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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归属
古籍电子文献涉及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中医医史文献(二级学科)等多门学科,是古典文献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长期以来,古籍电子文献被认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
存在这种认识是毫不为奇的。
这是因为,第一,古籍数字化尤其是古籍影像数字化首先在图书馆机构获得成功实践;
第二,有关古籍数字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刊物上,给学术界产生的印象是古籍电子文献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范畴;
第三,通过中国知网主题检索也能够证实古籍电子文献属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支学科。
笔者通过“古籍数字化”“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古籍电子语料库”“古籍电子化”“古籍电子文献”等6项主题词检索(检索日期2014年1月29日),检索结果显示:
超过40篇论文的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中国语言文学、中医学、新闻学(出版)等5个学科,低于40篇论文的涉及中国通史(5篇)、民商法(5篇)、档案及博物馆(5)、考古(4篇)、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3篇)等学科。
事实上,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古籍电子文献的学科属性。
真正能够说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的当通过活跃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
通过主题检索结果的作者署名单位分析,我们发现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如下:
学科姓名署名单位所获学位研究领域发文量
文学、史学毛建军南京大学文学院、新乡学院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古籍电子文献学53
郑永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8
葛怀东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数字化5
王文涛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
博士中国古代史、灾荒史、史料数字化5
管理学李明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博士文献学、中国出版史与出版文化、古籍数字化9
王立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情报学博士信息组织与检索、电子出版、政务信息资源管理7
上表清楚显示,古籍电子文献研究的活跃作者毛建军、郑永晓、葛怀东、王文涛等均来自文史背景,共计发文71篇。
活跃作者中来自管理学背景的只有两位作者,发文总数为22篇。
显然,古籍电子文献学科属性应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平行的二级学科。
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悠久,招生培养规模庞大,有利于古籍电子文献学科的传承;
二是,中国语言文学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重责,古籍电子文献同样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最现代媒介和手段;
三是,古籍电子文献是计算机技术与古文献学内容的融合,而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才是古籍电子文献的实质内容,技术仅仅是手段而非本质。
三、《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类型首先被高校文献学教材所关注。
张三夕先生编撰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是目前在高校使用面最广泛的教材之一,张著为“古籍电子文献”设立专节讲授。
[1]张三夕先生十分关注古籍电子文献这一新文献载体,他在多次会议和论文中强烈呼吁支持成立古籍电子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
张著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教材均涉及古籍电子文献的教学内容。
[2]如,张大可、俞樟华著《中国文献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五节《电子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王俊杰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齐鲁书社2006年)第十章第二节《电子文献的检索和利用》、项楚、罗鹭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古籍电子文献》等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其核心内容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古籍电子文献的出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籍电子文献不仅是一次保护式的再现古籍原典的载体转变,更重要的是实现古典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性转换。
因此,基于古籍电子文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也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产生古籍数字目录学。
随着古籍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古籍目录学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书目情报挖掘和知识整合的发展方。
知识挖掘是古籍书目数据快速增长的产物。
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应更多地借鉴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充分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势。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系统”的成功研发即是对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实现的有效尝试。
古籍电子文献的长期实践必将为传统版本学增添新内容。
古籍电子文献的技术实现和持续的资源建设对古籍版本信息的挖掘和古籍版本的研究将产生全新的范式和理念。
古籍版本是古籍全文数据库成功的关键,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必须采取合理的版本模式。
古籍数字化资源为古籍的版本鉴定工作和方法提供了全新思路,利用古籍数字资源可以进行有效和快捷的版本鉴定。
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功能为古籍的计算机校勘和辑佚提供了完全可能。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古籍智能数据库也不断问世。
近年来,古籍自动标点技术实践逐渐成熟。
黄建年、侯汉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籍计算机断句标点与分词标引研究》(项目编号:
08ATQ002)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古籍电子文献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全新载体和技术手段,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古籍电子文献必将促使传统文献学向数字文献学转型,并衍生新的学术方向,最终会对传统文史类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古典文献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二):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理论选修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了充分发挥该课程的基础工具作用,古典文献学专业团队从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指导四个方面对该课程进行了实践性研究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键词:
《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启发式实践教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为了增强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具体增强其实践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
现略述体会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体现的实践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林林种种,各有特色。
华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是以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为教材进行讲授的。
该教材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
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约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万册,可见其广受欢迎。
我们之所以选择该教材进行讲授,是因为该教材体例新颖,立足于传统理论,又面向现代化,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征相匹配。
该教材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节内容设置上,除了重点讲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五个分支外,还“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
”[1]“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
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
”[2]如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古籍标点致误的类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标点的几种方法,便于学生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句读、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
第八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注释的名称及其术语,这对于学生选择和阅读注书类典籍同样有很大帮助。
另外,古典文献的检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和电子文献检索。
第九章第一节按检索的对象从书名检索、人名检索、地名检索和字词句检索四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
并提供了各种工具书索引书目,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参考使用。
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华师图书馆八楼古籍藏书处的古籍文献资料。
除了传统纸质文献,“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已成为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给予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
”[3]该教材从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大方面介绍了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几种大型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等,并详细讲解了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
特别提出“不论检索光盘还是网络中的数据,如果要正式引用,务必要校核书籍的原文。
”[4]这也体现了文献学的严谨性。
古典文献检索的介绍便于学生在学习中快捷、有效地查阅文献数据,进行实践性学习。
第二,传统文献学知识叙述注重方法介绍和技能的培养。
除了以上标点、注译和检索三章体现的实践性特征,在其他五个传统文献学分支的介绍中也突出了对方法的介绍和学生技能的培养。
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达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
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
”[5]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五部分理论知识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整理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技能。
如第三章第四节对“版本的鉴别和选择”进行了详细介绍。
从版本形式、书籍内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绍了鉴别版本的方法,便于学生鉴别古籍版本,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使用。
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三节借鉴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例》对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叙述,从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勘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伪的方法和要点。
第六章古典文献的辑佚中提到了辑佚的基本方法:
“从佚文献的认定、佚文献的搜辑、辑佚的主要资源、辑佚文献的整理”[6]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方法介绍。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文献整理方面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
”[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设计了“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
其中“关键词和思考题”,便于指导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
“进一步阅读”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理论书籍,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增长知识。
而“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
[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这一章节后的练习题中要求学生“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自撰一份专题书目提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或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专题,所介绍文献应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种图书)”。
[9]从这一练习题就可以看出教材在这一板块编写上,要求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再比如,在第七章讲解完“古典文献的标点”,我们配合教材后的练习题2,要求学生“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笔记标点本。
最后请老师讲评。
”[10]这一练习题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学生可以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实践课堂学习的标点古籍的方法,在老师讲评中又能更深地体会标点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献标点的理论知识;
同时还能参与一部古籍的标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文献学”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36个课时,而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的知识范围是很广泛的。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避免教师单向性“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启发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采取教师课堂教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吸引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最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对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理论知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并能实际运用,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课堂提问
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教授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这突出体现在“教师课堂提问”环节中。
每堂课之后我们都会针对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根据课后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复习已学内容,有时也会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献学著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亲身阅读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课时我们会首先提问学生,了解学生是否自学,自学的效果如何,自学后有哪些收获,发现哪些相关问题等等。
这种紧张而又活泼的带有研讨性质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引导所有学生复习了已学内容,同时也促进学生养成带着问题学习的良好习惯。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目录学一章后及时让学生课后自行复习目录学一章,第二次上课分别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录”、“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录”、“四家目录”、“《七略》与《别录》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经部”等提问12位同学,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点评补充的互动性课堂环节,学生不仅很好地回馈了自己的自学成果,也很好地复习了目录的定义、结构、历史演变、类别以及作用等理论知识,真可谓是取得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文本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自行复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学生应该通过亲身阅读文本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将教材内容完全消化并内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的实际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后,便立即布置学生们完成相应的课后作业——根据个人兴趣在《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目录书中任选一种阅读并写下阅读心得。
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发现有几位同学都阅读了《汉书·
艺文志·
诸子略》中的“小说家”部分,于是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学在课堂上分享并讨论各自的读书体会,借此引导学生培养讨论交流的良好读书习惯。
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将《汉书·
艺文志》的《诗赋略》、《隋书·
经籍志》的《楚辞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楚辞类小序》进行对读,从中基本了解楚辞的发展源流。
可见这位同学是将所学目录学知识有效地运用到读书实践中了。
其实,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不仅自觉地体会到了《汉书·
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
总之,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是本课程教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环节。
(三)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辅助教学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理论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口头讲解以外还积极利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PPT图片展示给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氛围,改善教学效果。
比如,我们在“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的PPT课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实物、《甲骨文字典》书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鼓实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等多张图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古典文献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多种载体的印象。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时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但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版式与古籍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PPT课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献版式示意图”,介绍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我们还结合多种古籍的书影图片向学生演示版式中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逆鱼尾的区别。
通过这些具体的PPT图片,学生们真正认识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和老师口头上的解释凭空想象。
如果说丰富的多媒体PPT图片为理论性较强的古典文献学课堂增添了生动具体的例证的话,那么现场实物演示则更加体现了我们授课的实践性特点。
比如,在讲授完古籍纸书的装式这一节内容时。
我们布置同学们课后动手,用现代人的材料还原古代纸书的装式,开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纸书装式的竞赛活动。
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
他们在课下制作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七种纸书装式。
在下堂课授课前,同学们一一展示了他们的杰作,我们选出了十位学生代表对这些作品进行投票,选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课本上介绍的各种纸书装式特点的前三名,并颁发了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
同学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这一活动,既让同学们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种古籍装式的优缺点及其之间的区别,又增强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可谓一箭双雕。
学生们对这种实物制作、现场演示和知识讲解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反响很好。
(四)文言文标点翻译训练贯穿课堂教学
要阅读古籍文献首先就是要对文言文进行句读并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始终重视学生古文今译能力的训练。
教材当中已经适当地选入一些古典文献段落,这就为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言文翻译实时训练提供了极大便利。
比如,我们在讲授目录学中“一书目录”时,让学生朗读并翻译《易经·
序卦》中的一段、《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的选段、《汉书·
叙传》中的选段[11],之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译文进行评点补充,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对古籍中“一书目录”的发展源流、体例等基本的理论知识都有了较深的体会,而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提高文言文标点翻译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在讲完“版本学”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翻译并解答第一道课后练习题: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
‘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
’诸生乃怀监本至廉前请云:
‘题有疑,请问。
’教官作色曰:
‘经义岂当上请。
’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
今乃私试,恐无害。
’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
‘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
[12]
这则故事讲教官读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为金,坤为金”,而诸生根据所读的监本记载的“干为金,坤为釜”提出质疑。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它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学中的老师。
麻沙是福建省建阳县的一个镇,其刻本粗制滥造,质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为了劣本的代称。
监本是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刻的本子。
可见读书时若是根据的版本不好,纵然是博学多识的太学教官也会犯错。
由此,学生不仅当堂进行了文言翻译练习,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读书治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而且还顺带复习了“三舍法”、“麻沙本”、“监本”等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五)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具体实用的例证紧密结合,提高学生文献处理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秉着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紧密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当代图书馆学、编辑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文献的运用处理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鉴别的方法之一“验牌记”时,便积极引导学生对比现代图书与古典文献在“牌记”方面的差异。
古代版刻书的牌记,一般用一行或两行字,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就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
我们以教材为例,当堂演示,引导学生们识读版权页,其中包括图书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印次、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图书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等详细信息;
而从版次印次印数可以看出该书的畅销情况及其在学界的影响。
由此,学生们学会通过图书作者、出版机构、版印情况等来初步判断图书的优劣,从而更好地指导读书治学实践。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上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校勘经验,其中有两位同学恰好是文学院主办杂志《桂风》的编辑,他们都表示这次在课堂上对校勘方法理论系统性的学习对他们的触动很大。
一般来说,凡是投给杂志《桂风》的稿件都要经过实习编辑的一校、资深编辑的二校、主编的三校,但尽管经过了三次校审,稿件往往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编辑本身知识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
另外几位在杂志社实习过的同学也表示有同样的感受。
最后,我们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并让这两位《桂风》的编辑将电子版《图书编校细则》上传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学参考学习。
同时,我们也强调当今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加强校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对日后求职有益(特别是对于那些立志于做编辑的同学),更是当今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素养之一。
课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此次课堂的收获极大,确实是深刻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就以平时成绩加分来鼓励学生主动寻找《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包括标点、错别字等。
这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体现,既有利于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亲身参与文献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订。
三.课外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与课程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
(一)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
我们在教授完“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这一内容后,都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书写历史”展馆。
湖北省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陈列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除此还陈列着甲骨文汉《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种古典文献。
其中竹简和板牍依次陈列着,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和牍之间明显的区别,这有利于学生深切领会书本中的知识。
在竹简旁边还陈列着竹简的制作流程,通过实物形象地向学生们展示竹简的制作成形过程,一目了然。
(二)图书馆查阅工具书
为了强调工具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为了让学生学习怎样查阅、使用工具书,我们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晓明老师,与图书馆合作,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图书馆亲自查检工具书,并及时解答学生在查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向学生讲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讲解《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语大字典》等几部大型常用工具书使用法。
很多学生反映到图书馆进行工具书查阅让他们受益匪浅,对他们后来论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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