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参与意愿和满意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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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参与意愿和满意度
摘要
本文从参与意愿和满意度评价出发,结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度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的调查数据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基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等典型基层就业项目开展的调研,实证分析了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及已参加基层就业项目大学生对项目的满意度。
研究发现:
在参与意愿方面,家庭收入低、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的女性、本专科应届毕业生的参与意愿更强;在满意度评价方面,男性、研究生群体的满意度明显更低;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所提供的“发展性措施和机会”的满意度高于对“保障性措施和环境”的满意度。
待遇较差、生活条件艰苦和个人发展受限制是阻碍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主要因素,政府关注和投入不够、职业发展机会不足和对优惠政策的落实缺乏信心则是困扰已参与基层就业项目大学生的最主要问题。
一、 研究背景
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49万人。
面对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经济大环境,持续增长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势必进一步加剧大学生就业竞争。
作为帮助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渠道,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不仅涉及千万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也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稳定大局,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
“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有利于青年人才的健康成长和改善基层人才队伍的结构,有利于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为鼓励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积极投身基层,国家先后设立了一批“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和原人事部四部门于2003年发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下简称“西部志愿者计划”),中组部、原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八部门于2006年组织实施的“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项目(以下简称“三支一扶”计划),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编办四部门于2006年组织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以下简称“农村特岗计划”),最早于1999年在海南省局部试点实施、后由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原人事部四部门于2008年正式组织实施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以下简称“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就业项目。
在实践中,为了保证这些基层就业项目的顺利实施,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基层就业项目的优惠政策,如对于参加中央部门组织的基层就业项目的毕业生,国家会以补偿学费或者代偿助学贷款的方式减轻他们的负担;对参加基层就业项目期满的本科毕业生,在研究生升学考试中给予加分照顾;参加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期满后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等优惠政策。
此外,在每年的公务员招录工作中,中央和地方还专门留出一定数量的岗位面向参加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期满的大学生进行招考,等等。
近年来,随着中央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进一步政策倾斜,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自愿选择到基层就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共有106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志愿参与了“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和“农村特岗计划”等主要基层就业项目。
以2013年为例,有5.3万名大学生参加大学生村官计划,2.8万名大学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1.76万名大学生参加“西部志愿者计划”,6.5万名大学参加“农村特岗计划”。
(数据来源于中组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的内部统计数据。
)然而,在基层就业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大学生究竟如何看待上述基层就业政策?
他们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意愿如何?
他们的参与意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他们对于这些就业项目的满意度评价如何?
在新形势下,对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基层就业政策,他们又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许多学者对于教育、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不断进行探讨和研究,这为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个人收入,并促进经济增长[1];斯宾塞(M.Spence)的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只是一种反映个人能力的信号,受教育程度越高说明生产能力越强,雇主可根据信号将雇员有效分配到不同岗位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只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2];皮奥雷(M.Piore)和多林格尔(P.Doringer)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市场的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升迁机会多,而次要市场的工资低、条件差、不稳定、升迁机会很少,教育的功能不在于通过提高个人的认知技能来提高收入,而在于决定一个人进入哪种劳动力市场工作[3];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拉姆伯格(R.W.Rumberger)提出过度教育理论,认为额外的教育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力,也不一定能够带来高收入[4]。
结合上述理论笔者认为,由于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增加,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工作难以反映大学生的生产能力,基层就业就成为一个能够使大学生充分展现自己受教育水平、并获得劳动力市场认可的选择。
尽管早期的基层岗位常被认为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它所提供的待遇和机会不如传统的就业行业或职业,高等教育毕业生对于基层岗位而言有过度教育之嫌;但近年来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基层就业具备了成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潜力,较之发达城市,基层需要更多的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
然而,2013年针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的抽样调查研究指出,毕业生在大城市就业的比例更高,企业仍是吸纳毕业生的最主要单位[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就业依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认可。
反观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探讨,同样显得相对简单和局限。
通过回顾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基层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为研究主体,梳理政策出台的背景,评估与反思基层就业政策,揭示基层就业政策的问题,评析基层就业政策的利弊,对建立长效机制提供建议。
侯欣迪从理性视角分析了基层就业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缓解作用,通过西部偏远地区劳动报酬低、贫困毕业生为享受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等优惠政策而被迫下基层等现象,分析了现有基层就业政策的局限性及存在问题。
[6]对于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应从创建大学生基层就业的人文关怀服务体系、政策扶持体系、资金融通支持体系以及教育培训体系四个维度入手,构建高校毕业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
[7]张瑶祥认为,推广大学生村官,在政策上既要解决“敢下去”的问题,也要解决“愿意下去”的问题,高校可以通过“村官班”的形式,为有志投身新农村建设做“村官”的大学生做好思想、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准备。
[8]
二是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针对参与“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项目的大学生群体,研究其择业动机、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工作现状、西部服务满意度、社会支持、人才流动、角色社会化和离职意愿等问题。
王友航、文东茅通过2011年8个省30所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对发展前景的担忧造成只有少数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且有明显向东部流动的倾向,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求职岗位情况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的重要因素,到基层就业的学生大多在这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基层工作的职业地位、学用匹配度、起薪和工作满意度都相对较低。
[9]高凯等通过对2012年北京市67所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基层就业期望和实际基层就业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群体中具有较大差异,学历水平对于基层就业期望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学生党员的基层就业意愿和行动力非常强烈。
[10]马燕萍对63名西部志愿者的调查发现,61.8%的志愿者对自己的服务评价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67.3%的志愿者认为自己的服务能带给当地比较积极或非常积极的影响。
[11]陈俊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的对比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乡镇,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达到70%;在相对落后的乡镇,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仅为35%。
[12]
整体而言,现有的基层就业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大学生村官群体,针对参与“三支一扶”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和“农村特岗计划”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仅占20%。
然而大学生基层就业的发展需要靠几个项目的全面开展,因此相关的研究也需要平衡发展,不应只关注作为舆论热点的“大学生村官”项目。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参与意愿、满意度评价两方面,以“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等多个基层就业项目为对象进行研究,力图丰富关于大学生基层就业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框架
组织行为学认为,员工的工作态度对其工作行为具有影响作用。
具体而言,工作态度包括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它会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因此对员工态度进行调查有助于管理者预测员工的行为,并为他们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提供参考。
目前组织行为学关于工作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和组织承诺。
[13]在实践中,对上述工作态度开展深入研究,将有利于改善员工行为,推动组织发展。
就大学生毕业生的参与意愿和满意度而言,国内一些成熟的实证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例如,岳昌君对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就业地区外,月收入、就业地点、单位性质、就业行业、岗位类型、学用匹配状况、雇佣形式等工作因素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14]。
本文以参与意愿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基层就业项目实施效果的指标。
参与意愿指大学生从心理上对基层就业项目的认同程度。
满意度指由于大学生对基层就业项目进行评估而产生的对工作的积极感觉。
本文一方面调查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意愿程度,分析可能影响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主客观因素;另一方面,调查已经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毕业生的主观满意度。
在此基础上,结合事前认知(参与意愿)和事后感受(满意度评价)两个方面的发现进行比较,力图清晰揭示大学生对基层就业项目的真实态度,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两项调查:
一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4年3月至10月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依托此数据对我国大学生的基层就业项目参与意愿进行分析;二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于2014年10月至12月针对“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三个典型基层就业项目参与者的满意度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述四个国家主推的“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中,由于“农村特岗计划”是一项针对特定大学生群体实施的基层就业项目(该项目的参与者一般都以师范类院校的毕业生为主,所占比例达到80%以上),不仅对工作岗位的要求具有特殊性(要求大学毕业生必须到教师岗位工作),而且对参与人员的资格要求也有特殊性(一般要求大学毕业生具有教师资格证)。
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本文将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此外,虽然目前还有“社区工作者”、“大学生征兵入伍服役”(到县团级以下)和“选调生”等也属于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的范畴,但是从规模和影响来看,与上述项目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暂不纳入本文的分析范畴。
调查数据均基于大学生的自我评估。
具体而言,有关参与意愿的研究对象覆盖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海南、陕西、四川和广西10个省、市、自治区的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有效样本6829人。
满意度研究以“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和“西部志愿者计划”三个主要基层就业项目的参与者(含在职和任职期满者)为分析对象,覆盖北京、江苏、内蒙古、福建、湖北、新疆和云南7个省、市、自治区,有效样本1444人。
四、数据分析
(一) 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意愿
“西部志愿者计划”、“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计划是大学生最熟悉的三项基层就业项目,愿意本文采用五分量表询问大学生基层项目的参与意愿,分别是“非常愿意”、“比较愿意”、“不太愿意”、“很不愿意”、“说不清”。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前两项合并为“愿意”,后三项合并为“不愿意”。
参与的比例达到40%以上。
相对而言,大学生对于“农村特岗计划”、“选调生”和其他基层项目的了解程度较低。
就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总体意愿而言,愿意参与的比例达到67.04%。
可见,大部分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就业。
1.个体特征与参与意愿
通过从人口统计学特征观察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本文发现男性与女性到基层就业的意愿无明显差别。
男性大学生愿意参与的比例为67.31%,略高于女性大学生的66.74%。
而受教育程度与基层就业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学历越高,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低(如图1)。
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生愿意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1.28%、65.97%、56.48%,意愿依次明显下降。
虽然传统上认为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吃苦较少,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可能会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但本文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
就毕业时间而言,总体来看,不同毕业时间的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的意愿无明显差别,但是在校生的参与意愿要高于已毕业大学生。
不同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的大学生参与意愿无明显差异。
从在校成绩、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等大学生的素质能力来看,学习成绩越好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高。
成绩很好、较好、中等、较差、很差的大学生愿意参与的比例分别为72.47%、69.14%、63.94%、60.78%、42%,下降趋势明显。
社交能力越强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高。
社交能力很好、较好、中等、较差的大学生愿意参与的比例为72%、69.21%、62.35%、56.63%。
由于社交能力很差的大学生样本数太少,不纳入分析。
同样,组织能力越强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高。
2.家庭背景与参与意愿
本文还从生源所在地、入学前户籍性质、家庭月收入、父亲职务等家庭背景因素来观察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
结果发现,来自东部的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略高于中部和西部。
农村户籍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度总体略高于城市户籍大学生。
就家庭月收入而言,父母收入在3000~9999元之间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无显著差别,愿意参与的比例在70%左右;而父母收入为10000元及以上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明显下降,为60.93%。
就父亲职务而言,父亲职务为国家机关人员、商业管理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大学生愿意到基层就业的比例在65%左右,而父亲为农村劳动者和失业人员的大学生中有68%愿意到基层就业,后者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略高于前者。
此外,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对于就业形势的看法可能影响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度。
从数据来看,认为就业形势越严峻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高。
认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比较严峻、比较好、很好以及说不清的大学生中分别有69.51%、69.97%、60.5%、56.76%、51.96%愿意到基层就业。
对此,笔者的解释是,认为就业形势严峻的大学生会将基层就业看作一个较好的就业途径,因而表现出较高的意愿度。
访谈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有大学生明确表示:
“这两年就业形势不好,在城市里也是漂着,不如先到基层干几年,积累点工作经验再说。
”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岗位的评价及其能得到的收获也可能影响大学生的基层就业意愿度。
数据显示,两者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对于基层能锻炼人的观点越认同,到基层就业的意愿越高。
大学生对就业政策的了解程度与其基层就业意愿同样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对于就业政策越了解,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度越高。
通过访谈也发现,由于北京市村官办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对于村官计划项目的了解程度较高,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会把参与大学生村官项目作为自己到基层就业的首选。
(二)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加科学地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笔者对前文选取的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和大学生素质能力三方面的13个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
因变量为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度,意愿度从低到高,分别为很愿意、比较愿意、不太愿意、很不愿意。
回归结果显示,学历、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月收入、学习成绩、组织能力等因素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人口学特征变量中,性别、是否党员、婚姻状况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学历和是否独生子女对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显著。
以专科生为参照,本科生的意愿度略低于专科生,硕士的意愿度远低于专科生和本科生。
可见,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逐渐降低。
总体而言,相比本科生和硕士生,专科生的基层就业意愿最强。
结合大学生就业率来看,专科生就业率明显低于本科生和硕士,学历越高,工作机会越多,就业率越高;同时,专科生中有46.47%为农村户口,这一比例分别比本科生和硕士高出9.89%和4.6%,专科生中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大。
综合不同学历大学生就业率和家庭背景可以发现,相比而言,专科生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面临更加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基层就业意愿强于本科生和硕士。
上述发现也与高凯等人2012年的研究发现相印证[15]。
在家庭背景变量中,高考家庭所在省份、高考前户籍所在地和父亲职务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而父母月收入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与低收入家庭相比,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较弱。
因此,更富裕的家庭环境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使得大学生基层参与的意愿较低。
在大学生素质能力上,成绩优异、社交能力强、组织能力强的学生愿意参加基层项目,这说明基层项目虽然是政府创造的岗位,但是在学生的感知中仍具有一定选拔性,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
在访谈中,一位应届毕业生说: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报名选拔条件,感觉这几个基层就业项目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比如大学生村官和西部志愿者都规定,在同等条件下,获得过校级及以上奖励的大学生优先录取。
”
(三)对基层就业项目的满意度
在对大学生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意愿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课题组以“三支一扶”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和“大学生村官”项目的参与者为调查对象,在北京、江苏、内蒙古、湖北、福建、新疆和云南等相关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调查。
课题组调查了基层就业项目实际参加者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感受、满意度评价和意见反馈,并就一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访谈。
调查涉及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生1444名(含在职和离职),其中男性占40.9%、女性占59.1%,专科学历占33.6%、本科占56.0%、硕士占10.1%、博士占0.2%。
研究样本覆盖范围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大学生对基层就业项目的满意度
本文采用李克特七级计分法测量参与者的满意度水平,并赋值非常不满意为-3分、非常满意为3分,一般为0分。
从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总体满意度自评结果来看,认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和有点不满意者占18.7%,认为有点满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者占55.6%,项目参与者的满意度均分为0.76分,这说明多数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评价满意,但满意程度并不高。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哪些方面不满意,本文从工作任务、能力展示机会、发展空间、人际关系、政策落实情况、项目保障(国家关于基层就业项目的后续支持和保障)、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等方面分析项目参与者的满意度,并将以上方面归纳为“对发展性措施和机会方面的满意度”和“对保障性措施和环境方面的满意度”两个层面。
结果发现,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所提供的发展性措施和机会方面的满意度(均值为0.805)显著高于对保障性措施和环境方面的满意度(均值为0.397)。
就分项满意度而言,大学生满意度最高的前三项依次是:
工作任务、个人能力展示和发展空间。
满意度最低的后三项依次是:
项目保障、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
以上情况说明,一方面基层就业项目的软环境很好,大学生到基层以后比较受重视,也承担了一定的工作任务,基层给予大学生自我展示和发展的机会较多;但是另一方面,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硬环境仍然存在不足。
调查发现,基层就业项目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且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异地就业,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此外,基层项目参与者与当地工作人员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不同基层就业项目之间的待遇不均衡现象等,都会对他们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有大学生反映,个别地方还存在工作津贴不能按时发放的现象。
2.性别和学历对大学生满意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层项目参与者对于基层就业项目满意度方面的差异,本文考察了参与者评价的性别和学历差异。
结果发现,女性对基层就业项目的总体满意度显著高于男性。
从分项来看,在关于工作任务、能力展示、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对于基层项目的满意度评价方面,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且女性的满意度高于男性。
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性对于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预期较高,因此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要求也比较高;女性大学生以保证实现就业为前提,对于其他方面的要求略低。
访谈结果也支持了这一推断,一些受访的女性认为,“基层各方面的情况都比原先想象中的要好,如果有机会也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而男性中则有人表示,“基层平台太小了,我到基层就业只是暂时的,等积累够了基层工作经验,我一定要考走”。
不同学历参与者的总体满意度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但不同学历参与者对政策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专科生的满意度要高于本科,而本科生的满意度则高于研究生。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学历的提高,到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对于项目先期所承诺的政策保障兑现与否更加关心。
特别是研究生群体,作为基层就业的高学历人群,对于自己的工龄计算、职级认定、住房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情况的落实更为关注。
(四)大学生对于基层就业项目的其他认知与评价
首先,在大学生自己所认为的“影响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原因”方面,本文将未参加基层就业项目和已参加基层就业项目的两个大学生群体的选择作了排序和比较(见表4)。
结果显示,未参加基层就业项目大学生认为不愿去基层项目就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基层就业项目待遇比较差;二是基层就业项目工作地偏远,生活条件差;三是担心个人未来发展受到限制。
以上三项合计所占比例达到70.78%,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还是认为基层的工作待遇和工作环境较差,这也是影响他们选择到基层就业最主要的障碍。
对已参加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生而言,作为基层就业项目的亲身体验者和过来人,他们觉得基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并不是影响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主要因素;相反,政府对基层项目的关注和投入力度、个人未来发展、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实等问题才是他们认为决定大学生是否选择参与基层就业项目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大学生在对“影响基层就业最主要原因”的认知方面存在差异。
除了在“个人发展受限制”方面的担忧一致之外,未参加项目的大学生对于基层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比较看重,可能源于他们对基层情况的不了解,对于基层工作环境比较担忧;而已参加基层就业项目的大学生知晓了基层的基本环境情况,更关注政府对基层项目的投入和政策的保障落实情况等方面。
其次,本文就“参与基层就业项目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最大的收获”做了分析(见表5)。
绝大部分参与基层就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从事基层就业项目期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改善所在单位的办公自动化水平、提高基层部门办事效率和促进当地文化旅游宣传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就个人收获而言,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在基层工作经历积累、社会交往能力和基层实际情况了解方面收获最大。
这一结果也说明,大学生基层就业项目在实践中发挥了正向效应,对于地方而言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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