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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敏感的阶段,顾维钧依然留守北京政府并成为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顾维钧业已同南方国民政府处于对立地位。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继续北伐,迫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退出北京,北京政府彻底解体。
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
在此期间,顾维钧虽然对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及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并且已经于1927年6月份辞去了在北京政府所任的各项职务,但是他仍因历任北京政府内阁要职于1928年7月遭国民政府下令通缉。
通缉令称:
“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务部、总司令部、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
”[1](p.80)当时全国众多报刊纷纷刊登国民政府的通缉消息,顾维钧在惊慌之余于年底出游西欧,北京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
后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顾维钧也就于1929年应张学良的邀请,自加拿大回国,以在野之身为其提供外交咨询。
在此期间,经过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疏通,国民政府也就表示对顾维钧以前所犯的过错既往不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
自此,顾维钧可以在国内自由居住,处理一些私事。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警觉的他就在事前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的东北局势。
等事件发生之后,国难当头,作为国内公认的反日领袖,顾维钧又不得不再度出山与日本进行沟通,先任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同年12月,他因主张和日本进行直接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这也是他与国民政府正式发生关系的开始。
在此之后,顾维钧又先后代表国民政府任驻法公使、大使和驻英大使以及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服务于中国的抗日外交事业,成绩卓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与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声,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顾维钧先是主张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国内的纷争,后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又转变观念主张用武力解决两党之争,从而在政治上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又一次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在此期间,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于1946年10月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游说美国朝野,争取美援,并且在1947年5月和1948年11月两次为国民政府取得了大量的贷款和战略物资。
然而,在战争打到1948年时,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胜利。
1948年12月在中共以战争罪下令通缉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顾维钧作为唯一的外交使节再度榜上有名,名列第二十二位。
随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亡台湾,而顾维钧则继续以驻美大使的身份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并且不断在美国朝野鼓吹共产主义威胁论,以争取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援助国民党,支持其“反攻复国”。
一代外交家的政治品格至此彻底倾斜和扭曲。
1971年10月2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美国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于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
[2](p.81)这又兆示了中国新政府对顾维钧的宽容和谅解。
1985年,年近98岁的顾维钧在其美国居住地——曼哈顿寓所因心脏衰竭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
在民国政坛上,力图不介入党派之争的顾维钧竟阴差阳错地两次陷入了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并遭此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
本文将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
一、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即是指个人的经世品格。
“经世”一说可谓是一个源远流长、涵义宽泛的习惯性提法,其大意旨在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期以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
顾维钧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美留学期间,对比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心系故土家园的贫困和落后,更激发了他投身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强烈愿望。
自1912年学成归国踏上经世之道,顾维钧始终以谋求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为己任,殚思竭虑,不辱使命,从总统府秘书到驻美公使,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从支持国际联盟到筹组联合国,从与日本侵略者的反复较量,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在力争国权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扑朔迷离的民初政坛上,顾维钧所在任上,所到之处,无不浸染着他弥久弥深的民族忧患意识。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当1931年日本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时,退出政界的顾维钧虽表示无意再从政,但作为国内外公认的反日领袖人物,他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注视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并在与张学良的笃深交往中出谋划策,多有忧心关切之意。
随之,当南京国民政府决意起用他时,顾维钧只有共赴国难之想,决无退避却步之念,民族忧患意识使他跃腾而起。
顾维钧说过:
“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
”[3](p.477)他又说:
“我有些特殊的见解,那就是我对应该如何代表中国有我的看法。
”[3](p.477)综其一生,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作为自己从事外交活动的最高准则。
当1926年10月,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内阁总理时,他已经发现中国政局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南方国民政府以其迎合民心的新的政治因素崛起并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北洋军阀必然阻止不了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只是时间问题”[4](p.303)了。
那么顾维钧为何还要与这个即将垮台的政权纠结在一起而甘心做他的殉葬者呢?
他说:
“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又说:
“我留在政府首脑职位上的唯一理由,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
”[4](p.299)在他看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是想通过一己之力在形式上维持一个中国的状态,而不想让中国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尽管北京政府是一个违背民意的政府。
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行为完全是一腔爱国主义热情的本能反应,在他的眼中国家利益、国家声誉高于一切,为了国家他可以牺牲所有,包括他自己。
1946年六七月间,顾维钧接替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
此时,顾维钧已经认识到若在政治上对中共不采取让步政策而实施武力,这无异于自杀。
为此,他劝告蒋介石“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
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稳将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跌落。
”[5](p.82)又曾对中共领导人邓发说过:
“国共两党政策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5](p.82)顾维钧在这里把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个人利益区别开来,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在他的眼中,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在和平、民主的旗号下统一起来,再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不断地强盛起来。
虽然在统一的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讲清国共两党谁来统一,谁来代表国家,但从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已经不再安于那种超党派的现状,并且已经逐步卷入到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从而也就构成了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二、个人的情感因素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顾维钧的早期生涯是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自1912年学成归国任总统府秘书至1927年间他七任北洋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
可以说,这十五年的具体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长期服务于北京政府的经历也使他对北京政府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认为北京政府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仇视南方革命政府。
前人对此已经有过不少研究,除此之外,我认为顾维钧对北京政府的这份特殊感情还必须考虑到他与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之间的关系。
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军北京之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率部从东北进入华北,并很快打败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俨然以总统自居。
“大帅”由于钦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便与其维持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据说一次在北海瀛台举行招待会,顾维钧应邀在座。
宴会散后,两人一起送客,客人走完,张作霖的随从把张的车开到门口,“大帅”怒问:
“顾总理的车呢?
”马上命人把顾维钧的车开过来停在他的车前,并亲自打开车门,送顾维钧上车,然后自己再上车。
”[6](p.166)这一插曲可以看出“大帅”对顾可谓礼遇有加,这段私交也一直保持到1928年6月前为止。
说起顾维钧与少帅之间的私交情谊,则始于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期间。
因与大帅保持了日常友好的私人友谊,顾维钧与少帅自能交接相识,并在不同场合的交往中互相欣赏,引为知己好友。
即使是在顾维钧引退后也经常与少帅保持联系,探讨一些时事问题,俨然成为少帅的私人顾问。
少帅对于顾维钧也是隆情厚谊,顾每次回沈阳少帅自是命人接送,一路又是格外地周至礼待,以至顾维钧拟在沈阳经营垦殖事业时,少帅也是主动设法给予特别关照。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感情,顾维钧才会在1927年独撑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对南方革命军欲推翻北京政权的“野心”心存不满。
在国共内战初期,顾维钧尚能保持某种独立的姿态。
但是,当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之际,他的态度却完全倒向了国民党。
分析个中的原因,我认为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友谊及其对共产党的偏见和怨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说起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关系,那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通过张学良请他到南京去,并派专机迎接。
从那时起,顾维钧便与蒋介石有了深层次的交往,蒋对顾维钧也是优礼有加。
“据说1942年底他从英国回到重庆,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蒋先陪他到房中检查床褥,出门时又吩咐随从帮他穿大衣、备汽车。
他有什么意见讲了,蒋必从抽屉里拿出纸来记下。
”[6](p.257)在蒋的劝说下,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了国民党,且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可见,蒋介石与顾维钧之间的确是维持了非同一般的友谊,也正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这层特殊关系,才使得其对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十分支持,仇视它的反对派——共产党。
谈及顾维钧对共产党的态度,那要追溯到他赴华盛顿任驻美大使的时期。
赴任前夕,他尚对国民党的前途表示乐观,然而短短几年内,国共两党的战略态势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共产党在此时已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些都是令顾维钧始料不及的。
共产党激进的社会变革政策在他看来也是违背中国传统和政治哲学的,令他无法想象,更难以接受。
“过去从未想过整个大陆会丢给共产党,也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顾维钧“以为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时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即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以保证政治斗争的最后胜利,而更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
”[7](p.92)对于社会上一些认为可以与共产党共事的自由分子,顾维钧则说:
“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本质,以及莫斯科与延安即苏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什么理由有利就提什么”;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7](p.92)可以看出,顾维钧从一些简单渠道了解到的对共产党的认识使其对中共的评价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
当谈到共产党的行为具体关系到他自己时,他说:
“占领上海后,拿走了房子和田地,甚至恐吓说,除非把全部帐簿和地契都交出来,否则他们就要清查顾家的老帐,看看我家逃了多少地税,而且必须补交。
”在顾维钧眼中,共产党是多么的可怕,犹如一群毫无理性的“强盗”。
他又毫无确切根据地说,“即使在抗日战争时,他在天津的房子虽为汉奸占住,个人信件和文件都毫无损及,而共产党占领天津后则不然。
”[7](p.92)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排拒意识是相当强烈的。
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对共产党没收其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动产和不动产表示不满。
同样地,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也曾没收过顾维钧在北京的住宅,并将其改为孙中山纪念馆,而他对此没有作任何评价,也没有同国民党决裂。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个人偏见,才导致其在政治天平上彻底倒向国民党。
三、民国时期的混乱政局使屡居要职的
顾维钧不可作局外观是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外在原因。
自1922年8月至1926年6月,顾维钧先后出任王宠惠、张绍曾、高凌珪、孙宝琦、颜惠庆各届内阁的外交总长。
1924年7月一度兼任代国务总理;
1926年6月任杜锡珪内阁的财政总长,10月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1927年1月署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
在此万花筒般、走马灯式的政府内阁更迭中,虽然一顶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
但实际表明,在人民的心目中,顾维钧确实被认为是在努力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地位,既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直接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
按他的话说:
“我和我的亲密内阁同事们都抱定这样的宗旨:
即把这类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
”[6](p.256)他称自己出任内阁总理只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维持一个政府;
出任外交总长,只是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
他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不愿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
为此,当国内有人批评中国的外交家没有政治头脑时,顾维钧乐于接受这种意见。
他认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没有分外之想的顾维钧,坚持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重处理对外事务。
但是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此间中央政府政令无法统一,军阀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纷争,反给对外事务的处理留下了不小的活动空间,使顾维钧这样的职业外交官在外交活动和决策中得以发挥相当大的影响。
有一次,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
“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
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
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
”[3](p.126)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基本上成了外交事务的决策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执行者。
无形之中,他就成了一名政客,成为北京政府的支持者,他的一切活动自然就以维护北京政府的利益为准则,从而也就卷入到了两派的政治斗争中,与国民党为敌。
自1931年到1946年期间,顾维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法大使、驻英大使、驻美大使。
在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超然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之外的,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讲到中国需要和平,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在1946年3月,回国述职的顾维钧对于日趋激化的国共冲突,还是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有过不同看法的。
5月的一天,在与外交部长王世杰商讨时,王世杰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让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自行其是。
二是对共产党作出让步,让他们参加进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三是武力解决。
顾维钧对此表示,“诉诸武力,无论海内外民众都不会理解和支持,结果对国民党来说等于自杀;
因为中国需要的是有一个进行重建的稳定时期,如若采取第一种选择,紧张和不安定的局面将会继续阻碍重建工作的开展;
而从国内外形势要求,只有作第二种选择,因为它至少可以缓和紧张局面并给中共提供合作的机会。
”[6](p.261)但时隔仅仅半个月,顾维钧的态度却从主张国民党容纳共产党转变为赞成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
分析个中原因,我认为除了此间他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接触中受到他们国共和谈悲观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就是,顾维钧即将代表国民政府出任驻美大使,当此国共矛盾不断升级之时,国内问题也就无法回避了。
美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友,美国政府也是一直支持国民政府仇视共产党人的,相应的中国驻美大使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了,因为它除了要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从美国争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帮助国民政府打内战。
顾维钧在重返华盛顿之后确实都是这么做的,驻美大使这样一个特别的职位使他再次卷入了国共两党的冲突之中,最终使他成为中共最后通缉的唯一的外交官。
四、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外部原因
顾维钧的政治天平失衡的内在底蕴也在于他长期以来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
顾维钧在其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留学美国,在此间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国观,即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看法。
那么他对美国到底是持怎样一种态度呢?
在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在谈到“帝国主义”时指出,“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
我在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这样的国家,为维护殖民地的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接管德国殖民地问题的观点。
”[4](p.181)这里必须看到他并未将美国列入其中,可以看出,在他的认识里美国不属于帝国主义的行列,因而也就不是中国的敌人。
不仅如此,由于崇尚美国的民主体制,顾维钧从内心深处把其看作是中国的朋友,这种依赖思想也就使得他在五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追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自辛亥革命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给予支持,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美国驻华公使却认为由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不利于两岸和谈,建议美国政府奉行全力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政策,甚至处处指责孙中山。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相对立的军政府后,美国政府对此不但不加以承认反而是加大力度地支持北方政权。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呼吁美国予以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对此仍是不理不睬,孙中山在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下,最终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与美国对立的方向。
当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并迁都武汉后,美国政府鉴于南方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政策上不得不有所松动,但它并没有对新政权予以立即承认而是采取了一种“静观等候”的政策,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有所改善。
众所周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它严格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顾维钧同美国政府一样对国民党政权缺乏应有的民主机制表现出强烈不满,但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在反共产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顾维钧从而也就追随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仇视共产党人。
虽然在美国的支持下,顾维钧也曾积极酝酿一项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人民拥护的开明政府,但其本质是抵制新兴的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
顾维钧长期居住在美国,其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态度基本上与美国政府是一致的。
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演变对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是有着巨大影响的。
客观地讲,顾维钧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不多见的杰出外交家,他一扫晚清和民国初年中国外交官在列强面前通常的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表现,以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杰出的外交才华,令世界瞩目,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然而处在混乱的民国时期的顾维钧终究没有摆脱那种道与势的纠葛,也就注定了他的命运必然带上悲剧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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