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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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间的史事。

《长编》成书后受到了宋孝宗的高度重视，诏令依《资治通鉴》纸样及字样大小缮写《续通鉴长编》一部，将李焘衔位于卷首依司马光衔位书写，取得了与《资治通鉴》同等规格的待遇。

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

他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编年系月。

与李焘《长编》相续，记述了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

除了这三部举世闻名的代表作之外，宋人所编撰的编年体史书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记载前朝史事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胡宏的《皇王大纪》、吕祖谦的《大事纪》、王益之的《西汉年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与尹洙的《五代春秋》等等。

记载本朝史事的，有熊克的《中兴小纪》、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佚名的《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与《宋史全文》等等。

可以说，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宋代编年史修撰的鼎盛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宋人对于编年史体的好尚，其实是正与宋代文化中明晰有序的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

这一风尚影响到了文学研究领域，便开启了宋代对于文人年谱的编撰，以年谱这一微观的“编年史”来记录个人的行藏事迹。

清人钱大昕在《郑康成年谱序》中说：

“年谱之学，叻于宋世。

唐贤杜、韩、柳、白诸谱，皆宋人追述之也。

”他又在《归震川先生年谱序》中说：

年谱一家，防于宋，唐人集有年谱者，皆宋人为之。

留元刚之于颜鲁公，洪兴祖、方崧卿之于韩文公，李璜、何友谅之于白文公，耿秉之于李卫公是也。

与钱大昕同时的章学诚，也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认为：

“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

”现存最早的年谱，是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工部诗年谱》与南北宋之交赵子栎的《杜工部年谱》。

吕大防在《杜工部诗年谱跋》中说：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

”然而吕氏所编的两种年谱，年月条目既粗疏，对于谱主生平事迹的叙述考证也十分简略。

后人赵子栎因其纪年有误，且多疏略，故为订正而稍补其阙，作《杜工部年谱》。

赵氏年谱虽然对吕谱有所补充，然而与南宋中后期的年谱相比，仍然显得不够成熟。

《黄陈诗集注》中附于目录之内的黄、陈年谱，便是在这些早期年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黄陈诗集注》中年谱的编撰体例任渊在《山谷诗集注》的《引言》中叙述黄诗年谱的编撰体例云：

“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

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

”此语堪为纲目，点出了任氏年谱体例的基本内容：

1“以事系年”，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人各年的条目之下。

例如“元丰元年戊午”条下云：

“是岁山谷在北京。

”又“元丰三年庚申”条下云：

“是岁春，山谷在京师。

盖罢北京教官后赴吏部改官，得知吉州太和县。

其秋自汴京归江南。

”又“元丰四年辛酉至六年癸亥”条下云：

“山谷在太和凡三年，至元丰癸亥移监德州德平镇。

”又“元丰七年甲子”条下云：

“是岁山谷监德州德平镇，有《发愿文》，盖七年三月过泗州僧伽塔所作，到官当在夏秋也。

”

2“校其篇目，各如本第”。

“以事系年”的内容，与上文提到过的早期年谱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任氏年谱的进步之处，还要在于对黄诗《内集》中所有篇目的考证和编年排序。

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

例如对《古诗二首上苏子瞻》的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

山谷书云：

“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

”又云：

“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

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

故将其列于“元丰元年戊午”条下。

又如对《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的考证云：

《外集》有《和王世弼求舜泉》诗，首句云：

“寒盏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

”张渊方回家本置此诗于北京教授时，与诗意政合。

“蠢简残编”正与黄庭坚的教授身份相合，故亦将此诗列于“元丰元年戊午”条下。

又如对《次韵王稚川客舍二首》的考证云：

彭山黄氏有山谷手写此诗，题云：

“王?

A稚川元丰初调官京师”云云，当是山谷北京解官后至京师所作。

后篇《？

G乃歌》

有“长安城中花片飞”，盖春晚时也。

故将其列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

又如对《咏史呈徐仲车》的考证云：

“张方回家本置此篇于太和诗中。

按仲车家于楚州，当是山谷赴太和时舟行经途所作。

”故亦将此诗列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

3，“从其旧次”。

对于作品年代难以考证者，任渊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按照注释所依据的原本《豫章黄先生集》的旧有次序排列。

例如《送王郎》列于《留王郎世弼》之后，题下任注云：

“《豫章集》元次前篇，今从之。

”又如《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列于《送刘季展从军雁门二首》之后，题下任注云：

“从《豫章集》旧次。

”又如《以小龙团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前韵为戏》列于《谢送碾壑源拣牙》之后，题下任注云：

“从旧次。

”又如《题王黄州墨迹后》与《题王仲弓兄弟巽亭》二篇列于《送范德孺知庆州》之后，题下任注云：

“右二篇并从旧次。

”这种处理方式，继承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治史精神。

对于保存洪炎所编《豫章黄先生集》的本来面貌，而为后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最原始的资料，无疑是十分稳妥的。

4，“以类相从”。

对于作品年代难以考证者，任渊的第二种处理方式是将其附于主题相似或相同的篇目之后。

例如《戏和答禽语》以禽鸟之语咏人事，因此附于借虫鸟以寓意的《演雅》之后。

又《寄尉氏仓官王仲弓》附于《题王仲弓兄弟巽亭》之后，两首诗的题蹭对象同为一人。

又《送碧香酒用子瞻韵戏赠郑彦能》这首咏酒诗附于咏茶的《谢公择舅分赐茶三首》之后。

又《次韵曾子开舍人游籍田载荷花归》附于同样咏籍田的《同钱志仲饭籍田钱孺文官舍》之后。

在无法考证作品年代的情况之下，“以类相从”也的确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

《后山诗注》中陈诗年谱的体例与黄诗年谱大体相同，然而编写得极其简略，这一点似乎与任渊对魏衍原本编次的认可有关，因此就不在这里重复介绍了。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来，将文集目录与作者年谱融为一体，并且对文集中的所有作品进行考证和编年排序，这种体例的最早采用者就是任渊。

这一全新的编撰体例，对于读者知人论世，以及探求作品风格的发展和演进，其积极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宁宗嘉泰年间施元之的《施注苏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与嘉定年间黄鹤的《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依照时间先后的编排体例。

相对于过去历代文集分体或分类的编排体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直至今日，“编年笺注”仍然是现代的古籍整理工作者们常常采用的体例之一，由此可见任氏年谱影响之深远。

三、黄蕾《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的利用和正误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黄庭坚的裔孙黄蕾在任氏年谱的基础上编定了《山谷年谱》三十卷。

他在《山谷年谱原序》中说：

文集之有年谱尚矣，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阙。

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援据为详。

第循洪氏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

观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孙不容不任其责……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别集》、尺牍遗文、家藏旧稿、故家所收墨迹与夫四方碑刻、它集议论之所及者，旁罗搜殁，系诸岁月。

这里所说的“蜀本诗集旧注”，指的就是任渊的《山谷诗集注》。

洪炎所编的黄诗《内集》，收录了黄庭坚从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间的诗作。

任渊为《内集》作注，故任氏年谱亦始于元丰元年戊午。

从这段序言中可以得知，黄瞀的《山谷年谱》补充了从黄庭坚出生的庆历五年（1045）至元丰元年之间的内容。

此外，《山谷年谱》“旁罗搜殁，系诸岁月”，对于任氏年谱“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的编撰体例亦有所继承。

黄在“嘉祜六年辛丑”条下云：

“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搜校之功不为小补。

酱今所编，不得不以岁月为次。

”又在“皇?

v三年辛卯”条下云：

蜀本诗集旧谱，任氏专为文集诗注，故它皆不录。

今之谱仿编年，凡先生书启杂文及诸家杂说，可以互见岁月者，不敢不广记备载。

亦或重复，宁失之繁，庶览者有所据依焉。

由此可见，任氏年谱仅仅收录了《内集》中的诗歌作品，而《山谷年谱》则将收录的对象扩大到了书、启、杂文等所有的体裁。

总结起来，《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成果的吸收与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以事系年”内容的部分采用。

例如“元丰三年庚申”条下云：

先生是岁入京，改官，授知吉州太和县。

详见先生《寄李公择诗序》口是秋自汴京归江南。

见《晓放汴舟》诗注。

与上文任氏年谱的内容相对照，可知此条是由任氏年谱改编而来。

又“元丰六年癸亥”条下云：

“十二月移德平镇。

先生有《大孤山》诗刻云：

‘是岁癸亥十二月，余自太和移德平。

”又“元丰八年乙丑”条下云：

哲庙登极。

先生是岁春夏犹在德平。

四月丁丑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其到京师当在六七月间。

按《实录》，是岁四月丁丑，奉议郎黄庭坚为校书郎。

又“元祜二年丁卯”条下云：

“先生是岁在秘书省兼史局，正月除著作佐郎。

按《国史》，正月辛未，黄庭坚为著作佐郎。

”这些条目，都是与任氏年谱中的内容相一致的。

2，对“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内容的直接援引。

例如《古风二首上苏子瞻》题下引任谱云：

又蜀本诗集任氏旧注云：

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

“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

“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

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

“魏”即北京，“彭门”印徐州。

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舅氏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

“以见山谷受知于东坡，有所自也”。

退听堂在汴京酣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是。

有《赠俞清老诗跋》曰：

“书于?

T池寺南退听堂下。

”然此堂名其后随所在揭之。

其后黄?

h又补充云：

“右二诗，蜀本诗集任氏所注方始于此。

其考证已为得之者。

悉从其旧。

”又《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舜泉已酌尽官酒不堪不敢送》题下引任谱云：

按蜀本诗集注云：

“舜泉”当是河北酒名。

《外集》有《和王世弼求舜泉》诗，首句云：

“寒盏薄饭留佳客，蠹简残编作近邻。

”张渊方回家本置此诗于北京教授时，与诗意正合。

自此诗至未入馆以前，洪玉父皆不编入，今《豫章前集》有之，然亦不过数篇尔。

方回大父名埙，山谷妹婿也。

其后黄?

h亦补充云：

右此诗虽援证，实为北京之诗。

先生在北京最久，不能详其何年所作，但此类在各卷既已成编，或称从旧次、附前作之类，亦皆从之。

又《秋思寄子由》题下引任谱云：

是时苏黄门谪监筠州盐税。

筠、吉皆在江西。

山谷尝有与黄门书云：

“得邑极南，幸执事在旁郡。

”又云：

“有高安行李，必问动静。

”高安即筠州。

黄门名辙，字子由。

又《赠别李次翁》晒下引任谱云：

“按蜀本诗集注以张方回家本编次，在《秋思寄子由》之后。

”这些都是对任氏年谱中考证和编年排序的直接利用。

值得指出的是，《山谷年谱》虽然吸收采用了任氏年谱的部分成果，然而对于后者的内容，却并不是尽信盲从的。

在《山谷年谱》中常常可见黄?

h对于任谱编年排序的正误。

例如对《次韵徐仲车喜董元达访之作南郭篇四韵》《次韵仲车为元达置酒四

韵》与《次韵仲车因娄行父见寄之诗》三篇的考证云：

此三诗，蜀本置之崇宁元年。

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

“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

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

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

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

在先生无憾矣。

”此书疑在荆南，盖有“自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时。

则此诗决非当时所作，今移附于此。

任氏年谱将此三诗系于崇宁元年，而黄?

h却从黄庭坚的书信中考证出崇宁元年徐仲车已去世，故将此三篇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咏史呈徐仲车》之后。

又如对《拜刘凝之画像》的考证云：

此诗蜀本诗集置之崇宁元年。

盖先生自荆入岳，遵陆至萍乡，回涂自筠阳、豫章山行，由东林太平观至江州，初不经由南康。

今附于此。

刘凝之家于南康。

任谱认为此诗是崇宁元年，黄庭坚还自萍乡往江州经途所作。

黄?

h却认为黄庭坚此行不经由南康，故将其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过致政屯田刘公隐庐》之后。

又如对《题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的考证云：

“此诗载文集，蜀本置之馆中，非是。

盖画壁在庐山楞伽寺，今附此。

”任谱将其系于元韦占三年，而黄瞀因画壁在庐山，故将其附于元丰三年庚申条下的《和刘太博携家游庐山》与《驻舆寻访后山陈德方家》之后又如对《戏答张秘监馈羊》的考证云：

“此篇蜀本载之三年。

按《实录》，元韦占二年二月己丑，秘书监张问为给事中。

今移附于此。

”任谱将其系于元祜三年，而根据《实录》，元?

v二年张问已由秘书监改官给事中，故《山谷年谱》将其附于元?

v元年之末。

总结上文所述，黄?

h的《山谷年谱》是在任渊黄诗年谱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它继承了任氏年谱的体例，并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山谷年谱》对任氏年谱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充分体现了任谱在宋代黄诗学与年谱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