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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文人士大夫文化的丰厚滋养,遗民词群体习语传达的只是此时此境中的语词意义,它们就失去了以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深化和提升词情感的功能。
比如张炎的《摸鱼子·
高爱山隐居》写的是他在镜湖附近山中隐居时的心境:
爱吾庐、傍湖千顷,苍茫一片清润。
晴岚暖翠融融处,花影倒窥天镜。
沙浦迥。
看野水涵波隔柳横孤艇。
眠鸥未醒。
甚占得莼乡,都无人见,斜
照起春暝。
还重省。
岂料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
林间即是长生路,一
笑元非捷径。
深更静。
待散发吹箫,跨鹤天风冷。
凭高露饮。
正碧落尘
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
这首词就是通过选用一些士大夫的群体习语来传达词人的隐逸情怀。
而这些语词都在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中被赋予了隐逸出世的文化意蕴。
比如,“爱吾庐”是对陶渊明《读山海经》之一中“吾亦爱吾庐”诗句的化用,陶诗的意义已经使这句习语包含有“与世相违”的意蕴。
“野水”和“孤舟”带有超脱尘世、无人烦扰的意蕴。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和北宋寇凖诗中“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也是立足于这一意义展开的,可见,这两个语词所具有的超迈意蕴不是单单在这一首词中出现,而是在士人话语系统中一贯的含
义。
我们假设词中选用的这些习语如果脱离传统士人话语系统,不再具备文人士大夫赋予它们的特殊文化意蕴,那么它们所建构的只是阒寂无人的山中景色和词人的闲适心境,而无法表达出词人遁世隐逸的情怀和以此慰藉亡国之痛的深刻情感。
其次,遗民生涯是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形成的现实基础。
南宋遗民经历了汉民族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亡天下的历史沧桑。
他们亡国之悲中的新质素体现为民族沦丧的深哀剧痛。
这种新质素使他们的家国情感有别于传统士人的黍离之悲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异族政权对中华大地全面有效地统治也彻底阻断了他们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南宋遗民群体所承受的是来自于个人、家国和民族三个层次的痛苦,这是以前其他任何时期的士人群体都从未经历过的。
反映在词的创作中,其话语系统就要增加新的意义质素来传达新的情感和生活。
当这些新质素被这一群体的成员不约而同反复使用,并且新质素的潜层情感指向被遗民群体认同为约定俗成的意义时,遗民词的群体习语便生成了。
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殊性:
第一,表现亡国经历的语词是群体习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民词群体习语当中表现亡国意蕴的语词一般有两种构成情况。
一种是从相关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提炼出来的直接象征亡国意义的语词,比如从金铜仙人辞汉这一历史传说提炼出“铜仙”、“铜仙泪”、“金盘露”、“铜人铅泪”等语词。
另外一种是从遗民们的现实生活中提升出来的语词。
比如“江南”、“西湖”、“胡笳”、“番腔”等都属于此种类型。
这些语词在进入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之前都是指称具体事物的,并没有负载任何亡国的意义。
是宋末元初的社会现实生活使它们原初的意义削弱,而带有亡国意蕴的新增意义成为它们内涵的主体。
由于亡国意蕴不是这些语词自然具有的,所以当遗民词人用它们传达这种意蕴时只能通过象征、暗示等间接手法将其与亡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才能完成意蕴的表达。
第二,凄凉悲苦是遗民词群体习语的情感基调。
在遗民词群体习语中无论是指称具体事物的语词,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或是表述心理体验的语词所流露的情感都带有浓郁的悲情色彩。
比如一些习语是遗民词人们常用来渲染环境气氛的,象“秋蛩”、“寒蝉”、“秋萤”、、“寒花”、“愁雨”、“残阳”、“断烟”等等。
这些语词多是具体事物的名称,都具有凄凉衰残、行将末日的情感意味。
由它们营造出来的词境无不是低沉萧飒的。
而在那些描绘心理体验的语词中更是看不到欢愉的心情,遗民们始终纠缠在“愁”、“怨”、“苦”、“怕”、“倦”等苦痛不堪的心境中不能自拔。
这些语词的应用密度要远远高于其他时期的文人。
再次,遗民之间的交游与唱和是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迅速形成的重要条件。
在某一个性化的话语符号从产生到最终因为被广泛认同和使用而成为群体习语的过程中,群体成员间的社会性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
不可否认,群体习语的形成有群体成员在相似的知识文化、生活经历等背景下,不谋而合共同选用某一语词的默契因素。
但从全面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没有交流,就没有传播,群体习语是谈不上最终形成的。
因为群体习语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语言体系,由于成员之间的默契因素而进入这一体系的语词毕竟是占少数的,绝大多数语词是在交流过程中得到群体成员的共同认可,进而通过传播和共同使用才进入习语体系的。
如果没有交流和传播,语词只能凸现其个性化的一面,而不可能讲求其群体意义。
遗民词群体习语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声气相投的遗民结社唱和或交游来完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某一个创作主体所运用的话语符号得到社友或交游之友的认同和称许便可能被不同的创作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如此循环,某些话语符号就成为这一群体的成员共同认可和愿意反复使用的习语了。
可以说,群体习语就是借交流的机会而被广泛认同和传播的。
在南宋遗民词史上最著名《乐府补题》聚咏活动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问题。
从词的语词运用上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府补题》中出现了大量反复应用的语词。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五个形容词性的语词是
“冰”20次、“凄”20次、“旧”11次、“余”12次、“惊”9次。
这些语词即使在同一时间背景下创作的词作中也出现了高频率的复现。
比如在浮翠山房咏白莲的十首作品中有八首共九次出现“冰”字,其中三首词中用到了“冰肌”,两首词用到了“冰壶”,两者的复现率分别为37·
5%和25%。
同一语词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是在同一时间层面上如此高频率的重复使用,这对讲究个性化风格,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效果的诗词创作而言,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什么使得词人们如此热衷于选择或重复使用一些语词?
基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这些语词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内心感受。
当心中的情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时,语词的雕琢是次要的,选择那些最能恰切表现情感的语词才是最主要的。
遗民词人的聚咏唱和为选择这样的语词提供了相互借鉴与共同整合的好机会。
二
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纷繁复杂,如果以语词的来源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大类:
典故类、自然物象类和心绪感受类。
典故类群体习语是来源于对已有典故的化用。
典故是一种艺术表现力和涵盖力都很强的话语符号。
虽然在流传和使用的过程中,典故会积淀和融会进新的意蕴,但着眼于核心意蕴的运用是其使用的主导倾向。
南宋遗民词中的典故型群体习语其核心意蕴多是在哲理和美感层面上表现家国之痛、黍离之悲、世事沧桑之思等情感的。
南宋遗民词人使用它们时,在原有意蕴的基础上,又融进了这个群体的个性体验,使典故在传统意蕴中带有了时代的特征。
从另外的角度看,典故在诗词中的成功运用,其目的不是要传达出典故所指代的某种具体意义。
而是要由典故生发出来一种内心感受。
国破家亡的现实经历,使南宋遗民的认知能力系统充分体验到了家国沦丧的悲苦愁怨、世事变幻的凄凉无奈、人生无着的失落绝望等等由亡国带来的情感。
对他们来说,虽然在时空上远离典故的具体情境,但对亡国的悲苦情感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直接体验。
那些对绝大多数他时他地士人是隔着一层情感纱幕的典故对此时此地遗民则是赤裸裸的贴近着。
由于这些沉淀着厚重历史感的典故在情感上能够最恰切的表现遗民的心境,所以当他们筛选语言时,对这些典故的高频率重复使用就不足为奇了。
南宋遗民词典故型群体习语可以细化为以下几大类:
第一大类是表现国破家亡之痛的典故。
这类典故又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是典故的形成与国家的亡败有着直接关联。
因而,典故的核心意蕴是表现亡国之痛。
例如:
魏迁铜人、铜驼烟雨、屈原自投汨罗、铜雀春深、秦淮商女、庾信留北、玄宗杨妃等。
南宋遗民词人高频率地选用它们正是着眼于其核心意蕴。
另一种是典故的原初意蕴并不传达亡国之悲。
亡国意蕴是典故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属于延伸意蕴。
比如望帝啼血、山鬼孤魂类。
可以说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性地将亡国悲苦真正地寄予在了这类典故的意蕴里。
比如“望帝啼血”典故在中国士人话语系统中被广泛应用。
南宋遗民词人也大量运用这一典故来营造气氛传达感情,与前人多借此表达人生中普遍性的悲怨情感不同,南宋遗民词中“望帝啼血”典故的情感意蕴主要具体化为家国之恨。
如刘辰翁的《金缕曲·
闻杜鹃》不仅用到了这一典故,而且是围绕着杜鹃的啼鸣来写的。
这首词作于甲申年(1284,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是刘辰翁父子在去临安的旅途中听闻杜鹃啼鸣有感而作。
这首词先写词人少年时代在都门游学求仕时听到杜鹃的叫声勾起的是羁旅之愁。
在十八年之后,已经“白首”的词人又一次在去往都门的路上听见了杜鹃的鸣叫。
但这次他感受到的不再仅仅是“不如归去”的羁旅乡愁,而更多的是亡国亡天下的悲愤。
词人将典故的核心元素引进词中,由杜鹃声声联想到蜀天子望帝,由典故中望帝的遭遇联想到同样被迫交出江山社稷而颠沛流离的宋恭帝。
接下去词人效法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诗意,将杜鹃比作被掳北去的恭帝而泪如雨下的叩拜。
词的下阙由闻鹃拓开,写临安的萧瑟凋敝和抗元民族志士的牺牲,词情悲慨凄凉。
词的结句“啼尽血,向谁诉”笔触又落在典故上,杜鹃啼血是望帝典故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因素,词人以拟人的方式设想杜鹃
即使啼尽鲜血,家国之痛的悲苦也是无人可诉的,痛苦深重而又无处倾诉,词情悲苦至极。
在这里,词人其实是将啼血杜鹃比拟成了遗民,写出了遗民们由于亡国而悲痛不能自已的心境。
第二大类是表现物是人非之感的典故。
主要有乌巷朱桥、刘郎重过、黄梁梦醒、五陵俊客、烂柯归来等。
这类典故性群体习语虽未象第一类典故那样其核心意蕴或是延伸意蕴中直接具有黍离麦秀之痛,但其内容乃是世事沧桑,人事变迁当它们被用于表达遗民的家国身世之感的时候,其指向仍然是国仇家恨。
较之前人,家国沦丧、异族统治华夏大地的经历使南宋遗民词人对物是人非的世事变换有着直接的现实体验。
这也就是说,他们借用典故传达出来的物是人非之感是来自于国破家亡的现实生活的刺激。
这些典故所表现的物是人非之感对遗民词人而言不再是历史幽思和哲学思考而是切实的现实感受,是亡国之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在遗民词中这些典故的现实感要远远大于它的历史感,个性化的情感内涵要大于普遍性的哲理意蕴,似乎就是典故的情境真实地重现在了他们的生活中。
这使得这些一直都在被不断使用的典故在遗民词中不但被赋予了新的情感内容,而且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鲜与贴切。
比如遗民词中“乌衣朱桥”典故的运用就很具有代表性:
老去无心,看尽青山,山前暮云。
问重来海燕,乌衣安在,乍归辽鹤,华表空存。
——何梦桂《沁园春·
贺何逢原见寿》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
说兴亡、燕入谁家。
唯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邓剡《唐多令·
雨过水明霞》慨商女不知兴废。
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
伤心千古,泪痕如洗。
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
——汪元量《莺啼序·
重过金陵》
遗民词中的“乌衣朱桥”典故所抒发的物是人非、世事沧桑之感是与亡国之痛紧密联系的。
悲“华表空存”,伤“铜驼陌上”,叹“南来无数雁”飘零无依……这些饱含家国之悲的情感是物是人非沧桑之感的来源,是遗民词人们运用“乌衣朱桥”典故的情感基础。
在亡国劫难中,家国的繁盛与灭亡,个人前途的幸福与苦难似乎是在转瞬间完成的。
这种措手不及的打击,使遗民词人对“乌衣朱桥”的理解由前人偏重理性的历史哲思转向现实性的情感释放。
“乌衣朱桥”在遗民词中被具体演化为亡国遗民对故国的深切缅怀和留恋,它承载的是遗民们的家国哀思和迷惘无奈的心绪。
这为典故的传统意蕴增加了新的内容,使其明显带有特殊时代特殊人群的个性特征。
第三类是表现山林隐逸之志的典故,如“渊明”、“五柳”、“桃源”、“篱菊”等。
在遗民词的典故型群体习语中大量出现了传达隐逸之趣的语词。
绝大多数南宋遗民的隐逸属于被动隐逸,是在国破家亡的社会背景下为坚守自己的志节而不得已的选择。
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体验到的不是心灵的宁静而是无法作为的不甘与焦躁,是更深重的精神痛苦。
这种隐逸心理在其作品对表现隐逸超脱之趣典故的运用中有着深刻地体现。
遗民词人所选用的多是在士人话语系统中反复用来传达隐逸之意的那些典故,并无更多意蕴上的新意。
其特殊性是在于这些表现隐逸情怀的典故在遗民词中传达出来的不是心境的淡然与平和而是一种亡国的悲慨和愤世的怨懑。
这种表达效果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遗民词人们在运用典故抒情时采取的是颠覆典故意义的方式。
这不但没有使这些反复使用的典故在他们的词中失去新鲜感,而且增强了典故新的表现力,成为词核心情感表达的强有力的手段。
比如“陶渊明”类的典故一直是表现隐逸情怀的主要典故,遗民词人的作品中也高频率地应用相关语词来抒写他们的隐逸生活,这些语词从而成为了他们群体习语的一部分。
但与前人不同的是,这些语词的意义在遗民词的语境中多数是与典故的原始意义相悖的,我们仅以张炎词为例加以说明:
那又知、五柳门荒,曾听得,鹃啼了。
——《水龙吟·
春晚留别故人》
桃花远迷洞口,想如今、方信无秦。
——《声声慢·
赋渔隐》
待去隐,怕如今、不似晋时。
为高菊墅赋》
休去、休去,见说桃源无路。
——《如梦令·
题渔乐图》
东晋图书,南山杞菊,谁识幽居怀抱。
——《台城路·
章静山别业会饮》
这类典故在这些语句中其原始意义都是被质疑或否定的。
通过这种用典方式,词人暗示出当今“人间无处可避秦”的社会现状。
“五柳门荒”,“不似晋时”,“桃源无路”等等核心语词的否定意蕴皆是在言说现实社会中“隐”而不得,“隐”而不能。
词人所向往的“隐”是身心真正的忘怀世事、超越烦愁。
但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异族政权的强迫征召、个人生计的窘迫无着使得词人不可能寻找到精神上安宁平和的太平乐土。
其隐逸生活只是被动性的选择而非心甘情愿。
所以,词人身隐而心难隐,“谁识幽居怀抱”,他利用对传统典故意蕴的质疑和否定传达出内心的哀怨与迷茫无着之感。
这类典故型群体习语在遗民词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并不是来抒发士人闲雅高蹈的隐逸情怀,而是表现遗民悲怨凄婉,无处依托的心灵痛苦,是遗民亡国之恨的有一种曲折显现。
三
自然物象类群体习语的原型是常见的自然物象。
遗民们用这些事物原有属性的特征来引申出象征意义,扩大物象的张力,使习语所拥有的内涵与外延远远大于物象本身。
而这种扩大的意蕴是与遗民自身的情感特征与状态紧密相连的。
这类习语囊括了自然界的多种事物。
有动物类,如鸥鹭、鹤、残莺、残鹃、寒蝉、断雁、秋蛩等;
有植物类,如菊、梅、竹、白莲、柳、飞蓬、冷枝、疏叶等;
有空间地理类,如江南、西湖、故苑荒台、荒烟断浦等;
有天文类,如西风、残阳、斜阳、残月、云、残照等等。
自然物象历来是文学的根基,以自然物象传递情感是中国文学的基本抒情方式之一。
文人骚客摄取自然物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然物象进行感官经验上的具体化描摹。
另一种是将自然物象抽象化、概括化,使其以一种符号的姿态进入作品。
作品中出现的代表自然物象的语词不再表示此时此地具象的物质存在,而是具有写意和概括功能的符号。
其中涵蕴着与这种物象有着内在联系的某种人文精神。
南宋遗民词群体习语中的自然物象类语词大多数属于后一种,在遗民词中不是代表具象的事物,而是传达某种精神或情感的抽象化符号。
比如,遗民词中常常出现的表示昆虫的语词是蝉、蛩、萤等。
如果单纯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这些语词的内涵所指仅仅是某些动物。
但中国士人凭借生活经验总结出蝉、蛩、萤等昆虫的生物性特征之一是他们生存时间的短暂。
由此,这些语词在士人话语系统中的内涵和外延便丰富起来,由指称具体昆虫种类引申为生命象那些昆虫一样脆弱而易逝。
在物象的张力得到充分拓展的同时这种普遍性的意义也使语词的内涵和外延由具象而泛化。
遗民词人运用这些语词的着眼点不在于它的原始内涵而是在于其引申意蕴。
“寒蝉”、“秋蛩”、“露萤”、“淡萤”等语词在他们的词作中比比皆是。
修饰性语词的介入除了增加语言的音韵美感外,更重要的是着意强调了引申意义的内蕴。
这些有修饰语修饰的语词所指称都是临近消亡时刻的昆虫。
必然性悲剧命运下的无助、无奈、绝望、肃杀是这些语词引申出的崭新意蕴,而这正与遗民们的心境息息相通。
因而,与其说这些语词是在表述所见到的具体事物,不如说是象征遗民们衰残凄凉、绝望无助情感的符号。
遗民词中自然物象类群体习语虽然类型较多,范围也比较广泛,但却有一种共通性,那就是它们都具有衰残凄苦的情感特征。
这在上文提到的动物类、植物类和天文类等自然物象其物质特性中带有衰残的特征,从“寒”、“秋”、“断”、“残”等修饰性词语上就能体味到
这一点。
而这样的情感特征也同样地体现在地理方位类自然物象习语中。
遗民词群体习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指称具体空间地理的语词是“江南”和“西湖”。
我们就以“江南”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从语义层面看,“江南”是一个空间方位概念,指长江以南的地区。
但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其具体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中古以后至近代则专指苏南和浙江一带。
较之同为指称空间地理的“荒烟短浦”“故苑荒台”等泛化性的语词,、“江南”不仅是指称具体空间,而且更具文化内蕴。
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江南”这一语词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群体习语当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
它的含义突破了单纯的空间概念而具有深长的人文内涵。
它意味着莺飞草长、荷叶田田、湖山迷离的自然风光,意味着人面如花、执手相对、卿卿我我的缠绵情调,意味着软语袅袅、香车如云的优雅民风,也意味汉族经济、文化的繁盛和迷人。
所以,“江南”对文人极具诱惑力,无论是否亲自涉足那里,它带给文人的心灵体验是世俗情怀、乡土意识与精神贵族化相互交融下产生的温馨、雅致和从容不迫,喜悦与忧伤如江南的细雨一般都是淡淡的,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味道。
而遗民对江南的感受与众不同。
江南是憔悴的:
江南憔悴,荒村流落,伤心自失梨园部,渺空江,泪隔芦花雨。
——刘辰翁《莺啼序》佳人怨我。
不寄江南春一朵。
我怨佳人。
憔悴江南不似春。
——刘辰翁《减字木兰花·
有感》江南庾郎憔悴,睡未醒、病酒愁怎禁。
——赵功可《绮寮怨·
和儿韵》憔悴江南,应念小窗贫女。
朱楼十二春无际,倚苍寒、青袖如故。
——赵功可《桂枝香·
和詹天游就访》江南是愁苦凄凉的:
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有谁知否。
——刘辰翁《永遇乐》肠断江南,庾信最苦,有何人共赋。
——赵文《莺啼序·
又感》江南自是离愁苦,况游骢古道,归燕平沙。
——王沂孙《高阳台·
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怕依然、旧时燕归,定应未识江南冷。
——张炎《琐窗寒》江南是不堪回首的:
休阿那。
阿那看、荒荒得似江南么?
——刘辰翁《摸鱼儿·
甲午送春》江南烧痕未补,倩春归、说与上天知。
——赵文《木兰花慢·
送赵按察归洪州》江南恨切,问还与何人,共歌新阙。
——王沂孙《齐天乐·
赠秋崖道人西归》莫唱江南,谁是鹧鸪客。
——仇远《醉落魄》江南是难以忘怀的:
乱碧迷人,总是江南旧树,谩凝伫。
——王沂孙《扫化游》怎忘得江南,风流庾信空白头。
——仇远《忆旧游》6
坐忆江南消息,断肠蘸甲清觞。
——仇远《木兰花慢》头上茱萸颠倒簪。
身在河南。
心在江南。
——陈德武《一剪梅·
九日》“江南”这一语词对于遗民词人来说,空间概念并没有转变,转变的是其引发的情感状态,衰残凄凉代替了传统上“江南”所激发出来的和婉温情的心灵体验。
“江南”所指称的空间是大多数遗民生于斯长于斯或长期生活的地方,又是南宋政权的统治核心区域。
对遗民而言,“江南”是故乡的象征也是家国的代指,充满了家园的意味。
因而,在元朝统治者灭南宋占江南的历史变迁中,元蒙铁骑对江南繁华的践踏就是对遗民家国情感的无情摧残。
满目疮痍的江南唤起的是他们家国沦丧的悲苦凄惨之情,而对美好江南的留恋与回忆更强化了现实中他们的衰残凄苦之情。
四心绪感受型群体习语主要是形容词和动词,比如“倦”、“怕”、“愁”、“莫”、“休”、“羞”、“怨”“恨”“飘零”等。
这些充满消极效应的语词构成了遗民词独特的用语风格。
遗民词、、人群体如此钟情这类语词有修饰文辞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心绪的一种下意识流露。
在这一类型的习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愁”,大概出现了700余次。
“忧心忡忡”是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人生感受。
他们忧国、忧民、忧己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特征之一。
而宋代政治的积贫积弱、士风的内敛沉静等特殊的时代特征使得宋士人在内省的前提下以“愁”代替了“忧”“忧”广泛而平和,具有静态之美;
。
“愁”深细而强烈,具有动感之美。
前者类似于一种人生态度,后者则是对挫折的一种反射。
词体狭深文学的特征极适合表现愁的千转百曲,所以,“愁”是宋词的基本情感内容之一。
但南宋遗民词中“愁”这一语词的内涵与宋词其它阶段所表现的愁有所不同,后者之“愁”多为一时一地一事一己之愁,其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成分。
南宋遗民词中“愁”的内涵非具体事、景、情刺激之下一对一的以个体为主导的愁情,而是对遗民这一特殊生命历程的整体性感受,“愁”这个语词在遗民词中体现出来的广度、深度、力度和持久度是其它时期之“愁”的内涵难以比肩的。
首先,遗民词中的“愁”具有弥漫性。
即愁情没有具体的存在范围,是由词人为中心向其目之所到、心之所及蔓延扩展。
任何景色事物当中皆有愁的存在。
遗民生命中不是没有欢乐,只是这种欢乐是愁绪满怀的生命中短暂偶然的一种插曲。
生命的点点滴滴都是被这种愁所笼罩着的。
“愁”可以至远至广,充塞天地,在旷远的词境中表现出“愁”的弥漫性的特点:
漠漠蒹葭,依依杨柳,天涯总是愁遮"
——陈允平《西平乐慢》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
——刘辰翁《柳梢青·
春感》帘外客秋人共老,雁与愁飞千里。
——王梦应《念奴娇》未觉丹枫尽老,摇落已堪嗟。
无避秋声处,愁满天涯。
——张炎《甘州·
寄李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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