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式福利依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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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依赖成因破解路径

1“福利依赖”概念的界定

1.1福利依赖概念比较

福利依赖概念由乔治·

吉尔德于1985年提出。

随着人们对福利依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对福利依赖进行了界定，但是概念间的差异较大，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对福利依赖概念的界定可被大致划分为问题行为说、依赖文化说、制度缺陷说以及生存策略说【1】。

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1福利依赖概念比较

福利依赖学说

代表人物

概念

侧重点

问题行为说

乔治·

吉尔德（1985）

查尔斯·

默里（1984）

福利依赖是受助者表现出的问题行为

受助者价值观异常、行为病态、个性懒惰消极、自暴自弃、隐瞒收入、丧失工作积极性

依赖文化说

彼得·

桑德斯（1990）

福利依赖是一种亚文化

受助者形成失业的行为惯性、形成获取稀缺资源的稳定预期、形成“底层心态”依赖文化由父代传递给子代

制度缺陷说

劳伦斯·

米德（1986）

尼尔·

吉尔伯特（2004）

福利依赖是福利制度的安排本身产生的负激励效应

现金形式的救助水平高、叠加福利多、替代率高，并具有较高的边际税率，对受助者就业激励不足，甚至诱使其放弃工作伤害受助者摆脱贫困的能力

1.2福利依赖与福利依靠、福利侵占、福利参与

“福利依靠”面向永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他们从进入福利制度起，终生都必须依靠国家的福利救助生活【2】。

福利依赖与福利依靠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前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具备通过自助与他助而自立的社会成员，后者则主要是指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如我国统称的“三无人员”），他们只能依靠社会提供的福利资源生存。

第二，对于福利依赖的社会成员，社会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成为人们不耻的行为；

而福利依靠的社会成员，则是得到人们同情的行为，受到社会关怀与呵护。

第三，福利依赖已成为各国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防范的重要议题，各国都力图通过社会救助和提供能力建设的机会，促使福利依赖者走出依赖；

而对于依靠福利为生的社会成员，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力图为他们提供有尊严、体面生活的条件【3】。

“福利侵占”指具有或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非法”侵占国家福利救助资源，包括伪造申请资格或申请“超标”待遇【4】。

“福利侵占”的社会负面影响非常严重，这部分人员属于缺乏社会公德，恶意侵占社会福利，应受到社会的谴责。

福利侵占者根据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不能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而福利依赖者则不一样，这一群体属于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保障对象。

“福利参与”指具有或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在其个人或家庭生活突然遇到困难时，比如患病、失业、家庭、火灾等重大灾难情况下，临时性地、过度性地参与到福利救助体系中来，政府及时给予一定的救助就可以帮助社会成员脱离困境，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判断一个失业者究竟是属于福利参与还是福利依赖的唯一标准是其是否具有积极的求职意向和求职行为，判断一个就业者究竟是属于福利参与还是福利依赖的唯一标准是其家庭或个人困境的类型和程度【5】。

1.3“中国式福利依赖”

福利依赖问题缘起于西方国家，由于其福利背景与我国的福利背景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在研究中国的福利依赖问题时，需要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中国的福利依赖概念，进行相关研究。

在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转型期，社会福利水平还比较低，所以，我国的福利依赖现象基本表现为“低保”福利依赖。

“低保”依赖有两种含义，一种指低保人员不愿接受政府或有关机构提供的培训或就业机会，长期依赖政府提供的福利生活的现象；

另一种指在申请低保过程中刻意隐瞒收入，进入“低保”范围就不愿退出的现象。

中国特有的低保福利依赖通常是以上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的【6】。

因此，狭义的福利依赖特指处于劳动年龄范围内，具有或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缺乏积极的求职意向和求职行为，依靠福利的一种状态，是“状态”（享受福利制度并有劳动能力）、“意向”（不愿意积极寻找工作）、“行为”（没有积极寻找工作）三位一体的整体概念。

2中国的低保福利依赖现状

根据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关于城市低保，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026.1万户、1877.0万人。

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721.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518.88亿元，占总支出的71.9％。

2014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411元/人、月，比上年增长10.1%；

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286元，比上年增长8.3%。

2014年救济城市“三无”7.6万人。

关于农村低保。

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2943.6万户、5207.2万人。

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870.3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582.6亿元，占总支出的66.9％。

2014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777元/人、年，比上年提高343元，增长14.1%；

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129元，比上年增长11.4%【7】。

近几年社会救助情况人数如表2所示：

表2社会救助情况表

社会救助情况

单位：

万人

指标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272.1

2334.8

2345.6

2310.5

2276.8

2143.5

2064.2

1877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3566.3

4305.5

4760

5214

5305.7

5344.5

5388

5207.2

其折线图如图1所示：

图1社会救助情况折线图

根据2015年民政工作报告，城乡低保投入持续增加。

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65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其中城市低保对象1721.6万人，农村低保对象4933.3万人。

全国城市、农村低保月人均标准分别达到439元、255元，同比增长9.5%、14.7%；

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达到298元、139元，同比增长12%、15.8%。

1-11月，全国累计支出城乡低保资金1414.7亿元。

2015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城乡低保补助资金1171.48亿元，较上年增长6.36%。

根据民政部2016年1季度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情况数据如表3所示：

表32016年1季度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情况表

2016年1季度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情况

人

女性

残疾人

三无人员

老年人

在职人员

灵活就业

登记失业

未登记失业

在校生

其他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7056263

1578805

405903

2759173

285705

3727405

2496272

3982157

2193932

1060323

其构成比例如图2所示：

图22016年1季度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情况对比图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的低保对象数量自2013年后有下降趋势，但是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老弱病残群体已不是救助的主体，灵活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明显较大。

可见，有劳动能力者依靠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现象突出，这部分人动积极性不强，重返劳动市场的意愿不高，它反映的即是福利研究中的福利依赖现象。

3中国福利依赖的成因

3.1经济因素分析

3.1.1“附带福利”是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

所谓附带福利是指因享受低保而带来的其他补助。

城市低保制度中的附带福利主要包括粮油帮困、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廉租房以及其他优惠和帮困措施。

因此，许多基层的低保管理人员把低保卡称为具有高附加值的金卡，而退出低保也意味着附带福利的丧失。

即使低保补差金额少至数元，但一些低保对象仍紧抓低保不放，因为他们看到，继续领取低保可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附带福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走向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动机。

3.1.2工作的不稳定性是影响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和退出决策的潜在因素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低保对象是因社会经济转型，个人就业能力偏弱而不得不下岗失业的，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工作，工资低、稳定性差，而且再次失业后能否再次成功申请低保也是个未知数，这些就构成了阻碍低保对象走向工作岗位的摩擦力。

3.1.3隐含税率因素

通常各国都是先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然后调查申请人的家庭人均收入，当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时，就按其差额进行补助，即所谓补差式救助。

这种方案表面上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反过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享受这种低保福利的家庭收入每增长一元钱，就要减少一元钱的补助，相当于征收了100%的个人所得税。

为了不减少低保福利，就可能选择不劳动。

现实的调查中也显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远远超过低保福利的工资收入才可能吸引低保对象去工作。

隐含税率成为影响低保对象工作积极性而依赖低保福利的关键因素。

3.2社会因素分析

3.2.1社会歧视因素

社会歧视使得个体无法安心地从事社会工作，甚至使得个体根本无法获得工作，从而导致了个体的福利依赖。

3.2.2福利扩张因素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旨在为城市贫困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同时政府要求各地要努力实现“应保尽保”目标，力求全面解决城市困难居民的生活问题，实现社会稳定。

但在一定意义上讲“应保尽保”可能导致福利扩张。

3.3制度因素

（1）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制度建设还不够健全，低保制度中的高成本家计调查使得政府无法全面掌握低保家庭的收入状况，由此为福利依赖者提供了可能。

（2）低保“配套措施”等福利叠加政策加强了受助者对低保制度的依赖心理和投机行为。

（3）失业保险制度、再就业机制与低保制度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不仅降低了制度运行效果而且延长了受助者滞留福利制度内、领取救济金的时间。

3.4个人因素分析

3.4.1文化素质因素

文化程度决定了低保对象的专业技能，文化素质低使之无法适应生产经营单位工作，从而直接对就业率的高低产生影响

3.4.2职业技能因素

大部分的人由于没有技能，无法取得满足自己和家庭生活支出的必要收入，因此不得不依赖低保福利。

3.4.3家庭因素

经济与社会变迁使人们的价值观、婚姻观发生很大变化，失业下岗人员的婚姻状态令人担忧，为数不少的单亲家庭在经济没有正常来源之时，形成对低保福利的依赖，而且婚姻失败可能影响对工作的信心。

另一方面，家庭中的老弱病残现象较严重的话，为了照顾病残而无法去寻找工作,只好依赖低保福利。

3.4.4心理失衡因素

与社会歧视相关，低保群体中不愿工作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就是见工失败后的沮丧，最后形成心理失衡。

而且由于低保对象中存在着年龄偏大的特点，一些人从心理上感觉到这一生已经没什么奔头，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于是悲观主义思想使自己放弃努力，而选择依赖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下的休闲生活模式。

3.4.5工作伦理因素

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找工作纯粹是为了挣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义务、一种伦理和社会义务。

3.4.6认识误区因素

有些人把领取低保金视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待遇，认为既然低保待遇给付完全由政府单方面承担，不拿白不拿；

有些则是因为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过渡性质认识不足，将领取低保作为了一辈子的事。

4福利依赖破解路径

4.1经济方面

科学测量贫困线，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水平。

公平、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确定需考虑贫困群体相对其他阶层的不同需要。

贫困群体内部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差别补助，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执行多元化的标准，这样才能使制度标准更加公平。

优化低保制度的待遇发放，防止福利依赖。

首先,优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待遇发放的绝对差额补助的方法，降低边际税率的水平。

其次，摈弃当前其他社会救助项目共用低保目标瞄准方法的做法，剥离低保资格的“含金量”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救助待遇发放资格应该不限于收人审查，还同时更多地考虑低收人群体的实际需要，体现按需给付的原则。

优化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立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筹资机制。

通过法规的形式，明确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4.2社会方面

政府应协同第三部门为福利依赖者提供更多优质的劳动需求，同时要加强劳动就业的稽查工作，以此确保劳动者的各项待遇都达到一定的标准，从而鼓励其就业。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发挥公民社会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推动个体提高抵抗社会排斥社会隔离的能力。

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尤其是加速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从而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个人质量提升的新环境。

加强义工队伍的建设，通过义工来对福利依赖者进行帮扶，以此增强个体社会参与的能力，最终实现贫困的脱离和社会融合。

4.3制度方面

规范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为重点的资格审查制度。

目前，家庭经济状况调查难以有效实施，可借助现有的信息网络平台，包括利用银行证券、税务、工商、劳动社会保障等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依法获取申请者和受助者的家庭财产和收入状况，结合个人申报，明确各个机构和个人在低保资格审查中的权利和义务。

如有需要，上述部门应积极配合民政部门进行存款证券交易、用工、社会保险缴费等信息的取证。

完善促进与就业相关联的动态管理机制。

我国现行低保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动态管理，即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时，将其纳入低保群体，提供相应的低保待遇；

当家庭收入变化时，相应地调整低保金额;

当家庭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时，应让其退出低保。

同时，在促进就业层面，也应发展激励措施，一旦家庭平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应继续保留短期待遇直至收入稳定;

；

超过低保标准的“边缘户”，可以保留与低保制度相关的配套福利措施，消除其就业的后顾之忧。

构建全面的社会救助体系。

包括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失业救助等。

通过对不同人群及不同需要的特定救助，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的救助体系。

同时，要将完善低保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服务等制度设计有效衔接。

实现福利社会化的转变，即福利主体、福利客体、福利内容都要实现多元化，构建一个包

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三维一体的反贫困主体，并要求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反贫困治理过程的网络化合作，以此实现多元主体共治，进而实现福利依赖状况的改善同时，发挥个体在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倡导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实现能动性政治的构建。

4.4个人方面

使社会工作介入到对个体的能力的提升中。

第一，实行规范性学习策略，即政府部门委托培训机构，特别是高校，承担培训工作，同时将街道、居委会纳入到规范学习的具体办法的制定当中，以此实现更为优质的学习效果；

第二，建立和发展社区学院，通过社区学院来助力个体规范性学习的效果，同时提高社区资源的利用效率。

充分挖掘受助者抵抗风险的能力，不仅仅要使个体能从风险中获得新生，同时强调要使个体避免陷入风险的漩涡。

要原本免费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转变成为低偿性的学习项目。

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提升学员对这样机会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学员自立精神的培养。

并且实施小额贷款、就业补贴等经济手段，来促使个体增加就业意愿，进而转换为积极就业的个体。

通过非经济性的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转变受助者的心理惰性，鼓励劳动者树立自立自强的生活信念，从而从个人心理上消除对福利的依赖。

通过其观念的转化来提升工作积极性，通过自身的劳动来谋发展，努力摆脱福利依赖，为自己、家人、也为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刘璐婵,林闽钢.“养懒汉”是否存在?

——城市低保制度中“福利依赖”问题研究[J].东岳论丛,2015,36（10）:

37-42.

[2]矫春盼.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福利依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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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婧.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的福利依赖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研究[D].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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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矫春盼.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福利依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北京：

[5]矫春盼.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福利依赖”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北京：

[6]刘玉如.福利依赖问题浅析：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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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