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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孙中山后期的几位重要助手
谈孙中山后期的几位重要助手
今年是孙中山、廖仲恺逝世90周年,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和这次“孙中山、廖仲恺与近代中国”的讨论会很有意义。
我发言的题目是《孙中山后期的几位重要助手》,主要讨论一下孙中山同自己革命事业后期的几位最重要政治助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的关系,并把这四人个人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作些比较。
(一)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了中华民族实现20世纪第一次伟大腾飞,代表了一个时代。
从创立兴中会到逝世,他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奋斗了30多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成千上万先进的中国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投身“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其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
孙中山先后组建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和政党;1912年,创建了中华民国;1917年以后,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捍卫民主共和;他在发动起义、组织团体政党、宣传革命理论以及建立政权、讨伐军阀、实施政策与策略时,都有重要同志担任助手。
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是陈少白、郑士良;同盟会时期,同为同盟会的重要领袖黄兴,可说是孙中山筹划和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最重要的助手;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作为助手的地位也很重要。
而从同盟会成立后,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也就跟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直到孙中山逝世。
廖、朱、胡、汪四人在孙中山后期的革命、政治活动中的助手地位尤其重要。
当然,即使在孙中山后期的革命、政治事业中,重要助手也不止这四人,例如,作为革命伴侣的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也是孙中山非常重要的助手。
擅长组织工作和理财的古应芬,在重建广东根据地、讨伐陈炯明叛军等事项中曾给予孙中山相当大的协助。
在军事方面,邓铿、许崇智、李烈钧、程潜,后来还有蒋介石,都可以说是孙中山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
但就跟随孙中山的时间之长,党内、政权内的职位,在理论上同孙中山思想之接近,受孙中山信任之深,特别是参与孙中山的重大决策和推行孙中山重大政策等方面,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四人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国民党内可说特别重要。
当时的人,都把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看作孙中山党内、政权内的核心人物;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孙中山,也绝对不会忽略这四个人。
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的“人名索引”中,这四个人的条目都特别多,这一点,是反映孙中山同他们四人的关系特别密切的重要例证。
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四人,都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立志救国的热血之士,青年时代就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并成为革命党的骨干;在理论上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为阐释、宣传三民主义做过大量工作;在他们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都表现出献身精神,终孙中山一生,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孙中山一边,从未动摇背叛;他们都是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人才;在个人操守方面,都比较廉洁、勤奋,即使是胡汉民、汪精卫,尽管后人对他们的政治表现与历史地位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都认为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贪污、腐化、追求个人享乐之类的劣迹。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长期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
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四人,在很长时间内既是革命同志,也是私人关系密切融洽的朋友。
朱执信逝世较早,到孙中山晚年,廖、胡、汪在政治上出现分歧,最后实际上分道扬镳。
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三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就大相径庭。
实际上,在孙中山生前,他们的一些差异已有所显露。
孙中山对这四位地位最高的亲密助手,也是量才器使,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各有安排。
在孙中山生前,汪精卫名气很大,这固然与他辛亥革命时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有关,但汪精卫擅长言语、善于表演也是造成他名气的重要原因。
民国成立后,汪精卫标榜不谋求官职,所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汪精卫都没有担任重要军、政职务。
不过,他仍参与孙中山的重要决策,经常代表孙中山向社会发表重要言论,代表孙中山与国内外重要人物交往、接洽,甚至秘密商谈政治军事合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也由他记录。
汪精卫本人并无系统思想,性格上缺乏原则、优柔寡断。
当孙中山向几位亲密助手征询是否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汪精卫提出反对意见,后来看到时势变化,他的态度来了大转弯,俨然成为赞成国共合作的“左派”。
但他这样做只是为实现自己的权势欲望和政治野心,早年的标榜不过是作秀。
孙中山逝世后他为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使出浑身解数,1927年,革命进一步深入,汪精卫同蒋介石先后发动反动政变,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汪精卫不惜背弃早年的革命经历,不惜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侵略者合作,最终作为汉奸、卖国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孙中山后期四个助手中,汪精卫因他晚年的叛国成为被彻底否定的历史人物。
在很长时间内,胡汉民作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的代表,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基本是反面形象。
改革开放以后,胡汉民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得到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评价。
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有重大贡献;在主持《建设》杂志期间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在孙中山征询是否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胡汉民是有保留的赞成派,在初期也为实行孙中山的政策起了一定作用;在晚年主张抗日,坚持了爱国立场和民族大义,使他在历史上仍不失为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
但他在有保留地赞成国共合作时已显示过于偏重国民党党派利益的倾向,随着革命深入,他在政治上越来越反共,最后成为国民党反共“右派”的代表。
胡汉民被视作宣传三民主义的权威,但他的工作多在宣传阐释,对孙中山的理论谈不上有所发展。
胡汉民作为大元帅府的总参议,在孙中山出征、北上期间曾代理大元帅,维持革命政府的日常运作,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开创新局面的领袖人物。
在孙中山后期的革命事业中,胡汉民的地位逐步被廖仲恺取代。
胡、廖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在孙中山逝世后,胡、廖成为国民党内两种政治派别的代表。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胡汉民一度被认为有嫌疑。
虽然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没有胡汉民直接卷入刺杀案的证据,但多数学者认为,凶手为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而嫌疑人中不少人与胡汉民政治上接近或关系密切,据陈公博《苦笑录》的一段记述,胡汉民事先得到过“右派”准备对廖下手的信息,但没有反对和阻止,使策划刺杀者无形中受到鼓励。
朱执信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身后一直受到很高评价。
朱执信不仅是孙中山重要的军事助手、革命起义的司令官,而且经常深入下层,组织革命军事力量,经常亲临战阵,为革命奋不顾身,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朱执信的思想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范畴,但又有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在同盟会时期,朱执信就发表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片段。
朱执信说,他之所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等人的学说,其目的是要使这些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
(《朱执信集》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页)日后,毛泽东对朱执信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评价甚高:
“朱执信是国民党员。
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思想有新的发展,他明确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在革命中要依靠工农等下层民众的力量,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
可惜朱执信过早为革命献身,否则一定会在孙中山晚年开创的革命新局面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
在孙中山后期革命事业的四位主要助手当中,廖仲恺认识孙中山最早。
胡、汪、朱都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认识孙中山的,而在1903年,孙中山已经委托廖仲恺、何香凝“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孙文学说·有志竟成》)不过,廖仲恺进入孙中山的决策层却晚于胡、汪,在民国初年,廖仲恺曾任胡汉民为都督的广州军政府的财政司长,是胡的部下。
早期廖的职务稍低,这与廖仲恺较迟才在孙中山身边工作有关,也与廖仲恺“不居名,不居功”(胡汉民评价朱执信语,用于廖仲恺也非常贴切)的品格有关。
然而,在进入孙中山核心决策层之前,廖仲恺已是孙中山事业坚定的支持者,与孙中山其他助手保持了良好合作共事的关系。
综看廖仲恺的一生,孙中山其他三位助手的长处,他同样具备。
他学识渊博,清正廉洁。
在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视死如归方面,廖仲恺也有过人之处,不下于朱执信。
1922年6月,廖仲恺被陈炯明拘押,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坦然对待,一旦脱险,立即投入新的斗争。
廖仲恺同胡汉民一样能够体会、执行孙中山的意图,办事缜密细致、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是理财能手,胡汉民在理财方面就不如廖仲恺。
孙中山的政权财政始终不充裕,因廖仲恺的理财能力,使得财政困难得以克服或纾缓,所以,各方面的人士都认为廖仲恺是孙中山的“荷包”,当然,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荷包”,这个作用是其他助手无法替代的。
廖仲恺像朱执信一样能够深入下层民众,朱执信虽已初步认识工农的重要地位,不过,国民党在改组前很少接触、领导普通的工农群众,朱执信深入联系的实际上主要仍是会党、绿林一类下层民众中的边缘人物。
而大革命时期的廖仲恺则直接联络工农以及他们的组织和领袖,并获得工农群众的广泛爱戴。
廖仲恺不像胡汉民那样个性孤傲、恃才傲物,他有很强的个人魅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既有很强的革命原则性,同时为了革命目标又很善于团结各种人物,不仅能团结革命同志,而且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对一些革命同路人也能团结共事。
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史实,就是为黄埔军校的经费,廖仲恺以国民党高层领导之尊,耐心等待掌握税款的小军阀抽完鸦片烟再落实黄埔军校的经费,这恐怕是其他人难以做到的。
思想上,廖仲恺同朱执信一样,既属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范畴,但又有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
早在同盟会时期,廖仲恺就在《民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译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活动有所介绍,前一篇文章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万国劳动者同盟”(第一国际)之后还热情洋溢地说:
“入梦之夜已去,实行之日方来,革命之社会主义,遂如洪水时至,泛滥大陆”(《双清文集》上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表明了他很早就对科学社会主义怀有向往的态度,这是他后来同共产主义者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廖仲恺进入孙中山的核心决策层,与朱、胡、廖一起成为孙中山最重要、职位最高的助手。
而在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后几年,廖仲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廖仲恺是孙中山联俄、与共产党合作政策坚定的支持者。
在孙中山向几位主要助手征询是否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廖仲恺是三个人当中热情洋溢的赞成派,他的态度对孙中山实行新政策有很大影响。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标志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廖仲恺在落实“联俄”政策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宣言发表后不久廖仲恺就赴日本与苏联代表商讨“联俄”的具体安排,后来,廖仲恺同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1923年秋开始,廖仲恺全力以赴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
当孙中山在前线指挥讨伐陈炯明的战事时,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派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胡汉民基本没有参加),廖仲恺又对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广州、上海的国民党组织进行整顿,为筹备国民党“一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廖仲恺是最坚决支持孙中山主张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方面,作用超过胡、汪。
国民党“一大”宣告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当时虽尚未有“三大政策”之名,但三个政策已实际上形成,廖仲恺是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最重要的助手,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任上,廖仲恺充分相信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同共产党人保持良好合作;同时以无比热情支持工农运动。
在国共两党合作努力下,大革命很快进入高潮阶段。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对两位重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恺的任用,可以反映出廖仲恺实际上已取代胡汉民成为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
表面上,胡汉民的职务仍稍高,孙中山出征、北上时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但实际上廖的地位已经与胡相当,而在很多方面作用更为重要。
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后,廖、胡两人交替出任广东省长;而党务、军事等方面很多关键工作则由廖仲恺完成。
大致情况是,胡汉民较偏重于协助孙中山处理大元帅府的政务以及同国内其他实力派(如皖系、奉系)联络的事务,而当时更为重要的党务,则主要靠廖仲恺的协助。
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胡汉民远远不及。
随着形势的发展,胡、廖在孙中山革命事业中地位的变化更为明显。
1924年10月初,广东革命政府为处理商团事件准备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在同蒋中正商议委员会的人选时反对胡汉民、汪精卫加入。
蒋中正为此致函在韶关的孙中山,建议革命委员会仍须把胡、汪列入为妥,否则不如暂缓组织。
孙中山于10月9日复函,指示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而胡、汪因为对“师俄”已失去信仰,并只“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故不必加入。
廖仲恺则是孙中山首先考虑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
这封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料。
尽管不能据此认为孙中山已同胡、汪分道扬镳,但很明显,孙中山对这两位老助手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表现是有所不满的,在老助手当中,他对廖仲恺更为毫无保留地信任和倚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协助孙中山,作出了伟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最终,廖仲恺还为实行孙中山晚年的重要政策,为中国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中华民族20世纪第一次伟大腾飞,发展到第二次伟大腾飞,中间经历过很多艰难曲折,第一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两次伟大腾飞之间重要转折转接阶段,孙中山、廖仲恺在第一次伟大腾飞都是领袖人物,而对两次腾飞之间的转接则发挥了极为独特、极为巨大、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孙中山后期的几位重要助手中,毫无疑问,廖仲恺的历史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我对廖仲恺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今天的发言内容,涉及四位历史人物复杂的经历,只是提出一些不成熟不全面的想法,肯定有不确切甚至不妥之处,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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