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行事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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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行”的事例进一步增多，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行某将军事”，如行大将军事、行车骑将军事、行度辽将军事等，多与临时性的军事活动有关。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州郡县三级制的形成，开始出现“行某州刺史（事）”。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这是史书中关于行刺史的最早记载。

此后至西晋末年，时局混乱，范阳王琥曾承制用苟唏行兖州刺史、阎鼎和苟组曾先后行豫州刺史事。

东晋时，又有慕容鱿行平州刺史、苏峻任命王舒行扬州刺史事的例子。

这时还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

如晋惠帝时，交州刺史陶咸死，新昌太守梁硕“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卷89，王谅传）；

晋明帝时，宁州刺史王逊死，“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卷81，王逊传）；

晋安帝时，刘裕平洛阳，以毛修之“行司州事”（卷48，毛修之传）；

徐道期攻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仍行州事”（卷50，刘康祖传）。

这种“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与“行某州刺史（事）”并无实质的区别，只是中间没有刺史的名号。

　　南朝也有各种“行某官（事）”，其中的新变化，无疑是地方行政制度中“行事”的设置，而这一设置可上溯至东晋末年。

《宋书》卷5《文帝纪》载，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之难，上（刘义隆）年四岁，高祖（刘裕）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

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命，京城（即京口，今江苏镇江）是当时徐州刺史的治所、北府兵的根据地，刘裕讨伐桓玄就起兵于此，驱逐恒玄后长期担任徐州刺史。

义熙六年，卢循起义军直逼建康，刘裕忙于应付，而根据地不能动摇，所以安排第三子刘义隆坐镇京口。

当时刘义隆只有4岁，显然无力担当镇守的重任，刘裕于是安排自己中军府的谘议参军刘粹为辅佐。

这一任命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控制地方的新模式，即当权者（当时是刘裕）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员担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当这些家族成员因为年幼或其它原因不能处理政事时，则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由僚属掌握。

随后，这一模式得到普遍的应用。

如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灭姚秦后从长安返还，以第二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以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卷61，庐陵王义真传）；

十四年（公元418年），刘义隆任荆州刺史，西镇江陵，“太祖（刘义隆）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卷63，王华传）；

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从寿阳到建康登基，以第四子义康为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卷69，刘湛传）。

　　刘宋建立后，这一模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上面所说的当权者变成了皇帝，家族成员变成了宗王，而那些辅佐的僚属则逐渐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行府州事”，简称“行事”。

刘宋时，对辅佐的僚属还偶尔称“众事一以委之”（卷53，庾登之传）、“众务悉委焉”（卷53，庾炳之传）、“行州府之任”（卷60，王准之传）、“总府州之任”（卷72，晋熙王燮传）等。

约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荆州刺史刘义隆镇西府谘议参军王华“代（张邵）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这是关于南朝“行府州事”这一称呼的最早记载。

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始兴王浚任扬州刺史，范晔以长史“行州事”，文帝对主簿沈璞说：

“范晔性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

”（卷100，自序）这是关于南朝“行事”这一简称的最早记载。

此后直到梁陈，就一般用“行府州事”、“行事”等称呼了。

　　南朝的“行事”只是一种简称，其具体类型和称呼则比较混杂，概括起来，主要有“行府州事”和“行郡事”两类。

　　行府州事，又有行某州事、行某州府州事、行某州府事、行府事、行州事等称呼，是南朝行事中最主要的类型。

其中，“府”即军府，是将军的官署；

“州”即州署，是刺史的官署。

魏晋南朝军事活动频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都督区（方镇），是凌驾于州之上的军事区划。

一个都督往往都督一州、数州乃至十余州的军事，而且通常兼任本州刺史。

出任都督者都有某个军号，如镇西将军、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其官署也随之称镇西府、冠军府、征虏府等。

都督兼任本州刺史，则同时又设有州署。

有的刺史虽然不任都督，但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

这样，各州一般有两套僚属班子，即府佐和州佐。

南朝重要镇、州的都督、刺史，多由宗王担任，所谓“行府州事”，即由府的上佐“总摄州府”（卷45，颜之推传），全面负责府、州事务。

如上所列举，史书中又有单称“行州事”、“行府事”的，因为府、州联系紧密，且常常连称，是否单称“行府事”就不行州事，单称“行州事”就不行府事，还不能肯定，所以这里都归入“行府州事”一类。

行郡事在南朝也比较常见。

南朝除重要的镇、州由宗王担任都督、刺史外，一些重要的郡也往往由宗王担任太守，如吴兴、吴、会稽、丹阳、南琅邪（侨立）、南彭城（侨立）、淮南（侨立）、宣城等，都是南朝经济发达、高门大族聚居之地，其中会稽还是当时一个重要都督区——会稽都督区的首郡。

宗王出任太守者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因此也有府佐和郡佐两套班子，所谓“行郡事”，即由府的上佐全面负责府、郡事务。

　　此外，还有行石头戍事、行东宫事和行国事。

石头戍是保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宋、齐、梁三代都设有领石头戍事，多由宗王兼任。

偶尔也由宗王僚属行石头戍事，如南齐江夏王宝玄领石头戍事，曾由长史萧颖胄行石头戍事（卷38，萧颖胄传）；

梁代南康王绩领石头戍军事，曾由长史司马襞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卷40同马襞传）。

行东宫事仅见于陈代，王通、沈君理、陆缮都曾以太子詹事行东宫事。

史书中还屡见行国事的例子，如刘宋张岱行巴陵王府州国事、梁代王泰行南康王府州国事、王筠行湘东王府国郡事、陈代徐陵行晋熙王郡国事等。

至于行国事的具体内容如何，史无明文，可能职责较轻，所以一般附于“行府州事”或“行郡事”之后。

　　这里附带谈一下北朝的“行某州事”。

北朝“行某州事”很普遍，但在史书中不简称行事，一般临时由它官兼任或单独担任，而很少由府佐兼任，与刺史无异。

北朝“行某州事”大致沿袭两晋，与南朝宗王出镇背景下的“行事”迥然不同。

　　综观南朝以前的“行某官（事）”，虽然名目繁多，但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它们只是一种任职方式，通常是由某一较低职位的官暂时行使某一较高职位的权力，具有临时性、非正式任命的特点。

如汉武帝时，“（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蚧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

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卷108，韩长孺传）。

丞相田蚧死后，没有另任丞相，而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御史大夫韩安国暂时行使丞相的职权，汉武帝本来有意正式任命他，但因为他脚伤严重，最后改任薛泽为丞相。

　　南朝的“行事”不仅在称呼上套用了以前的“行某官（事）”，而且在任职方式上也继承了“行某官（事）”的上述特点。

比如“行事”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僚属行使长官的职权，它通常在长官年幼时设置，它也不是一种正式的官职。

但南朝的“行事”在任职方式上又与以前的“行某官（事）”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以前的“行某官（事）”之上并没有另外一个长官，而南朝的“行事”之上有都督、刺史等长官存在，且通常是宗王，行事只是行使长官的职权。

如汉武帝时韩安国行丞相事，他的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丞相。

两晋时虽然已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但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刺史，与南朝的“行事”根本不同。

南朝都督、刺史等加行事的模式是一个创举，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点下文再论。

　　其次，以前的“行某官（事）”通常由其它机构的官员兼任，而南朝的“行事”通常由所在机构的僚属兼任。

如汉武帝时韩安国就是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另外如东汉岑彭以廷尉行大将军事、曹魏董昭以卫尉行司徒事等，都是其例。

而南朝的“行事”主要由所在军府的上佐——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担任⑤，其中长史为首佐，司马掌军事，谘议参军主讽议。

就“行府州事”而言，笔者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收集了114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97例、司马9例、谘议参军6例，另外还有属于分职诸曹的录事参军1例、中兵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

而由州的上佐——别驾、治中从事担任行事的一例也没有，这反映了当时府凌驾于州之上的事实。

就“行郡事”而言，笔者收集了22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16例、司马4例、录事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

而由郡的上佐——丞担任行事的只见到1例：

南齐时邵陵王子贞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由郡丞王思远行郡事，这也是在郡这一地方层级府凌驾于郡之上的反映。

另外如前所述，两例“行石头戍事”都是长史，也为府的上佐；

三例“行东宫事”都是太子詹事，为东宫僚属。

　　既然“行事”只是一种任职方式，而非官名，无品级印绶，自然不可能由朝廷“除拜”，那么怎样认定呢?

梁初，萧颖达出为信威将军、江州刺史，沈瑀任长史，“璃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

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

‘朝廷用君作行事耶?

’”（卷53，沈瑀传）沈瑀为长史而非行事，却“每忤颖达”，所以“颖达衔之”，以至勃然大怒。

材料从反面说明行事虽然由长史、司马等府佐充任，但有权制约府主，与单纯的长史、司马不同。

同时，萧颖达所云“朝廷用君作行事耶”，也说明府佐担任“行事”确实需要朝廷的认定。

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僚属曾共推中兵参军刘恭之行府州事（卷79，海陵王休茂传），这是特殊情况，另当别论。

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晋安王萧纲出为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休源任长史，“别敕专行南徐州事”（卷36，孔休源传），这是通过“别敕”的形式来认定长史的行事职权，恐非通例。

按常理，在长史、司马等除身（南朝的委任状）中写明其行事职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认定方式。

南朝各代正史通常将“行府州事”、“行某州事”等加在长史、司马等本官后面，如宋孝武帝时，邓琬“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卷84，邓琬传），这种写法也许就是源自除身，但这一推论还有待证实。

　　二、南朝“行事”的设置原因及其对皇权的影响

　　南朝行事的设置实际上是与宗王出镇制相配套的一项措施。

既然宗王出镇制在西晋已经形成，为何当时没有设置行事，而南朝要设置呢?

其设置对皇权又有何影响呢?

对此，《南齐书》卷40“史臣日”有一段评论：

　　帝王子弟，生长尊贵，……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

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

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

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

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

“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

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

　　以上所论为宋齐尤其是齐代“行事”和“典签”的设置原因及其对皇权的负面影响。

但对理解整个南朝的行事有普遍意义，以下试作分析。

　　1　“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

即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因此要设置行事辅佐出镇宗王处理府州事务。

　　西晋宗室成员众多，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第二世27人，第三、四世各近70人。

这些人身分尊贵，从政能力普遍较强，因此要推行宗王出镇制，不乏可用的宗室成员。

而在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的儿子都很小，最大的司马衷才7岁。

在宗室成员众多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让如此年幼的皇子出镇，为他们设置辅佐也就无从谈起。

但刘宋建立者刘裕的情况却很不一样，他只有两个同父异母弟，即刘道怜和刘道规，他本人直到义熙二年（公元406年）42岁才有子，陆续生了7子。

因此，刘裕要和西晋一样用血缘关系来控制方镇，除了让幼子出镇外，别无选择。

这些幼子没有从政能力，自然要为他们设置辅佐，“行事”制度也由此产生。

刘裕以后的南朝各代皇帝仍然推行宗王出镇制，也经常出现登位后皇子年幼的情况，继续设置“行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南朝各代正史，笔者对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梁武帝、陈文帝、陈宣帝这10位皇帝之子最初出镇的年龄作了统计，共收集可考者72人，其中4～15岁61人，约占85％；

16～22岁9人，约占12％；

30岁以上2人，约占3％。

由此可见，南朝最初出镇的皇子中，15岁以下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从政能力，出镇主要起权力象征的作用，政务的处理必须依赖于“行事”。

如宋文帝时，庾登之任衡阳王义季征虏府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卷53，庾登之传）。

梁武帝时，寻阳王大心为郢州刺史，“时年十三，太宗（萧纲）以其幼，恐未达民情，戒之日：

t事无大小，悉委行事，纤毫不须措怀。

’”（卷44，寻阳王大心传）陈宣帝时，晋安王伯恭为南豫州刺史，萧允任长史，“时王尚少，未亲民务，故委允行府州事”（卷21，萧允传）。

因为不用处理政务，有的幼王最初虽然担任刺史、太守，但实际上仍留在京师。

如宋南平王铄初为湘州刺史，“不之镇”（卷72，南平王铄传），在此期间，陆徽曾任司马，“行湘州府事”（卷92，陆徽传）。

　　出镇幼王虽然主要充当权力的象征，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年长后是要亲自处理政务的，所以在位皇帝往往要求他们以“行事”为师，史书中也不乏出镇幼王适度参政的事例。

如梁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到溉为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湘东王“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卷40，到溉传）。

晋安王纲多次出镇，孔休源曾任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晋安王“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晋安王则“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卷36，孔休源传），“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蕃政，所在有称”口幻（卷4，简文帝纪）。

前引寻阳王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众皆惊服”（卷44，寻阳王大心传）。

又如陈晋安王伯恭“年十余岁，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卷28，晋安王伯恭传）。

始兴王叔陵16岁都督江州，时孔奂任“行事”，但叔陵“政自己出，僚佐莫预焉”（卷36，始兴王叔陵传）。

　　“行事”主要在幼王出镇时设置，随府主年龄的增长，能力的增强，一般会撤除“行事”，由府主亲自处理府州事务。

早在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出镇荆州，长史刘湛行府州事，“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

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

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卷69，刘湛传），最后文帝召回了刘湛。

但各代府主亲政的具体年龄难以查考，史书记载较明确的有：

宋江夏王义恭19岁亲政、彭城王义康18岁“始亲庶务,~LSJ（卷52，谢述传）、齐随郡王子隆18岁“亲府州事”（卷40，随郡王子隆传）、晋安王子懋20岁“亲府州事”（卷40，晋安王子懋传）、番阳王锵23岁“始亲府州事”（卷35，鄱阳王锵传）、武陵王晔约25岁“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

据此推测，南朝宗王亲政的年龄约在18～25岁之间。

　　年长的出镇宗王有事、病亡或品质太差，也往往会设“行事”。

如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讨伐刘劭，“府缺上佐，（谘议参军刘延孙）转补长史、寻阳太守，行留府事”（卷78，刘延孙传）。

晋平王休佑为南徐州刺史，宋明帝“以休裙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卷72，晋平王休佑传）。

梁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王冲为长史，“王薨，行州府事”（卷17，王冲传）。

异姓也有设“行事”的例子，原因类似。

如“（宋）益州刺史刘亮卒，（长史沈）仲玉行府州事”（卷100，自序）。

梁初，“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长史沈）璃行府州事”（卷53，沈瑀传）。

以上情况并不普遍，可视为“行事”辅佐幼王这一主要职能的扩充。

　　2　“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

即出镇宗王身分尊贵，位高权重，设置“行事”和“典签”能防范他们骄纵不法，尤其是凌驾于皇权之上。

南朝对方镇的监察主要依靠“典签”，“行事”的主要职责是辅佐出镇的幼王，但也有防范的责任。

　　刘宋初期，宗室内部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在宋文帝元嘉年问，开始出现权力之争。

宋孝武帝上台后，矛盾就很尖锐了，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先后起兵叛乱，武昌王浑也自号楚王，“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卷79，武昌王浑传），最后都被孝武帝诛杀。

为限制宗王，孝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分割强藩、贬抑诸王的车服制度等。

这时，“行事”的防范作用也有明显的体现。

如海陵王休茂出任雍州刺史，“时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怒”（卷79，海陵王休茂传），最后竟将“行事”和“典签”杀死。

宋明帝在位时，将孝武帝十余子及文帝数子全部诛杀，“唯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卷79，桂阳王休范传），设置“行事”就无从谈起了。

　　齐高帝萧道成吸取刘宋灭亡的教训，临终前告诫齐武帝：

“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

”（卷25，长沙王晃传）齐武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滥杀宗室，但限制很严，“诸王行事多相裁割”（卷46，蔡约传）。

而且，有的宗王设置行事的时间很长，如武陵王晔15岁出镇，因“无宠于世祖”，约25岁“始不复置行事，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

齐明帝登台后，大肆屠杀高、武子孙，出镇的主要是其本系成员，但他也注意防范。

如江夏王宝玄出任郢州刺史，刘暄为“行事”，“执事过刻。

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

‘马何用看。

’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

‘旦已煮鹅，不烦复此。

”，（卷42，江柘传）其限制已及于幼王的日常生活。

　　梁陈二代对出镇宗王的控制相对较松，但还不至于放纵。

如武陵王纪任东扬州刺史，长史臧盾行府州国事，“（武陵王）颇自骄纵，上召（江）革面敕日：

‘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为行事。

非卿不可，不得有辞。

……府王惮之，遂雅相钦重”（卷36，江革传）。

陈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陆）琼长史，行江州府国事”（卷30，陆琼传），陆琼虽然没有成行，但从中可以看出陈宣帝利用“行事”限制出镇宗王的意图。

　　3　“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

即出镇宗王的权力被“行事”和“典签”架空，无法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

萧子显所论指的是“行事”和“典签”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二者的影响都有两面性，不能一概而论。

就“行事”而言，其影响在南朝的几次政局变动中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在宋明帝登位后。

孝武帝死后，太子刘子业即位，大肆诛杀，人不自保。

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子业被侍卫杀死，孝武帝之弟刘或登位，是为宋明帝。

这次中央政局的突变，在方镇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当时方镇有不少由孝武帝诸子出镇，这些宗王仅10岁左右，府州权力完全由“行事”掌握：

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邓琬任“行事”；

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孔道存任“行事”；

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何慧文任“行事”；

安陆王子绥为郢州刺史，荀卞之任“行事”；

寻阳王子房为会稽太守，孔觊任“行事”。

宋明帝登位后，邓琬拒不承认，奉子勋为帝，首先起兵反叛，其它方镇，包括“行事”所在的方镇纷纷响应，“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卷57，蔡兴宗传），形势一时非常严峻。

宋明帝最后平定了叛乱，各“行事”的反对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维护了孝武帝的皇权。

　　第二次在萧道成代宋前。

宋明帝死后，太子刘昱即位，时年9岁，由萧道成等人辅政。

这时，宋明帝之子刘准、刘燮、刘友、刘跻、刘赞、刘翔等都年仅数岁，尚未出镇。

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卷79，桂阳王休范传），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以刘燮为郢州刺史，由长史王奂行府州事。

次年，休范起兵反叛，东攻建康，郢州派兵袭取寻阳，休范旋即被杀。

此后，荆州刺史沈攸之“密有异志”（卷85，王蕴传），萧道成的长子萧赜、亲信柳世隆又先后任郢州“行事”，防备沈攸之。

升明元年（公元477年），沈攸之起兵东下，至郢州便被打败。

另外，刘准镇扬州、刘友镇江州、刘赞镇荆州、刘翔镇湘州、刘跻镇会稽，权力都由“行事”掌握。

在此期间，幼王不过是傀儡，“行事”则成为萧道成控制方镇、取代刘宋的工具。

　　第三次在齐明帝夺位前。

齐武帝死后，太孙萧昭业即位，齐武帝堂弟萧鸾等辅政。

不久，萧鸾废昭业，立其弟昭文，控制了中央。

这时，宗王出镇的格局为：

齐武帝之弟萧鲸镇郢州、萧锐镇湘州、萧铿镇南豫州；

之子萧子懋镇江州、萧子敬镇南兖州；

之孙萧昭秀镇荆州、萧昭粲镇南徐州。

其中萧鲸、萧昭秀、萧昭粲年幼，仍置有“行事”。

萧鸾一方面“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孔琇之传），另一方面则派兵袭杀，如派裴叔业杀萧锐、派王广之杀萧子懋和萧子敬。

这样里应外合，杀出镇诸王如探囊取物。

但也有例外，如“明帝遣徐玄庆西上害蕃镇诸王，玄庆至荆州，欲以便宜从事。

（行事何）昌寓曰：

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

若朝廷必须殿下还，当更听后旨。

昭秀以此得还京师”（卷43，何昌寓传）。

何昌寓所言所为，明显是对齐武帝一系的维护。

　　第四次在萧衍代齐前。

齐明帝死后，太子萧宝卷即位，杀尚书令萧懿，并派兵袭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萧衍于是准备起兵。

这时，齐明帝之子萧宝义镇扬州、萧宝融镇荆州、宝攸镇江州、宝嵩镇南徐州、宝源镇会稽；

之侄宝览镇湘州。

他们约十余岁，由“行事”执政。

其中荆州是与扬州相对应的西部重镇，萧衍与荆州行事萧颖胄合谋，最终攻人建康，建立了梁朝。

另外，荆雍兵东下时，湘州“行事”张宝积“释甲以俟”（卷10，杨公则传），南徐州“行事”范岫“遣使降，且请兵于高祖”卷22，安成王秀传），都站到了萧衍这一边。

　　概言之，“行事”总摄府州，权力很大，能在关键时刻决定方镇对中央的向背。

正因为如此，“行事”多“简自帝心”，是在位皇帝所信任者。

在政局稳定时，“行事”一般能辅佐幼主，维护皇权；

但当政局动荡尤其是皇位更替时，“行事”受政治利益或道德观念的影响，就会体现出两面性，有时能维护皇权，有时则相反。

就以上四例而言，第一、三例中“行事”体现了维护皇权的一面，第二、四例中“行事”则成为改朝换代的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尽管“行”这一任职方式在先秦时已经出现，并一直沿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