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外观设计的重要性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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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

颜色鲜艳?

简洁?

质感高贵、平易?

价值感如何?

对于消费者来说，好的产品形象能使其愿意支付更多的溢价来购买该产品。

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把工业设计的概念停留在这一层面，即单一的产品外观效果吸引消费者购买。

　　C功能

　　顾客将产品买回家后，产品的用途即使用功能成为与消费者最紧密的部分，好的工业设计要使消费者使用有效、舒适和方便并带来使用价值、易于维护和回收。

　　有些产品的功能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因此有些产品的功能在生活中比其他产品重要。

　　对于技术成熟的产品来说，像汽车、家具、日用品等，结构、材料、工艺、用途、效果问题都已经获得了很好地解决，因此，这类产品的重要性、象征意义、文化等要素就成为了工业设计的主要设计因素。

这也是与产品营销最直接产生关系的阶段。

　　D象征意义

　　企业通过工业设计统一规划产品的形象，将在市场上产生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统一感，在产品设计上与竞争对手的差异能够带来销售市场的优势，并使产品产生象征意义。

好的产品形象是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认知符号，好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结合将产生强大的合力，通过工业设计创造出产品和体现出重要的商业区别。

　　产品整体形象ProductsIdentity简称PI是产品在设计、开发、研制、流通、使用中形成统一的形象特质，是产品内在的品质形象与产品外在的视觉形象形成统一性的结果。

　　产品的形象设计是为实现企业的总体形象目标的细化。

它是以产品设计为核心而展开的系统形象设计，对产品的设计、开发、研究的观念、原理、功能、结构、构造、技术、材料、造型、色彩、加工工艺、生产设备、包装、装潢、运输、展示、营销手段、广告策略等等进行一系列统一的策划、统一设计，形成统一的感官形象和统一的社会形象，能够起到提升、塑造和传播企业形象的作用。

显示企业的个性，强化企业的整体素质，造就品牌效应。

　　E文化

　　对于经典产品，它的文化含义已经大于了它的功能，也大于它的品牌影响。

设计不仅是整个产品的焦点，更是蕴涵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的设计代表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需求一致，人们将会支持你，购买你的产品，能够成为文化的一定代表着它的时代，即行业领先者。

　　当音乐与网络结合，数字音乐时代来临，iPod已经成了新的文化象征——就像影响世界二十年之久的索尼Walkman那样。

消费者把苹果产品的设计看做是代表了一种时尚、脱俗的生活方式。

明亮的背景、动感的剪影、全世界都在流行的摇滚、U2，或鲜绿或魅紫的时尚色彩，还有永远成为画面视觉中心的无所不在的白色iPod.苹果公司非常清晰地认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年轻一族的社会价值观及生活形态，在此基础上顺应、提炼消费者的需求，并用全球统一的时尚符号表达自己，设计出iPod，因此改变产品外观效果只是设计工作的一部分，把握住不断变化的时代消费需求，结合超凡魅力的设计理念才能引起产品价值的剧烈波动。

　　工业设计是战略投资

　　不同的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产品设计着重点不同，但工业设计的价值始终贯穿影响产品自身所承载的5大元素。

因此工业设计对企业营销与品牌产生重大影响，企业应当真正把工业设计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投资。

　　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占到总产值的5%～15%，高的可占到当年产值的30%，而中国绝大多数家电企业工业设计的资金投入一般不到总产值的1%。

三星公司斥资数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冰箱、洗衣机、手机等所有产品的外观、触感和功能，在消费者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产品之前，调查出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会畅销。

这一努力已经产生了回报：

三星已经从电子和家电领域的一个仿造品制造商成长为世界顶级品牌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公司对设计的重视。

　　近日，自身就拥有庞大的设计中心的联想，在并购IBMPC后，花了大量的资金与美国的Ziba工业设计公司合作前瞻性的产品设计项目，这也说明部分中国企业摆脱了工业设计只解决产品外形美观的旧有观点，在对工业设计的战略性认识上开始

受贵族追捧中国器物曾引领欧洲时尚

文章来源：

鲁中网　作者：

发布日期：

2010-09-08

【欧洲时报网】“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

　这虽是欧洲著名诗人波德莱尔诗中的一句，但足以显示出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当时西方人的影响，而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中国潮，表现各个方面。

瓷器的轻薄淡雅，丝绸的华贵飘逸，茶叶苦涩里透着清香，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也改变和引导了西方人的生活风格。

　　中国的瓷器与茶叶出现在欧洲，首先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1650年前后，英国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5英镑，而一镑茶叶就价值10英镑，而瓷器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他们用中国的瓷碗与茶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指示只购买带有中国图案的瓷器，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的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大批中国瓷器。

1662年英国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不仅带来了瓷器作嫁妆，还带来了茶叶与喝茶的癖好。

　　每年春天，欧洲的船队开赴中国，主要贸易项目是茶叶、瓷器、丝绸、漆器。

第二年船队返回阿姆斯特丹或伦敦，一艘商船就可能装载250000件瓷器，5000件纺织品，600件漆器，6000磅茶叶。

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中国图志》，这本书以图片为主，书中各种有关中国器物、风景建筑的图画，都令人耳目一新，成为一时的畅销书。

路易十四是位好奢华的君王，1670年，路易十四忽发奇想，要为夫人建一座“中国宫”，据说建筑灵感来自中国南京的一座瓷塔。

那年冬天，这座名叫“瓷园”的中国宫奇迹般地出现在凡尔赛。

对于以后在欧洲持续了一个世纪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来说，“瓷园”是一个开启先河的创造。

　　中国货源源不断地输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的港口、城市。

当时市场上美丽的绸巾的上乘之作大多是中国输入品，即使是里昂等欧洲城市的产品，丝绣或印花的图案都是中国的。

法国的丝织业最发达，丝绸画师手里都有一本《中国图谱》。

荷兰出产的丝织品，同样也采用中国花样，甚至印度棉织品运回欧洲加工，印染图案时也模仿中国款式。

　　古罗马时代以来，欧洲人又一次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人们放弃硬梆梆的服装，走出阴晦的房屋，

　穿上柔轻纤巧的丝绸，欧洲市容比以前显得更青春，更有生机。

至少在17世纪末，巴黎成为欧洲的时装中心。

色彩艳丽的丝裙，外加一条绣满花鸟的三角丝绸肩巾，那就是有“中国风格”的法国时尚。

　　西方崇尚中国丝绸，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崇尚中国壁纸才100年。

东印度公司的船主们从中国带回墙纸，将它们装裱在家中或办公室。

中国式风景，花枝溪水，亭台飞燕，使四壁生春。

人们竟相仿效，喜欢把自己的房屋装潢得像画廊一样。

壁纸、天花板、屏风、绣帏绘着鲜艳的图画，画中的中国人总是手持鲜花，坐在树下的高坛上，飘渺的中国风景像仙境一样。

法国、德国、英国的商人，从1610年左右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彩印壁纸才站稳市场。

　　漆器在17世纪末也开始走红。

中国漆器走红，法国工匠就大量仿制花鸟图案的漆器家具与日用品。

路易十五的情人最喜欢中国式的花鸟漆器，她在巴黎郊外的贝莱夫宫几乎成为漆器博物馆。

　　法国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法国人称之为“抬椅”，1659年上演的莫里哀的剧作《可笑的女才子》中，还提到这种封闭的中国式大轿。

　　中国事物风行欧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欧洲制造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玻璃器、丝绸、家具与壁纸，甚至建筑与园林，也开始模仿中国风格，时尚的诱惑是难以抵御的。

中国的器物与生活，都意味着某种风雅。

　　在17-18之交的艺术风格中，也可以找到中国工艺的影响。

西方人已经厌倦了统一对称的巴罗克风格，中国艺术的不对称特征恰好表达了美学理想。

西方人也开始修建亭榭与塔、带飞檐的屋顶、几乎落地的长窗。

　　中国潮正在不断升温，巴黎的贵族追逐时尚，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追逐市场，传教士追逐信徒。

中国茶、中国瓷器与中国消息越来越多。

1698年，巴黎出现了一部写路易十四风流情事的匿名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是描写路易十四的化身，他领着美丽如天仙般的中国公主参观凡尔赛宫。

　　1688年，荷兰女王也从荷兰带来了时髦的中国癖好。

女王在海牙就养成了对中国瓷器的喜好，

　　在汉普顿宫收集了一大堆中国画，中国瓷瓶，上面画着房屋、树木、桥、中国人物。

　　1692年，意大利上演一出名叫《中国人》的剧作。

舞台布置中国式的漆柜，古琴、瓷花瓶，还有一尊佛像。

同年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舞台布景明显具有“中国风格”。

　　在西方发现的“世界”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精雅具有难以企达的神秘吸引力。

17-18世纪的欧洲都在经历一个文明精雅化的过程。

中国的工艺与建筑可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也可以满足中产阶级的虚荣，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自己的富有与品位。

　　西方的中国潮一步步趋向高潮。

那些年，欧洲的富裕家庭里，都会装饰一间这样的“中国宝”。

有的东西的确是中国货，瓷瓶、茶杯，大多数是欧洲的仿制品，但装饰艺术都是中国风格的。

中国风格，从建筑式样、内外装饰到家具、日用品，塔亭拱桥、漆器、花瓶，雕花的桌椅、彩绘的屏风，丝绸绣帐，金穗流苏；

纤美淡雅的中国工艺风格从宫廷到民间，正在欧洲引起一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革命。

当时的伦敦与巴黎，你可以在街头不同的商店里挑选广东的丝绸，南京的瓷器，福建的茶。

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中国式瓷器、壁纸。

法国人热衷于举办中国舞会，英国人都在看中国戏，荷兰人在举办品茶会，总之模仿中国成为当时最时尚的事情。

乡村器物中的家具研究2007年01月10日09:

39作者：

张柠

一、乡村器物及其分类的意义

在乡村生产实践（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日常生活（能量的吸收和保存）和儿童游戏（能量的纯粹释放）过程中，乡村器物（农具、家具、玩具等）一直试图保持者它的纯功能，也就是保持器物的本义（内部结构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它的引伸义（摆设，收藏，审美等意识形态意义）。

乡村器物就是农民个体器官的延伸部分，或者说是农民的第二器官。

这种第二器官，在参与农民的一切实践活动的时候，同时对农民的行为进行控制和改造。

因此，讨论乡村器物与农民实践和乡土文化的关系，也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

在讨论与农民能量交换实践密切相关的农具，和能量耗费的玩具之前，我先要来讨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器物。

器物的本质跟它的原始功能相关。

家庭器物（主要是家具）的起源无疑晚于农具。

家具是农民除房屋之外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家禽家畜也是一种特殊的器物，本章附录中还要讨论），但它不属于“农业生产资料”。

通过垦荒耕种，农具（农耕器物）帮助农民拓展了外部生存空间，并为家具（家庭器物）产生的内部空间创造了条件。

作为器物，最初的农具（比如锄）和家具（比如桌凳）都直接与身体相关。

但他们的功能恰恰相反。

农具用于生产，也就是身体能量的支出和自然能量的回收。

家具用于对回收来的生产成果，进行享用和消费，也就是身体能量补给和纯耗费（吃、排泄），目的是让自然、土地产生的能量和躯体本身的能量消失。

农具表面上是在节约身体能量，实际上它在诱导能量的支出，一件得心应手的农具，像诱饵一样将农民引向土地和劳动。

农具节约能量的功能，目的在于能量支出，通过劳动（消耗能量）而导向生长——加速人体的肌肉成熟过程、提高自然界的生长效率。

农具和农民的身体一起，参与自然界能量交换的“大循环”（包括身体对自然界做功，身体内部功能转换两种循环方式）。

家具是享用生产成果（保存和补给能量）的工具。

它与生产（农耕）没有直接关系，是对自然能量的纯粹耗费。

因此，它是人体内部能量转换“小循环”的辅助工具。

这种“小循环”是在室内环境中完成的，它与吃、喝、休息、睡眠等行为密切相关。

与劳动（生产本能）相比，这些行为无疑是“死亡本能”的表现。

因此，农具是一种“生长的器物”或“父亲的器物”；

家具是一种“死亡的器物”或“母亲的器物”。

农具促进作物和人自身的生长，家具则是将农作物毁坏，并帮助人进入休眠（假死）状态。

它们是阳（乾、动）和阴（坤、静）的互动。

在家具辅助下耗费生产成果，正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

家具消解了农具，“母亲”吃掉了“父亲”，与自然交换的生产变成了肉体自身的纯粹耗费。

但是，这个过程不能视为纯粹的“否定”过程。

因为“生长”与“死亡”之间没有截然的界线。

除了吃喝、休息（桌椅凳和容器）之外，还有一些与家具相关的活动——性交和生育（比如床），祭祀（比如香火案台）。

床的繁衍功能指向未来。

香火台的功能是指向过去的，为家祭而设，也就是对现世家族成员延续的祈祷形式。

就此而言，室内家具的使用，不是一种单纯个人的能量补给行为，而是家族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公众事件。

家庭器物与农民的内部世界的整体，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了。

当家具功能变成单纯的物质功能，成了单纯的被利用器物时，它也就消失了。

它蜕变成现代家具体系，就像人身上长出的肿瘤一样。

器物分类的意义乡土社会的物质世界，以一种驳杂而混乱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市民社会的物质世界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其内在逻辑不同）。

它由农具体系、家具体系、空间体系（各类建筑场所、生产场所、休息场所）等一系列事物构成。

我们自以为了解了这个世界，其实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对一个陌生世界的了解，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分类学。

分类学就是试图给混乱的物质世界一个可理解的秩序。

这是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

原始分类学的目的更偏重于认识世界，对物质的形式和质料的直观关注，是其最基本的方法。

比如，山区农民对植被的知识，渔民对鱼类的知识，非洲努尔人对牛类的知识，可能已经达到生物学家的水平。

但是，这些分类仅仅是建立在“区别”和“实用”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技术的分类学”，它不能更好地阐明器物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

还应该有一种“阐释的分类学”。

它在关注器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同时，更关注器物的功能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这种内在逻辑，既是器物功能自身的逻辑，更是使用器物之人构成的社会逻辑。

因此，对器物体系的阐释就是对一种社会体系的特殊阐释。

对农民器物世界的分类，就是试图更深刻地理解乡土社会的本质。

粗糙地“认识”，进而直接进入“实践”，不是现代理性的方法，而是一种农民式的简单。

“阐释的分类学”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领域。

这种阐释紧紧贴在物质世界的形式、质料、功能这样一些恒定的概念之上，它不会轻易被一种浪漫主义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因而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家对农民和农民器物的分类，就像农民一样，显得粗暴。

比如他们将器物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显得很简洁、很有力似的。

比如他们根据农民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划分农民的阶级成分：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

财产是一个抽象的动态概念，它像股票一样在变化。

动态概念不能作为分类学的依据。

分类学的依据应该是一些与器物本质和人的本质相关的恒定的要素。

当走政治经济学家将“财产”这种动态概念固定化、标签化的时候，就给农民带来了难以估价的灾难。

今天，乡土社会的器物体系，在原有的混乱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混乱形式，也就是现代工业器物的介入。

它给我们阐释农村器物体系增加了困难。

这种困难，就像我们面对今天的农民，既不能用传统的农民概念来理解他们，也无法用现代市民概念来理解他们一样。

器物体系及其功能的混乱，跟社会体系及其功能的混乱是一致的，跟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也是一致的。

二、家庭器物的分类

家庭器物中的圣器对农民家庭器物进行分类，首先要建立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上。

这里的“家”，不是现代意义的“家庭”，更不是所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体（农民从来就没有认为现实物质世界是自足的）。

中国农民的“家”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交织在一起的“四维空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空间就是家室，是房屋及其陈设，也包括生活在其中的动物。

时间就是家族延绵的连续性。

传统乡村的家室成员，包括“在这里”（活人）和“不在这里”（死去和将生）的两部分。

因此，家庭器物作为一种被使用的工具，就可以按照其功能（而不是形式或质料）分为相应的两大类。

为了便于分析，我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俗物”和“圣器”。

农民家具中的“俗物”已经进入了一个虚假繁荣的时期，后面要详细分析。

先谈“圣器”。

古代宫廷（或许也可以包括民间的望族、士人家庭），还有公共庙宇里的“圣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但与我的话题关系不大，让研究精英文化的人去专门研究。

农民家庭的“圣器”却十分简单，无非是祖先灵牌、烛台、香炉（有的地方称香钵）、香几。

作为“圣器”。

这些器物应该合起来用，产生非实用的主观功能。

分开来就有可能变成“俗物”（转向实用的客观功能）。

比如烛台可用于日常照明，香炉可以当空气清新设备，香几可以当摆设，放花瓶、时钟等。

这里更有代表性的家具就是“香几”，几乎所有的农民家里都有，不管贫穷的还是富裕的。

它摆设在中堂的墙壁下。

“香几”是长条形，高约150公分，厚约40公分，宽度要根据房屋中堂墙壁的宽度而定。

几上摆着灵牌、香炉。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家祭”。

节日祭祀是毫无疑问的，即便在平常的日子，也要求每日三顿都为死去的家庭成员奉上食物，而不应该是活人在“独吞”。

这既是缅怀和思念，也是请求对后代的保护。

通过对“香几”的（仪式化）使用，保持了“家”的时间要素，将家庭成员中“在这里”和“不在这里”两类联系在一起了。

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过仪式呈现出来的“时间”，对单一的、随时有可能产生错乱的家庭空间，有抑制、修正、粘合作用。

现代农民在使用这种家具的时候趋向程式化，缺少对不在场成员的尊重。

他们一旦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命运，干脆就省略它。

这是“空间”对“时间”的毁灭性打击。

它使空间的结构没有了根据。

今天，我们还能够见到这种古老的“家具”，但它的功能体系已经被割裂，也就是被“摆设化”。

所以，农民家庭器物中的“圣器”已经基本消亡了。

家庭器物中的俗物农民家庭器物中的“俗物”，应该根据它在俗世生活中的功能来分类。

农民的俗世生活有两种形式：

农耕生产和居家生活。

居家生活中家具的功能，就是帮助农民处理（加工、耗费、保存）能量。

这里的能量不包括风、火、水那些可以直接利用的自然力。

对自然力的直接利用，不属于居家生活（家庭器物）的范畴。

而是农具处理的对象。

居家生活中等待加工处理的“能量”，可以分为“未经转化的”（比如农副产品）和“已经转化的”（比如农民的躯体、肌肉）两类，前者是一级能量，后者是二级能量。

在生产和耗费过程中，这两种能量之间构成复杂的循环关系。

根据家具处理能量的客观实用功能，可以将它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储藏一级能量的容器，比如坛、缸、柜、仓。

富裕农民家才有仓（类似现代家庭的壁橱，用活动挡板间隔，底部有带锁的漏斗出口），更富裕的农民还会在房屋之外另设专门的谷仓。

柜是卧式的，平时当床用。

容器一般都由陶或木制成。

陶主要用于储藏动物肉。

第二类，加工一级能量的炊具，包括锅盆瓢镬鐤等（主要是金属材料）。

将食物剁碎、煮熟、煮烂，是典型的毁坏的过程。

毁坏就是生长，它节省了人体生长所需的能量。

它利用自然资源（燃料）和炊具的帮助，使人的胃部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完成自然需要一两个月的“腐烂过程”，并将物质的大部分能量转换为肌肉。

第三类，耗费（消化）一级能量和保存（节省）二级能量的家具，包括桌、椅、凳、床。

节约是基本准则。

根据它与人体的不同接触方式，分为“坐”和“躺”两个系列四种类型：

1、端坐的（不同类型的椅凳），用于进食和社交。

2、斜坐的（靠背椅）和3、斜躺的（摇椅），这两类都是用于休闲的。

4、平躺的（床类），用于睡眠和性生活。

它规定着农民居家生活中的身体姿态。

至于家具使用中的礼仪，不是家具的本来功能，而是“后设”的。

家具中的桌子在这里属于特殊情况，它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似乎脱离了人体。

它最常用的功能就是为享用而陈列食物，但不限于此。

它与人体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是直接接触。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是属于“在这里的人”（活人）专用的，而是整个家庭成员（包括“不在这里的”）共用的。

传统农民在用餐时，会给不在场的成员留下坐位。

它称为“八仙桌”，而不是那种专门摆在餐厅里的“餐桌”。

它和专门用于家祭的“香几”一起，构成农民家庭空间内部的“两个中心”。

其功能是结构性的。

在分析农民文化空间形式时还会涉及。

家庭器物中的另类乡村居家生活是一个相对自主的体系。

它既可以隶属于农耕生产，也可以隶属于狩猎、捕鱼、畜牧等其他生产体系。

面对不同的生产体系，有不同的生产工具和家庭器物。

但它们都有取暖（直接利用自然能源）、排泄（处理人体能量循环的剩余物）等设施。

这些设施的外形不一定相同，但基本功能相似。

因此，它既游离于某一特定的生产体系，又与这种生产体系密切关联。

比如高寒地区的取暖设施就是“火塘”。

这种“火塘”在家庭内部占据了中心地位，类似于一般农耕地区的“八仙桌”。

之所以将这类家具单列，首先在于它的客观存在，同时因为它功能上的特殊性（不属于农耕体系），和造型上的连续性（跟其农民家具相似）。

在农民那里，这类家具的代表就是马桶和火桶。

就取暖和排泄而言，农耕地区的这一类家具，尽管不是对农耕生产成果（能量）的处理，但从造型上看，它还是整个家具体系的衍生物。

农民家具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坐”的姿态（端坐和斜坐）。

马桶是一种“坐”的家具（秘密地坐）。

火桶也是一种“坐”的家具，它模仿农民家庭各种椅子和凳子的造型，只不过底部加了一个装柴炭的火钵。

尽管它们在与人体密切接触上跟其他家具一样，但这类家具与农耕生产体系的本质（身体动作与自然之间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无关，只能是边缘家具。

火桶利用外来能源直接作用于人体（相当于现代的暖气管、空调），用于弥补身体热能补给的不足，是老人和女人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