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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乃是他跟他的人民所共享的嗜好,但是在这里,也和在别处一样,他表现出他常有的自制心和节制力。
他虽然在军队里是禁止嗜酒无度的,但是决不去硬性规定完全禁止酒类的饮用。
他说:
“假如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三次以上即是罪行。
能醉二次自较三次为佳,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
然在何处能觅此不醉之人呢?
有一天,成吉思汗询问其僚友博尔术那颜道:
“人生何者最乐?
”博尔术答道:
“春日骑骏马,搴鹰鹘出猎。
”成吉思汗也用同样的问题去询问博尔忽和其他将领们,但是他们所回答的都跟博尔术一样。
成吉思汗说道:
“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中国历史,那朝那代的变更不就是这样吗?
)
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言辞,从这里便可以显露出成吉思汗的很多个性来。
他决不会被勇武的欢乐、光荣,或者甚至被权力所诱惑。
他珍视胜利是他的成果,这就是复仇的渴望满足之后从敌人那里获得对新财物的占有。
这是被占有本能,尤其是依恋着物质的占有所支配的草原战士的理想体现。
也只有先占有,才有可能进行分配和治理,任何人统一世界或统一一国之后,也都会是这样的。
用人是成吉思汗最最高明和睿智的,其胸怀是最为宽大的,而且从来都是用人不疑,如对待归降的哲必(神箭手)、木华黎(木华黎被成吉思汗封为统领长城内外汉地的国王-从国夺得的大遍领地)、忽尔赤(选30个美女的)等等。
金姓余姓为成吉思汗后裔
成吉思汗,凭借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
然而本报记者昨日在丰都县包鸾镇飞仙洞村采访中偶然发现,一块清代咸丰年间的墓碑,记录了成吉思汗后裔在泸州风锦桥家族分散,一支逃至重庆丰都,改姓为金、余的故事。
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记者为此探了个究竟。
古墓隐藏于乱草丛中
昨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丰都县包鸾镇飞仙洞村。
在当地村民景应忠的带领下,来到位于三面环山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余宗权的墓前。
隐于乱草树木中间的墓地已经是墙倒碑斜,如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
60多岁的景应忠告诉记者,在飞仙洞村,很少有人知道这6座古墓就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墓地。
由于年代久远,从自己记事起,就没见过有人来扫过墓。
不过,成吉思汗的后人的确葬于此地,一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对这段家族历史乃至元末明初的历史作了详尽记载。
此外,这几座有“皇清”字样的古墓中,有两座是双墓,之所以选择三山环抱,有左青龙、右白虎,且坟前可见三座山,这可证明坟墓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
内忧外患终结显赫家族
三山环抱的6座古墓,原来的墓园围墙已倒塌,被周围残枝枯树掩盖,只有当年的墓碑散落于枯树之中,墓室上雕刻精美的石制装饰品也散落在树枝中。
研究元末历史多年的退休干部黄朝相告诉记者,元末农民起义后,红巾军攻下了元大都,元朝宰相铁木健的族人远走四川。
为了躲避起义军,铁木健家族的族人们沿长江而下,在四川泸州风锦桥依锦乡,发誓效忠祖先,并在桥边插上柳枝后分散逃亡,一支来到丰都县包鸾镇改名换姓隐居山林。
一个曾经显赫的帝王家族,就这样藏于深山之中不为人知。
皇族后裔改名换姓隐居山野
分手之时,家族的人预感到朝代更迭会有灭门之灾,于是在泸州分手之时,相约改姓。
包鸾镇镇长周泽告诉记者,墓地上这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中提到,逃往四川后,“改铁为金,金有相似又改为余,余氏而万代不改铁木真义出焉,此余姓氏之所由肪乎。
故一行来自泸州,奈人多影大难以一路,原在风锦桥依锦乡誓祖遣散。
”这6座余氏古墓和这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就是最好的证据。
景应忠认为,在明代,成吉思汗家族是朱氏王朝的追杀对象,没有人敢冒险对家族历史进行记述。
直到清代,他的后人们才敢将这段祖先的历史记述在墓碑之上。
祖训:
余金两姓族人不得通婚
元代因为起源于草原游牧部落,流传下来的史料相对较少,史学界对元代历史研究也缺乏真实史料,因此这块墓碑的发现对元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黄朝相告诉记者,他在走访大量余氏、金氏族人后发现,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包鸾镇企业办一位余姓干部也称,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但在他们的祖训里,金、余两家是不能通婚的。
包鸾镇镇长周泽介绍,包鸾镇姓金姓余的家谱有300多个,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姓氏与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他们准备进一步对这些家谱进行研究,并希望泸州等地金姓余姓的人能向当地政府提供相关证据,对史学界研究元末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修于咸丰十一年的墓碑记述:
“我祖铁木健,封王爵两平取妻张氏洪氏,一生五子一生四子,一婿姓金作为侍郎,十人由科各中进士,赫赫称极盛焉,不意红巾贼乱,又被奸臣诽谤,我祖铁木健虽属勋旧,亦将奈之何哉!
于是惧祸窃负而逃四川”。
以上记叙准确表明,成吉思汗的后裔铁木健的族人被赶出元大都逃往四川后,在泸州恐怕被红巾军追杀,因为家族人口太多,目标太大,怕被义军追杀,于是全族人决定分散逃命,并起誓效忠祖先,并插下柳枝为记,盼族人再次相见。
忽必烈嫡传子孙后裔揭秘
王宁
云南日报20050304第5版
元末明初,在江南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的忽必烈之孙铁木见的九子一婿面临被朱元璋诛杀、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追赶的险境,铁木见(又作铁木健)曾任元朝宰相,他的九子一婿就是在滇南传说很广的九子十进士,据说曾全部中过进士,有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的官衔。
其中的第七子在庐州凤锦桥边与众兄弟告别后,更姓为余氏后逃往西涯(今西部地区),后落籍四川乐山市犍为县。
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为避战乱,这一支余氏后代中又有人迁徙到贵州,后又由贵州移到云南的曲靖府,至清道光年间(约公元1821年)以后,余姓在沾益的炎方、迤谷、偏桥、新屯等地定居下来,始祖为余自德、余自祥兄弟。
在沾益,另有一支居住在菱角乡刘家庄的余氏后代,从族谱上显示,他们的始祖也为铁木见九子一婿中的另一子,逃往西涯后落籍成都府仁寿县,清顺治年间(约公元1651年)迁居到昭通镇雄,后又由镇雄移至当时曲靖府的沾益州,始祖为余化龙。
因此沾益的铁改余姓分为两支,一支由贵州迁入,一支由昭通迁入,至今已传近400年,30多代。
他们都自称是铁木见的后代,是元世祖忽必烈嫡传子孙的后裔。
余姓的由来
铁木见的“九子十进士”为何改姓为余?
这其中还有着几种传说。
其一,据云、贵、川各地收藏的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记载,铁木见的子孙们在凤锦桥上逃难时,被红巾军追杀,红巾军问渔夫可见过姓铁的从桥上过去,渔人巧妙地掩护了他们,说:
没见姓铁的,只见姓余(鱼)的;
另一种传说为姓余有“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
还有一种传说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繁体的铁字为金字旁,铁氏隐姓金部余一角,即为余。
无论这几种传说是否可信,可铁木见的子孙改姓为余避居西南,并有一支数量众多的后代居于沾益,这些是从现程的30多本家谱和上百座墓碑上保留的墓志中可以清楚考证的事实。
这些史料记载了余氏几百年的历史。
从贵州迁入沾益的余自德、余自祥兄弟在沾益炎方定居后,成为炎方堡军的小老板,有一定的田园卢墓基业,从昭通迁入沾益的余化龙现仍有与妻蔡氏的合墓保存在菱角乡,刘家庄,碑志上很清楚地记载着余化龙生于公元1651年,卒于公元1718年。
而在沾益小哨的现存墓志以及两本清代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上,都记有“如我祖余公原籍江南乃奇渥温胡人也”,据《蒙兀儿史记》记载,乞颜是蒙兀诸族的总氏,“奇渥二字乃是乞颜之声转温其尾音也”。
而在沾益的众多余姓族谱和墓志中,关于余氏为铁木见后代、铁改余姓、“本是江南宰相家”等史料也明确无误地记录着这一支余姓的历史。
特殊的家谱
现居住在沾益的余廷达老人当过兵,在沾益县公安局工作过,后任沾益客运公司工会主席直至退休。
1997年,已退休的余廷达第一次见到沾益民间的手抄本余氏家谱,对铁改余姓的历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1997年云南民族学会蒙古族研究会成立后,云南的蒙古族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余廷达老人回来后即对元明历史以及蒙古族的起源及在云南的传承加以详细的研究。
后云南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到曲靖市整整考查了1年时间,曲靖市民族宗教局也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在收集了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的36本明清《余氏家谱》、走访了众多居住在沾益的余姓后代、考证了上百座余氏墓志后,他们确认沾益的余氏为蒙古族后代,并系元世祖忽必烈的嫡传子孙后裔。
2003年,一本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修志小组修订、记录了400多年30多代总数几万人的《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编纂完成了,参与修订并任主要编纂工作的余廷达老人骄傲地说:
这本家谱可能是全国最特殊的家谱了,一般修家谱都是一个宗族来完成,而这本家谱却从清初的始祖到2003年才出生的娃娃,几乎一个不漏地全部写上了,除了现在世的5300多人外,我们走访了几十个村子,考查了上百座墓碑和供桌上的灵牌,把死者的生卒年月都写得清清楚楚,倒了的墓碑我们翻过来仔细查看,有时一个村子只有l户余姓人家也要跑一趟。
至于走访、拍照时经历的艰辛就更不用说了,有些村子要先坐公交车、再坐手扶拖拉机、然后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有时为拍摄一张墓志照片要跑六七趟。
为了这本家谱,余延达已经自己拿出了5万多元钱,对于一个退休工资每月只育六七百元,文化水平又不高的67岁老人来说,这本家谱申饱含了太多的心血和艰难。
但余廷达仍然乐在其中,他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自己的根与源,我们虽然已在沾益生活了几十代,但我要告诉我们的后人,我们的根在大草原。
成吉思汗后裔墓碑落户四川大邑
2009年03月30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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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本报讯(晏智何骏天记者吴凤郭庄)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墓碑背面篆刻着“太祖皇帝同姓,铁木真同生中华,食邑湖广孝感乡四十无子广行阴德……”昨日,记者在大邑县斜源镇江源村16社的明代佛教文化遗迹见到了这些历经百年的碑文。
“这些工整的行楷字说明当地余氏家族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据大邑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刘红彬介绍,该县在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该村雾邑山余寺基坪发现了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明代佛教群落遗迹,有墓葬、墓塔、牌坊、照壁、舍利塔、石桥、石狮等大量文化遗存。
据了解,位于雾邑山腰江源村16社的余寺基坪现有村民30多户140余人,该社村民大都姓余且有亲戚关系,他们以种养殖业和在当地煤矿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
多年来,山林中的功德碑、墓碑、墓葬等明代佛教文化遗存一直受到村民的自发保护。
“小时候,我就听父母讲过,先祖们或为官或教书,大都家境殷实,很有出息。
”该社70岁老人余德华告诉记者。
成吉思汗后裔隐四川600年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罗城镇同兴乡,当地余家湾20来户人家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后代,所藏《余氏家谱》记载了其先人逃亡四川并改姓的经历
“我祖源流派甚长,同家骨肉脉难忘。
在昔英雄真偏烈,而今芳徽自飞扬……”近日,家住乐山市犍为县同兴乡余家湾的76岁老人余海奎吟诵其家谱上的诗句后,告诉记者一个惊人秘密:
他和住在余家湾的20来户人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这个家族从14世纪中期开始已在此居住了600多年。
此秘密非同小可,记者立即进行了寻访。
犍为余姓
百年族谱揭开神秘身世
元朝从1368年灭亡到今天已有636年,其缔造者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但居住在犍为的余姓居民却认为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蒙古族后裔,那他们为何改姓余呢?
在记者再三要求下,余海奎老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是从一本编撰于两百年前的《余氏族谱》上发现自己是成吉思汗重孙铁木健后代的。
据其介绍,在犍为县境内有着手抄、木刻等多种版本的《余氏家谱》,所载内容基本相同。
在犍为县委宣传部引荐下,记者见到了犍为县长期研究《余氏家谱》的余元富先生。
余元富告知,他很小的时候就涉猎家谱,原来的家谱因故失落大半,现在他珍藏的仅是原来的很小一部分。
他进行了30多年调查研究,走访了内蒙古、贵州等地,逐渐把完整的家谱了解清楚。
余说,这本编撰于清朝年间的家谱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家族草原起兵建立元朝到他们如何逃亡到四川的这段历史。
其中所记载的历史秩事、祖训族规、服饰礼仪等,对研究元史及历史变迁有重要价值。
逃避追杀
隐姓埋名散落四川民间
据余元富讲述,犍为余氏是成吉思汗重孙铁木健的后代。
铁木健育有九男一女,九个儿子都中了元朝进士,后来他招的一个女婿也中了进士,所以有“九子十进士”的说法。
元顺帝时民不聊生,发生红巾军起义,此时铁木健的子弟正在朝中任宰相、尚书等要职,声名显赫,朝中奸佞小人乘机诽谤,说铁木健一家暗中鼓动红巾军。
元顺帝听后欲除去铁木健一家,于是铁木健一家便逃出京城,辗转到达泸州凤锦桥。
为了避免人马过多暴露目标,大队人马决定分散逃跑川内各地,并相约改姓为余,寓意“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
他们在泸州分散后流落到了今天的重庆、泸州、富顺、纳溪、青神、荣县、乐山等地,其中一支到了今天的犍为县。
认亲凭证
兄妹十人泸州凤锦桥留诗
据介绍,铁木健九子一女一起逃至泸州凤锦桥准备分散逃离时,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元朝皇族,十人每人吟诗一句,作为日后认亲的凭证。
这十句诗是:
“本事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
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杈。
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识别归何处,散时犹如浪卷沙。
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
“诗作好后,十人便各自分散,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百年不曾相见”。
余元富告诉说,在这600多年里,为了防止诛杀,铁木健后人在民间一直隐姓埋名,兄妹十人的后代都没有会过面。
直到他在近三十年修谱工作中,根据祖先遗留诗句,在犍为发现了无数铁木后裔,大家才走到了一起。
隐居之地
湖光山色俨然世外桃源
记者在位于同兴乡桫椤湖中的余家湾探访时看到,这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
层层青山环绕,湖光山色如画,完全是一幅典型的田园风景图。
村民们正在田地里忙碌着,一老奶奶在院坝中悠然地休憩,生活习性完全就是典型的汉族人家。
永红村支部书记袁成发介绍,余家湾现住有19户人家,人口在90人以上,绝大多数都姓余。
虽然他们都自称为蒙古族后代,但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汉族人毫无差异,身份证上民族归属也是“汉族”。
经过几百年与汉族共同生活,现在的余家人原有的蒙古族生活习俗没有保留下来。
只是从他们这里的人耿直、刚烈的性格上,似乎还能见到一丝蒙古人的影子。
纪念先祖
重要日子穿上蒙古族服装
与祖先一脉相承,余家人或多或少仍保留着一些痕迹。
余家湾和周边余姓人家自古以来就有不过中秋节的习惯。
根据祖训,余家人每年清明时节必须要为祖先和亲人上坟。
余元富说,为了纪念成吉思汗,他的家中一直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每天都要在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面前注目几分钟。
在一些重要日子,他们全家人都会穿上蒙古族服装走上街头。
他还说,他的身份证从20年前就改为蒙古族了。
历史学家
《家谱》真实性还需研究确认
就犍为居住的余氏家族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一事,记者采访了乐山师范学院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的杨炳昆教授。
杨教授认为,这种事完全有可能。
他说,元朝靠武力征服天下,统治基础并不牢固。
为了巩固统治,蒙古贵族分散驻扎各地。
元末明初时,元朝统治者败得很匆忙,不可能撤回蒙古草原,必然在全国各地留下蒙古贵族后裔。
至于《余氏家谱》,还需要详细查看并参考有关史籍,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
铁改余姓这段秘史曾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
2003年,四川省铁改余姓蒙研会筹备组经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四川省历史学会批准,于2003年3月27日在宜宾市召开了明清时期西南地区蒙古族历史和文化学术研讨会。
会议期间,专家学者引经据典,证明铁改余姓是蒙古族,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余氏家族各支系的代表也出示了珍藏的各种《余氏家谱》版本、祖先的墓铭志等各种重要历史物证。
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现身河南
巨幅家谱为证(图)
村民向记者展示长3米、宽2.5米的巨幅家谱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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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个事实,村民拿着家谱来到报社
核心提示
他们的身后,历史拖着长长的影子,给予他们某种渴望;
他们坚信,在自己体内流淌着先祖的血液,他们还带有祖辈的习俗、思维和观念。
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论证会在宣布结果的一刹那,5位中原汉子竟然抱头哭作一团,他们的万里寻根路没有白走,几百年来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3位蒙古学权威专家认定:
世代居住在河南省内黄县及清丰县的1万多人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
600多年来,内黄县、清丰县的许多人一直坚信自己的祖先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当地相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为了躲避战乱,蒙古族王爷铁木黎领着5个儿子流落到中原,并让他们各随妻姓:
铁木清改名叫董清、铁木明改名叫李明、铁木能改名叫马能、铁木杰改名叫关杰、铁木俊改名叫陈俊,并且分居5处。
可是,铁木黎究竟是什么人?
他的故土又在哪里?
带着这些疑问,关昌龙、关铁锤、李喜顺、马东堂、关宪策5人怀抱家谱、碑文等不远千里,先后4次跑到内蒙古寻根问祖。
第三次时,他们来到鄂尔多斯市,拜访了最后一个蒙古王爷奇忠义的儿子沙若飞,通过沙若飞提供的元朝亲王表,他们得知铁木黎竟然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玄孙阿忒里纳失里,元朝末年被赐封为河南行省豫王,谥号文贞公。
1月17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满昌,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族哲学史教授武国骥,内蒙古科技出版社民俗学博士、研究员布林特古斯3位学者,对关昌龙他们提供的《五姓宗谱》等进行了考证,并给予了确认。
“论证会上,专家们可热情了,武教授拉着我们的手,几乎要热泪盈眶。
他说,在河南,我们是真正的成吉思汗皇亲直系。
”清丰县韩村乡关焦夫村的关铁锤激动地说,据老一辈人讲,好些年前,居住在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后裔曾专门到河南寻找过他们,但因为当地的记载不清,并没有找到五姓的真正居住地,最终无功而返。
“终于理清了!
虽然家谱上都有记载,但因为一直没有被确定,所以大伙的心里总感觉有块石头悬着。
”关昌龙虽已是70岁高龄,但奔走的热情却十分高昂,当听证会宣布结果的时候,他额头上爬满的皱纹也绽放了笑容。
发黄家谱牵动皇族梦
2月2日,他们从内蒙古坐车返回老家,途经郑州
时,记者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怀揣的“宝贝”——一个包裹。
正是这个包裹诉说了元帝国民族融合的过程,记载了五姓与“成吉思汗”皇族一脉相连的史料。
正因为如此,5人把它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生怕有所闪失,无法面对托付的父老乡亲。
关昌龙把包裹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干瘦的手解开结头,一层,一层,又一层,发了黄的家谱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有《五姓宗谱》、《马姓家谱》、《关氏家谱》、《李氏家谱》等,共七八本之多,年代都比较久远,很多纸张都有残缺,有乾隆十八年、乾隆三十年的,也有光绪三十年以及1969年、1985年后修的,古旧家谱后面盖有时任县令的大红章印。
《五姓家谱》的首页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头像,内容显示了“蒙古族河南省内黄县马次范村一支系”,从内蒙世系一世孛儿贴赤那,到二十二世铁木真,再到二十八世的豫王铁木黎,顺序排列清晰,一个不落。
其他家谱则是接着铁木黎往后续的,一直记到了现在。
正是这些家谱,让关昌龙他们坚信自己就是成吉思汗后裔,是蒙古血缘皇亲直系。
“麟献国吉昌,凤鸣兴家邦。
清化传继广,盛世庆宣扬。
”打开家谱,关昌龙指着这行字说,他们根据家谱起名,无论离家多远,只要一查家谱,就知道是不是一家,也知道谁长谁少了。
60岁的李喜顺,是内黄县卜城乡马次范村村民。
他说,除了家谱证据之外,在马次范村还有五姓坟遗址,关焦夫村也有10余亩的焦夫墓地。
为证实起见,2月3日,记者直奔濮阳市清丰县韩村乡关焦夫村,村里有村民1000多人,村子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5里。
“这个方位也是有说法的。
”关铁锤说,当年文贞公令5个儿子分居5处时,为了以后相认,他们选择的地方都是距县城西南方向25里。
通往村子的是一条土路,大风起时,尘土飞扬,让人不由联想到当时的纷乱年代。
焦夫墓地就在村口,桐柏苍翠中古墓依稀可见。
2000年8月11日,墓地被濮阳市人民政府确立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墓地现存有3块墓碑,分别是乾隆十五年、乾隆十八年立的。
“这些都是关杰的儿孙的墓碑。
”65岁的关章留是村里红白喜事理事会会长,同时负责墓地的监管事宜。
他说,关杰有5个儿子,现存的3个墓碑中,一个是他的二儿子的,一个是他的三儿子的,另一个是他的孙子的。
虽然其他人的墓碑没有保存下来,但他们的埋葬方位,关章留却是了然于心:
“老大在老三西南方50步,老五在老二东北方50步。
”
那么关杰和老四的墓地呢?
见记者一脸的疑惑,关章留微笑着解释说,他们一直有个传统,就是老四守主(死后葬在老家),因为当年铁木黎居住在马次范村,而关杰又是排行老四,因此关杰和他的四儿子均葬在了马次范村。
据他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防止墓碑遭破坏,村民曾经将它们都深埋在了地里,后来又重新挖起建立。
“原来一直有个传统,只要是来墓地的,都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关章留说,他记事那会儿,墓地比现在“气派”很多,当时墓地比村子其他的地方要高出1米多,清一色的大柏树。
“有几个柏树,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足足有15米来高,在清丰县城都可以看得到。
”关章留说,1978年的时候兴起了“拉土填坑建房”风,墓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柏树也被砍伐一空。
不过后来村民反省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将墓地圈起来,又自觉地捐钱、捐物,购买了很多桐树、杨树栽种。
五姓坟位于内黄县西南25里的马次范村正北方向,于乾隆十八年三月立,坟前有一块墓碑,碑文大字为“元御史中丞河南右丞谥文贞公墓”。
墓志上显示:
按,始祖元御史中丞,河南行省右丞谥文贞公铁木黎,有子五人,分为五姓,曰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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