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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苏轼
从几首词看苏轼的人生情怀
各位同学,很高兴能到“国学堂”跟同学们交流。
本学期,国学堂办得有声有色,既有同学们的积极参与、聆听交流,也有校内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衷于弘扬国学的老师和社会同仁的支持关心,这是非常令人期待并欣喜的事情。
从讲者而言,就是通过讲述,把文化的种子撒播到同学们的心里,在大家的日久呵护下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能增进兴趣、培养习惯、修炼心性,成为一个有较高道德和文化修养的人,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按课程开设计划,我讲的是“宋词”。
宋词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按要求要设点立面,点面结合,并要渗透德育。
经过思考,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比较完整地了解一下苏轼的词,因时间所限,只选了他的几首词,我们共同来探讨他词中透露出的人生情怀,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并与大家共勉。
一个伟大的存在
宋代的文学,如果没有苏东坡,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景象。
有没有苏轼,是大不一样的。
苏东坡是罕见的全才,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
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和汉、唐两个朝代比起来,宋代的国家力量不是最强的,但就它的整个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则是空前的。
这主要归功于宋代那些杰出的知识精英都具有综合型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体现在多方面,苏轼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苏轼一生四十多年的创作,在散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占三位,可以说“一门父子三大家”,以苏轼的成就最高。
诗歌方面,苏轼还是个大诗人,“宋诗”中的独特风格,就是由苏东坡和他的门生黄庭坚共同奠定的,他的诗作数量高达2700多首,且成就斐然。
词到了苏东坡,因为慢慢和歌唱脱离,就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文学体裁(和诗有了同等地位,词“自是一家”)。
词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上有了很大变化,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更为性情之词,使词象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胸襟怀抱和人格个性。
词的风格上,就是出现了豪放词。
曾经有个故事,说苏东坡担任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的时候,又一次在翰林院问底下的一个擅唱歌的幕僚:
我的词和柳七的词相比怎么样?
柳七就是柳永。
那幕僚就回答说:
柳七词,应该由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应该由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弹板唱“大江东去”。
苏东坡听后就“绝倒”。
其实,这个幕僚对苏轼是一种友好的调侃,不是表扬他的,为什么呢?
因为按当时词的标准演唱方法和形式就是应该由十七八岁小女孩执红牙板唱,而没有关西大汉唱的。
这说明当时苏轼在词创作上的突破(婉约是此前的正宗),还没有被人认识到其意义所在。
苏东坡写出“大江东去”等豪放词,后来又有南宋的辛弃疾及周围的豪放词人,于是形成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派豪放派。
所以,苏轼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词家,好多论者认为,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他的诗和散文。
同时,苏轼又是一个书法家,他是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
他又是位画家,“胸有成竹”就是他描写他表兄弟文同的绘画艺术时首先使用的,他开了文人画的先河(文人画、工匠画)。
,宋代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轼地位非同小可。
同时苏轼还是位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
他也是个好官,他一生在八个地方做地方官,几乎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绩,都给当地的老百姓办了好多实事和好事。
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为了疏浚西湖而建造的,至今仍是游客必游景点。
总之,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个诗人、词家、散文家、书法家、画家、经学家、医药学家、美食家、政治家,当然还有,如文艺批评家、佛学家等,因此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才,这给了我们一个典范,就是人的聪明才智,究竟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极限,苏东坡应该说是古代一个杰出的代表。
苏东坡在后世影响大的原因还有:
他的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世人敬仰的范式;相比于历史上其他文学家,他的乐观旷达的性情,他的诙谐幽默、和蔼可亲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的心目中。
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研究专家)曾在《苏东坡的世界》一文中说到苏东坡的性格,他把苏东坡的文化性格概括成四个方面:
一个是狂,一个是旷,一个是谐,一个是适。
年轻时的苏东坡有着许多文化大家共同的性格特点,即狂放,主要是率真个性的张扬(其政治上遭难也是因此之故)。
但几经挫折,他的性格由狂转为旷,就是旷达,表现为对是非、荣辱、得失的超越。
谐就是幽默,适就是文人怎么自适,是一种养身的艺术,这个“养”不光是指身体上的保养,实际上更是心理上的调适。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丰满自在的性格。
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
他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放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66岁他在常州病逝。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文章憎命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奋发刚健的报国之心
苏轼崇尚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对宋朝推行的崇文抑武的国策而导致的军力孱弱、强敌威胁、国防吃紧的积弱现象很有看法,曾积极向朝廷进言献策。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多有体现。
而《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就是其爱国豪情和用世之志的典型反映。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时任密州太守的苏轼在给友人信中,兴奋地谈到了自己新近填词的情况,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作词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此处说的颇为得意的“一阕”就是这首豪情四溢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
这首词在古代赏之者少之又少,在现代才受到重视,终于成为宋词中又一后起的经典名篇。
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刚四十岁。
他是四年前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自杭州来到这北方边郡的(也是为了弟弟苏辙)。
当时西北边事紧张,西夏时时侵扰袭掠。
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
四年,陷抚宁诸城。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就是指北宋与西夏的战事。
天狼,星名,喻贪残,此指西北的入侵者(西夏)。
两个典故:
“亲射虎,看孙郎”用的孙权的事。
孙权曾亲自骑马射虎,马被虎伤,权用双戟掷过去,虎为之倒退。
词人以孙权自比,表现自己的豪气。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是用《汉书·冯唐传》的故事。
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获罪被削职,冯唐一次碰到文帝,陈述魏尚防守匈奴有功,不应该为了小过失而罢免魏尚,文帝就派他拿着符节去赦免魏尚。
苏轼也是以魏尚自比,希望朝廷能象对魏尚一样重用他,让朝廷把边事委托给他,做出和魏尚防守匈奴一样的功业。
上片描绘出猎的壮举(意气、随从、阵容、场面),下片希望朝廷能够起用他,他要请战为国出力。
词中不但描写了打猎时的壮阔场景,同时也表现了他要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
这首词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精神百倍,这是苏轼性格中豪放刚勇一面的生动体现。
这是苏轼最早的豪放词。
同他的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是一首既豪且壮的壮词,把词中历来软媚香艳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奋发昂扬的英雄气了。
所以,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一时豪兴的激发,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挽弓杀敌了。
俗话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苏轼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虽受打击,但仍心存报国杀敌之念,渴望为国立功的的大丈夫:
有强烈的爱国心,有责任感和担当,有为国赴难的决心和勇气。
这正是我们青年人应该从中汲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发愤学习、振兴中华”是我们这代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求我们胸怀远大理想,充满进取精神,必须有责任心,才能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至爱至性的夫妻之情
苏轼的妻子叫王弗,16岁时(1054年)嫁给苏轼,到1065年去世,和苏轼生活了11年。
他们之间的感情如何,我们从1075年苏轼40岁时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悼亡词就可以看到。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妻子逝世十年后,苏轼写的思念妻子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首先从时间的角度,写对亡妻的思念,自从妻子去世十年来,他没有一天能够忘怀的。
“不思量,自难忘”,思念和伤心完全是自然而然从心底涌出的。
时间绵长,时间持久,表明感情深厚。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是从空间着笔。
本来家庭是温暖的港湾,妻子又是诗人最亲近最知心的人,诗人外放密州,政治上遇到很大挫折,有痛苦有愤怒,完全可以向亲人向妻子倾诉。
可妻子的坟远在千里之外的眉山老家,如果不是相隔那么遥远,那怕到坟头向她诉说一下眼前的孤独和凄凉,也是一种安慰,可这点愿望也实现不了。
王弗虽为女性,但通晓世事,人情练达,特别有知人之明。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曾说:
“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
‘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
子何用与是人言。
’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
‘恐不能久。
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
’已而果然。
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
”因此,苏轼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多么希望能与这样一位通晓人情世故的爱妻倾诉一下胸中的委屈啊。
这里的“凄凉”,既写自己被贬外放的痛苦生活和艰难处境,也写了思念妻子的凄楚的心怀。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纵使”这个假设真好,诗人既希望两人能够超越生死的界限再见一面,可又一想,即使见了面,也不一定认识了,因为现在自己是满面灰尘,两鬓如霜,今天的苏轼已不是十年前妻子看到的那个倜傥潇洒、意气风发的苏轼了,而是在仕途上摸爬滚打遭受挫折的苏轼,是面容染尘心苍老、潦倒落魄的苏轼了。
以至使爱妻相逢也“应不识”了。
苏轼此时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激进举措,而从京城自求外放任职,先在杭州做通判,现在又在密州做知州。
过片“夜来幽梦忽还乡”,通过梦自然过渡到写思念。
“小轩窗,正梳妆”,写梦中还乡仿佛看见亡妻似乎仍是十年前的仪态,正对着窗子梳妆。
两人在梦中相见,应该是非常激动、非常喜悦的。
而他们却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既表现了亡妻在阴间的痛苦,又暗含了诗人在人间的种种感慨。
从字面上看,与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相似,但柳词写生离,而苏轼写死别。
确实,死别10年,苏轼所遭受的种种人生愁苦和失意,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两人的彼此思念又岂是语言可以说清的?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诗人的设想之辞,他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对方,不仅仅是我想对方,在九泉之下的亡妻,在孤零零的月夜,在松树底下也在思念我。
有论者说,苏轼这首词的感人之处在于,不仅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思念,同时也包含了自己人生的失意,而且为悼亡词建立了一种范式,把死别的痛苦思念跟生者的人生失意结合着写。
我们认为,这首词的感人之处更在于苏轼善于写“情”,这首词写的就是“悱恻凄楚”、“真挚深沉”的悼亡之情。
“不思量,自难忘”,感情多么绵长;“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感情多么惆怅;“夜来幽梦忽还乡”,多么激动;“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多么伤感;“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又是多么悲凉。
妻子去世十年,还能有如此深情,写得又那么悱恻动人,这才是真爱,这才是至性真情的流露,这才是一个丈夫对于妻子应有的态度。
千百年来,它打动人的力量正是苏轼的真情所至和高超的艺术创造的缘故。
在中国的古诗中,表现夫妻之爱的作品,很难看到有别的作品能与之相比。
现代作家朱自清写了一篇散文叫《给亡妇》,是悼念妻子武钟谦的,表现的也是这样的感情,和他的《背影》一样感人,只是好多人未读到它罢了。
当读到朱的散文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苏东坡的《江城子》,尽管二者文体不同,但文字中那种深挚动人的情感却是一脉相承的。
我想朱自清肯定读过苏轼这首词,也显然受了它的影响。
深厚绵长的兄弟之情
苏轼生于1037年,苏辙生于1039年,哥比弟大两岁。
两人从小就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
父亲苏洵是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家,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闭门攻关,学业大进,一面著书,一面教子。
这个时间段正是兄弟二人的幼童期,父亲的熏染教诲,对二人的学习助益很大。
而苏轼母程氏是位有文化明大义的妇女,很注意对子女的早期教育。
兄弟俩成长在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中,苏轼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苏轼21岁那年出川赴京应举,第二年便与弟辙中同榜进士。
由于苏轼兄弟联名高中,和社会名流对老苏的荐举,“三苏”一时名噪京师。
苏洵被免试启用留京任职,苏辙留侍身边。
苏轼一生仕途极为坎坷,在政治斗争中屡次受到打击。
两人相依为命,相互扶持,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
但伴随他生命始终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苏辙。
苏轼很照顾弟弟,苏辙《超然台记叙》说:
“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
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
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当苏轼被当朝权贵构陷下狱,苏辙奔走营救,申请降低自己的官阶,为兄长赎罪;当苏轼屡遭放逐,奔窜在穷苦蛮荒之地,是弟弟陪他近处给予精神的安慰;当苏轼狼狈不堪自顾不暇的时候,是弟弟帮他照料他的家人料理他的家事;苏轼去世后(苏辙比哥哥多活了11年,苏轼活了66岁,苏轼活了75岁),苏辙抚恤他的儿孙,直到死后陪伴在东坡的旁侧。
在世时,苏轼曾说: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东坡是“扶我则兄,诲我则师。
”还说“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少良朋”。
他们的这份情感,当时就赢得人们的赞美,《宋史》说: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二苏的感情基于血缘又超越血缘,他们不仅是相濡以沫的手足,也是心心相印的知音,更是惺惺相惜的同伴。
这种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感情,从他们步入仕途那天起,就因任各一方,聚少离多,更多地反应在诗文中。
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见证之一例。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于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是写给住在齐州弟弟苏辙的。
苏轼抛掉湖山秀丽的杭州,由南而北,原为兄弟之情。
但到密州后,仍不能与弟辙时常晤面。
此时妻子死去了十年,弟弟也七年未见了,政治上和家庭生活都不如意,中秋对月,千里怀人,心情自然是郁郁的。
情郁于中而形动与外,自然就产生了这一篇词坛上的杰作。
欢度佳节的愉快和牵挂爱弟的情怀,是这首词的基调。
上片写对月饮酒,突发奇想,想到月宫遨游一番,可天上“高处不胜寒”,那还不如在人间对月起舞哩。
思想感情从幻境回到了现实。
下片写对月怀人。
花好月圆,本是团圆幸福的象征,但月圆而人不圆,自然不免令人惆怅。
“不应有恨”两句,用反诘的语气,用埋怨的口吻向月亮发问。
“不应有恨”而恨在其中,正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思。
下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转为安慰的语气,既然月有圆缺,人有离合,自古皆然,那是没有什么可以悲伤的了。
惟愿兄弟俩彼此珍重,在远别中共赏中秋美好的月色。
“婵娟”,月色美好貌。
理解到远别的人可以“千里共婵娟”,也就能做到“不应有恨”了。
以美好的境界结束全词,与上片结尾“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样,是积极乐观的。
一方面是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遭遇的安慰,更成为一切热爱幸福生活的人的共同希望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美好祝愿的代名词。
这首词上片执着人生,下片善处人生,表现了苏轼热爱生活,情怀旷达的一面。
词中境界高深,说理通达,情味深厚。
苏轼在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
世界上不可能有永远圆满的事情,人生有悲欢离合,跟月有阴晴圆缺一样,都是自然的规律。
此人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规律。
给予我们诸多启发:
人只要有了正确对待事物的思想,那么无论在哪里都可能有所作为,做到随境自适,心安理得。
要达到此境地,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胜不骄,败不馁,积极用世之心必须有,超然物外之心不可无,才能达到一种澄明空阔的人生境界。
兄弟乃手足,骨肉连真情。
苏轼兄弟俩的进退共携持,患难共担当,肝胆永相照的至性真情和非凡表现,使我们见证了人间的亲情大爱的可贵和崇高,让榜样化作我们前行的标杆,我们也要善待自己的亲人、老师、同学,对他人多一点理解、扶持,多一些互助关爱,多一些包容和忍让,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幸福和美好。
这首词太有名了,其著名的程度,用宋人胡仔的话说,就是“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奇妙想象,兄弟真情,人生哲理,三者结合得真是绝妙无比,无以复加。
在这首词的传播过程中,有两个故事,不能不提。
一为古代,牵扯到一位皇帝。
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复雅歌词》说,元丰七年(1084年),京都汴梁传唱此词,并传到宫中。
神宗皇帝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句时,不由得大为感动,说:
“苏轼终是爱君”,并即刻颁诏,把苏轼由条件甚苦的黄州改贬到条件稍好的汝州。
金口一评,天下耸动。
这只是个传说,好多人并不认可,但可说明此词的流行和散播程度。
一为当今,牵扯到两位“皇后”。
在当代流行乐坛上,先后有两位歌坛皇后邓丽君和王菲成功演绎了这首中秋佳词,歌名为《但愿人长久》。
两位皇后的倾情演唱,使得这首词获得了新的音乐生命,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在大众读者中的影响。
超然自适的旷达心境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刺史任上以诗文讪谤新政的罪名被拘捕,押至汴京后关在御史狱中,至十二月底方结案出狱贬往黄州。
因汉代的御史府树上多乌鸦,御史府又称乌台,故人们把苏轼的这场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关了四个多月,备尝痛苦。
经过此案,苏轼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
到黄州只是个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个闲职。
由于宦途的险恶,人生的艰难,使得佛道两家的消极思想对他影响更深,他深切的感到人生如梦,但可贵的是,他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这在他于黄州写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表现十分明显。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词的小序中,我们知道,这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春,苏轼谪居黄州,一次他和友人一起到黄州城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所置新田,途中突然遇雨。
因为雨具被先行带走,一行人被淋了个落汤鸡,众人狼狈不堪,唯独苏轼不以为然,还饶有兴致地写下了这首异常洒脱的《定风波》词。
由于“乌台诗案”时词人饱受政治上的迫害和打击,精神上肯定有难以排遣的苦闷。
然而苏轼的过人之处在于,尽管处境不佳,他不随物悲喜,不让外界坏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反而能在平常之景中发现诗意,发现美感,在平淡的经历中品味领悟人生的真谛。
本来,下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突然遇到大雨,没有雨衣,衣服全湿,谁心情都会很郁闷。
而苏轼在其他人都狼狈不堪时,反而觉得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情趣,且笔调轻松诙谐。
“一蓑烟雨任平生”反映出苏轼的坚定沉着的人生态度,面对自然或人生中的风雨,就要坦然承受,勇敢面对,因为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谁都难以避免的。
小至阴晴不定的自然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升沉荣辱,都要以平常心去面对,而不是去郁闷,去抱怨,去逃避。
这和《水调歌头》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同一道理。
人生本身就不是圆满的,人生就意味着有挫折,挫折磨难是人生路上的必然过程,一旦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就不怕它了。
在苏轼看来,风雨来了,雨具没有,淋就淋了,有没有蓑衣,人生的风雨都要经受,“话平生”,平生惯经风雨,正可听其自然。
要化解心结,换一种眼光看人生,感受和收获会大不一样。
于是“微冷”的“料峭春风”不算什么,因为“相迎”的有“山头斜照”,“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只要回头望,先前遭受的磨难也没有什么,这是他对自身现实处境的深刻领悟。
人生中得意失意都很正常,“无风雨”固然好,“也无晴”更是一种境界,能做到得意不矜,失意不惧,“宠辱偕忘”,才算真正地步入人生的化境。
苏轼面对荣辱,都能泰然处之,是真正的达者,所以后世的文人特别敬仰他、敬佩他。
总之,这首词写他在风雨中不怕风雨,在逆境中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说明他胸怀开朗,自信坚定,清高自适,满不在乎地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
苏轼的政敌也由此惊叹“此老倔强犹昔”,表明对他的顽强乐观的人生信念和超越旷达的人生态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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