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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祖国大陆角度的涉台经济研究,属于经济学研究中的特定子域,必然也遵循经济研究的一般范式;
而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其具体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演进,又别具特征。
只有不断地推进研究的科学化,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所进行的现实解读与决策制定才会尽可能地合理而有效;
这一点对于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顺利开展以及对台工作政策的正确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通过总结涉台经济研究领域历年来的研究范式,对采用的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梳理,将有助于对该领域研究的成熟化和科学化路径有一个清晰了解。
创刊于1983年的《台湾研究集刊》(以下简称《集刊》)是祖国大陆最早的专门以台湾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学术刊物,亦成为涉台经济研究的重要阵地。
可以说,近30年来《集刊》中发表的台湾经济与两岸经贸类研究论文,其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演进集中反映了大陆涉台经济研究的学科进展。
一、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界定与方法分类
(一)研究范式的界定
本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一词,用以表示各时期的涉台经济研究文献在研究目标、内容结构、方法和规范等方面所体现的共性特征。
严格来讲,本文中所谓“范式”的范畴要小于该词汇在库恩著作中的本义,[3]但并不影响本文意义的表达,亦应不会引起对术语的误解误用。
研究范式的确定,首先取决于研究内容。
由对《集刊》中文献的检索归纳可知,伴随两岸关系由滞到通、由疏到密的转变历程,涉台经济研究的内容大体可分为政策/法规介绍、现状描述、制度/政策评价、问题剖析/原因/影响分析、趋势预测及前景展望、制度/模式的规划构建等诸多类型;
与两岸经贸交流的现实要求相呼应,几类研究内容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虚及实,在对于基础资料的掌握程度、内容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精确程度等方面的要求渐次提高。
各类研究内容的组合结构奠定了研究范式的基本形态。
由于经济理论涉及对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各种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4]因此对于不同内容组合结构的范式特征,可从逻辑体系的广度、深度与精度等三个方面加以诠释。
逻辑广度是指研究内容结构中所涉及并行逻辑关系(如“A→B”、“C→D”)的数量;
逻辑深度是指研究内容中串联逻辑关系(如“A→B→C”)的数量;
逻辑精度则是指逻辑关系的唯一确定性,或是对其所进行检验论证的精确性与可靠性。
总体而言,在论文篇幅既定的情况下,逻辑广度、逻辑深度与逻辑精度三者之间必然是互为消长的,即逻辑广度的拓宽,或者逻辑深度的掘进,必然要以逻辑精度的损耗为代价;
前两者的关系亦是如此。
(二)研究方法的层次性
研究方法是决定研究范式的另一关键要素,是理论生成与创新的基本工具和必要途径。
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研究方法的抽象性和普适性不同。
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划分为三个层次,[5]即具有最高普适性的哲学方法(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用矛盾观点、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等),适用于众多学科、具有较高普适性的一般方法(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抽象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以及个别学科领域的特殊方法和具体操作方法。
在经济研究领域,对于研究方法目前仍无明确的、得到统一公认的分层或分类体系。
但仿照上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层次体系,同样可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加以分层。
如理论联系实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或利用矛盾统一观点、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等,应当属于经济学研究中最抽象、具有最高普适性的哲学方法。
具体到第二层次,可以认为,凡是有关信息资料搜集以及由其推导得出特定研究结论的途径和方法都属于该层次的方法,包括规范分析、文献归纳、理论演绎、逻辑推理、经验检验,以及近年流行的实验经济学方法,等等。
第三层次则应是第二层次方法的具体应用,针对性更强、适用性更专。
本文主要针对第二层次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
(三)研究方法的分类
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内容密切关联,研究内容的结构决定了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复杂性。
经济学研究中,除了传统的经济制度规范性评价和价值判断外,对于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与现状描述,以及对经济现象的特征归纳,属于单一逻辑层次的研究(即不考虑经济现象或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旨在说明“是什么”的问题。
进一步,剖析存在的问题、分析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后果,属于复合逻辑层次的研究(即需要考虑经济现象或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旨在解释“为什么”的问题。
而对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政策建议,则是基于上游理论研究而做的合理推断,旨在建议“怎么办”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下,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即寻找可靠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
对策研究则集中于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即基于理论结论来构建可行而有效的对策集合;
而对“是什么”问题的解答,只是作为理论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必要前提基础。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由易及难、由浅及深大致可划分为数量描述分析、文献归纳、逻辑推理、计量模型检验等几种类型。
以下逐一说明。
1.数量描述分析方法
对于单一逻辑层次的研究(历史回顾、现状描述、特征归纳、问题揭示等)而言,数量描述分析是最为直接的方法;
基于可获取的统计数据对经济现象的历史发展进程、水平和结构的数量描述与对比分析,提供了对经济现象的历史及现状的直观反映。
但受制于统计数据在全面性和可获取性方面的缺陷,运用数量描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也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深度。
同时,由于仅停留在单一层次,无助于对事物发展机理的理解和预判;
换言之,单一逻辑层次的数量描述分析无法揭示经济变量因果影响机理,因而仅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基本素材,还无法实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和任务。
2.文献归纳方法
学术研究具有传承性,后人的研究都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文献归纳[6]因而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理论生成方法。
基于前人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从中归纳出逻辑自洽的、结构完整的观点体系,是这类研究的常用方法。
与数量描述分析方法相比,文献归纳方法的结论可以更具系统性。
但由于其逻辑结构取决于所参考文献的逻辑结构,如果仅针对单一逻辑层次文献进行归纳,则所得结论仍然停留于单一层次,仍无法实现理论研究的目标。
同时,所参考文献由于发表周期以及引用时滞的影响,其结论的适用性与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基于文献归纳方法也无从检验相关结论,因而会影响归纳结论的可靠性。
3.逻辑推理方法
科学知识必须是能用逻辑来证明的知识,逻辑证明和推论是获得科学知识的首要方法。
在由单一逻辑层次研究向复合逻辑层次研究进化的过程中,对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后果提供可靠的解释(简言之即因果关系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而逻辑推理方法则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该方法的运用可概括为基于特定经济理论进行推理演绎和类比分析(其前提是假设特定理论是合理的、普遍适用的)等;
具体的逻辑推理工具则包括语言逻辑和数学逻辑。
逻辑推理方法的局限性在于:
无法验证逻辑前提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情况;
符合逻辑的推理结果(即理论)往往是多样化的,而各种理论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之处,冲突的理论之间如果取舍,在该方法的框架内无法得以解决;
逻辑结论往往只能揭示变量因果关系的方向,却无助于揭示因果关系发生的速度和影响程度。
4.计量模型/经验检验方法
严格来说,计量模型方法只是经验检验方法的一种,但却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检验的标准方法,并形成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学科——计量经济学。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有形而具体,对于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经济作用机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计量模型估计的前提条件是:
以理论模型作为先导,只有基于严谨理论推导的计量模型才是可靠的;
对于数据生成机制的假设和检验(简称为计量经济学检验),以保证估计方法的合宜性。
如果忽视理论的特异性而盲目构建计量模型,或者忽略数据生成机制的复杂性而草率进行估计,则易于使研究结论导向科学性的反面,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二、各时期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研究方便起见,本文抽取1983-1987、1993-1997和2003-2007年三个时间段中《台湾研究集刊》发表的经济类论文,对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分类统计,用以分别代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涉台经济研究领域的范式与方法特性。
(一)20世纪80年代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两岸恢复交流伊始,祖国大陆对台湾的了解甚少。
这一时期涉台经济研究的任务首先是展现台湾经济的方方面面图景,介绍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具体政策措施,其次则是分析台湾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或对其发展的趋势前景进行研判。
1983-1987年间,《集刊》共发表经济类论文91篇,其中有44篇涉及对台湾经济发展模式、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土地改革、外资及美援的利用、科学园区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的介绍,占总数的48.35%;
49篇涉及对台湾集团企业、(农业、纺织、煤炭、交通运输、旅游、信息等)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对外经贸关系、财政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城市化及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历史回顾、现状描述及特征归纳,占总数的53.85%。
这两类研究逻辑深度较为扁平单一,基本不涉及逻辑推理,但需要较多地占有文献资料,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信息、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有65篇涉及对所描述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或影响的分析,占总数的71.43%;
25篇则涉及对相关制度或政策的评价,占27.47%;
26篇涉及对相关现象的发展趋势影响进行研判预测,占28.57%。
这三类研究的逻辑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需要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逻辑演绎。
虽然是在研究初期,但已有文献涉及对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分期问题等研究概念的探讨,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在涉台经济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等方法论的研究。
各类研究内容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与各类研究内容相适应,诸多文献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亦体现出关联性特点。
[7]在对台湾经济性质的评价过程中,有8篇论文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规范性评价,因其不涉及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此处称之为价值判断方法,占总数的8.79%。
在政策介绍与现状描述中,数量描述分析方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展现路径,运用此方法的论文数量达44篇,占48135%;
而运用文献归纳方法的论文数量达73篇,占80.22%,是研究方法中运用最普遍的方法。
在分析预测研究中,逻辑推理方法得到一定运用,论文10篇,占10.99%。
另外,翻译的外文文献有15篇,占16.48%。
对基于第三者角度的涉台经济研究成果的引入,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
各类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于内容与方法的分类并不是互斥的,在同一篇论文中可以涉及多方面内容,采用多种方法。
而内容与方法的组合,则形成该时期研究范式的典型形态,归纳起来有二:
一是“历史发展回顾—现状描述—特征归纳—问题剖析—趋势预测”,二是“历史发展回顾—背景/原因分析—影响作用分析—规范评价”,二者均主要采用数量描述方法与文献归纳方法,少数进行了逻辑推理。
这两种范式所涉及的逻辑广度和逻辑深度都很可观,提供的信息量非常丰富;
但由于论文篇幅限制,逻辑精度则无法保证,即论文的论证结论或观点具有主观模糊性,论证过程的严谨性也有欠缺。
(二)20世纪90年代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公开化与频繁化,这一时期的涉台经济研究也开始转而对两岸交流与合作的相关方面予以更多关注;
研究内容逐渐从描述介绍转向分析评价,并开始对相关政策、模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设想。
1993—1997年间,《集刊》共发表经济类论文84篇,其中有18篇涉及对台湾经济体制转换、财政金融宏观管理体系、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的介绍,占总数的21.43%;
37篇涉及对台湾民间投资、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对外投资(及其政策取向)等方面的现状描述及特征归纳,占总数的44.05%,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小于20世纪80年代;
涉及对所描述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或影响进行分析的论文达57篇,占总数的67.86%;
涉及相关制度或政策评价的论文27篇,占32.14%,二者合计略超过20世纪80年代;
涉及对相关现象的发展趋势影响进行研判预测的论文有26篇,占30.95%,也高于20世纪80年代。
与前相比非常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回顾性有所收敛、前瞻性有所增强,进行制度构建、模式设想或政策建议的论文达9篇,占10.71%,主要是针对两岸区域合作或产业合作。
涉及对台湾产业升级的界定及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分期问题等研究概念进行探讨的论文达5篇,占5.95%。
各类研究内容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采用数量描述分析方法的论文数量为13篇,占15.48%,较20世纪80年代有较大下降;
运用文献归纳方法的论文数量达63篇,占75%,亦略有下降;
而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则有所加强,论文达18篇,占21.43%,较20世纪80年代有较大增长,显现研究的深度不断得以强化。
另外,翻译的外文文献有21篇,占25%,亦有一定增长。
各类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除前述两种范式外,该时期研究范式的另一典型形态表现为“背景条件分析—问题剖析—制度规划/模式构建/政策建议”。
该范式更为关注研究的实用性;
相对于数量描述与文献归纳方法,也更为倚重逻辑推理或理论演绎方法的运用;
其逻辑广度有所收缩,逻辑深度则有加强,逻辑精度也有一定提高。
一般而言,经济对策的提出应具备三项条件,即合理性(符合理论逻辑)、可行性(满足现实预算约束)以及有效性(预算约束下的效果最大化);
同时,在局部(如某地区、部门或行业)符合条件的政策措施,还应确保不与整体中其他部分的政策产生冲突。
[8]以此为参照可以发现,采用该范式的现有文献中易于出现两种失误倾向,一是仅关注对策建议的合理性而忽略对其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考量,二是仅满足于局部规划的“美好蓝图”而无视与整体格局的冲突,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失之空泛、大而无当。
(三)21世纪初叶涉台经济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台湾政局动荡,两岸交流格局亦出现诸多变数。
如何有效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并谋求两岸制度性一体化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涉台经济研究的主要目标诉求;
研究同时向实用性和理论性两个方向发展,既注重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开始引入主流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范式用于理论检验和创新。
2003—2007年间,《集刊》共发表经济类论文74篇,涉及对台湾各方面政策介绍的论文已经减少至8篇,仅占总数的12.16%;
涉及对经济现象现状描述及特征归纳的论文篇数达42篇,占总数的56.76%,仍略超前两时期;
涉及对所描述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或影响进行分析的论文达50篇,占总数的67.57%,与20世纪90年代持平;
涉及制度或政策评价的论文13篇,占17.57%,较前两时期有明显下降;
涉及趋势预测的论文24篇,占32.43%,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
进行制度构建、模式设想或政策建议的论文则达22篇,占29.73%,表现出巨大增长,研究的前瞻性更为突出,主要针对两岸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方面。
各类研究内容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5所示。
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采用数量描述分析方法的论文数量为17篇,占22.97%,高于20世纪90年代,但仍远低于80年代;
而运用文献归纳方法的论文数量达52篇,占70.27%,比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下降;
逻辑推理与理论演绎方法得到更多运用,论文40篇,占54.05%,相较前两时期增长非常显著,表明研究中更加注重逻辑严谨性。
不仅如此,要避免语言逻辑表述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就必须对论文的论述范围加以限定,对研究论证方法加以凝炼。
此时,经验检验方法的运用得到重视,经验研究论文达7篇,比重9.46%。
翻译的外文文献占17.57%,虽低于20世纪90年代,但仍占有相当比重。
各类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结果如图6所示。
该时期新出现的典型研究范式是基于计量模型的经验检验研究,其在逻辑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极大收缩,仅将重点置于对逻辑精度的保证上,因而研究方法的可复制性与研究结论的明确性得以改观。
然而在另一方面,计量模型的构建须以理论模型为先导、且涉及对数据生成过程的诸多假设与检验,模型估计方法也易于向复杂方向进化。
这些要素在现有文献中的考量仍显不足,同时对于指标数据的统计口径及其纵向可比性、时序长度等数据特征对模型估计可靠性的影响也缺乏必要讨论和处理,从而制约了经验检验结果对理论修正的可能性以及对于实践指导作用的发挥。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1983—1987、1993—1997和2003—2007年三个时间段《台湾研究集刊》中发表的涉台经济研究类论文作为对象,对其中所采用的各种范式方法加以分类归纳比较,分析该领域近30年来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演进特征。
结果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叶,基于祖国大陆角度的涉台经济研究表现出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具有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历程较为明显的关联性特征。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深化,涉台经济研究中关于政策/法规介绍以及制度/政策评价的比重逐渐下降,对于经济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或影响进行分析的比重也有所降低,而预测趋势/展望前景以及对未来的制度/模式进行规划构建的比重则不断上升。
与此相适应,在研究方法方面,数量描述分析方法和文献归纳方法的采用比重逐渐降低,逻辑演绎的采用比重则迅速提高,近年来以计量模型分析为主的经验检验方法也得到运用。
以研究范式概观,在20世纪80年代,涉台经济研究中多采用“历史发展回顾—现状描述—特征归纳—问题剖析—趋势预测”或“历史发展回顾—背景/原因分析—影响作用分析—规范评价”这两种研究范式,注重信息的丰富程度,所涉及的逻辑广度和逻辑深度都很可观,但逻辑精度无法保证。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另一典型研究范式是“背景条件分析—问题剖析—制度规划—模式构建/政策建议”,更为关注研究的实用性,其逻辑广度有所收缩,逻辑深度则有加强,逻辑精度也有一定提高。
进入21世纪,出现的典型研究范式是基于计量模型的经验检验研究,其在逻辑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极大收缩,仅将重点置于对逻辑精度的保证上,因而使研究方法的可复制性与研究结论的明确性得以改观。
上述演进轨迹的形成,与涉台经济研究的学科特性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在不断重塑后者的学科范畴。
基于祖国大陆角度的涉台经济研究,其主旨在于系统了解台湾经济机制、借鉴其发展经验、探讨两岸经贸关系有序发展的机理与制度安排,因此侧重于回顾性、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
这决定了其初期的研究范式必然注重逻辑广度和深度,研究方法方面则较为倚重对统计数据和(台湾方面的)已有文献的利用与参考。
随着研究基础的不断夯实,研究的前瞻性不断加强,理论研究的意涵有所凸显,此时研究范式转而注重逻辑精度,在研究方法上则开始强调逻辑性与可靠性。
而鉴于各类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运用易于出现诸多失误倾向,基于大陆角度的涉台经济研究领域在其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范式的调整与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必要加强对主流经济学领域研究范式方法的借鉴。
这一过程中,涉台经济研究的学科范畴必将不断得以拓展,成为应用性与理论性并重的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本文所归纳的各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时间演进特征,但各自承担不同功能,分别从不同角度实现对涉台经济的研究,彼此互为补充,并不存在用一种范式(方法)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方法)的可能性。
相较于经济学理论知识更新速度之快、研究方法创新程度之巨,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则相对易于固化,因而通常只从事某一类范式和方法下的研究;
此时各种范式之间即有必要建立一种传承机制,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也有必要相互参照。
如果以产业供应链中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的合作共赢作比喻,上述各种研究范式方法之间的合作必要性也不言自明——对策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可靠性,理论逻辑的可靠性则需要经验研究的支持,而理论假设与经验检验的合宜性又依赖于对经济事实的准确把握。
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涉台经济研究脉络的有序传承,才有望实现涉台经济研究理论体系的有效建构,不断推进其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并充分发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注释:
[1]张树民:
《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程》,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4]林毅夫:
《论经济学方法》,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总序”第6页,第11页。
[3]范式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
共同的信念;
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
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
[5]林德宏:
《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180页。
[6]此处所谓的“文献”,既包括学术研究文献,也包括媒体新闻报道评论等文字资料。
[7]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对于文献中所采用研究方法的界定分类,遵循两点准则:
一是明确性,即所采用的方法可辨识;
二是主体性,即贯穿论文主要架构,属于联结研究问题与研究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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