先生回忆》时所用的十二大箱参考书,在日寇逼近武汉时,由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派人从我家中运走,名为代管,实为拿走。
”藏书中有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书的封面及中间的天头地角处有大量杨、熊的朱墨批注语,有些还署有批注年月,包含有许多杨、熊当年撰着《水经注疏》的资料和信息,极具研究价值。
但由于这五部批注本一直尘封书库之中,以往研究《水经注疏》的学者几乎无人知晓,相关论着中绝少提及。
“甲”字本(书号:
水经注》,书的封面及中间的天头地角处有大量杨、熊的朱墨批注语,有些还署有批注年月,包含有许多杨、熊当年撰着《水经注疏》的资料和信息,极具研究价值。
但由于这五部批注本一直尘封书库之中,以往研究《水经注疏》的学者几乎无人知晓,相关论着中绝少提及。
“甲”字本(书号》,发现多已采录,有些文字作了修改,如卷二《河水二》“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下录董佑成《图说》文,其中引用《汉书?
西域传》有“其难兜国下言„西至无雷?
者,误字也”一句,对此熊会贞进一步疏证曰:
河水二》“一水东
流迳无雷国北”下录董佑成《图说》文,其中引用《汉书?
西域传》有“其难兜国下言„西至无雷?
者,误字也”一句,对此熊会贞进一步疏证曰》无雷在东,难兜在西。
《西域传》云„难兜西至无雷?
,„西?
字乃讹文,赵氏不能正之,徐松作《西域补注》亦不能正之。
”查《水经注疏》此处,改为杨守敬按,并在熊按基础上做了更深入地考证。
故可知划圈者系杨、熊标记的让书手誊录之文。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甲”字判断,或许就是杨守敬光绪二十年后疏证《水经注疏》利用的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
不过,书中卷三十第一页有杨守敬一段眉批,末署“甲寅春”,此处之“甲寅”显指1914年,这说明直到逝世前一年,杨守敬仍然用此本做校勘工作。
“乙”字本(书号:
西域传》云„难兜西至无雷?
,„西?
字乃讹文,赵氏不能正之,徐松作《西域补注》亦不能正之。
”查《水经注疏》此处,改为杨守敬按,并在熊按基础上做了更深入地考证。
故可知划圈者系杨、熊标记的让书手誊录之文。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甲”字判断,或许就是杨守敬光绪二十年后疏证《水经注疏》利用的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
不过,书中卷三十第一页有杨守敬一段眉批,末署“甲寅春”,此处之“甲寅”显指1914年,这说明直到逝世前一年,杨守敬仍然用此本做校勘工作。
“乙”字本(书号》,庚申秋”、“抄《九域志》,辛酉春”、“抄《唐志》,辛酉春”、“抄《元和志》,辛酉春”、“抄《寰宇志》,辛酉秋,末《四夷》未抄”;第二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录《玉海》、《诗地理考》”等五十六种书名。
该本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熊会贞手笔,间有杨守敬笔迹。
杨、熊批语旁多数也都划有朱圈或墨圈。
按此本应是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乙”字来看,或许就是当年杨守敬交给熊会贞使用,并与杨氏所用“甲”字本同时开展批注工作的本子,但从封面墨书“庚申”(公元1920年)和“辛酉”(公元1921年)判断,此本直到熊会贞晚年仍在使用。
“丁”字本(书号:
九域志》,辛酉春”、“抄《唐志》,辛酉春”、“抄《元和志》,辛酉春”、“抄《寰宇志》,辛酉秋,末《四夷》未抄”;第二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录《玉海》、《诗地理考》”等五十六种书名。
该本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熊会贞手笔,间有杨守敬笔迹。
杨、熊批语旁多数也都划有朱圈或墨圈。
按此本应是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乙”字来看,或许就是当年杨守敬交给熊会贞使用,并与杨氏所用“甲”字本同时开展批注工作的本子,但从封面墨书“庚申”(公元1920年)和“辛酉”(公元1921年)判断,此本直到熊会贞晚年仍在使用。
“丁”字本(书号》、《尔雅》”等七十种书名。
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杨、熊笔迹均有,熊会贞手笔略多于杨守敬,但杨氏笔迹多数颇工整,有类楷书。
杨、熊批语少见圈录标记。
熊氏批语中有两条署有年月,分别为“己酉二月”(公元1909年)、“己未二月”(公元1919年)。
按此本应是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杨氏笔迹颇工整这一点看,还应是杨、熊早期共用的本子。
杨守敬殁后,熊会贞继续使用。
但该本未见用影钞宋本、残宋本《水经注》校勘的痕迹,故此本使用的下限不应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戊”字本(书号:
尔雅》”等七十种书名。
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杨、熊笔迹均有,熊会贞手笔略多于杨守敬,但杨氏笔迹多数颇工整,有类楷书。
杨、熊批语少见圈录标记。
熊氏批语中有两条署有年月,分别为“己酉二月”(公元1909年)、“己未二月”(公元1919年)。
按此本应是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杨氏笔迹颇工整这一点看,还应是杨、熊早期共用的本子。
杨守敬殁后,熊会贞继续使用。
但该本未见用影钞宋本、残宋本《水经注》校勘的痕迹,故此本使用的下限不应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戊”字本(书号》卷五末十叶,又卷六至卷八;过录宋本《水经注》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等四十二种书名。
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几乎都是熊会贞手笔,其中不少贴签批语的书写格式与《水经注疏》稿本“经”、“注”、“疏”文的格式一致。
书中
五、
六、
七、
八、十
六、十
七、十
八、十九、三十九、四十各卷熊氏按语,多次提到用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进行校勘,如卷五第一页:
水经注》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等四
,十二种书名。
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几乎都是熊会贞手笔其中不少贴签批语的书写格式与《水经注疏》稿本“经”、“注”、“疏”文的格式一致。
书中
五、
六、
七、
八、十
六、十
七、十
八、十九、三十九、四十各卷熊氏按语,多次提到用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进行校勘,如卷五第一页》的最主要的本子。
从有些贴签批语书写格式看,此本还应是《水经注疏》北京本、台湾本誊清之前熊会贞使用的重要校勘本。
其使用的下限大致到二十年代末。
这也同时预示北京本、台湾本应抄录于三十年代前后的几年中。
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壬”字本(书号:
水经注疏》北京本、台湾本誊清之前熊会贞使用的重要校勘本。
其使用的下限大致到二十年代末。
这也同时预示北京本、台湾本应抄录于三十年代前后的几年中。
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壬”字本(书号》”、“《郡国志》文叔复校”等批语。
书中有杨、熊大量朱墨批校文字,朱批多为杨氏手迹,墨批则多为熊氏手笔。
杨、熊批语许多都署有年月,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公元1904年)和“乙巳”(公元1905年)两年。
按此本应属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批语的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和“乙巳”这两年看,它还是《水经注疏》初稿本誊录前很重要的一个批注本,因为按照《年谱》
记载:
郡国志》文叔复校”等批语。
书中有杨、熊大量朱墨批校文字,朱批多为杨氏手迹,墨批则多为熊氏手笔。
杨、熊批语许多都署有年月,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公元1904年)和“乙巳”(公元1905年)两年。
按此本应属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批语的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和“乙巳”这两年看,它还是《水经注疏》初稿本誊录前很重要的一个批注本,因为按照《年谱》记载》稿成”和“刻《水经注疏要删》成”的时候。
还有,此本中出现的“文叔”其人也值得注意,因为在以往探讨《水经注疏》撰着经过的论着中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人,他的生平及所起的作用,尚待查证。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两种杨守敬批校过的非合校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书号:
水经注疏要删》成”的时候。
还有,此本中出现的“文叔”其人也值得注意,因为在以往探讨《水经注疏》撰着经过的论着中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人,他的生平及所起的作用,尚待查证。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两种杨守敬批校过的非合校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书号》记载:
他是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僦居上海期间,在老友沈曾植家见到黄省曾本,遂“欣然见假,携归读之,则夺误满纸”,于是让孙子杨先橘以朱本对勘,“无论是非,皆为录出”。
可见,此校勘本最早形成于1913年,校勘文字主要是杨先橘所批。
《水经注释》(书号:
水经注释》(书号》载录,但言“其书今不见”。
或杨氏此
批本即王咏霓原校本。
通观上列各本,除各自独有的特点外,还能反映出杨、熊撰着《水经注疏》中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批注本封面上墨书“甲”、“乙”、“丁”“戊”、“壬”等字样,说明杨、熊是用十天干来标明主要工作用本的先后顺序的。
依此原则,杨、熊手中至少还应有“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其中“丙”字本之一已羼入“乙”字本,足可证明它的存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丁”、“戊”、“壬”五字只标于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上,而其他两种非合校本的《水经注》上未见此种标注,这一方面说明“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仍应是王先谦合校本,仅见一册的“丙”字本可作佐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合校本是杨、熊批注的主要工作用本。
其次,杨守敬、熊会贞撰着《水经注疏》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将校勘文字及研究心得批在各种《水经注》刊本上,最后再圈录誊清成稿。
尤其是从光绪二十年后,他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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