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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不仅要顺应全球化发展，同时应当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有着数千载光辉历程迄今依旧绵延赓续的中华文化，必将在全球化的时代显现其强劲的生命力。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学界有着多种界定，笔者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的，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这可以说是宏观层面；

二是指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也特指少数民族，这可以说是微观层面，即如今一般讲的“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干部”等。

不过，“民族经济”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也有其他含义，如讲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少数民族经济了，故而注意语词或概念的历史语境与特定指向很重要。

本文即是在上述两个层面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相对于世界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

而谈本土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时，则专指少数民族。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而言，除了“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外，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重要问题。

以往谈不平衡多指城乡、区域等的差别，笔者认为此外民族经济的反差也是制约中国发展和应对全球化的“瓶颈”！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虽少，但分布地区却占全国面积的63.72%，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及沿边地区。

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民族交错居住的基本格局，即使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民族自治地区，其他民族所占比例也很可观。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这里的回族只占回族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他回族人口则分布在全国97.3%的县市。

据统计我国跨越国界而居的民族就有33个，内陆边境线上多是民族地区。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这正是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区域。

国务院曾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时全国八百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0%，而他们的总人口还不足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

有学者指出：

“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

”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加封闭，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原因之一。

（4）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生一些改观，但总的趋势还没有变化。

据中国科学院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质量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及“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智力支持”等系统的各种排序中，民族地区基本都还处于倒数地位。

（5）再一项较为重要的系列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据此,民族地区基本都属于“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也多落在后位。

上述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统计分析的实证方法，具体数据或许尚可推敲，但基本状况和趋势大抵可信。

注重和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规范分析。

然而，迄今各种研究基本都是以“区域”而非“民族”为基点。

当然任何民族都必须生活在具体的区域内，而中国多民族错综杂居的状况决定了同一区域中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当区域经济融聚着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而表现为一个总体过程时，不同民族的状况及其变革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的要素，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必然出现若干问题。

在全球化大潮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隔绝、规避，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与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不应“一刀切”。

所以经济变量的分析尤其是“新发展观”在诠释民族经济时，要重视民族文化诸要素，以寻求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民族经济研究日益重要。

但是，中国的区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地区只能在区域经济中呈现其一些特性，而在非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民族的因素大抵不在考虑范围；

即使是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在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对于不同民族的经济进行分别的研究也是不多见的。

从而不难看出“区域”的概念（即使是民族自治区域）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族”的经济文化特质与实况，反而在同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会显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

这样一来，无论从现实区划或经济布局还是从研究对象或立论基点来看，经济研究包括区域经济研究的体系与理论方法都面临着创新的时代要求。

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大体存在两方面不足：

一是以“区域”为基点，不能凸显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

再就是由于单纯研究“经济”，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

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对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却与当地的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落后成为反差共存体。

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或经济“脱贫”，包括对民族地区不断加大投入，但对于民族经济本身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关联还注重不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性方式而非市场性的。

近年来虽也鼓励民间投资，如“光彩工程”或外资引入等（主要针对西部地区而非民族经济本身），但与中国已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之间差距还很大。

因此，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分析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或不同区域中同一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面临问题。

笔者曾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作些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区，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

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是深化中国经济研究的一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仅仅注意区域失衡忽视民族差异，其代价将越来越显见。

但界定“民族经济”是困难的，达到共识更不易，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却不等于说不必或不能界定，需要努力朝着基本概念的明晰化、共识化迈进。

愚见也受到前人启发，民族经济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受到有识之士重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20世纪80时代就发表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关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意见》、《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等论文，他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

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

这就点出了一般区域经济研究的缺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所突破。

可惜至今“主流经济学”并未对此更多关注，而是民族学研究者正式提出并开展民族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就是在80年代展开的。

那时已有许多成果问世，198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标志着学科的兴起，也经历了学术积累和学理探索的过程。

1979年9月，施正一先生首次提出创建“民族经济学”分支学科，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奠定了这门新学科的基本框架。

20多年来，许多学者从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实地调查、开发战略、现代化进程以及WTO与中国民族经济等角度展开探索，若干有份量的成果包括专业教材陆续问世。

特别是，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据统计，民族经济学科90年代培养硕士生180多人，博士生21人，博士后1人，外国留学生10人一批含硕士、博士在内的专业人才队伍逐步扩大，并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为重点的科研群体。

此外，还有学者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这也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笔者注意到这可能与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的同名著作有关，栗本的书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西文文献和理论方法，他将“文化人类学中的经济人类学”作为一章的标题，其本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出身，良好的知识结构为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外，近年中国已有一些专门研究某一民族经济的著作面世，这也是一种创新探索。

进入21世纪以后，科研的深度、广度都有较大提升，龙远蔚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颇具代表意义。

此研究不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史前提；

而且针对民族经济研究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现状来看，民族经济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拓展，个别为经济学的延伸。

以往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中经济似乎并未作为独立的门类开展专门性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民族经济逐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城镇化以及加入WTO之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走向等等问题的研讨，进一步推动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

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借助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以民族学和经济学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特殊价值，这也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虽然80年代以来“民族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名称被收入许多工具书，但至今在学科的名称概念、基础学理、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上还都存在不同认识。

尽管经济类工具书有的将其作为经济学分支，而学科的现实归属为“民族学”二级学科，研究者多立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与科研视野。

不过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4版）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分支学科专设类目，说明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20年多来的发展逐渐成熟。

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科学的。

”那么，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理特性或学科归属怎样更合理？

其新兴交叉性学科理论价值到底何在？

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

有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

”并认为其主要应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

”这有其道理也还有讨论的空间。

笔者认为：

首先，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其次，它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

但即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族学。

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尚无其应有地位，而传统的民族学中也大抵不包括民族经济的独立研究，因而它具有若干创新的学理价值。

然而，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揉和”，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

同时这还关涉到再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这三者主要是前两者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并整合成更高层面的新的学科领域。

从经济学研究角度看，“民族经济学”即是以“民族”为特定对象的分支学科，其涵有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性质，这也正是新世纪学术创新的重要特征之一。

当今“显学”经济学中，有关民族经济的研究还很薄弱，至多在区域或贫困等研究中有所涉及。

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仍以西方为主，而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拓进，还是中国文化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其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仅就经济学而言，国人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较大，如张培刚等前辈。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基础研究应重视，因其具备丰富和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研究中国问题只靠西方理论不够，应注意从研究对象本身提炼出与规律性、理论性的成果，并上升到理论经济学层面。

西方理论方法并非不能用，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理论确有若干基础性、普适性价值；

但研究非西方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否则就会“方榫圆凿”，忽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特性行不通。

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民族经济研究还较薄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分支并很有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学”是几代人投身的学理探究，如王亚南、许涤新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前辈学者等都付出过艰苦的努力。

笔者近年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民族经济学无疑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

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从而五彩缤纷斑斓多色，不能也不应强求一致。

“民族共同体”包括特有的民族文化、习俗传承与特殊的经济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等，这也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所在。

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特征的承续与演进；

既受到先进民族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为本民族经济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发展。

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申的“经济文化一体性”。

坦率地说，笔者对于民族经济问题的关心，即源自最具这种“一体性”或“关联性”的专业——经济思想史的学理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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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与“文化现代化”或“全球化”相伴而行，也同“本土化”、“民族化”交织互动。

在WTO框架下，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有“全球化”的牵引，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与传承的需要。

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之下，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是必须认真研究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正如经济学中“短线决定论”所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只看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现代化是不完善的。

在全球化大潮中，地区也好、民族也罢必将卷入时代的巨流。

如果不使民族区域和区域内的民族两者的经济文化都能适应发展而又保持民族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很难良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而且区域经济还会导致新的“非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个性的“同化”，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与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经济特性之间应当能够走出并存互促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以至对于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是很重要的。

毫无疑问，脱离了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难有重大的突破。

“新发展观”要求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数字不顾社会及自然和谐，只讲发展不谈代价。

笔者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是两大沉重代价，一是文化价值的失衡，包括道德、情感、观念、习俗等；

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

当“可持续发展”提上日程之后，文化失衡问题似乎还未提升到“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

强调“新发展观”，关键应当将上述两大代价限制或降减到最低，不可偏废；

而民族经济学与这两者都直接相关，从而具有促进和践履“新发展观”的学理价值，这也就赋予了对这门新兴学科特殊的时代意义。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民族经济的关系十分紧密，因为西部不仅是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也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

开发必须注意正确处理好民族问题，不能不考虑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个性与特点，不加区别的“开发”很难成功，更难健康发展，这已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千年发展史所证明；

用同一个模式来“开发”不同的民族或区域，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

正如强调生物多样性一样，也不应忽视民族经济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这在“全球化”、“一体化”时代尤为重要。

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以西部开发为中心分析了以往发展模式的缺憾，，探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特别是1949年以来三次开发高潮进行重点分析，提出应结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开发问题，并试图通过探寻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促进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西部大开发、民族现代化都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

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还是新发展观的理论阐述，都不能仅仅驻足于注重生态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忽视民族经济文化的传承性与多样性，忽视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

正如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一样，人的需求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与文化需求必然提上日程；

而对于精神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同样为民族经济学提供了发展空间。

综之，中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任重道远。

正值“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契机，加之“新发展观”的理论倡导，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新的发展机遇，这也是中国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应对。

　　2006年以来，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2010年，民族地区8省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2053.2亿元，年均增长13.25%；

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0.48%，比2006年提高了9.2个百分点。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

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壮大；

社会建设扎实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显著成效；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加大，局部生态明显改善。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环境、政策等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特殊困难。

例如，发展差距仍在拉大，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等等。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显著地成就，但是，由于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1.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差距大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步拉大。

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储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人均教育水平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性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通讯两方面。

一方面，交通设施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路网密度低,-通达水平低；

;

“两差”——道路等级、质量差,-出海条件差；

“两不足”——建设资金不足,自身发展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通讯设施存在线路少、质量低、整体通讯能力严重不足、通讯基础设施亟需改善等问题。

　　3.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

　　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全国各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少数民族八省区的受教育人口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地区高等学校数量、教职工人数、学生数等，八省区也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无论是各地区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还是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门诊服务、住院服务、床位利用等，少数民族八省区都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4.经济增长模式单一，投资力度不足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以资源增长型模式为主，其经济发展以传统的农牧业、工以初加工为主,第三产业发展极为有限。

而且经济发展的业绩衡量仍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主要甚至唯一指标，用土地、优惠投资政策为招商引资的筹码，因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导致了吸引外部资金的动力不足。

因此,其经济发展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等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十二五”时期依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期，这一期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将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

　　1.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要通过边境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优势，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自我发展水平。

一方面，发展边民互市贸易。

扩大边民与相邻国家边民的贸易往来，在区位重要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方，重点建设一批边民互市贸易示范点，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带动边民致富和地方增收。

　　另一方面，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

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扩大同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技术合作。

积极探索开发和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大力发展口岸经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带动商品出口、技术和劳务输出。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要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

为此，应加强边境地区干线公路、乡村公路建设，进一步提高技术等级、质量和服务水平；

加强通往口岸、边民互市点、旅游点的公路建设，提高通行能力；

加强边境国防公路建设，实现军民共建、军地两用。

另一方面要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讯设施建设。

应加强农村电网建设；

通过采取利用电网延伸、开发小水电，以及推进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措施，解决边境地区群众的用电问题；

并继续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

　　3.加大教育、医疗等资金投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在全面落实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优惠政策的同时，应加大教育、医疗等资金投入。

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各项财政扶贫资金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倾斜；

积极引导、争取各类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援助、捐助资金投向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