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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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

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

对《儒林外史》中儒释道思想的浅析

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吕亚骞2012110480

摘要:

《儒林外史》，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

近年来，研究者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叙事特点，讽刺手法，题材来源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因此，学界对《儒林外史》中的儒释道思想还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在深度广度上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儒释道文化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三大支柱，他们对我国古代小说影响尤为深远。

作为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与这三种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一方面对作品进行探讨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

儒林外史儒家思想佛学底蕴贵真思想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多元精神复合体，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在这一复合体中分别处于特殊的地位，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相互冲突，又相互兼容，共同构建着中国人的心灵境界和精神家园。

儒释道鼎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格局。

各个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总是在其宗教和哲学中体现的最为集中。

所以，吴敬梓与儒释道的渊源使我们有必要从儒释道文化角度对其不朽的名著《儒林外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一、儒林外史中的儒家思想

《儒林外史》是一部表面上充满讽刺，笑骂，实际上是深藏着无奈感伤的小说，作者的感时伤逝就是基于自己尊崇的儒家思想全面没落、世风日下、古风不存的现实而发的。

《儒林外史》与儒家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

首先，正统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之。

”【1】士当作为“礼”的捍卫者，以礼规范自己，整个价值取向必须以礼作为准绳。

这样，在出仕的问题上，所当考虑的应该是礼的得失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进退、出处的大节都应当以道为标准。

子曰：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而遗，则民不偷。

”【2】

儒家学说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士人的理想抱负。

从主体思想方面来说，仁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功利实用角度来说，经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综合考虑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对于士子们来说，探求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和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政治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责任。

在士子们身上，“求善”的道德理想是求治的政治理想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儒家的核心是要讲究仁义。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

“尚志。

”曰：

“何谓尚志?

”曰:

“仁义而已矣·······”【3】

很有意思，作者仿佛要专门设计一个人物体现真儒的出处之道。

《儒林外史》突出地写了一个“姓庄名尚志，字邵光”的贤人，他克绍儒士尚志之光。

儒士能够不论贫富都以“仁”“礼”为依归，始终保持一种独立人格，发出一种不为权势所属的尊严感，推导出道尊于势的观念。

其次，《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序），其实它讲究的是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功名富贵。

作者并不否定功名富贵，他提倡得有所乐，失亦有所乐。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

作者借王冕之口痛斥八股科举之法“定的不好”，就因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使“一代文人有厄”。

你看，正是由于一味追求功名富贵不讲文行出处，才出现那么多陋儒、迂儒。

1.道德沦丧的假儒

南海县张静斋用礼有经亦有权做幌子，教唆新中举的范进违背礼节，在丁忧期间去高要县“打秋风”，又与行仁义背道而驰，唆使汤奉县用酷刑镇压回民代表。

对于一些品行恶劣的乡绅，吴敬梓认为他们是打着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旗号的假儒，他对他们的讥笑是言冷辛辣的。

地主出身的士人，在乡里之间本来就有相当的地位，再在八股科场中取得贡生或者举人之类的头衔，或做过官再回到乡间，就成为举足轻重的乡绅。

按照正统儒家的要求，他们应当承担道统，行仁义，兴礼乐；但实际上许多人却弃道而嗜势，忘仁义而贪利，成为横行霸道的土豪乡绅。

2.理学扭曲的迂儒

王玉辉是个年逾六旬的穷秀才，除举业而外用毕生精力写了三部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礼书”，专讲“侍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

女儿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她哭得昏天黑地，要绝食殉夫。

作为亲生父亲的王玉辉非但不加阻拦，反而鼓励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

你竟是这样做罢。

”妻子痛哭流涕，骂他越老越呆。

可见他的迂腐程度加速了女儿的死亡，亲人的痛苦。

王玉辉他真心笃信礼教，不但以礼教人，而且以礼律己，尽管这将损害自己的利益和感情，他也忍苦殉教，致虔致诚，结果成了中毒最深而且受害最烈的牺牲品。

作者通过王玉辉痛苦心情的刻画，生动地揭示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不可并存的的，同时说明“人欲”之不可灭，“天理”之不当存，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纲领是大相径庭的。

这部作品假托明代故事，展示社会世相，体现事态人心，反应在八股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对传统价值的趋同以及个体良知的价值观之间的强烈冲突，与此同时，在深层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与肯定性人物，假儒、迂儒与真儒，假名士与真名士，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把主题思想凸现出来。

3.真儒与实学思想

吴敬梓描写了一批真儒名士，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

作者理想人物是既有儒家传统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境界。

杜少卿既是作者殷情颂扬的理想人物，也是作者的自况。

他淡泊功名，讲究“文行出处”。

面对朝廷佂辟，由于他对朝廷有深刻清醒的了解，“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

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

“好了！

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情罢！

”这就背离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

除此之外，庄邵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抱负，渴望能实现自己改变黑暗腐朽社会的理想。

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学习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

只可惜真儒名贤的教化挽救不了日下的世风，追逐富贵的社会风气越来越浓厚，社会各个角落被污染的让人窒息。

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楠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陋龌龊。

二、儒林外史中的佛学底蕴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

这种交流在我国持续了千年之久。

佛教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扎根，并与我国本土文化和宗教融合碰撞，在不断发展演变中壮大起来。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作者在对儒林中那些假名士，迂儒，陋儒进行讽刺时，字里行间包含了一些佛教文化，比如无常空苦，因果报应，经世济众，人人平等等思想，这些思想都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除此之外，佛教的思想观念，哲理教义，思维逻辑，佛教徒的生活方式都对小说的创作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在一连串如波浪起伏的故事里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风貌”【4】的伟大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在其中不可能不写到佛教文化。

小说中有关佛教文化的叙写虽然不占多数篇幅，但也是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儒林外史》中可以看出作者身上有关佛学底蕴的文化知识。

文章中开门见山便写到“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劲心情，总把流光误。

”紧接着阐发道：

这首词“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会舍着命去求他·······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

”【5】佛教讲究“悟”，“于迷对称，悟是指从迷惑﹑迷妄﹑迷失﹑迷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觉悟到人生和宇宙的真实---佛教的最高真理。

也就是说，悟有悟道真理的意义，也有解脱迷惑的意义。

”【6】这首开篇词即显示了一种“悟”的境界。

“如果说《红楼梦》表现了对‘情’的‘悟’，那么，《儒林外史》则表现了对”‘功名富贵’的‘悟’。

这里所说的‘看破’，不也是‘悟’么？

作为全书的一道潜脉，小说历写‘舍着性命’去追求功名富贵的丑态和劫难之后，彻悟了功名富贵不过是‘身外之物’，转而内求于自己，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走向生命的圆满。

”【7】

联系《儒林外史》刻画的第一个正面人物王冕，即可看出这种“自见本性，即得出世”的精神。

作品通过王冕母亲之口进行劝说：

“我眼见不得不济事了。

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

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甚好收场。

怕你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

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收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

我死了，口眼也闭。

”【8】（第一回）

王冕果然按照母亲的遗言，以放牛﹑卖画糊口，安于贫贱。

他以春秋战国时的隐者逸士为榜样，淡泊名利，悠然自得，坚决拒绝去官府做官，逃避皇帝的征辟，轻视功名利禄，拒绝结交权豪势要，不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精神值得推崇的态度，体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的骨气。

他也正是体悟到了佛境之空无而隐遁江湖之上的。

元代徐显的《稗官集传》言王冕“有当世大略”，然而举进士不第，又耻倚人檐下，遂“归会稽，依浮屠庑下，教授弟子”。

张廷玉《明史》上说的更清楚，他因不没有书读，“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张廷玉：

《明史·王冕传》，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可见当时佛教对人们的影响范围之广。

当时许多志在修志求学的贫家子弟，因无处求学，遂借佛寺为求学之地，使得佛寺成为民间士人治学的重要辅助场所。

《儒林外史》中周进、匡超人等都曾于佛寺暂居为学就说明佛寺是当时理想的读书之地。

既然佛寺成为明清之际众多贫苦学人学习读书的场所，佛教思想对他们也就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像王冕善于画没骨的梅花，其画如“花团冰玉”，“羌笛吹不下来”。

能达到这种境界，假如不是画者自身修为上升到一个超越的地步，是不可想象的。

正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唯有心地常空，破除世俗功名利禄的我执之心，无物而无我，将自我与外物相融，才能表现出这种玲珑透彻﹑无迹可求的造化之美与人格之境，这既是作者苦心孤诣

贵真是道家重要的价值取向，道家把“道”与“真”联系在一起，认为“真”是“道”的本质规定，庄子以“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庄子·应帝王》）的“真人”作为人格典范。

“真人”遵循自然之道，“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绝不用人为的东西去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

“真人”“精诚所至”，内在品格与外在表现完全一致，一切都是真实的流露。

他们“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

”（《应帝王》），像明镜一样显示自己本真的品格，没有任何人生的面具，没有半点的虚伪和矫揉造作。

《儒林外史》中的“真儒”淡泊自然，注意全真保性。

庄绍光被举荐进京，势倾朝野的太保公得知皇帝对他颇有大用之意，便欲将其“受之门墙，以为桃李”，被他不卑不亢的予以拒绝。

他所作《教养十策》送入朝廷后泥牛如海，敏锐的感觉到“看来我道不行了”，于是便“遇高官而不受”，辞去爵禄，“恳求恩赐还山”，与无道的统治者分道扬镳。

《庄子》和《儒林外史》都是难以解读的书，两部书都探讨了精神的自由﹑人性发展和求真等人类所面临的课题。

结语

作为一位在古典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家，吴敬梓的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就儒释道文化与吴敬梓《儒林外史》创造的关系来说，可以说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显性的，而释道文化的影响则更多呈现隐性的特征。

吴敬梓以自己的不朽名著《儒林外史》展示了儒释道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思想的精髓，儒释道文化的博大精深反过来又使《儒林外史》这部作品呈现出了无穷了的艺术魅力。

注释：

【1】出自《论语·学而》篇，中华书局。

【2】出自《论语·泰伯》篇，中华书局。

【3】出自《孟子·尽心上》篇，中华书局。

【4】出自李汉秋著：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出自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出自方立天著：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出自谷建军﹑李汉秋：

《儒道佛合流背景下的虞博士》，《文史知识》，1995年第五期。

【8】出自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9】出自《九日约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吴敬梓著：

《文木山房集》卷二诗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10】出自《移家赋》，吴敬梓著：

《文木山房集》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11】出自《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吴敬梓著：

《文木山房集》卷二诗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12】出自《挽外舅叶草窗》，吴敬梓著：

《文木山房集》卷三诗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

【13】出自《左伯桃墓》，《文木山房集》卷三诗一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3﹑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61年版。

4﹑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李汉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6﹑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7﹑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一期。

9﹑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到互补》，《文学遗产》199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