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国现代诗三首课文学习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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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
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主编《晨报副刊》。
这一年里,他写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他创作最多的一年。
1926年4月至6月,在《晨报副刊》上主编11期《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对新诗的艺术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主编《晨报副刊》期间,徐志摩还与余上沅等办了《晨报副刊·
剧刊》,组织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党化教育问题”等讨论。
1927年,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建立,使他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
此后他写的诗,多是颓唐失望的叹息。
同年春,与胡适、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
9月,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出版。
秋后,任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教授。
稍后,又任上海大夏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
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他一度担任该刊主编。
在他执笔的代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艺的“荒歉”和“混乱”,提倡所谓“健康与尊严”的原则。
1928年8月,诗集《志摩的诗》删订再版。
9月至11月,他再度历游英国、美国、日本和印度。
1930年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并在1931年3月成立的笔会中国分会中被推选为理事。
1930年冬,他辞去在南方的教职,抱着“另辟生活”的愿望,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1月,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
8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出版。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
第四本诗集《云游集》死后由陈梦家编辑出版。
徐志摩说: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
《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中的诗,大多是对于黑暗的封建势力不调和的表现。
在《大帅》、《人变兽》、《太平景象》等诗中用含蓄的意象表现了对北洋军阀血腥暴行的不满。
在《先生!
先生》、《叫化活该》、《一小幅穷乐图》中,用鲜明的画笔描绘了下层劳动者痛苦的生活画面,表露了他的同情心。
他又在《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灰色的人生》、《再不见雷峰》等诗中显示了他对阻碍个性解放与个人幸福的封建势力的蔑视与抗争。
《猛虎集》、《云游集》中的诗,却是“抹去了以前的火气”(陈梦家《纪念志摩》),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
徐志摩的诗大都是抒情诗,他善于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丰富复杂的情感。
在《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中,以食莲蓬为线索,运用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层层深入地刻画别离的恋人相思的情感。
《我等候你》这首诗详尽地描绘一个男子自黄昏至黑夜痴情等待负心不至的爱人时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令人从诗句背后感受到诗人政治理想幻灭后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
徐志摩还努力于创造一种建筑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的诗歌语言,他的诗,如《残诗》、《偶然》、《再别康桥》,语言自然、纯熟,既是地道的口语,又经过艺术的提炼,独具清莹流丽的情致。
他的散文成就可与诗歌比美,由于较少形式上的束缚,更易表现他奔放不羁的情感,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改写)
2.《再别康桥》的音韵美
《再别康桥》的第一小节中一连用了三个“轻轻的”,而诗的节奏也是非常轻快、柔和,并带着轻微的弹跳性。
音节抑扬顿挫,声调循环反复,旋律显得轻灵明快,伤佛是一首优美的小夜曲。
节奏是诗歌音乐性的基础,与旋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节奏与旋律甚至会强烈地吸引那些最漫不经心的读者”。
这首诗的节奏是与乐曲类似的。
具有非常优美的音乐性。
每行三个音步(也就是音纽),非常齐整,在音节排列上又注意了变化,形成了错落有致的诗行。
这样,引诗读起来就成了一段具有波动感的优美的旋律。
诗歌的表现力与押韵是有重要联系的。
《再别康桥》采用了二、四行隔行押韵、各小节换韵的方法,有力地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力。
韵脚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再别康桥》各小节韵脚按顺序排列下来:
ai、ang、ao、ong、uo、eng、ai。
会发现一、二、六、七小节是迅捷、明亮的,三、四、五这中间五小节是缓慢阴暗的韵脚。
这样,全诗在声音上就稳约有一个由轻快到低沉,再由低沉到轻快的回环变化,在意义上也就潜在地象征了诗人情绪上由明快到深沉,再因归明快的回环变化。
从而又给这首诗制造了一种余音回荡婉转悠扬的旋律,同时也使读者与诗人起伏变化的神思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这样的韵脚安排事实上未必完全是徐志摩的精心构思,徐志摩曾这样说过:
“音节的本身还得起源于真纯的‘诗感’”。
对于徐志摩诗的用韵,朱湘曾经说“这种大胆的态度,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试用大家所鄙夷蹂躏的韵的精神,已经引起大家的热烈敬意了。
”这是客现的肯定与认可。
在诗的形式及格律上,很多人强调徐志摩受了十九世纪英诗的影响。
其实,徐志摩有很好的古典诗词的功底,其对诗歌格律的探索是中西结合的。
《再别康桥》所采用的四行一节的形式固然与一些英诗相类似,但我国古代的《诗经》中也早有了这样的形式。
(《〈再别康桥〉艺术特色的层面分析》,吉旭,《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1)
3.爱国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现代诗人、文史学者。
名亦多,字友三。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
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
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
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
1912年冬,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
五四运动中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
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
闻一多版画像
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
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
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
1922年,去美国留学。
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9月印行第1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
《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炼,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1925年闻一多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
诗镌》的主要撰稿人。
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
1928年1月,第2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
这是他的代表作。
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
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
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
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
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1943年后,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闻一多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象、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
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
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改写)
4.九叶派——穆旦
穆旦,原名:
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
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
中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七·
七”事变后随大学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
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现代主义英诗、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
1942年从军,参加入缅抗日,历经艰险。
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
1947年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
1949年8月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53年初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
主要著作有:
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旗》、《穆旦诗选》等,及《欧根·
奥涅金》、《唐璜》、《英国现代诗选》等大量译诗。
5.穆旦诗的评论
论穆旦的诗
一想起穆旦,我就想起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昆明。
那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同是从北方来的流亡学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但那时他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其一是他是从长沙步行一千多公里来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参加远征军去缅甸,又从那里撤退到印度。
他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但终于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历来爱做的事——写诗。
早在北方,当他还是少年,穆旦就已开始写诗,写的大部分是雪莱式的抒情诗。
战争使他兴奋,也是他沉思。
他的笔下多了老百姓的痛苦,这在《赞美》一诗里就已明显: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此诗写于1941年,内容是战时中国农民的痛苦和坚韧,形式上也有特点:
每行都很长,自由奔放,每节都以“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
这个复句给了全诗一种秩序,也是意义的重点所在。
当然,他还有别的意境,方式也有所不同。
他能写得很有声色光影之美,例如: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这最后一行是有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忧伤和希望的。
他也能写暴力,如在《五月》里: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欢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这是充满现代意识的诗行,然而又伴随着历史感,奇异的形象(“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出人意料的拚合(“绝望后的快乐”),短短几行,写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
也是在《五月》里,出现一种奇异的对照: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感伤性的旧的爱情场面被当代政治压倒了,当中的工业性形象(“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和典型化的人物(“谋害者”)宛如W·
H·
奥登的诗。
奥登和艾略特正是那些年代里被穆旦和其他昆明诗人热切地读着的外国诗人。
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即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
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受到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而且他们身边还有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老师威廉·
燕卜荪。
这位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开了一门课,叫做“当代诗歌”。
他不讲自己的诗,他的学生当中能够读懂他那结合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诗的人也不多。
但是通过教学和他的为人,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
他们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当时新月派诗的盛时已过,他们也不喜欢那种缺乏生气的后浪漫主义诗风——因此当燕卜荪在课堂上教他们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奥登的《西班牙》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
原来还有这样的新的题材和技巧!
但是战局在恶转,物价在腾飞,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庇护艺术的象牙塔。
他们倒是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了。
对于穆旦,现代主义的重要性在与它多少能看到表面现象以下,因此而有一种深刻性和复杂性。
从1942年起,他开始写得不同,常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例如在《诗八首》里: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爱情诗,后来也罕见。
穆旦在中国诗歌的不断滚流里抓住了另一个绝对完美的一瞬间了。
这也是他的语言的胜利。
他避用陈词滥调,但是对普通白话也作了一番修剪,去其罗嗦而保其纯朴,炼出了一种明亮的、灵活的、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语言。
词汇是简单的,但它们的配合则不寻常,形象更常令人惊讶——“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等等。
有时他的诗不能一读就懂,那只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不是思想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过程。
有时他显得不那么流畅,那也只是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涩。
由于这一切,他的风格是新鲜的,活泼的,常带戏剧性,有它独特的韵味。
他注重创作实践,对于理论家们不甚理会,自己也没有谈过诗学。
人们可能有一个初步印象:
他过分倾向艾略特和奥登的写法了,特别是奥登——可是在三十年代哪个青年能不喜欢作为欧洲反法西斯文学前卫的奥登呢?
只不过奥登有时显得故作姿态,而在穆旦身上人们只见一种高雅、一种纯真,它们是绝不允许摆弄任何姿态的。
毕竟,他的身子骨里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即使他竭力避开它的影响,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读物,家庭,朋友等等——渗透了过来。
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明显地表露于他诗段结构的完整,格律的严谨,语言的精粹。
这也就是说,在穆旦身上有几种因素在聚合。
虽然他已写了不少好诗,人们期待他写得更好。
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发展潜力的诗人之一。
然而生活环境却变得不能忍受了。
抗日战争胜利之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发现自己处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三十诞辰有感》)。
他“想要走,走出这曲折的地方”,于是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学了俄语,学到能译普希金的程度。
五十年代之初,他回到中国大陆,看到当时诗坛的情况,感到自己过去的写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潜心于诗的翻译。
政治运动冲击了他,而且时间比别人早。
身处逆境,他却更加坚韧地偷空翻译,多少年过去,他终于成为新中国最有成就的诗歌翻译家之一,译了普希金、雪莱、济慈、叶芝、艾略特、奥登,最后还把拜伦的《唐璜》全部译了过来,译文的流畅、风趣和讽刺笔法与原作相称,以至我们今天如提中国译诗的突出成就,名单上少不了它。
朋友们有点放心了,但不免想问:
他自己的诗创作又怎样?
难道他的诗才的源泉就真的干枯了?
当然没有。
事实上,他的译诗之所以出色,正因为他把全部的诗才投了进去。
此外,他并没有完全断绝写诗。
1976年左右,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上面有《智慧之歌》、《秋》、《冬》等诗。
三首都是好诗。
经过了三十年的沉默,他的诗并未失去过去的光彩。
语言的精练,形式的严谨,都不减当年,只是情绪不同了——沉静,深思,带点忧郁,偶然有发自灵魂的痛叫声。
《智慧之歌》中就有沉痛的一问: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秋》有秋天的宁静,不过到了末尾“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
等到《冬》真的来到,它的情调是哀歌式的,其第1部分起迄两段是这样的: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但是他没有能够尝到“感情的热流”所能给的“温暖”。
1976年初,他从自行车上摔下,腿部骨折了。
1977年2月,在接受伤腿手术前夕,他突然又心肌梗塞。
一个才华绝世的诗人就这样过早地离去了。
(王佐良)
问题探究
1.《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抒情诗的代表作。
有的同学认为,这首诗尽管抒情意味极浓,但思想内容比较一般,只是抒发了一种离别之情,没有表现出特定的时代精神。
结合课文内容,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解说】:
《再别康桥》共分7个小节。
诗人以“轻轻的”开篇,通过走、来、招手、作别等典型动作的描绘,娓娓道出作别母校时的万千愁绪。
他对康桥满怀诚挚的情感,生怕自己的离别打扰它的静谧,所以反复用“轻轻的”,进一步突出他对这块心中圣地依依不舍之情,这也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调。
接下来的第2~5小节是诗人对“康桥理想”形象化的图解,这里有夕阳中的金柳,康河里的水草和清泉,远处梦幻般的彩虹和星群,它们互相交织,相映成趣:
岸边柳树倒映在康河里;
绿油油的水草在柔波里招摇;
柳阴下波光潋滟的清泉,沉淀着诗人像彩虹一样绚丽迷人的梦;
诗人乘着一叶小舟,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
在这四节诗歌中,诗人通过对康桥浓妆淡抹的描写,极力渲染它的旖旎迷人。
而这种热烈而兴奋的笔法寄托蕴含着诗人对美好理想的歌颂与向往。
作者紧接着掉转笔锋,在末尾6、7小节中发出凄婉的哀伤:
几声浸透着淡淡哀愁的笙箫,沉默的夏虫,沉默的康桥,勾勒出一种惆怅的气氛。
最后用“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结束全篇。
而这里“悄悄的”恰与篇首“轻轻的”相呼应,再一次深化主题,突出自己满腹惆怅的离别之情,也使全诗在结构上呈现出“低——高——低”的跌宕的动态美。
2.为什么诗人对康桥会有这种炽热的思想感情呢?
让我们沿循徐志摩的人生轨迹,从诗人特定的人生经历及本诗写作的历史背景中寻求答案。
出身于富商家庭的徐志摩,1920年10月—1922年8月在剑桥大学读书,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诗人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康桥期间,他追求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追求“爱,自由,美”的生活理想,追求英国式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理想“康桥理想”。
然而离校六年后,诗人作为一个个性主义者最看重的爱情却屡遭挫折,诗人经历了情场上的种种磨难,体验了多种酸甜苦辣,精神上负担沉重。
而1927年风云突变后,一方面,他对蒋家王朝不满,另一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又心怀恐惧。
严酷的现实让一个“生命的信徒”失去了信念,一个个性主义者扭曲了个性,并发出绝望的叹息。
诗人正是以十分矛盾的心绪于1928年重游康桥的: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第一、六、七节暗示“康桥理想”的幻灭,感情哀伤、凄婉而决绝,与融合在康桥晚景中的热烈兴奋的感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映了诗人从对理想的无限憧憬到对理想破灭的哀叹。
“康桥情节”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再别康桥》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五四”从高潮到退潮、中国革命从蓬勃发展到遭遇挫折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
3.《死水》描写的对象本是一沟发臭的死水,但作者却使用了大量的十分鲜丽的语言进行摹画。
诗人为什么要把丑恶写得这么美呢?
【解说】:
要想理解诗人这样做的目的,不能不从该诗创作的背景谈起。
1925年4月,闻一多留学美国,他亲身体会到笼罩在美国上空的种族歧视之苦,也促使其用敏锐的目光对美国社会进行冷静观察,诗人发现美国虽外表繁华,但整个社会问题繁多,弥漫着腐朽污秽之气。
这种理性的反思一方面使他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美国社会产生厌恶与痛恨,另一方面也更激发了他对苦难的祖国的思念与热爱。
正是在这种思想情绪的支配下,诗人创作了《死水》一诗。
在常人的眼里,死水的外表异常鲜丽,这里有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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