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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本体论原则首先影响了东晋士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常运用一种上下“俯仰”的观察方法,如:
江逌《诗》“倏忽云雨兴,俯仰三州移”;
王羲之《兰亭诗》其二“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
袁峤之《兰亭诗》其二“回眺华林茂,俯仰晴川涣”等等。
这种览知万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认识范围,使他们跳出自我狭小的天地,更广阔地去看待整个自然界。
其次,东晋士人善于把复杂的现象界,统摄于“一”或“无”的本体中,这构成他们表现世界的方式。
因此,在玄言诗中,直接描写士人“以一统众”的玄悟活动,表现他们对现象与本体关系的看法,特别突出。
如郗超《答傅郎诗》其一:
森森群像,妙归玄同。
原始无滞,孰云质通。
悟之斯朗,执焉则封。
器乖吹万,理贯一空。
在诗人看来,天地万物与内心的“玄”冥然相符。
形而下之“器”,风吹所至,及于万物,都归于空。
诗中带着亦玄亦佛的色彩,二者均以万物归一为旨意。
这种“以一统众”的“玄悟”活动,似乎成为了士人精神上超脱名理的标志。
从前期郭璞的《客傲》“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
到中期的兰亭诗人,如王羲之《兰亭诗》其二: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谢安《兰亭诗》其二: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孙统《兰亭诗》其一:
“茫茫大造,万化齐轨”。
再到后期的王乔之《奉和慧远游庐山》: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玄悟”活动贯穿整个东晋时期,形成了佛玄士人独特的认识观。
以简济众的思维方式,直接造成了东晋士人这种“以一统众”的体验方式,使士人超越具体空间的限制,在有限中追求无限。
同时,他们将哲学上的体悟过程,直接搬到文学的审美活动中,以“无”“空”来统摄一切外物。
这种物我无差的态度,使他们能客观地对待事物,比较直观地感觉把握外物,对其进行刻画与描写。
这正是东晋士人独立自然观萌发,并以山水自然为空间意识的重要载体。
二、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表现
谈玄悟理、体任自然是东晋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一方面在清谈中,进行纯粹的哲理讨论;
一方面在山水中,品鉴自然,寄畅玄理。
自然山水成为士人体悟玄理的重要方式。
在玄学本体论的影响下,在哲学思辨的锻炼中,他们的抽象与义理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于是,他们把这种抽象概念化的方式,慢慢转化为文化生活的体验。
逐渐建立起了一种以小见大,从有限中把握无限的空间意识。
玄言诗作为士人玄思哲理的表达形式,浸透着他们对空间的理解。
庾阐的《衡山》诗,深刻地体现了此空间意识:
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
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
翔虬凌九霄,陆鳞困濡沫。
未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
诗人登临高顶,北眺南睨、远近往还,以一种恬淡清虚的心境,观照衡山的巍峨雄伟。
此时此刻,诗人畅游其中的自然空间,这就是诗人强调“江湖”所带来的意义,其成为窥见、体悟天地大道的唯一载体。
王徽之的《兰亭诗》,同样以山水空间作为其畅游玄理的方式。
“秀薄粲颖,疏松笼崖。
游羽扇霄,鳞跃清池”,诗人在一片清新秀丽、鱼鸟欢腾的景象里,写出心中的自由萧然。
外在的山水空间,在给予诗人美之体验的同时,也成为其散怀心冥的媒介。
其他表现在有限中获得无限的空间感受的作品,如曹茂之“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
谢安“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王羲之的“迺携齐契,散怀一丘”;
王肃之“在昔暇日,味存林岭”等等,在山林丘壑中寄散、品味玄思,多为兰亭士人。
可见,以小见大,在无限中体验有限的空间意识,是这个群体所普遍遵循的哲学之思。
《世说新语·
言语》六十一载:
“简文帝入华林,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简文帝道出了自然空间,对于整个东晋士人精神生活的意义。
所有人都在各自的空间,经营着属于自己的逍遥梦想。
品藻》十七:
“明帝问谢鲲:
君自谓何如庾亮?
答曰:
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谢鲲何以为自己栖息一丘一壑而自豪,在这里小小的丘壑,不仅是人耐以生存的现实空间,它还是士人精神世界的体现。
主观情思与客观空间的契合,使狭小之地,具有性灵的光辉。
东晋士人不仅吸纳山水丘壑于胸怀,还网罗宇宙天地于门户。
郭璞的《游仙诗》“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他为形容道士的超凡脱俗的精神旨趣,而客观地营造一个以小见大的空间维度。
王彪之的《登冶城楼》“俯观陋室,宇宙六合,譬如四壁”,则是以主观玄思,接引宇宙入其室,进行一番畅游天地的体验。
随着佛玄的逐渐融合,此空间意识也为当时的佛学之士所接受。
如张翼的《赠沙门竺法頵三首》:
郁郁华阳岳,绝云抗飞峰。
峭壁溜灵泉,秀岭森青松。
悬岩廓峥嵘,幽谷正寥笼。
丹崖栖奇逸,碧室禅六通。
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踪。
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不见舍利弗。
诗人要表达“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的佛理,这种哲学意识的蕴育,乃在一个幽谷秀林笼盖下的“碧室”,在此环宇中,诗人淡泊寂静,凝神纵气,畅通禅境,获得了超越狭小空间所带来的广阔无垠的精神世界。
支盾的《咏怀诗》其四:
“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
逸想流严阿,朦胧望幽人。
”诗人同样在静室中,以直观感性的方式,去追求那朦胧的“理境”,石室成为诗人“崇虚返真”的悟道方式。
东晋士人在诗中描绘的山水丘壑、窗户静室,成为他们表现展现自我空间意识的重要方式,这归结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空间感受所表现的乃是一种由小极大、由少及多、从有限透视无限、从有形把握无形的文化—心理结构。
”东晋士人,在文学中对山水的描写,对园林空间的表现,就是在此空间意识发酵下的一种文学形态。
三、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诗学意义
东晋士人的空间意识,除了在诗歌中表达现实空间,对于个人的玄理体验感受,进行形象的描述外;
也影响到了诗歌的审美观念。
这种空间意识表现在诗文中,东晋士人不再像两汉大一统局面下,笼盖天地,包揽宇宙般的物象堆叠,弘扬波澜壮大的帝国气象;
也不似西晋文人用繁缛绮靡的诗风来掩盖感情的浅薄与内心的虚无。
人们开始进入一种以小见大、以有限透视无限的诗歌审美观念,他们不在刻意地搜揽物象,进行图例式、演绎式的描摹,而是企图通过简单的景色勾勒,简约的语言形式,在弹丸之地,映照整个心灵世界。
因此,东晋士人常常营造一个恬淡自然的环境,并且在表现山水景物时,力求语言表达的简隽清远。
如湛方生的《还都帆诗》: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
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
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
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王夫之评此诗为“纯净无枝叶”,乃是因为此诗的写景,清新空旷,自然超拔,自有一种“简而不流,淡而不失”的特质。
其他的诗句有“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天晴诗》);
“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帆入南湖诗》)。
可见,湛方生诗歌中自然环境的描写,都有一种清新省净、简而得神的特点。
顾恺之的《神情诗》四季物象的选择简单而鲜明,不追求对象的细致刻画,对景物进行品鉴式的描写。
因此,钱志熙先生总结道:
“无论是湛方生、庾阐,还是兰亭集诸人,他们在表现山水景物时,都追求简洁的,题品式的风格。
”东晋士人对景物环境,或者说山水空间的描写趋向于简洁空灵,这是因为体玄悟道是一种虚静自然、旷达空灵的美的体验过程,所以他们常常改变客观对象的属性,以便契合自我的精神需要。
从根本上,是源于空间所蕴含以小见大的意识,它促使文学的表现由追求外延伸展的无限性可能,向内在丰富性的开拓,在有限中达到无限,使诗人更加注重诗境的意味深长、深邃幽渺。
王夫之有云:
“论画者曰:
咫尺有万里之势。
一‘势’字宜着眼。
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
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绘画中咫尺万里的表现手法,对诗歌意境的营造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认为绘画空间上的以小见大,在诗歌中的表现要着眼于“势”。
而“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势”要以意为主,表现其不可见的神理,所谓“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乃是强调象外之意。
这正是东晋士人的空间意识,在诗歌创作中努力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
言语》载: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
将别,既自凄惘,叹曰:
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颓废的江山因精神的浸染而气势奔腾,面对疆域日小的江左,袁宏触物而兴,从飘零动荡的外在山河,开始走向内心,去寻求另一个更加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在客观的空间中,裹挟着人生的感慨,追求或升华自我的价值,乃是东晋士人所孜孜努力的人生方向。
因此,他们尽量地在自然空间的刻画中,展现自己的风流意趣,引人以无限遐想。
庾阐的《三月三日临诗》:
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
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
悠想盻长川,轻澜渺如带。
诗人目之所及,曲水流觞,长川如带,描写了一个清幽空旷的空间。
全诗处处皆景,但处处皆理。
疏朗的诗境乃是诗人高情远致的投射。
谢万的《兰亭诗》: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萝翳岫,修竹__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玄崿吐润,霏雾成阴。
全诗皆景,以景寓情。
王夫之云:
“不一语及情,而高致自在,斯为兰亭之首唱!
”隐藏在山水空间的背后,尽是其散朗旷淡的玄远、超脱之心境。
东晋士人在空间形象的表现中,努力营造一个带有自我色彩的理境。
它通过自然景物,引人遐思远想,从而扩大诗歌的意境,也使诗歌摆脱了枯燥的“理窟”,在简约平淡的描写中蕴含着诗人的心境与情趣。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某些玄言诗人因对象外情思的执著,其作品可谓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变化,乃是浸透着他们玄思哲理的体验方式。
东晋士人常常在小的空间融入“道”“玄”等因素,使眼前的空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以小见大,从有限表达无限的方式,赋予了空间内在化的意义。
一方面,使东晋士人开始追求一种“咫尺万里”的胸襟气魄,形成士人特有的艺术化人生境界;
一方面,也导致了新的审美风貌的产生,文学语言开始走向简约精炼,诗歌境界在有意无意间,追求一种空灵深邃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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