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转型中的东欧中亚经济与政治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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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之前,均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
剧变后,各国的新政权立即开始实施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
这一大规模的经济转型,一时间成为各经济学科新的研究焦点,制度经济学因此获得空前发展,而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研究对象的过渡经济学(亦称转型经济学)更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言,谁在这门学科发展中作出突破性贡献,谁就有可能获得诺H贝尔经济学奖。
目前,尽管尚缺乏对过渡经济一般性规律的深刻总结和系统研究,但超越国别和类型划分的这方面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已开始起步。
本章将借鉴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着重对东欧中亚经济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私有化问题等作出述评。
(一)经济转型的方式
东欧中亚的经济转型方式曾是过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学者侧重研究论证激进式改革道路的优越性,而中国学者则忙于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
近几年,学术界普遍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转型统一归为激进式道路,而把中国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典型。
但是,在具体分析前苏联东欧地区经济转型时,又有许多人把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等国作为激进转型的国家,而认为匈牙利采取的是渐进式道路。
中国作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范例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对比分析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这里仅介绍对东欧中亚经济转型方式的研究。
1.两种经济转型方式的不同
一般认为,东欧中亚经济转型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即一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以波兰和俄罗斯为代表;
另一种是渐进的经济转型,以匈牙利为代表。
激进的“休克疗法”是东欧中亚经济转型的最主要、最普遍的方式。
“休克疗法”(shocktherapy)本来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用药物或电流诱发人体休克,从而治疗某些精神疾病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术语开始被用来称谓一种激进的反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的经济体制转型方式。
经济领域的“休克疗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青年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发明的,最初于1985年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试用,并获得巨大成功。
到1987年,哥伦比亚不仅通货膨胀率由1985年的23000%降到了15%,而且经济出现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4年的-12%跃升为1987年的2.1%。
这一结果,使得“休克疗法”声威远扬,也使其发明人萨克斯名声鹊起。
后来,萨克斯又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担任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政府的经济顾问,同样取得了成功。
1989年东欧剧变后,萨克斯又被西方国际金融组织举荐到东欧。
1990年1月1日,波兰在东欧首次实施了“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过渡方式。
此后,匈牙利以外的其他东欧国家也先后接受了“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迅速成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主要形式。
萨克斯把东欧中亚的“休克疗法”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有论者认为,“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不同不在于转型的内容要素的不同,而在于改革的顺序性及力度的差异上,具体区别如下:
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的力度不同,“休克疗法”国家紧缩政策更为严厉和严格;
经济自由化的步骤不同,“休克疗法”国家的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和货币可兑换性多采取迅速的一步到位的方式,匈牙利则循序渐进逐步进行;
私有化方式不同,匈牙利拒绝采用无偿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直接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国有企业。
有人认为不同之处还在于经济转轨的速度不同,稳定经济的措施不同,激进方式把克服通货膨胀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而渐进战略把制止生产下降和防止失业摆在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格林贝格教授等四位学者撰写的报告认为,把东欧中亚经济转型方式归结为要么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要么是渐进主义的“两难推理并不真实”。
我国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把东欧中亚经济转型方式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休克疗法—渐进主义”两种,既不科学,也不符合现实。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的激进或渐进方式,学术界确有不同的理解。
如有的认为,改革的方式内生于改革目标,而改革目标又是社会结构特别是宪法制度的产物,激进与渐进的分野不在于速度、方式和次序的不同,而在于对待宪法制度的态度不同。
渐进改革的根本特点是对原有的宪法制度没有采取推倒重建的革命性态度,因而具有温和连续的特点;
激进方式由于对原有的宪法制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因而具有全面彻底的特点。
还有人认为,渐进改革的定义是增量改革,即重在“立新”,而不“破旧”;
激进方式是直接对存量改革,即直接的“破旧立新”。
从这一意义来说,东欧中亚国家都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方式。
参
笔者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的确存在激进与渐进的方式之分,但是,在东欧中亚的经济转型中,“渐进”和“激进”只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在更大程度上,渐进过渡方式只是显示同“休克疗法”有所区别的一种提法,在东欧中亚凡是不采取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所进行的经济转型,往往都被认为是渐进过渡。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实行“休克疗法”的波兰和捷克与拒绝“休克疗法”的匈牙利三国的经济转型,除了具体细节有所差别外,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都是激进的“休克疗法”。
在经济转型的要素、措施和进度方面,两者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同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其转型的具体措施和力度也各不相同,其差异往往不亚于与渐进方式之间的区别。
即使是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激进改革进程中也包括某些渐进的因素,例如波兰的私有化进展相对缓慢,捷克的货币完全自由兑换是分若干步骤、经过几年时间才完成的。
而实行渐进改革的国家,也并不排除在特定阶段或某些领域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
2.选择不同转型方式的原因
“最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有关转型的速度和方式的问题。
有人主张休克疗法,其理由是你不可能分两步跳过一条沟去;
同时,也有人主张渐进式的转型,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
”
(1)选择渐进方式的原因。
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范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政府承诺不会中途放弃改革的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理由表明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
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利于政府选择那些成功系数较大的领域进行改革”,使投资者愿意投资;
另一方面,“在由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个人和组织都需要学习……学习只能循序渐进”。
渐进式转型可以从几个方面促进这一学习过程,避免激进式改革时必然导致的信息损失,因为各个阶段的信息是相互关联的,拥有一些信息总比从头开始要好。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渐进方式的合理性。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
诺斯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
制度实质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由正式约束(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约束的强制性较弱,其来源是文化,其演进只能是渐进的,从而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经济转轨无疑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现实中,匈牙利选择渐进转型方式的原因有:
认为渐进式的改革也会发挥作用并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
认为在宏观经济相对稳定,且经过漫长的市场化改革,市场文化已深入整个社会的国家,有可能避免激进式的改革。
在转型前,匈牙利的宏观经济相对稳定,通货膨胀不很严重,处于可控水平,政府的财政赤字也不很高,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匈牙利已有20年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和基础,其经济转型起点较高。
例如,匈牙利的价格改革早在1968年就已逐步展开,到1988年,自由定价的范围已达80%。
因此,匈牙利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剧变前经济改革的一种继续。
这些有利条件,使匈牙利可以根据本国当时的具体条件相对从容和逐步地实现经济转型。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以匈牙利的情况论证了渐进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并不一定比激进改革的代价小。
(2)选择“休克疗法”的原因。
“休克疗法”的发明人萨克斯认为,之所以实行激进的转轨方式是因为:
经济改革是一个严密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零敲碎击的做法不会起作用;
激进的转轨方式可减少行政体系的阻力;
波兰等国严峻的经济形势需要首先进行迅速的体制转轨。
此外,还存在以下观点:
1)认为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完全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除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别无选择。
2)有些学者认为,东欧中亚国家选择休克疗法,除了玻利维亚的成功效应外,还有以下原因:
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迫使各国只能采用激进的措施来稳定宏观经济;
历次经济改革的失败使人们对渐进式改革失去了信心;
西方国家把采取“休克疗法”作为提供贷款和减缓债务的条件,增加了休克疗法的吸引力。
如萨克斯保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谈判成功,3年内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贷款。
3)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在新上台的执政党看来,激进的休克疗法“是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
另外,新政权希望通过激进改革来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因为剧变初期人们倾向于支持与旧体制决裂最彻底的政党。
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也认为俄罗斯私有化实际上是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4)休克疗法理论上的完美性。
激进式转型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质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市场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又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因此,经济转型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干预,尽快实现经济的自由化。
为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转型的一些基本命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
只有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转型才可能成功;
只有私有产权得到了确立,企业才会对市场信号作出有效的反应;
只有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才会导致社会满意的结果;
除非彻底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否则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的抑制;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
俄罗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源于新古典主义的激进方案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和说服力,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海因里·
马泽斯金所说,迅速过渡方案将优越于循序渐进方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
贝克尔也认为,如果市场制度的各种必要条件能够迅速到位,如果土地、住宅、零售设施和服务业能立即实行私有化,就在技术上为大工业迅速私有化创造了可能,过渡的痛苦间隔可以减少。
5)激进方案的实施成本更低。
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论证是:
如果分步过渡,经济会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经济扭曲程度可能更加严重。
若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在最初的阶段,成本可能大一些,但总成本要小一些。
激进改革可以迅速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避免渐进式改革会出现的双轨制,从而减少两种体制摩擦的成本。
6)“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选择。
“长痛”是“钝刀子割肉”,“短痛”带来的一次性冲击很大,但渡过最困难的阶段后即可取得成功。
3.“休克疗法”的后果及其原因
“休克疗法”十分迅速而彻底地摧毁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这些国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难以逆转。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休克疗法”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
(1)在经济转型的头几年,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工人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灾难性后果。
各国经济的下降幅度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
其中,波兰1990年~1991年两年的工业产值下降了近40%,当时被认为是战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巨大的生产衰退”。
俄罗斯1992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41.5%,工业生产下降了52.5%,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
这5年所造成的损失已超过卫国战争5年的损失。
按联合国制定的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的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996年为5853亿美元,是美国的8.6%。
同1990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扩大了将近一倍(1990年占美国的16.4%)。
(2)“休克疗法”在部分国家取得了一些局部性成效。
如在波兰,“休克疗法”使1989年2000%的通货膨胀率一年后降到250%,两年后又降到60.4%。
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急剧的大幅度的下降。
只是经济衰退时间较短,1992年止跌回稳,从1993年就开始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因此被西方评为“了不起的成功”。
“休克疗法”在波兰之所以取得了好于其他国家的效果,原因在于:
首先,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较好。
波兰历史上素有西方民主传统,而且在剧变前已进行了多次市场取向的改革,波兰社会改革意识强,且对市场经济比较熟悉,并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成分。
其次,各派政治力量在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原则性分歧,经济政策具有一贯性,党派斗争对经济影响不大。
再次,政策措施具有连续性。
许多改革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继续,转型前的大部分经济法律法规仍是转型初期经济活动的制约和依据,避免了经济体制上出现大的断层。
最后,西方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回升。
波兰是西方对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和平演变的桥头堡,西方有意把波兰树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因而在提供贷款、减免债务等方面对波兰实行倾斜政策。
(3)“休克疗法”在俄罗斯遭到彻底失败,且带来深重灾难。
俄罗斯出现了从1929年~1933年以来国家从未发生过的工业生产规模和投资的崩溃式的下降,四年内生产下降就已超过了50%;
农工综合体的扩大再生产已经停止;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近40%的财富掌握在7%的俄罗斯居民手中,近40%的居民沦为最贫困阶层。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失败是国内外各界公认的事实。
人们对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国内外普遍认为“休克疗法”照抄西方经济模式,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
1996年俄美两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了俄罗斯经济问题,终于认识到,经济改革失误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方案不符合俄罗斯国情。
斯蒂格利茨和俄罗斯“500天计划”的作者沙塔林都持这一观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撰文指出:
“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
首先,休克疗法采取的是一整套自由化的和货币主义的措施,它通过紧缩政策恢复市场均衡,抑制通货膨胀;
通过经济自由化促使企业增加生产。
因此,休克疗法需要企业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和市场的供求作出灵敏反应,而这种反应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作出。
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过程中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其次,俄政府推行的是以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自由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主体,与俄罗斯原来国有经济比重大的特点不相适应;
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与俄罗斯原来经济的高度计划性不相适应;
自由市场经济不重视居民社会保障,使俄罗斯经济转轨具有反人民性质。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时,叶利钦不得不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4月2日的述评也认为:
“休克疗法”的最大致命伤是机械地把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强加给一个完全没有先决条件的社会。
连萨克斯本人也说:
“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外科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却发现原以为肚子里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2)“休克疗法”的具体措施违反经济转轨规律:
它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在生产下降的条件下实行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在缺乏原始资本的条件下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在外汇枯竭的条件下放开汇率,这一切在经济学上犯忌;
休克疗法违反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非短期性;
休克疗法的主要措施之间存在矛盾,它们互相牵制,使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休克疗法的推行者把成败建立在依赖大量外援的基础上,而西方却口惠而实不至。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必然陷入失败的境地。
3)俄罗斯在经济转轨的理论认识上存在以下误区:
将经济体制、经济调节手段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认为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必须实行私有化;
神化市场的作用;
将西方的援助当作“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把改革的动力主要放在国内,挖掘国内的积极性。
4)与东欧各国不同,俄罗斯是在原统一国家急速解体的情况下进行体制转型的,统一经济空间的断裂使经济转型变得艰难;
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在经济中的巨大比重成了它启动改革时的沉重负担,臃肿的军事化生产的转轨所需的投入远远高于转轨带来的好处;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俄罗斯存在时间较长,而在东欧国家存在时间较短,在俄罗斯引入市场经济是一个新制度的强制植入过程,在东欧转型中市场因素的成长几乎是内生的。
另外,政局更为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休克疗法的失败。
5)近年来,学术界开始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经济转型问题,论证了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是一个艰难费时而渐进的过程,激进过渡的休克疗法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发挥作用的。
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非正式规则的可移植性差,它取决于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休克疗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非正式约束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
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法规框架,却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灵魂—民主、自由和竞争精神。
改变了的正式约束与未变的非正式约束之间出现了“紧张”状态,表现为国家理念失却,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加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片混乱,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状态。
总之,“休克疗法”作为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的一种办法来说,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国家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但作为经济转型的途径来说,却是不足取的。
当然,俄罗斯经济改革者也站在自由主义改革派的立场上进行了自我辩护。
例如,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工作中心负责人、经济学博士B·
马乌教授对经济改革失败的结论进行了反驳,认为“批评者的共同特点是研究方法的极端抽象化,脱离对事物的具体分析,以错误的判断充当具体分析,经常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等同起来。
他们提出一些应该做到但在政治上做不到的建议,其原因就在于对俄罗斯的现实只知其皮毛,即无视经济政策的具体问题,缺乏对俄罗斯转型特点的了解”。
他也承认“俄罗斯的改革远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认为通货膨胀、失业、社会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加剧等后果不应归罪于自由化和稳定化。
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放弃“休克疗法”导致了许多矛盾,包括预算危机的尖锐化,而这又引起了严重的制度危机和政权危机。
他还认为俄罗斯转型是在国家政权软弱的条件下进行的,是交织着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过程,因而使得“俄罗斯改革的进程和对俄罗斯改革的分析都相当困难”
(二)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
东欧中亚的经济转型是这些国家社会制度变迁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和体现。
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与方向的相同,决定了这些国家无论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经济转型,其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是基本相同的。
有人把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要素(或“四化”,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和制度化),也有人概括为五要素,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制度化(法制化)和国际化(与国际接轨)。
但不管“几化”,都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通过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造所有制结构,转换基本经济制度。
(2)通过自由化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经济运行机制转型。
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自由化、对外经济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等内容。
(3)改变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调整经济政策,稳定宏观经济。
三者之间,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三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三)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与现实后果
各国经济转轨的大方向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既有发达市场经济与不发达市场经济之分,又有不同的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洲市场经济模式,以及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等。
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目标在于建立在发达国家经过考验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具体是哪一种模式,各国在转轨初期存在争论。
曾直接参与了许多国家改革设计的萨克斯1990年初就指出,这种争吵没有意义,主要争论的应当是转型的方式,而不是目标。
在他看来,对东欧而言,可供选择的西欧模式是相同的,它们都有共通的东西,这就是私有产权居支配地位、决策权分散化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
在东欧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与转轨初期当政者所宣扬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区别。
转轨初期,当政者盲目接受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在模式和转轨战略的选择上较多地听信外国顾问的建议。
当时提出的目标是:
在“全面私有化”的基础上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实践证明,这不符合东欧国家的国情,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东欧国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围绕目标选择的经济争论,随后,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做了较大的调整。
目前,一种具有东欧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之中。
匈牙利没有接受西方顾问的建议,又由于历史上受德国影响甚深,一直向德国看齐,从一开始就以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第一参照,明确提出其目标模式是建立“与国际市场相结合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欧洲福利市场经济”
另外,东欧国家的不同政治力量和以不同政治力量为依托的学者主张不同的经济目标模式,如有“新保守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等等。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明确选择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乌克兰和中亚国家选择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但中亚国家之间也有某些差别,如哈萨克斯坦一面重视西方国家的市场模式,同时也对东方一些国家,如韩国、土耳其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颇感兴趣。
吉尔吉斯斯坦在宣传上倾向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做法上却接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明确宣布实行“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式”
现在看来,经过10年的经济转型,东欧中亚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仍没有最终定型,仍具有过渡性质。
过渡性在俄罗斯表现得尤为突出。
实践表明,朝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改革并没有把俄罗斯引向既定的目标,却使俄罗斯离真正的民主政治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距离越来越远。
如俄罗斯“亚博卢”集团领导人里格里·
亚夫林斯基1998年5月撰文指出,1996年总统选举结果表明,俄罗斯不会再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目前正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是成为带有社团主义和犯罪特征的半民主寡头统治的国家,还是成为一个正常的西方式的推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
他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经济一方面在逐步向西方资本主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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