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在节奏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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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在节奏特征
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在节奏特征
一、问题的提起本文试图从岁时节日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农业历法展开研究,目的在于对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时间生活的内部结构,做一综合性的分析。
农历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千百年生活智慧的结晶。
因此,对农历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如果我们把农历的一年比作一条时间的项链,那么,岁时节日就是这条项链上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问题在于,这一颗颗珍珠是否仅仅是因为历史上一个个偶然的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的出现——比如寒食节的介子推起源谭、端午节的屈原起源谭、七月七日的牛郎织女起源谭等—一才得以镶嵌在这条项链之上?
如果不是,这些节日的产生和出现,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何在?
不论古今,历法的特征都在于为无限循环往复的时间打上文化的刻度,那么,在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中,节日作为农历历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否具备某些整体的特征?
这些特征和中国古代的农历历法体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种关系和我们古代先民的农耕生活有怎样的必然联系?
这一切正是笔者试图从岁时节日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农业历法展开研究的问题点。
到今天为止,有关岁时节日的研究已经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因为研究方法上缺乏突破,大多数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复述本事掌故、汇编生活习俗的层面。
尽管最近对岁时节俗的地域性展开方面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如果我们检索近30年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仍停留在对各个节日的渊源、流变,节俗的个案研究阶段。
因此,在方法论上,岁时节日的研究,实际上面临着必要的学术突破。
笔者认为,存在着一个跳开个体的研究把一年的岁时节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把握的新视角、新方法。
因为节日是将流动的时间划分成“节”的特殊日子。
一年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单位,并且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中国古人是将自己认知世界的方法,他们的宇宙观、时间观、世界图式等多种思想文化观念,反映到了一年的岁时节日排列中。
所以,把一年的岁时节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把握,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问题只在于,对于这些今天仍然处于潜在状态的特征,我们该如何加以清理和认识。
基于这一观点,笔者在《阴阳观念与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部结构》一文中,对于中国古代岁时存在的内部结构做过初步的分析。
作为该文的姐妹篇,本文拟着重从节日内在的节奏特征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岁时内部结构再做一考察。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节日之所以称为“节”日,是因为它将永恒流动的时间,划分成了若干“节”。
而所谓节日,正是标明这些“节”的特殊日子。
那么,在划分时间的“节”的时候.古人是否只是单纯地做出了物理的划分呢?
如果不是纯粹物理的划分,古人划分这些“节”依据是什么呢?
这些“节”之间的关联性何在?
二、中国古代岁时排列的内在结构特征上古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同今天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理念是有很大不同的。
汉以来历朝历代,有关天文历法的学问,一直都禁止民间传习。
所谓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私家不得有,严禁民间读占书。
这一类的文字在唐、宋、元、明、清各代,都以成文法正式载入律典。
产生这些法规的文化背景,正是因为在当时天文历法知识并非被看成单纯的科学知识,而是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神秘色彩的。
在这样的时代。
在划分时间的“节”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做出的划分,只能是“文化式”的划分,而不可能是单纯的物理划分。
可是,我们的先民是怎样来做出“文化式”的划分的呢?
他们的“文化式”的划分具备怎样的特征呢?
在进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这里先就本文的研究方法做一交代。
为了比较清楚地对上述现象做出描述,笔者在这里尝试着使用一下社会学的统计方法。
通过对几本有关节日记载最基本的书籍进行数字统计来说明问题。
这样的方法的缺点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因为写作一本书侧重哪部分,与作者的兴趣取舍有很大关系,因此统计数字可能反映了一些偶然性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意识到在数字表面的偶然性后面,其实隐然存在着必然的因素。
因为只有相关的节日多,并且节日受到重视,相关内容才可能比较丰富。
相关记载才可能比较多,自然后世学者着笔就多。
反之亦然。
本文选择了《荆楚岁时记》、《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赵杏根《中华节日风俗全书》这三种文献作为统计对象。
选择这三本书进行统计的理由是:
第一,讨论中国古代节日,首先不能跳过的著作就是《荆楚岁时记》。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古代岁时记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岁时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该书成书于6世纪上半叶。
作者宗懔以学识丰富而名重一时,他最初仕梁,后淹留于北周,在南北中国都有实际生活经历。
书中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又记录了很多直接的个人生活体验。
隋人杜公瞻为此书作的注释更是锦上添花,使全书内容更加广博。
就岁时文化发展史而言,中国古代岁时文化新的框架和新的阐述体系获得定型的时期,正在6世纪上半叶。
这部著作应时而生,并成了后世解释岁时文化经常引用的经典文本。
第二,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号称“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
这部书全书共*****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古代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之一。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内容则荟萃该书编辑时代可能收罗的古代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中有关岁功的记载,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中华节日风俗全书》作者赵杏根在岁时节日方面下过工夫,“曾选历代风俗诗千余首,并加笺证”,而《中华节日风俗全书》更“集华夏节日风俗之大成”,该书“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探讨源流,阐发命意”,且前是当代立意收罗古代岁时节日材料最丰富的一本。
下表为笔者对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古今图书集成》和赵杏根《中华节日风俗全书》的页码统计,书中超过半页的按一页计算,少半页忽略不计。
参照上述统计,以下我们从年、季、月份以及一月之中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历法中的节日排列规律做一个基本描述。
(一)中国古代历法中的节日排列重前半年,轻后半年如果我们以一年作为考察单位,我们会看到,在结构上,古代岁时节日的排列明显前熏后轻。
即一至六月的节日分量重,七至十二月的节日分量轻。
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序列中,大的节日有元日、人日、上元、春社、上巳、寒食与清明、端午、七夕、盂兰盆节、秋社、重阳、下元、冬至、除夕等(宋以后又加上中秋)。
单从数字上看,前后半年的分量是很接近的。
但是,在节日的实际内容上,前半年是明显比后半年丰富的。
如果把《荆楚岁时记译注》的页码,以半年为单位做一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该书所收条目共37条。
其中前半年一至六月的记事有24条,后半年七至十二月的记事为13条。
112页正文,内容属于前半年的为78页,属于后半年的为34页。
作为参考,我们还可以比照一下日人守屋美都雄《校注荆楚岁时记》。
该书正文49条,属于前半年的35条,属于后半年的13条。
(另有关于镇宅及闰月的部分l条。
)269页正文,前半年占177页。
后半年如果去掉有关闰月的部分,只有90页。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上半年的记载为459页,下半年的记载为374页。
赵杏根《中华节日风俗全书》一书共349页,一至六月的记事为235页,而七至十二月的记事为114页。
这组数字说明,不同版本的《荆楚岁时记》、《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和《中华节日风俗全书》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后半年的记载,较之前半年记载要少相当多的部分。
我认为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一组数字。
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数字与我们自己的节日经验也是相符的。
回顾一下我们新年的节日生活体验和7月的节日生活的体验,比例关系上孰重孰轻非常清楚。
以此我们可以确认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古代历法中一年的节日排列具有前重后轻的特征。
(二)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季节上重春秋,轻夏冬如果我们把一年一分为二,以6个月亦即半年作为考察单位来考察,我们会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至三月节日多,七至九月节日多,四至六月节日少,十至十二月节日少。
换言之,是春秋重,夏冬轻。
上半年的元日、人日、上元、春社、上巳、寒食与清明都在一至三月,四至六月只有端午。
下半年七夕、盂兰盆节、秋社、中秋(宋以后)、重阳都在七至九月,十至十二月只有下元、冬至、除夕等。
形成春重、夏轻、秋重、冬轻的一重一轻节日排序。
这是每个半年的节日排列,具有前重后轻的特征。
参诸上表,这一倾向同样是很明显的。
《荆楚岁时记译注》春秋两季所占页码为9l页,夏冬两季所占页码为36页。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春秋两季的记载为530页,夏冬两季的记载为303页。
赵杏根《中华节日风俗全书》春秋两季的记载为312页,夏冬两季的记载为133页。
这组数字同样说明,《荆楚岁时记译注》、《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和《中华节日风俗全书》等反映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春秋两季的记载,较之夏冬两季的记载要多出相当部分。
(按:
《古今图书集成》的每个季节下面,分别有该季节的总论,所占页码分别为春季45页、夏季28页、秋季49页、冬季23页。
春秋合计94页,夏冬合计51页。
这一组数字的比例倾向和本表的排列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三)以月为单位考察,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月数上重奇数月,轻偶数月参诸上表,奇数月总页数《荆楚岁时记译注》为100页,《集成》为449页(加总论部分为530页),赵书为208页;而偶数月《荆楚岁时记译注》为208页,《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为225页(加总论部分为303页),赵书为136页。
奇数月的记载比例明显高于偶数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规则在一年最后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之间是不明显的,甚至有的出现倒转。
即《荆楚岁时记》与赵两书中十二月记事高于十一月。
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十二月近于年关,是由旧年向新年的重要过渡时期。
所以,十二月的后半正是新年的准备期,相当多的节日记载,其内容从性质上都应当归于新年。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一年与另一年之间的循环往复相互连接的特点直接相关。
(四)对一个月内部进行考察,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重前半月。
轻后半月如果我们以一个月内部为考察单位,我们会发现,每个月的前半节日分量重。
即一至十五日节日分量重,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在这个时间段,而十六至三十日节日分量极轻,只有少数节日排列于此。
比如,重要的节日中,一月的元日、人日、上元,三月的上巳,五月的端午,七月的七夕、盂兰盆节,八月的中秋(宋以后),九月的重阳。
十月的下元等都在前半月。
排在后半月的只有晦日和除夕。
(寒食节和清明尽管也基本在四月上旬,但它和冬至、夏至、春社、秋社一样,依据的是另一个择日序列。
)这是每个月节日排列中前重后轻的特征。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规则在一年最后的十二月是倒转的。
即十二月记事后半高于前半。
出现这种倒转的重要原因,与上相同。
以上,我们分别以年、季、月以及一个月的内部为单位,对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情况进行了讨论。
我们的结论是,岁时节日的排列不是单纯的物理时间的排列,而是有其内部理路可循的。
具体言之,即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十二个月之中,奇数月份为重;一个月之中,前半月为重。
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存在的一个重要规则。
当上述规则具体展开于一年的农业生活中时,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节日的排列具有鲜明的内在节奏。
一月之中,当人们为前半月的节日忙碌过后,后半月的平静生活显得非常可贵。
人们感到后半月的生活显得过于平静时,下一个月新的节日密集期已经来临。
当一个节日较多的月份结束后,到来的是一个相对节日较少的月份,然后到来的又是一个节日相对较多的月份。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年之中,当万物萌生的春季这样一个节日繁多的季节结束后,是稳定的成长,是夏季这样一个节日排列相对减少的季节。
而当收获的金秋来临,同时到来的是又一个节日的盛季。
而那之后是冬,是一个特殊的过渡的时期,节日排列由相对减少到伴随着新年即将来临而转入迎新的准备期。
一年中节日的最高潮将在这之后如期到来。
这种以前半年与后半年的节日分量之间的轻重差别,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节日生活的内在节奏。
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这一内在节奏,与大自然的四季迁化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与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日传说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先民的时间雕上了美丽的刻度。
这一内在节奏,有如万象喧然与处子般宁静的契合,有如一部美丽的乐曲,既有平稳流畅的过渡,又有澎湃激扬如唱大风的高潮。
它既葆有摇曳多姿的变化又井然有序,既内容丰富多彩又快慢张弛有度,它是我们先民的时间生活的内在的旋律。
而这就是中国古代历法和节日体系的内在的一个重要的秘密——中国古代的岁时节日生活具有内在的鲜明的节奏特征。
揭示出这一点,对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生活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有关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特征的分析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上,出现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半年之中前三个月为重,12个月份之中奇数月份为重,一个月中,前半月为重的现象,绝非偶然。
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古代思想观念在岁时文化上的反映,其实质反映的是中国古代节日体系中内在的文化特征。
(一)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的基础与阴阳观念有内在联系古人把一天看成是阴阳的转换。
一天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
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
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
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和日分阴阳同理,按照同样的思路,在古代人观念之中,一个整年也是被分成阴阳两部分的。
因此一年之中,前半年为重,亦即等于是阳的半年为重。
一个整月也被分成阴阳两部分。
按照这一观念,一月之中,前半月为重,亦即阳的半月为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整体布局上具有重阳轻阴的特征。
而依照阴阳观念,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节日的月数的排列同样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问题在于,在前后两个半年的单位之中,对于前三个月为重这一现象,我们该怎样从阴阳转化的角度来认识?
从一月至十二月的阴阳变化来说,从一月至六月,阳气由少阳转至老阳,从七月至十二月,阴气由少阴转为老阴。
在这个过程中,一至三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鸡鸣至平旦”,是“天之阴”,是“阴中之阳”;四至六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平旦至日中”。
是“天之阳”,是“阳中之阳”;而七至九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日中至黄昏”,是“天之阳”,是“阳中之阴”;十至十二月,相当于一日之中的“夜至鸡鸣”,是“天之阴”,是“阴中之阴”。
明乎此,就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节日的设置主要集中在一年之中阴阳发生剧烈转化的阶段,也就是说,重视阴阳发生剧烈转换的时期,是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内在结构上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在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上,整体布局具有重阳轻阴和重视阴阳发生剧烈转换的时期的特征。
这一特征明显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阴阳观念有内在联系。
(二)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体系的成立,虽然与自然的阴阳变化直接相关。
但更多地源于人文历法寒来暑往,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生活中每一年都经历的。
古人把阴阳观念和历法联系到一起的一个重要肇因,正是一年之中的寒暑变化。
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冬夏二至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体系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夏至(端午)和冬至,是自然的阴阳消息变化的两个极点。
中国古代先民很早便掌握了有关这两个极点的主要知识。
《夏小正》就提出:
陨麋角。
陨,坠也。
目冬至。
阳气至,始动。
诸向生皆蒙蒙,符矣。
尽管《夏小正》所记,很可能并非真正就是夏人的历法知识,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到了殷代已经有了“日中测影”即以圭表测量日影的科学方法,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精密地测定冬至的日期。
同时,在殷墟卜辞中也出现了用指冬至的“至日”、“至南”、“南日”等文字,如果再把广泛流行于商代的日神信仰考虑进来,那么说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冬至的自然现象,可以说是有足够科学依据的。
而从道理上讲,观测夏至和观测冬至的方法和手段是一致的,因此说古人很早就已经对于冬夏二至有了很丰富的认知,是大体不错的。
另外,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中,也于四至六月和十至十二月之间,排入了夏至(端午)和冬至,并且把它们安排成了这两个时间段的核心岁时节日。
在四至六月的岁时节日之中,夏至(端午)的分量毫无疑问是最重的,而在十至十二月之间,冬至的分量则最重。
可是,尽管上古先民已经认识到自然界冬、夏二至的自然存在,并且在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中排入了夏至(端午)和冬至,但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两个阴阳变化的极点来做阴阳切分。
虽然从}生质而言,这两个节日都属于以阴阳为基准划分节日序列最正确的自然时点。
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古代历法中节日排列的特点所在,即古代先民在对节日进行排列时,所依据的时间框架非常清楚,那就是文化时间框架。
这一文化时间框架。
尽管也与自然的阴阳变化相关,但更多是按照人文历法的一年作为单位进行的划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体系,其成立虽然与自然的阴阳变化直接相关,但更多地源于人文历法。
不单纯依据自然的阴阳转换,而是在参照阴阳转换的基础上,更重视人文历法,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的重要特征。
(三)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体系符合农耕生活的生产方式我们知道,一年之中,春秋两季,农事最繁。
但越是忙,越要把生活分出节奏,只有这样,农业生产繁忙季节所产生的压力才能得到调整和释放,此为其一。
其二,农业生产,春种秋收,春天祈求丰产,秋天报谢丰收,春祈秋报,这两个阶段节日较多是文化形成过程的自然流变。
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农耕社会民众生活自然的结晶。
(四)中国古代历法节日排列的内在节奏性特征,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精神相符合的,有其内在的科学性《礼记·杂记》云: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
“赐也,乐乎?
”对曰:
“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
”子曰:
“百日之蜡,一日之泽。
非而所知也。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直接的反映。
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张弛有致,刚柔相济。
只有有松有紧,刚柔相济,才能做到节奏适中,不偏不倚。
节日排列的上述秩序,贯彻着的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这一文武相间、错落有致的特点。
它使中国古代民众生活富有起伏和变化,又弛张有序,整体上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是中国古代先民生活智慧的具体展现。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排列,并不是对一年的时间做出单纯的物理划分,而是把一年的时间推移看成是阴阳的转换,并根据阴阳观念将节日有序地排列于中国古代历法中。
这一排列秩序在年、季节、月份以及一月之中都有明确的反映,有清晰的内在规律可循。
正因如此,这些“节”不是完全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节日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关联性,使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序列具有鲜明的节奏性特征。
这一特征的产生,和自然的阴阳变化相关,但更源于农业生产自身特点而生长出来的长时期的文化积淀。
在节日最后定型的2-3世纪,这些文化积淀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而从更广阔的思想层面看,中国古代历法的节日序列的内在结构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精神是相符为一的。
它是中国古代先民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记忆,值得我们加倍爱护和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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