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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脑系统交易?
目前,市场上盛行依靠电脑模型运作的系统交易,其英文均为SystemTrading。
系统交易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像AHL这种由人研发电脑模型和交易策略,然而用模型去分析数据,代替人做出买卖决定。
另一种,则是用电脑系统进行高频交易,即所谓的算法交易(AlgoTrading)或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Trading)。
前者注重分析市场数据,跟综市场趋势;
后者注重造市(Market-making),做一个买卖价,赚价差。
当然,也有不少投资人运用高频交易策略进行投资。
黄文耀介绍,前者以研究为主,以对市场的方向判断为主。
后者如同经纪人,利用价差赚取利润。
二者的区别在于:
“如果你是投资股票的,自己去买股票,你花了时间,分析股票是升还是跌,做空还是做多,这与我们的系统交易模型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
要是你去找经纪人,不管市场是涨还是跌,他都可以赚取价差。
那么,AHL的系统交易模型是怎么回事?
根据AHL首席科学家、研究开发部主任安东尼•莱德福(AnthonyLedford)博士的说法,AHL的管理期货,靠的是设计系统模型,在市场出现一些可预测性的趋势时,对其加以确认,并去抓住这种可预测性,从而获益。
从本质上来说,管理期货是一种系统性的投资工具,通过电脑运行,实时处理数据,并实时作出交易决定。
与多数投资者的不同之处在于,AHL采取的是一种完全的量化方法和系统自动交易。
不是由系统作出买卖建议,然后由人主观地判断是否采纳。
这里,没有任何主观因素。
而且,AHL只做电脑模型提出的买卖交易,对此,交易员完全照办,没有异议。
我问黄文耀:
“一旦电脑模型做出买卖决策后,你们真的是百分之百按照模型的交易指令执行?
”“对。
”黄文耀答道。
我进一步问道:
“这个时候,就按照系统的指令执行交易,人就不再干预?
”“系统做出决策后,我们的交易员,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交易完成。
“现在,大概有40%的交易量,已经完全没有人参与,电脑直接把指令发送到自动交易系统完成交易。
”其它60%的交易量会发到交易员手中,这时,交易员可以对合约下单的数量步骤略有控制。
但黄文耀强调:
“如果指令是说,做多一百张合约,我们的交易员不能说,现在价跌了,我不买这么多,我买少一点,(这)不可以。
但是,他可以说,一百张,把它分开三次去做。
与依赖基金经理进行投资决策的大部分对冲基金相比,完全按照电脑模型指令进行交易是不是更好呢?
“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电脑比人好,而是要了解电脑与人进行交易有什么不同,理解电脑和人在决定投资方面的优缺点。
”黄文耀说。
“基金管理,用电脑的好处是,成功不是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而靠的是一个系统,几十年来,都可以持之以恒地系统地进行交易。
”他接着说:
“有些对冲基金,靠的就是一两个人,他们的业绩非常出色。
可一旦退休,没人可以替代。
一旦明星交易员退休后,这些小的对冲基金就消失了。
从长期来看是很难持续的。
黄文耀认为,电脑模型的好处还在于,电脑没有情感,不会感情用事。
最好的交易员,比电脑好,就突发事件来说,交易员就比电脑好。
但是,最好的交易员不可能一天24小时把握机会,不可能24小时不睡觉。
何况,不好的交易员多过好的交易员。
所以,电脑模型平均比交易员好。
概括来说,依赖电脑模型的系统交易有三大特点:
一是积少成多,电脑交易可以持续操作,只要有好的机会,就可以不断地交易。
与人相比,人可以把握大的、重要的机会。
对电脑来说,只要地上有一块钱,一角钱,无论是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把它拣起来。
人要找的是一块黄金,不可能到处去拣一角钱。
而电脑不同,它可以从早到晚,不停地去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二是电脑不会感情用事,很少有人会不受情感影响,出现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或赔了钱,家里有人生病,都会影响人的感情,从而影响交易决策。
电脑则不同,电脑不会感情用事,赔了钱与“我”无关,没有“我”的事,没有压力。
三是电脑的表现稳定,好的交易员不会总有出色的表现,比如,换一个环境,换一种交易情况,交易员并不会在任何环境都做得好。
相比之下,电脑交易系统的连贯性就好。
“我并不是说,电脑比人好,而是电脑交易的业绩平均比人好。
”黄文耀表示:
“期货市场投资,是一种零和游戏,这与股市不同。
在期货市场上,有人赢就会有人亏。
不是你赢,就是他赢。
因此,电脑交易相对于交易员的这种稳定性十分重要。
AHL和Man的商业模式
AHL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量化管理投资公司,成立于1987年,公司以三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合成。
AHL完全采用电子交易,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100多个市场上交易。
AHL和英仕曼集团总部,座落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蔗糖码头,距塔桥和伦敦堡不远。
英仕曼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聘有1700名员工,遍布世界各地15个城市,其中包括纽约和香港。
在今年收购了对冲基金GLG之后,英仕曼管理资产高达67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Bridgewater(非上市公司)的全球第二大对冲基金。
英仕曼集团(ManGroup)拥有217年的历史,由詹姆斯•曼(JamesMan)创建于1783年,以自己的姓Man给公司命名。
詹姆斯本是一位桶匠,做的木桶用来装糖装酒。
他发现买木桶不如买桶里装的糖酒赚钱,便于1783年创办了英仕曼蔗糖和经纪公司,这一年詹姆斯28岁。
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盛行饮朗姆酒,每天为海员定量供酒。
而朗姆酒是以甘蔗酿制而成。
由此,英仕曼集团专注于开发蔗糖与朗姆酒业务,并在公司成立的第二年,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朗姆酒的独家供应商。
这一合同延续了186年,直到1970年英国皇家海军终结向海员供应朗姆酒这一传统为止。
鉴于酿制朗姆酒需要蔗糖,英仕曼集团便从非洲和加勒比海常年大量采购蔗糖。
蔗糖和朗姆酒产量、运输和价格,均会受到气候、海啸及战争的影响。
为了确保蔗糖和朗姆酒价格稳定,英仕曼集团由此从事蔗糖期货,并扩展至咖啡、可可等其它大宗商品期货业务。
由于英仕曼集团长期从事期货,是期货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商,英美其它交易商也会请其代理期货,英仕曼集团便进入期货经纪业务。
纵观英仕曼集团两百多年的经商之路,可以看出一个简单的模式,即不断转型从事利润更高的业务:
做酒桶不如卖酒卖糖,就转型卖酒卖糖;
卖糖酒不如卖糖酒的期货,那就转型卖期货;
做期货对冲又不如做期货的经纪;
由此,就成为所谓基金的基金(FundofFunds),并在1989年至1994年期间,逐步收购了新型的电脑系统交易公司AHL。
而AHL的商业模式则是,通过电脑模型系统的、可预测的方式,在市场趋势出现时,发现、确认市场趋势;
然后,在期货市场上持仓,去发掘市场趋势的可预测性。
如果准确预测到了市场动态的方向,就能够使其管理的基金增值,从而为客户赚取利润。
期货投资的风险管理
期货市场是零和游戏,不是你赚我赔,就是我赚你赔,只有输赢,没有双赢。
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AHL如何使所管理的客户资产增值而不是减值?
黄文耀认为,要想为投资人赚钱而不是赔钱,最重要的就是主动去进行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做得不好,就会把本钱赔掉。
风险管理是每一天要做的事。
”他说:
“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引发的风暴…….如果能够主动地管理风险,那么危机来临时,第一,对手退出,你还在;
第二,你可以把握风暴中的机会。
AHL的电脑系统交易模式,是跟踪市场趋势(TrendFollowing),即市场出现上涨趋势时做多,出现下跌趋势时做空。
黄文耀把跟踪趋势比作测量温度,看看市场有多热。
“我们的工作有三步:
第一步,量温度,收集市场数据;
第二步,研究市场数据;
第三步,做预测。
”黄文耀说:
“预测不可能100%准确,因为不能知道是否预测正确,所以要把风险控制好。
(如果)今天我们的基金上涨很多,我们的看法是,这也是风险。
如果增值的幅度超过了预期,比如上涨3%,我们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告诉你,换一种情况,我们会不会下跌3%?
”他表示,控制风险,不是盯着明天能否获得多少收益,而是要做好交易模型。
如果模型是好的,就迟早能为客户赚取可观的回报。
在2009年,全球市场波动很大。
我问黄文耀,AHL基金缩水的原因是否如一些分析师所说,在于美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干预市场?
黄文耀认为,AHL去年回报不太理想,不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也不是由于政府干预。
“去年的问题是:
第一,我们的策略没有找到很多明显的趋势,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其它的(市场),比如说,债券和外汇市场,趋势就不明显。
但是,一般年份基金也不会下跌那么多。
去年,所有国家和所有干预政策,都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所以,比如说,如果美国政府干预,我们在美国市场没有获得正收益,但如果其它国家没有同样进行干预,我们有可能获得弥补,或者,不一定能赚钱,但不一定下跌那么多。
去年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同时协调动作,我们的交易模型在大部分的市场表现都不是很好。
“基金下跌的时候,我们会问:
为什么会下跌?
”黄文耀接着说:
“那是因为大部分时候,市场的(趋势)不明显,上上下下,反反复复。
但是,一般年份,特别是在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
不会每个国家都几乎用同一种策略去控制市场。
有人说,这是因为QE。
其实,在10多年前,我们也经历过。
日本时不时也在实行QE政策,去购买债券。
那时,即使有QE政策,我们的模型也能抓住趋势。
所以,不一定是因为QE,是因为这次各国同时出台救市政策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
假定全球经济再度出现危机,美国、欧盟和中国政府协调救市,AHL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黄文耀表示,如果政府的政策是管控市场,例如管控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价格的话,AHL的模型就较难发现和利用市场的趋势。
因为AHL系统交易模型依靠发现和跟踪趋势,如果价格没有趋势,交易获利的机会就会少一些。
当然这取决于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力度。
如果各国政府政策协调有效,的确可以减少所有市场的波动,系统交易可能发现较少获利的机会,但也不会下跌太多,因为波动小。
“但怕的就是,”黄文耀说:
“各国政府稳定市场价格的政策效果不好,反反复复。
”黄文耀表示,在经历了去年的情况后,他们将要判断是否各国政府会像2009年一样,在同一时间行动,采取同类的市场干预措施。
“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出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仓位。
”
“看得出吗?
”我问道。
黄光耀表示,首先要看各国政府是否再次协调行动。
比如,在今年年初,许多国家政府说,目前经济依然不稳定,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措施。
但是,一些政府采取措施,一些政府什么也没做。
所以,对AHL影响不是很大。
AHL的模型虽然没有亏钱,但是,也没有赚大钱,黄光耀说:
“它们说的是一回事,它们做的,真的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黄文耀表示,事后判断,2009年时各国政府协调救市的政策是比较明显的,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各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协调就市。
“对我们来说,2009年的教训就是,当下次再发生金融危机,如果各国政府一致采取行动,我们的风险控制工作要做得更严谨一点。
“如果各国政府协调干预市场,你们会怎么做?
”我接着问。
“要是它们一同干预债市、汇市,”黄文耀说:
“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就比较高,因此可能会减少仓位。
”他表示,如果只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干预市场的时候,就风险而言,AHL是可以接受的,这与自然风险是一样的。
例如,在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是难以预测的。
如果只是发生一两个国家干预市场,可以通过在其它市场的投资去分散风险。
但是,如果所有主要国家政府一致行动,那就无处避险,可能只好减少仓位。
那么,AHL具体如何操作?
会不会经过几个月研究之后,了解到政府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影响市场,就对电脑模型加以改动。
黄文耀表示,就模型变动而言,不会发生在几个月之内,模型变动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比如,911恐怖袭击,甚至两国爆发战争,这种情况下,AHL的交易员会如何处理?
黄文耀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公司所有的人,包括风险管理人员,都会与交易员一起行动,共同应对紧急情况。
首先,可能暂停交易,修改风险调控,重新发出交易指令。
有时,虽然发出交易指令,但交易所可能已经停牌,那就有时间对指令重新加以确认。
经过紧急商讨后,看到市场风险高了,会把新的风险指数放入电脑模型的交易系统中。
当系统再次启动后,它就会发出新的风险控制指令,表明现在市场风险程度提高了,要减少头寸。
系统就会自动会发出指令,自动去减少头寸。
“风险管理就是要管理好仓位,我们不会去做赌博和冒险的事情。
”黄文耀表示,这是电脑模型的系统交易与完全由人来决定交易两者最大的不同。
比如,有的交易员做交易的时候,可能看准一个机会肯定赚钱,自然不会减少头寸。
但电脑模型关注的是减少风险。
黄文耀说:
“分散投资,利用统计学和计算概率,有时虽然分析表明我们赚钱的机会比较大,但结果并不一定会肯定赚钱。
所以,我们要注重风险管理。
我接着问他:
“一些分析人士称,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上,美国每逢选举,或者每逢中美战略经济会谈,美国就会向中国施压。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人民币似乎大多会升值。
你们会在系统中会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来吗?
“我们不会考虑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黄文耀说:
“但是我们将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会不会加大。
风险高的时候,我们不管市场是升还是跌,我们都会降低仓位。
”黄文耀接着说:
“我们十分注重控制风险。
系统交易赚钱最多的时候,常常是有一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因为,就概率来讲,只要我们赚钱的机会超过亏钱的机会,我们就可以赢。
从长远来讲,一个风险控制较好的系统,一定会减少盈利的程度。
但是,由于换来较低的波动率,也就降低了发生较大亏损的可能。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
风险程度降低了,你就不能要求过高的回报。
“在金融业,有很多创新的产品,导致许多银行实际上破产了,结果要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给银行纾困。
”我就金融风险向黄文耀提问:
“随着系统交易进入主流,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采取这种电脑交易。
在金融市场上,系统交易这类金融交易工具会不会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黄文耀说:
“所以,你不能说一种金融工具是好,还是不好,要看你怎么用?
”他认为,关键是鼓励人的良好行为,平时要培养一种文化,鼓励人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问题有时候并非在于金融工具是简单还是复杂。
简单的金融工具,一样可以导致金融危机。
至于解决办法,黄文耀表示应从两处着手:
“一是从市场文化方面入手,利用奖金或其它的途径,鼓励负责任的长期行为。
第二,要研发合适的监管工具。
你说你的(金融)工具如何好,但是,如果其它平台不能有效配合的话,就不应该允许这种(金融)工具。
用电脑替人管理期货(中)
AHL管理的基金业绩今年出现反弹,走出了去年资产缩水的低谷。
英仕曼集团首席执行官郭栢德(PeterClarke)11月份表示,AHL三分之一的基金已经超过高水位(HighWaterMark),另外15%的基金距离高水位仅差1%-2%。
高水位一词指的是,基金净值回复到曾经达到最高水平时,基金管理公司才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基金增值部分,作为对基金经理的奖励。
在对冲基金行业,通常流行2-20的收费标准,即对所管理的基金收取2%的管理费外,如果业绩表现良好,超过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即高水位,则可针对超过高水位之上的部分收取20%的业绩表现费。
时近年底,我问黄文耀:
“这是否意味着你自己可以多拿奖金?
你员工的奖金也会多很多?
“我们的奖金,注重公司长远的业绩。
“当公司赢利状况良好时,当然会拿出一部分来奖励员工。
但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发奖金的时候,也会告诉员工,这是为了公司长远的业绩。
黄文耀介绍道,AHL的奖金制度,采取现金加股票期权,尤其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拿的是延期派发的奖金,分两年、三年、四年来发。
这一作法,十几年来,一向如此。
“我们的业绩,可能各个年份不同,”黄文耀说:
“要是今年发放了很多奖金,下一年,要是业绩不是那么好的话,怎么办?
就给很少奖金吗?
所以,我们说,每个人要拿到应得的奖金,要在公司呆三年、四年。
这种周期与我们公司业绩的平均表现差不多。
我觉得,这是好事。
不会鼓励员工产生‘今年我就赌一把吧’这种想法。
当然,这在我们系统交易的情况下也是比较难的。
黄文耀认为,就奖金而言,对员工最好的鼓励是,今年做得好的话,就会拿到好的奖金。
一些奖金是与公司股票挂钩的,一些奖金要等到明年、后年、大后年才拿到,而且拿的也是公司股票。
这样,会鼓励员工关心公司长远的生存和发展。
在我们这种以电脑模型进行系统交易的公司,关键是要控制风险。
避险,员工人人有责,他们不会为了今年多得奖金而不顾公司是否明能够生存。
对投资银行自营业务的奖金方法,黄文耀认为值得商榷。
因为如果他们的交易造成亏损,亏的是公司的钱,大不了就是失去工作,没有奖金,明年他们可以去别的公司。
“但是,他们赌得大并且赌赢了的话,奖金非常高。
”黄文耀:
“要是他们奖金没有上限,要是他们自营的话,冒的风险就偏高。
如果奖金分几年发放,也许他们就不会冒太大的风险。
黄文耀表示,AHL与其它期货管理公司不一样。
其它基金,鼓励个人竞争,鼓励不同团队之间的竞争,钱成了唯一的动力。
彼此相互沟通较少,不是一个合作的环境。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满自然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一天干18个小时,一周做六七天,短期效果可能会好,但AHL的企业文化,关注的不是钱。
那么,AHL关注的是什么?
“我注重的是智力和文化认同。
有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我们这儿,看重的只是钱,追求的不是研究,只是向钱看。
“这样的人,我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些研究,不知何时出成果。
如果每项研究,都只考虑钱,都问‘你给我多少钱?
’,工作就没法做了。
你应该先把工作做好,再谈其他。
黄文耀当上AHL首席执行官后,注重合作研究的工作方式。
“这种文化,AHL起初就有,我91年加入AHL时就是这样,”黄文耀说道。
AHL被英仕曼集团收购后,基本保留了这种企业文化。
”他接着说,“我当上CEO后,很怀念当年那种大学研究的气氛,就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文化氛围,逐渐慢慢把AHL不同的团队置于一个合作的环境中。
除了奖金之外,AHL与其它对冲基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牛津大学合作的量化金融研究中心。
在2007年,AHL和牛津大学联合创建了OMI量化金融研究院(Oxford-ManInstituteofQuantitativeFinance),投资13.75百万英镑。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金融研究中心,涉及学科包括经济、工程、统计、数学、计算机和工商管理。
其主要目标是,研究开发量化金融(QuantitativeFinance)模型,确保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新一代的量化金融人才,并开发下一代的金融投资模型。
我问黄文耀,与牛津大学合作建立金融研究院是不是跟他从牛津毕业有关?
“没有,没有关系。
”他否认道。
“没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直接关系。
“当我去找一所大学时,当然,第一所我去找的就是牛津。
但是,第一次我去找的时候,没找对方向,找大学的一个部门谈,没有谈成。
后来,又去找了其它不同的大学。
“哪些大学?
”我问他。
“这个不能说。
”他表示。
“帝国理工去了吗?
很近嘛。
”我追问道。
“这个可以说,”黄文耀表示:
“我们没有特别去找伦敦大学,因为我们在伦敦,可以跟伦敦的大学有多一些合作的机会。
当然,UCL、帝国理工、伦敦经济学院,它们都是可能的合作对象。
因为在伦敦,与它们合作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
为与学术界合作创建量化金融研究中心,黄文耀在欧洲和英国走访了六、七所大学。
跑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了牛津大学。
这次AHL通过介绍在牛津大学找对了人。
牛津大学的有关部门对AHL量化金融研究的提议不仅理解,还提出一整套计划,比AHL起初的想法更为全面。
当时,牛津大学没有金融学系。
黄文耀介绍道,在与对冲基金合作成立量化金融研究的问题上,牛津大学有兴趣,有计划,也有具体想法。
为了与英国金融业建立合作关系,让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辅相成,同时能够让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与金融业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牛津大学提出,量化金融研究院应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参与。
应该有工程学、统计学、数学、经济学等,还应包括法律和工商管理。
牛津大学还提出,AHL的员工应该与牛津的学者在同一地点、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以确保双方合作相互融合。
这些建议都与黄文耀的思路不谋而合,因为他不想仅仅与大学的某一个系科合作。
如果只与大学的一个部门合作,从效率、效果上来说,都不理想。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牛津大学一开始就找到许多院系,参与合作,共同研究发展量化金融科学。
“在很多大学,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常常不易,”黄文耀说:
“它们各自为政,你与一个部门合作,别的部门可能就不愿意介入。
作为一家期货管理公司,AHL为什么有兴趣与大学合作进行量化金融研究?
“我们的团队,与一流大学的研究一样,要找好的研究人员,不同类型的专家,彼此分享想法,相互讨论。
需要一批顶尖的人才,互相帮助,协调工作。
“我们从大学招来的研究人员,离开大学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大改变。
环境不同,这里是金融市场,是一个商业环境。
”黄文耀表示,如果员工只做自己的研究,远离学术界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缺陷。
成立了OMI量化金融研究院之后,AHL一部分研究人员常驻在牛津大学,而在伦敦的研究人员,也经常到牛津工作,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黄文耀说:
“他们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讨论,可以接触国内外来访的专家和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到处可以接触到最新的研究题目。
喝杯咖啡时,就可以和学者、教授,一起聊天,可能产生许多灵感。
用电脑替人管理期货(下)
在全球对冲基金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黄文耀作为香港来的华人,坐上了AHL首席执行官这第一把交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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