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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寿研究综述正文
正文:
目前國內學界對於楊恩壽的相關研究很是鮮見,對於其的各方面的探究也僅僅停留在淺顯的表層而未就其所有的一切珍貴內質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至今出版過的關於戲曲、戲劇領域及文學史方面的書籍和發表的相關文章之中也只是對其點到為止,而無過多的,深入的探析,研究中還出現了各類相關著作和相關研究的文章的觀點的極度雷同,可見很多的研究者對於楊恩壽的瞭解和研究也只是從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片面的主觀的盲目引用,和就其進行既有觀點的重複述說,甚至片面論證,以至在各類研究結果中出現了引用雷同,出處雷同,觀點類同的尷尬場面。
在比較有名的學者的著書之中,關於楊恩壽的研究也只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以之為歷史的一個映照的側面來進行研究評析,對於其戲曲理論和個人對於戲曲的見解和認識對於戲曲歷史的發展的作用進行表層分析和評論。
本文就目前現有的學者研究觀點,分別從楊恩壽的生卒年考研究、《坦園六種曲》的研究、楊恩壽的在科舉制度下的生活和精神狀態研究、題劇詞中的楊恩壽的人生觀以及楊恩壽創作中的戲曲理論對戲曲發展史的貢獻等方面研究進行的觀點綜述。
楊恩壽生卒年考研究
關於楊恩壽的生卒年考,《清人別集總目》第725頁載:
“楊恩壽(1835——1891),字鶴壽,號鵬海、蓬海,長沙人。
”案稱,楊恩壽生於道光十四年(1834)卒於光緒十七年年(1891),而在南京大學中文博士後朱德慈的《(清人別集總目)訂補\續》中認定《清人別集總目》在對於楊恩壽的生卒年考有欠缺,甚至謬誤,“《清人別集總目》在版本源流的考訂方面成就斐然,但是在作者事蹟,尤其是作者的生卒年歲考訂方面則頗多的可商之處。
”《清人別集總目》案稱,楊恩壽卒於光緒十七年(1891),這個是肯定的,因為這裏朱德慈在王闿運的《湘綺樓日記》裏得到確認。
對於好友楊恩壽的逝世,王闿運於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四月三十日有確切記載:
“得蓬海凶聞。
前書未複,人命迅速,可駭!
”但在當中的關於楊恩壽的生年說其生於道光十四年(1834),朱德慈存在很大疑問,他分別從《坦園詩錄》中的《初發長沙》《我生》《五月二十五日兒子遜生詩以志喜》等詩之中的生日、生年年歲注釋推理中的出其出生於道光十六年,及又《坦園日記》中自述“同治七年壬戌(1868)臘月,初九日半晴。
早起得初三所寄家書,當即作覆。
是日為餘初度,居停設具以慶。
”及同治四年乙丑臘月,“初九日晴。
餘初度也。
隨人擬醵貲為慶,餘峻卻之”考證出生於初九日,後又經朱德慈查證道光十六年臘月初九,已是1837年1月15日。
最後斷定楊恩壽應是生於1837.1.15卒於1891年,《清人別集總目》:
“楊恩壽(1835——1891)”有所謬誤也!
湖南城市學院中文系講師袁志成的觀點是與朱德慈之觀點有所相同,袁志成的《近代湖湘詞學年表》收稿於2007.11.21採取和借鑒了其研究成果,其自述本表以近代湖湘詞學理論為輯索主線,涉及詞學批評理論家的生卒、詞學大事、詞集刊行等年代記錄。
其中詳及他們的詞學活動以及與之交遊唱和和部分者的生卒。
“本表參考饒宗頤的《清詞年表》吳宏一的《常州詞派年表》張宏生的《清詞年表初編》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湘綺樓箋啟》等著述。
”此處直接點出其之觀點是受到朱德慈等的影響的。
“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楊恩壽生,字鶴壽,號蓬海、坦園,署蓬道人,長沙人。
”“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年,楊恩壽卒,有《坦園詞錄》六卷。
”①而在由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編輯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湖湘文庫)乙編湖南文學史》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坦園日記》以及由孫海洋著,東方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湖南近代文學》均採用的是《清人別集總目》之中的觀點,楊恩壽,生於1835,卒於1891。
而在由中國戲曲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則是採用的是《清人別集總目》中之觀點“楊恩壽生於道光十四年(1834)卒於光緒十一年以後”。
有關楊恩壽的《坦園六種曲》的研究
在對於楊恩壽的《坦園六種曲》的研究方面,有湘潭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劉玉奇,其文《末世商音——楊恩壽及其(坦園六種曲)》於2002年3月12日收稿,他不隨同於龍華(著有《湖南戲曲史稿》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吳梅(著有《中國戲曲概論》《顧曲麈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青木正兒(著有《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8)等人對其作品之評價,可謂另闢蹊徑,認為他們在評價楊恩壽作品“從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兩方面予以全盤否定。
”而是較為辯證的看待“誠然,較之元明雜劇和傳奇,這些評價有其中肯的一面,但是從戲劇發展的歷史軌跡和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來分析,則有失偏頗和公允。
”清朝末年戲曲花部的興盛,再加上動盪的社會,其從另一視角探索認為楊恩壽是“獨擎古曲戲劇創作旗幟,站在傳統儒家士子的立場,以戲劇理論家的睿智,把目光投向重大的社會問題,關心民生疾苦,現實地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尤其是傳統士子在封建末世所流露出的情緒和人生觀”,在作品創作上有具有較強的、積極的社會現實意義。
在戲曲創作中楊恩壽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反映時代動亂,表彰忠義,借用戲曲故事來表達忠勇報國之思想以及政治時局的腐敗之諷刺。
劉認為在楊恩壽的《姽婳封》之中“題材雖取自傳說,但劇本體現的主題卻非常鮮明,歌頌義夫烈婦恒王及林四娘的忠烈精神,以期喚起人們盡忠報國之心”並引證此作作於1860年太平天國之亂到達頂峰,第二次鴉片戰爭,局勢動盪,清政府統治面臨崩潰之時。
而《理靈坡》《麻灘驛》對於歷史故事的演繹,同樣表彰忠烈,而對龍華“三部劇作都貫串著同一主題,即是表彰‘忠義節烈’之士,強烈反對農民起義運動”②之觀點予以反駁,龍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到作品的消極反動一面有欠全面,應當將之放到當時的時局之中,諸如此類之彰顯忠勇之演繹不過是楊恩壽關心天下,面對列強淩辱,國家危亡,站在了封建士子一面,讚頌忠肝義膽的英雄人物以期能鼓舞國民團結,共禦外辱,平定天下,使民安身,“表達對中國民族命運的憂慮和強烈的反對列強侵略中國的民族思想,‘雪朝廷之憤,伸中國之威’呼籲人們奮起抵禦列強,保衛國土”③罷了。
對於創作於楊恩壽赴京貢試落第後的顛沛流離經歷的傳奇《再來人》,劉的觀點與其他的評論者得到一致,楊恩壽把自己親身經歷和自己的辛酸科舉之路一併傾注在《再來人》的戲劇創作上,毛松年“《再來人》與《儒林外史》相似”④雖未能淋漓盡致,鞭辟入裏批判封建科舉制度,但在程度上對黑暗的科舉制度有深刻認識,進行了辛辣諷刺。
劉在楊恩壽中舉之後創作的《桂枝香》中看到的是作者盡對科舉制度抵鄙夷、斥責之情緒,當中患得患失的演繹場景也正是作者及其作者般封建士子們處於科舉腐朽衰敗時期的變態心理的真實寫照。
認為此為楊恩壽否定科舉,批評時人的腐朽思想的積極思想傾向。
與《桂枝香》相同《桃花源》雖在藝術上沒有什麼特色可言,但就時事而言,作者的意圖很明顯,針砭時弊,借歷史興衰批評時政,暗示現實政治的黑暗腐敗,另一方面也充滿了對安定平和的嚮往“楊恩壽筆下盛世農桑式的桃花源,正體現了封建大廈行將傾覆時士子們嚮往平和生活的焦渴心情,也表現了作者對清政府昏聵無能的失望”。
⑤孫海洋在其所著之《湖南近代文學》同樣認為楊恩壽《坦園六種曲》均借歷史劇表忠勇報國之情,並批評《桃花源》劇情單純,藝術性也較差,但也對其借古論今,揭露和批判現實予以肯定。
在戲曲創作藝術上孫認為有諸多可取之處“六種曲中多數情節比較緊湊,《麻灘驛》《理靈坡》《再來人》和《桂枝香》都是多線索交替而出,相互糾纏,共同推動情節向前發展。
”其中的波動的心情描寫,還有其南北混合的戲劇(不僅在唱腔上,演出體制亦是如此)表現特色等。
陳書良主編的《湖湘文庫——湖南文學史》認為楊恩壽的大部分劇作都較為貼近現實,重在反映社會現實和對人生的思考,他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的,又不失代表封建失意士人對黑暗現實的揭露與批評,但多數都是發洩個人情緒,少有理性分析。
而在戲曲藝術上的諸如情節安排、語言運用人物性格刻畫等方面很可取。
對其戲劇作品的排場、曲藻很是嘉贊,日本的中國戲曲研究專家青木正兒在其著作《中國近世戲曲史》中也有所贊同:
“恩壽詞彩雖不及黃燮清,然其排場與賓白技巧反過之”。
筆者在同樣如此認為的同時,在當時來說,封建專制壓一下的文人士子們對於國家命運的擔心,對於民族危亡的憂慮也只能在文學世界裏幻想平和世界,逃避時事鋒芒,在對於國家時政的揭露和批評上有其懦弱和虛偽的一面,而不敢直面時政弊端,僅是通過演繹歷史往事以期能喚醒民眾共赴國難,而缺乏在根本上進行的理性分析。
楊恩壽,科舉制度下的生活狀態及其精神狀態研究
楊恩壽在當時的歷史現場之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所創作的戲曲作品也正是作者所處的歷史現場的客觀反映。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易慧莉“通過對同治年間湖南長沙士人楊恩壽日記的解讀,可以深刻地認識到晚清科舉制度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
"⑥作者在其《科舉制下的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以長沙楊恩壽為例》的研究中認為楊恩壽生活的時代是科舉制度走向沒落腐朽的時代,科考舉士已走向死胡同,參考的讀書士子規模的擴大,考試的管理體制遇上難以解決的技術難題,取士的效率降低“嘉、道以降,漸不如前。
至近二三十年遂若探籌然,極工不必得,極拙不必失,繆種流傳”。
⑦而科舉是形成為政權體制內知識份子隊伍的制度基石,科舉制度的運作過程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異化,由此科舉考試就這樣造就了專制政制體制內叛逆的知識份子,使士子個人的人格和精神的塑造過程自我異化——喪失普遍的社會道德,也是體制的自我異化——培植出一批對體制缺乏忠誠感的體制內人。
同治六年前後恩壽的思想、精神動態正是這樣的案例。
楊恩壽終以犧牲自我獨立意識為代價走向體制化的改造,這一改造過程非但痛苦和激烈,而且還具有非道德性。
“一是張揚個性,以擺脫現存體制的束縛及以此為背景的杜會批判,一是泯滅個性,以適應現存體制的束縛及以此為背景的自我反思。
前者不乏‘士志於道’的道德正當性的自信,後者則自始就包含對個性自我扭曲的非道德成分。
恩壽個人的選擇聯繫了他個體生命實踐的價值取向,強烈的科舉成功欲望和不能擺脫在現存體制內謀發展的生存狀態,決定他在對立的兩種思想動向中不斷強化自我反思的趨向,並終至消解其對社會的批判立場。
”⑧
易惠莉教授認為《坦園日記》作為一份同治年間士子科舉生活的實錄,在反映危機的傳統性、深刻性方面很具價值,其通過對同治年間湖南長沙士人楊恩壽日記的解讀,當中提供的南方內地城市士人生活樣本獲得以下觀點:
第一;舉國一體的科舉體制是超越地域文化、學術傳統及民風的現實存在,它對士人生活和精神狀態的影響力居於絕對優勢地位。
第二;科舉制度建構了政權與士人之間控制—依賴的關係,廣大士人通過科舉被納人現政權體制內知識份子隊伍,而科舉制度對士人的控制效率與其為士人提供的成功機率為正比,士人對科舉成功的期望則與科舉制度提供的成功機遇之間張力的適度維持,是雙方控制—依賴關係得以延續的基礎。
第三;傳統社會予“士為四民之首”的崇位,並寄以“士志於道”的期許,而“志道”被社會期許的理想性與“人仕”個人目標的現實性之間的固有緊張關係的調適,也取決於士人對科舉成功的期望與科舉制度提供的成功機遇之間的張力。
近代之前,中國長期存在人口增長背景下科舉隊伍基數擴大導致科舉的成功機率的持續下降,從而形成科舉對士人的控制效率和士人自我道德自律水準同步下降的社會、政治危機。
從楊恩壽的題劇詞來研究其人生觀
中山大學中文系97級研究生周華嬈著有《從題劇詞看楊恩壽的人生觀》一文,著手於楊恩壽的《坦園詞錄》的研究,從其創作的題劇詞中來研究楊恩壽的人生觀。
在《坦園詞錄》中共收錄《探芳信-題黃韻珊(桃溪雪)傳奇》《夢揚州-題嵇永仁(揚州夢)傳奇》《蕙蘭芳引-題曾茶村(蕙蘭芳)傳奇》《滿江紅-桃花源》四首題劇詞,四詞作於不同的時間背景下,短短四首詞之中周華嬈讓我們窺見到楊恩壽豐富微妙的內心世界:
身處亂世的悲觀、對忠節之士的讚美、時光流逝卻事業無成的懊悔、嚮往歸隱卻迫於生計不得不奔走四方的矛盾;看到他如何從一個意氣風發的早慧少年走上困於場屋、屢試不第的道路,終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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