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陵初掘 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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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初掘 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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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初掘上
定陵初掘(上)
本报记者杨丽娟2015年底,十三陵新建地下文物库房启用,3000余件定陵文物重返地下。
这些随葬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珍贵文物,在地下找到了妥善的存放之处。
明代皇帝庸碌者甚多,多数不太为后世所熟知。
其中,在位48年倒有“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朱翊钧,是比较知名的一位。
他在后世的“名气”,一半来自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半就出自这座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的开放陵寝。
整整60年前,明十三陵定陵地下玄宫开启。
定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采用科学考古方法主动发掘的皇陵。
其它今人能够进入参观的皇陵地宫,或曾被盗墓,或是在外力作用下偶然发现,都是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只有定陵,是在保存完整的状态下,由一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打开的地宫。
定陵地宫被考古工作者打开,有机缘巧合的因素,而这次带有实验性质的考古发掘,在出土大量稀世珍宝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
它促成了此后中国文物考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基本方针。
万历帝的定陵,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绕不过去的一页。
试掘1955年12月30日,新年将至,大雪纷飞,寒风呼号。
刚刚迈出北大校门两三年的赵其昌和一位工友来到十三陵,顶风冒雪爬上一座大陵的宝城、宝顶,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开始艰难地打探铲。
宝城、宝顶是明清时期帝王陵寝的建筑形式。
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
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
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显示着皇家陵寝的宏大气势。
赵其昌和那位工友选择的这座陵寝是明永乐帝朱棣的长陵,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皇陵。
明陵考古最初的发掘对象,是长陵。
最早提出发掘明陵计划的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
1955年10月,吴晗邀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长陵。
这份多位文史大家联名的提议,却引起了考古界的反对。
发掘明陵的反对者中,最知名的两位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
据《夏鼐文集》记载:
“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
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
”文史专家们想找到文物中的历史信息,提议发掘明陵;考古专家却认为皇陵不可轻动,顾虑当时考古技术、能力乃至专业人员之不足。
双方争论到了国务院。
最终,周恩来总理批示,“原则同意”。
发掘长陵成为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国家考古行动。
随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下设工作队,进行具体工作。
夏鼐虽然反对发掘长陵,但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中国考古最权威的专家,因此也被纳入长陵发掘委员会,实际上直接领导和主持了这次发掘工作。
中国的考古学,从1921年发掘周口店遗址开始算,至今也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考古事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中科院考古所的技术骨干,多数是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人。
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原本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仲殊担任。
这位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1955年时年仅30岁。
可是没等长陵发掘开始,王仲殊被调到西安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夏鼐只能找到了更年轻的赵其昌。
赵其昌时年28岁,被任命为考古工作队队长,主持发掘长陵,是很多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他最初却“老大不乐意”。
赵其昌的遗孀杨仕告诉记者,“他大学考古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发掘明陵,他觉得太近了。
”后来,还是吴晗亲自说服了赵其昌。
发掘长陵,是中国考古科学发掘皇陵的头一遭,谁也不能马上给出着手点,甚至连可供参考的经验都没有。
此前最著名的打开皇陵地宫的事例,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
那是连炸药都用上的野蛮乱挖。
“考古不是盗墓,也不是探险,原则就是从前古人入葬从什么地方进去,今人考古也要沿着当年的入口和旧路进去。
所以说,找到入口和旧路非常关键。
”杨仕说,这是赵其昌挂在嘴边的考古原则。
偌大个皇陵,地宫入口恰恰是最大的隐秘所在。
赵其昌只能先用“笨办法”试一试,带着探铲在长陵周围勘察。
当时,十三陵尚不归北京市,属于河北省昌平县。
山区没有电,荒芜的陵园无法住人。
赵其昌这个刚刚上任的长陵发掘委员会工作队队长,白天“转山”,晚上下山找个小饭馆,两条长板凳一拼,他和工友对付着睡了两宿。
连着探了三天,毫无收获。
严冬之下,冻土坚硬,勘察异常艰难。
赵其昌和工友只好回京先查文献,等天气稍暖再去调查。
夏鼐得知了勘察没有收获之后,对发掘长陵的计划及时进行了修改。
他提出,长陵是主陵,规模较大,发掘工作必定艰难复杂,应该先选点试掘后,积累些经验,再掘长陵,避免失误。
“试掘”,是夏鼐提出的新名词,定义上似乎带有很大的“练手”意味,但实际上,试掘的发掘方式、原则与正式发掘并无二致,只是要找一个相对容易的陵墓作为发掘对象。
1956年春天,积雪刚刚消融,赵其昌带着两个工友再次来到十三陵。
这一次,他们的脚步踏遍了13座陵墓。
详细调查之后,工作队把试掘目标定为献陵。
献陵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明代洪熙帝朱高炽。
朱高炽在位时间仅十个月,陵墓相对较小,便于发掘。
而且献陵营建年月和入葬时间都与长陵最近,参考意义最大。
工作队围着献陵,像扫雷般一块地皮一块地皮地搜索、探测。
然而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没有找到地宫入口的蛛丝马迹。
正在赵其昌等人为“入地无门”越来越焦躁时,定陵却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意外之喜。
定陵的主人万历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亲政之初,有勤勉明君之风,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国力达到明朝巅峰。
但是执政后期,朱翊钧荒怠政务,穷奢极欲,据说曾“28年不上朝”。
他的陵寝也营造成了仅次于长陵的十三陵第二大陵。
这天,工作队无意中发现,定陵宝城外侧有几块城砖塌陷,形成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小缺口。
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
“这是地宫入口!
”有人当即喊了出来。
夏鼐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到现场复查。
宝城缺口距地面很高,野外又没有梯子,工作队干脆以人作梯,夏鼐直接蹬着队员的肩膀就爬上去了。
仔细察看,果然缺口内的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而且砌成的像是一个门券的上沿。
如果缺口内真有券门,那很可能就是帝后入葬时的通道。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定陵地宫入口的意外发现,让长陵发掘委员会最终把它确定为试掘对象。
定陵的发掘从1956年5月正式开始,委员会要求全部试掘工作在1956年雨季来临以前完成。
也就是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要挖掘到地宫大门。
然而,信心满满的考古队员根本没料到,直到整整一年后,他们才得以见到地宫大门前的金刚墙。
错过1956年5月17日,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地用科学方法对帝王陵墓进行的考古发掘破土动工。
昌平长陵镇献陵村的村民孙宪宝和其他几十位民工来到了平日寂静荒凉的皇家陵园。
当年的孙宪宝头一次听说“考古”这个词,懵懵懂懂的他只觉得这差事还不错:
“生产队一天给记10个工分,每天还补贴两毛钱。
”一大早,他扛着自家的铁锹出了门,到了定陵才发现,工作队给每个民工都配有新的铁锹和一种半圆柱形铁铲。
头一天,孙宪宝被分配的任务就是打探铲,他才知道那奇怪的铁铲叫“洛阳铲”。
在宝城内侧与城砖塌陷位置相对应的地方,民工们按照工作队撒的白石灰和拉起的绳子,开挖第一条探沟。
没挖多久,孙宪宝就有了发现,宝城内侧正对券门的石条上隐约可见字迹,考古人员用刷子将石条上的泥土清理干净,“隧道门”三个字缓缓显现。
“浅浅的刻痕,字体也不大工整。
”孙宪宝回忆说:
“我那时只认得‘道门’俩字,问了白老才知道是‘隧道门’。
”他口中的“白老”,是刚刚到任的工作队副队长白万玉。
白万玉时年58岁,被称为“白老”,因为他是工作队最年长的成员。
除他之外,其余人几乎清一色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儿。
第一天正式发掘,就发现“隧道门”三个字,发掘工作异常顺利。
不久,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城砖起券的大门。
这时工作队如果顺着砖隧道继续挖,最后肯定能抵达地宫。
但是,已经显露的砖隧道距离明楼还很远,加之陵园内古松苍翠,为保护古树,减少出土量,工作队决定在第一条探沟延长线约100米处开挖第二条探沟。
没想到,为了省工省力设计的第二条探沟,却让他们错过了隧道门里最清楚不过的一个“指路牌”。
这个指路牌是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一块小石碣。
这块石碣清楚地刻着:
“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墙前皮。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在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向里掘进一丈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隧道——“石隧道”,此处至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
可惜,当时工作队并没有继续挖掘隧道门。
直到一年多后,定陵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清理现场时,工人们才在隧道门里发现了这块小石碣。
第一天就发现隧道门似乎用光了工作队的运气,不但错过了这个指路牌,而且第二条探沟挖了一个多月,没有挖到任何隧道痕迹。
现场的挖掘民工常戏称,“考古考古,就是挖土。
”可是,挖土一直挖不出任何线索,也着实令人心焦。
酷暑季节,定陵考古一时陷入困境,试掘献陵的想法又冒了出来。
《夏鼐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一波折: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吴晗与夏鼐这对同窗好友再度产生了分歧,夏鼐如何被吴晗说服不得而知,但“就是挖土”并没有停下。
终于在9月中旬,工作队挖到了一个神秘的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孙宪宝对小石碑的模样记忆犹新:
“大约50厘米高,刻字面很光滑,背面却很粗糙,字体跟前面发现的‘隧道门’一样,不太工整。
”这块石碑后来被称为“打开定陵大门的钥匙”,现在作为定陵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陈列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里。
但是这块石碑刚出土时,却让很多在场的人心生疑窦:
皇帝埋了之后,为什么要放这么个石头小碑,还标出详细尺寸和深度,到底是指路碑,还是迷路石?
真按小石碑所指去挖,会不会有什么陷阱?
不过,赵其昌和白万玉对这样的担忧不以为然,他们心里已经有谱了。
杨仕解释说,定陵建成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而万历及孝端皇后是1620年10月才埋葬的。
陵墓建好后,皇帝皇后都没有死,自然先要用土封起来。
负责陵墓修建的工部,为了将来用陵时能迅速找到地宫而不误吉时,会在地下偷偷留个标记。
这块小石碑和隧道门里的小石碣、隧道棕绳都是这样的标记。
有了小石碑的“指点”,民工们精神大振,干劲十足。
孙宪宝回忆,为确保小石碑的可靠性,工作队先从小石碑处量够十六丈,让民工在十六丈处打探铲,“探铲提上来带有黄琉璃瓦的痕迹,后来挖开探沟才知道,黄琉璃瓦就在金刚墙上方。
”恰在这时,工作队又陆续在宝城内侧的其他地点发现了“金墙前皮”、“大中”、“宝城中”、“左道”、“右道”等刻字,把发现刻字的地点与之前“隧道门”的位置放在一起看,这下连地宫的基本布局都能推测一二了。
很快,与第二条探沟垂直、正对宝顶中心的第三条探沟开挖。
随着出土量日益增加,工作队决定采用机械运土加快速度。
未通电源的定陵陵园顿时变成了颇具现代气息的工地,新安装的柴油机带动卷扬机,将探沟内的土运出。
他们甚至在探沟外铺设了一条十多米的小铁路,以便于用四轮翻斗矿车装土外运。
1957年4月,两道由花斑石垒砌的墙壁赫然出现,曾经失去踪迹的隧道再度现身,并且,砖隧道“升级”成了石隧道,显然,工作队离地宫更近了。
当石隧道全部显露出来时,地宫入口的承重墙——金刚墙矗立在考古工作队面前。
公鸡“探路”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距离铲起定陵发掘的第一锹土正好一年。
孙宪宝记得,一向稳重的白万玉老人那天高兴得直拍手,“可算找着门了!
”定陵金刚墙的发现,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
为保护发掘现场,北京市还特意派来一个警卫排。
23岁的刘精义几乎与警卫排同时来到定陵,因是学历史出身,他主要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常在定陵和北京市区两头跑。
此外,他还负责接待参观人员,据他介绍,因定陵发掘还处于保密状态,当时只有经过特批的内部人员才能参观,而外国人则是保密的重点对象。
刘精义记得,第一次去定陵时,他背着行李从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一路打听询问,翻过两个山口,走了几十里路才找到。
抵达定陵时,之前在附近村子借宿的工作队已在定陵“安营扎寨”,他回忆当年的“宿舍”:
“临时搭了十几间工棚,外面是竹坯子,里面是刨花板,冷得很,冬天放盆洗脸水,转眼就冻成冰。
”生活条件的艰苦,刘精义并不在意。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刚来到定陵不久,发掘现场就发生了塌方事故。
6月的一场暴雨,直接导致金刚墙上方宝顶上的大片黄土塌陷,“圭”字封口和金刚墙都被黄土淹没,“金刚墙顶部的黄色琉璃瓦也被砸碎了。
”此事过后,工作队不得不重新清理石隧道。
同时,为了防雨,工作队特地请来北京的老艺人,在工地搭盖了长60米、宽26米的大型席棚,将第三条探沟和金刚墙完全覆盖。
眼看雨季即将结束,工作队准备着手打开金刚墙,种种离奇的说法却纷至沓来。
多年后,赵其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绘了当年的情景:
“有的说皇帝的陵墓布满暗箭,箭头是用毒汁浸泡过的,碰着就要丧命。
又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渊……”孙宪宝则讲了当年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进到墓室,否则……”对于此类流言,刘精义笑言,有些说法一听就很荒谬,譬如帝王陵寝最忌讳墓室中有水,所以往往特意将棺床建得比地面高一些,哪有成心把河修在墓室的道理?
至于暗箭机关,虽未实际见过,但工作队倾向于认为“不足信,更不可怕”。
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尸体腐烂形成的有毒气体。
尽管如此,孙宪宝等民工依然将信将疑。
他告诉记者,赵其昌站在梯子上从金刚墙上抽开第一块城砖时,只听“扑”的一声闷响,一股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顿时弥漫开来。
过了一会儿,雾气由黑变白,气味儿也没那么浓了。
当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圭”形洞口后,有人提议找条狗先放进去探路,没承想,这狗太凶悍,怎么也不肯进去。
这时,又有人提议,干脆抓只鸡放进去,鸡不会瞎刨,也不会弄坏地宫文物。
孙宪宝说,他亲自跑去村里买了一只公鸡回来,“拿绳子拴住鸡爪放进金刚墙内,几天之后,公鸡还能打鸣”,工作队这才让赵其昌腰拴粗绳,第一个走了进去。
不过,对于公鸡“探路”这个故事,杨仕和赵其昌的女儿赵朗玥讲述的却是另一个版本:
的确有人提议放鸡进去,但没等鸡拿来,赵其昌就从梯子上跳进了金刚墙内。
赵朗玥说,父亲跟她提过好多次这段插曲,“他迫不及待想进去看看,其实更多的是兴奋、激动,并没有太紧张。
”真实的细节已经无从考究,但进入金刚墙后的小心翼翼,赵其昌妻女与孙宪宝的回忆是一致的。
孙宪宝说,确认金刚墙内没有毒气和暗箭后,赵其昌、白万玉等人先后进去了。
为防翻板,他们人手一根拐杖,左边一下,中间一下,右边一下,“当当当”敲三下,才往前走一步。
几人一边往前走,一边拿手电四处搜寻,终于,两扇汉白玉做成的石门暴露在眼前。
“拐钉钥匙”汉白玉石门之后,毫无疑问就是工作队寻找一年多的地宫。
然而,手推石门,却纹丝不动。
两扇石门中间有一条小缝,手电光打进去,可以看到门后有一个石条,死死顶在石门上,外力根本推不动。
刘精义告诉记者,这是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创造的一种自动锁死机构,能够把陵寝地宫从里面彻底封闭。
石门背后的石条叫“自来石”。
此石呈长条状,底部嵌在一个事先凿出的槽中,上部卡在两扇石门背面同样事先凿就的槽中,类似寻常百姓家顶门用的木棍。
当帝后棺椁安放完毕,要封闭地宫时,将自来石下端卡在地宫内地面的凹槽中。
石门留有一个较大的缝隙,门外的人用粗绳或其他工具牵引将自来石慢慢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门两边的凿槽。
最后,随着石门的关闭,自来石的上部完全进入石门的凿槽之内,紧紧地顶住了石门。
(下转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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