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语信息负载系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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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语信息负载系统
一、言语信息负载系统
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语言的人也要研究一点言语问题。
言语和语言彼此不能够分离。
把语言从中剥离出来,得到的是一套抽象系统。
所谓抽象,必定少了一点现实性。
它是知识,却跟事实有一定距离。
它很复杂,于是我们有了语音学、词汇学和句法学等等,去分别研究每一部门里的系统性。
把那些部门加在一起,是一座语言的知识金字塔。
它属于一种狭义语言学。
按照书本知识可以像解方程一样推测出合理的语句来。
然而用那种方法学习外语,是学不会交际能力的。
把知识编成程序,可以让计算机用虚拟方式生产出人类语言的产品来。
但是人类语言的生产方式是跟它完全不一样的。
人们尊重理性,但是理性走到了极端,往往会忘记现实。
理性最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语言的背后必须有人和社会两个要素。
那两种要素合在一起最重要的事实是言语交际活动。
言语交际活动是语言活的源泉。
从广义语言学看,语言本身必须使用一种言语信息负载系统。
此外,它还必须有一套人和社会使用语言的言语运行机制。
那套广义系统似乎太大、太杂,涉及许多交叉学科。
每个人一生也许只能研究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在每个人的语言观念里不能只有自己的一小部分。
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语言和文字本身都不是自在的、自足的。
如果以为语言是自在的、自足的,那么它就成了物质世界之外的一个幽灵了。
语言文字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但是语言文字也绝不是那里的幽灵。
书面文字确实可以保留在物质世界之中。
声音也可以用录音机记录下来。
那种"自在"只是生产成果的自在。
语言文字的产品是人在交际过程中生产出来的。
语言文字本身并没有生产它的动力。
那种动力只能来自人们的交际需要。
人们在不停地生产它,于是语言文字传统才能够延续下来。
我们把语言看成是人类信息文明的基本要素。
信息文明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就是有声语言,其次又是很晚才衍生出来的书面语言。
信息文明还包括它所特有的其他衍生物,例如古代的烽火通信和现代通信,又如造纸术、印刷术和计算机。
信息文明使用特殊的实物--言语信息波,用它来表示语义。
信息文明是跟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并列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
它是另外三种文明形态的"先行官",起了牵头的作用。
从人类诞生起,就出现了那四种文明。
成熟的人类也许只有十万年的历史。
从人脱离动物算起,人类有数百万年的历史。
许多高等动物都能够用声音传递简单的消息,人类继承了那种成果。
人类特有的信息文明是在那个最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
书面语言只有数千年的历史。
对于有声语言来说,信息负载系统指的是语言的声音方面。
对于书面语言来说,它就是文字的图像方面。
从概念来说,声音并不就是语音,图像也不就是字形。
它们是语言文字的实体形态。
单就有声语言来说,言语声音里边有丰富的发音信息。
那种信息属于发音器官产生的自然信息,并不就是语言学信息。
在反复的交际过程中,每个人都验证了其中的奥秘,也就把握到了语音信息、词汇信息和句法信息。
它们是声音实体中多层编码的产物。
每个人都把经验所得保留在记忆中,也就可以应付每一次言语声音的解码处理了。
言语声音加上每个人的解码,才有了全部语言学信息。
它不是声音本身单方面的事实。
(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在计算机中使用二进制电磁波,由此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文件或信息流。
图像文件、声音文件、文本文件或者程序文件等等,它们的电磁波形式都是相似的一套东西。
如果没有一定解码条件,那些文件就没有什么具体信息内涵可言,最多只有抽象的信息量的区别。
因为文件有扩展名,或者文件头有一些简要说明,也就知道要找什么解码条件。
那种解码条件不在上述文件中,而是在计算机里另外的文件或操作环境中。
)
对于初生的婴儿来说,他反复听到"妈妈"的声音,一再把它跟妈妈的形象和自身各种感觉(包括饥饿感和满足感)结合起来,最后接受的是一个独词句,或者说,接受的是一种交际方式(婴儿用情感表情参与交际)。
他接受的声音是不断复现的一种片断。
那种声音片断,以及那种声音片断代表的语义,都是社会约定的。
在那种复杂的交际活动中婴儿接受了社会的约定。
声音本身只是声音,里头没有更多的东西。
婴儿听到的声音只是一种通用的刺激物。
有了那种复杂的过程,婴儿终于"觉悟"到了什么。
他接受的是什么呢?
是声音之外抽象的东西,大体上那个就是语音和语义。
声音、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最后记录在婴儿大脑中。
在我们上学之前,所有语词都是经过那种过程才学会的。
人们能够听清外语的声音,可以模仿它,却听不懂它,也就不可能准确分辩里边的语音成分。
不懂蒙文或维文的人,要想猜出它们的文字构造,可能是很难的。
说汉语的人未必都能够读出草书的汉字,那也是要专门学习的。
语音识别和文字识别技术要做的事情,是从声音里找出语音来,从图像里找出字形来。
那种寻找过程需要相当复杂的程序。
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承认声音是语音的实体,然后可能轻描淡写的说,我们不研究声音。
他们有许多理由,例如说声音是不确定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只研究语音的同一性,不研究它的每一个样品。
各种语言学概论、导论、引论几乎都是那样说的。
在他们看来,喜欢研究声音的语音学家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更不要说搞语声合成和语音识别的人了。
有意思的是,刘半农(刘复)做了声音分析,终于揭示出了有过千年之疑的声调实体知识。
他成了世界公认的语音学家。
关于语音的系统性,有许多理论。
有的理论侧重发音或声音。
有的理论忽略那些东西,侧重的是音段系统。
后一种理论往往很容易打上书面文字烙印,只研究能够用书面语言纪录的东西。
他们结合口语,从中解析出小音段(音素、音位)和小音段组成的语音形式来。
那种系统基本上是文字读音系统。
在语音系统的底层看读音系统,它们是音位和音节。
在词汇系统里看,它们是语素和词的语音形式。
在句法系统里看,它们是短语和句子的音流。
那三个系统使读音系统有了三个层面,它们主要是音段系统的东西。
语言里还有韵律语音。
汉语的声调是语素音节的组成成分。
英语的重音是词的形式的一部分。
各种语言的语调是句子组成成分之一。
以上我们不嫌其烦地把韵律语音分别放到了音位-音节、语素-词、短语-句子的不同层面上去,描绘了一个复杂的读音系统。
如果语音系统就是那种读音系统的话,我们会发现,语音系统跟声音系统之间缺少完整的同构关系。
韵律语音使用了音高、音长和音强三种手段。
其中音高尤其重要。
大约在1000Hz以下,人耳对音高特别敏感,而且能够精细把握它。
以汉语为例,声调、节奏、句重音和语调都需要音高,于是形成了复杂的音高系统。
那种音高系统本身是声音实体里音质音段之外的另一套东西。
音质、音长、音强和音高是声音的四种要素。
发音的时候,它们涉及不同的器官条件。
在听觉中它们是分别处理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编码也是分别利用它们的。
以音高为例,它是言语声波里的基音频率,它是由声带震动决定的,人耳可以分辨出音高,在语言中音高用来为声调和语调编码。
很明显,在语言中,音高跟音质是有分工的。
于是我们注意到,言语声音是好几个通道同时并用的。
它不是单通道的线性音流。
如果说,声音的系统性是跟语音的系统性一致的,那么强调载体的系统性也就多余了。
事实上它们不完全一致,也就不是完全同构的。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言语载信系统的认识和研究。
各种语言都有复杂的韵律,以上所说不仅仅是汉语的特例。
另外还要提到,音质音段的发音是复杂的,有时候可能是两个声源体同时操作的结果。
例如汉语儿化韵"土豆儿"中,舌尖卷动是跟音节的中间部分同时发生的。
"瓶儿"的鼻音音位也是跟元音的后尾叠在一起的。
儿化和鼻化都是对元音音质的扰动。
"高的"后字声母浊化,也就是"带音(声带音)"特征贯穿了两个音节。
那个"带音"也是独立的发音通道(音层)。
由此可见,语声的音质渠道是多通道发音的产物。
强调言语载信系统对于语音的重要性,也就是语音研究要不要涉及语音实体的问题。
不要声音实体的语音学理论,大体上只讨论到发音器官的实体。
那种语音学理论基本上是以人为本位的,是忽略语言所具有的社会性的。
二、人和社会的言语运行机制
狭义语言学是在所谓具有同一性的抽象语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对一种陌生语言的调查,是要建立一种知识系统。
在那种语言里如果有五"种"元音,那么它就只有五"个"元音。
在录音样品中,它们可以反复出现,但是对于知识系统,它们只有五个。
对于言语运行机制来说,语言调查的那套理论就不够用了。
在人使用语言的时候,语音是有实体的,而且是重复使用的。
重复是实体的重复。
因为有重复,必然有实体。
有的教科书非常强调自然语言是"乱七八糟"的,声音是"变来变去"的。
事实上语音学家主要是从"变来变去"的声音里找到音位的。
语音学家也许不太有把握,要问一下当地人对同一性的判断。
假设当地语言没有文字,那么当地人判断有没有同一性,就全靠声音了。
当地人一听就知道,A与B是同音还是不同音,他们的反映是直截了当的,毫不迟疑的。
那就是言语声音具有同一性的事实证明。
说声音"变来变去",是知识理论跟不上的表现。
语音识别技术处理的是言语声音。
目前大词汇量的、认人的识别中,识别率还是很高的。
据说在大规模数据库词典的帮助下它可以达到99%的识别率。
由此可见,言语声音确实具有同一性。
那里边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由此造成的模糊性,并不是否定语声同一性的理由。
不讲实体和重复出现的语音学,是跟人、跟社会脱节的抽象知识。
要考察人们如何使用语音,就不能忽略语音的实体性和可重复性。
语音的可重复性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事实。
说一句话必须使用许多语音。
语音有别使话语消息有别。
但是元音、辅音的种数很有限。
所谓语音有别,只是它们搭配关系有别,并不限制它们重复出现。
"天安门"Tiān'ānmén,里ā出现两次,n出现三次。
那种重复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天安门"作为语词,也是需要反复使用的。
不允许重复,绝大多数话语都说不成了。
把那种搭配关系看成是语言的形式,是知识理论的需要。
但是在言语运行机制的知识理念中,那种搭配关系不再是抽象的知识概念,必须是实体概念。
当我们听或者说"天安门"的时候,它首先是声音,其次才是语音和语义。
实体的语言是由实体的人生产和使用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言语链的系统,它是言语声音传输、听觉感知、大脑言语处理和言语发音四个环节组成的循环系统。
在那个循环过程中,自己的言语声音通过空气传导和骨传导,可以让自己听见。
这就是所谓言语反馈。
正常情形下使用语言参与交际活动的人至少有两个,他们组成了通信系统。
言语声音一般是在空气中传输的。
于是两个人的言语链就对接在一起了。
他们说话使用同样的语言。
他们在对话过程中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互相核实语音和语义。
这是交际成功的必要条件。
如果交际不成功,双方更要刻意诊断错误原因。
每个人听到对方的声音,而且也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所谓诊断语音,就是对那两种声音做比较。
正常人是可以精确校准自己声音的。
一定地域的人组成的是一个言语交际网。
在这个交际网里边,人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际联系。
在那个网络里边,人们公认的语音和语义反复展现出来。
它们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在人间不断被核实。
那种核实过程使语言保持了稳定。
它就是社会标准,是每个人进修语言的现实样板。
所谓约定俗成,包含在每一次成功的言语交际活动之中。
它是每一个人参与的、经常发生的过程。
它使语言保持一致和稳定。
在频繁的交际活动中,人们按照相同的方式复制语音、语义,并且把它们作为经验保留在记忆中。
个人的语言经验是从婴幼儿时候开始积累起来的。
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像钟摆和秋千一样,既有自己的动能和势能,也需要一定外力的推动。
从根本上来说,钟摆和秋千能够开始摆动,全靠外力的推动。
语言是习得的,不是天生的。
大脑和发音器官是天生的。
如果说那里有个先天的语言装置的话,绝不是神秘的语法装置。
如果后天习得了语言,那里的系统性未必就是跟教科书里一模一样的那种系统性。
例如教科书里说,词是语音系统一层一层组装出来的。
在人的经验中,语音是从众多语词中解析出来的。
那种解析的结果,并不是大脑里的新知识,而是更深刻的经验。
在小学课堂上练习声调可以发现,师生的音高相当接近。
在言语交际网中人们的语音能够协调一致,能够形成共同的标准,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男女老少音高有别,大家都能够适应那里的差别。
元音似乎比较复杂,至少有三五个共振峰一起形成了元音的音质。
在人的每个耳蜗中两万多个毛细胞按四排排成长长阵列,从靠近中耳的一头到最末尾可以检测20到20000Hz的声音(并不是平均分配的,重点是低频段)。
每个共振峰的频率不同,它们都能够激活相应位置上的毛细胞,形成复合的听觉(好比复调音乐的听感)。
在耳朵的帮助下,我们调整自己的舌位和嘴型,就可以把社会标准变成自己的发音经验和听觉经验。
可以认为,人们经过筛选,使元音头两个共振峰之间有了简单的比例关系,那样不但有悦耳的优点,也是男女老少可以协调一致的依据。
语音和语义是有社会标准的。
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比较宽容。
经过反复交谈,我们可以适应外地人的口音。
大城市更是方言杂处的地方。
许多城市里都有老派和新派,语音语义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那种社会分歧通过每个人的选择而有了交锋。
到了老派告别人间,语音语义就完成了演变过程。
北京的社会分歧是最少的,那里的普通话群体与老北京的差别是最小的。
所谓新派和老派,基本上是一种知识概念,不是截然划分的。
对于某个人来说,这个词是新派,那个词是老派,也就没有什么界限了。
所谓方言,也是一种知识概念。
纯净的方言只能到偏僻的山村去寻找。
在大城市里,方言在融合,在向普通话靠拢,与此同时普通话群体在稳步增长。
有许多人即使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也在向普通话靠拢。
如果在中国找不到普通话群体,普通话的概念就变得抽象了。
因为现在到处都有普通话群体,普通话的概念就要具体理解了。
三、语言文字在个体大脑中整合
声音、语音和语义是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得到整合的。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那种整合,因为它是整个社会言语交际的基础。
那种整合包括听、说、读、写的能力。
也就是说,书面语言与有声语言也要在每个人的经验中完成一种整合过程。
使用方言的人又学会了普通话,同样要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那种整合是包含思维意识在内的。
那是一种母语思维。
学外语,也要跟母语整合。
但是真正学会外语,最终是用外语去思维的,也就有许多不一样。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抽象结合体。
那种结合体离不开实体的声音。
有了声音实体,它就成了交际中能够现实存在的语言学统一体。
(所谓现实存在,还应该包括它在大脑中的存在方式。
)
所谓词的能指,应该就是声音。
它是人人都在使用的客观的声音。
只说声音形象或听觉印象,是在个人的主观世界里兜圈子。
我们必须从那里跳出来。
所谓词的所指,应该就是语义,不是概念。
(这种问题几乎无法讨论。
你承认不承认,就会天差地别。
)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意识的工具。
但是,那是两种工具,不是同一个工具。
语言工具处于大脑中某种底层位置,它跟声音和发音有密切的联系。
思维意识工具是高高在上的,跟声音和发音的距离远了一些。
思维意识不但有形象方式,而且也使用内部语言的方式。
我们可以意识到内部语言,因为它们多少还是可以跟声音印象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个人学习新语词,都在努力把握它的语义。
那种语义是要考虑人们交际方便的。
对于直观实物来说,用词的声音去代表它们,是非常简洁的代表关系。
它只要达到群体基本一致就行了。
那种声音和实物的代表关系,是语词生存的基础。
概念跟声音没有关系。
概念没有自己的实体,但是又必须借助词。
它借助词,却不是词。
概念是把词当作"知识卡片"使用的。
或者说,概念似乎就是词,却是脱离声音实体,专门深究"语义"的一种"科学"。
那种"语义"已经脱离了词的范畴。
在个体的思维中,借用语词表现出来的概念,是高于语词的东西。
在人和人之间,概念的把握可以很接近,也可能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
人们相互之间可以讨论概念问题,使用的是语词。
作为语词,人们你懂、我懂,也就讨论得起来了。
如果语词就是概念,或者语义就是概念,讨论概念的对话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人们你懂我懂的依据是语言,不是逻辑。
逻辑知识是讨论的结果。
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增长,每个人对语义的把握是会有进步的。
它在向概念靠拢,却永远不是概念。
遗憾的是,人类群体对概念会有不同理解。
那里的矛盾和对立,是跟语言无关的知识理论的差异。
四、语言文字的源泉是交际活动
汉语的历史至少有五千年。
从今天看,那是历史传统。
它所以能够传到今天,是因为历史传承不一般。
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
五千年历史为我们创造了无数语词和概念。
但是所有有用的语词和概念,都是在共时并存中存在的。
没有共时的运用,历史会被忘却。
人类是有社会意识的。
社会意识包含许多思想财富,记录在口头文学中,记录在文献资料中。
那种思想财富可以流传数千年,流传全世界。
因为有书本,我们就可以跟古人和今人,跟全世界的伟人直接相通。
在那种壮观之下,我们甚至会有一种感觉,似乎语言文字和全部知识都是书本赋予我们的。
其实那种感觉并不完全正确。
从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先学会有声语言,然后在它的帮助下再学会书面语言。
经过大脑的整合,书面语言里打下了有声语言的基础,它才能够使用。
每个人都是那样的,于是整个社会的书面文字都有了每一时代的特点。
应该说,有声的和书面的交际活动,是最小的细胞。
语言文字的整合、稳定和演变都是在交际活动中实现的。
所以应该说,语言文字的源泉在交际中。
历史给了我们很好的传统,但是没有每一代人的交际活动,传统无法继承。
交际的威力是交际中发生的需要,它迫使人们去使用一套现成的语言文字。
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付出了能量,让声音能够听到,让文字能够看到,也就是让语言文字有了现实的力量。
语言文字的历史传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
那条抽象的线索是靠人类全部交际活动支撑起来的。
这样说,对于有声语言来说,是很明显的。
古代的书籍可以流传下来,甲骨文还可以从地底下挖出来。
从古代到今天,汉字"天、地、山、水"的基本字义没有变,语音的系统性没有大变,于是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它们是跟任何个人,跟历史的每一个年头没有关系似的。
我们必须考虑,那种稳定,是靠有声语言一代一代支撑起来的。
如果列举更多汉字,就可以发现,毕竟它们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了。
那种变化,依旧是有声语言造成的。
后人要看懂古书,必须专门学习,需要十年寒窗。
当我们能够跟古人做单一方向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文字是能够脱离人和社会的自在的、自足的怪物。
今天的教科书说,汉字具有形、音、义三属性,是包括读音的。
汉字从古到今,一直都有读音,于是才能够传承到今天,那是离不开人和社会的。
五、语音研究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实体的
我曾经对汉语的语调做过一些实验研究。
在研究中我不断反思。
首先我明白了,语调问题基本上跟文字读音问题没有多大关系,在那里它最多只是一种朗读技巧罢了。
我们的语言研究太受文字的限制,把语言学搞成了语文学。
其次我发现,语调的分类是从句法研究派生出来的,句法并不真心关心语调的实体问题。
最后发现,有人怀疑,如果我拿北京人(实体的人)的声音(实体的语音)做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还是不是普通话的语调。
我认为是的。
但是,按照教科书的许多定义,我那一套站不住脚。
有人研究艺术语言的语调,受到许多年轻人的看重。
我研究有声语言的语调,最多只有少数搞文语合成技术和对外汉语教学的人重视。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语言学理论不支持我。
那是一种狭义的语言学理论。
载《语言科学》2003年3月第2卷第2期(总第3期)。
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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