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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都是重量级的,除了于建嵘老师以外,还有秦晖老师,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秦老师的书,社科院的冯兴元老师,研究农村经济、金融的,还有法国驻法使馆王度先生,我是朱学东,客串一下主持,正好是读书爱好者,但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我来之前看了这本书,借着主持人的权力,先说两句对这本书的初步印象。
比较意外的是,当我翻这本书时,这本书全是骨头,没有筋和肉,跟我平常读于建嵘老师的书和汉唐的书有点截然不同的味道。
但我后来明白了,之前汉唐阳光尚红科跟我探讨过《一本书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于老师这本书我读下来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这些年在农村的时间非常多,去年在家做了一些采访,做了很多,对农村问题感兴趣,读完于建嵘老师介绍法国农村的这本书特别感慨,感慨在中国社会里原子化的个人、原子化的农民,怎么样获得未来。
但是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有自己的权利、才能有自己的声音、才能有自己的未来。
今天我们主要来听听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给我们讲讲他们对于农业、对于法国、对于农村社会的认识。
后面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
下面有请于建嵘老师讲讲这本书。
于建嵘:
今天非常高兴第二次到这里来,第一次是十年砍柴出的一本书——《找不回的故乡》,我写的序,上次我来参加了活动。
今天这是第二次。
这么多年我出书是第一次搞这样的会,为什么这次很高兴来?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很不容易,汉唐阳光出版一本书,搞个活动不参加好像不好意思,所以我参加了,特别是秦晖老师以及王度先生、冯兴元先生都过来,朱学东做主持人,应该参加这个活动,而且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
这本书已经写了6、7年,这与我的工作习惯有关,我做社会学研究,到了什么地方喜欢写日记,包括今天也会记下来。
很多日记写下来后,很多年后翻出这些日记,当时的思考在今天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很有意义。
这本书是工作记录,写作与法国使馆有关,早些年他们找我做了一次访问,按照我的意见去访问,我说要访问什么人就访问什么人,全部是按照我的构思去做,他们没有指派主题。
我当时的构思主要想了解法国的工会和农会,那时候每天找这样的人,如何谈话如何了解。
这本书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有明确的法定权利。
法国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明确,知道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东西不是他的。
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一个和谐社会,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一个救济渠道,必须有司法、有组织、有人帮他。
那为什么法国一个工人和一个农民参加了许多组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组织保护他不同的权利,一个农民参加了几个工会,这个工会管这一块,那个工会管那一块,而且工会之间有竞争性,工会保护我的利益就加入,不保护我的利益就不加入,这个工会自然而然就没有生命力。
所以我访问了很多工会的领导人告诉我,我们必须为会员服务,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生存。
一旦权利受到侵害,有利益的表达,还要有开放的媒体。
书中间有一段话,关于法国共和国宣言。
他们说共和国宣言类似于中国的信访制度。
其实完全不是,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权利,《共和国宣言》调查完之后,怎么发挥作用?
他说我们有核武器。
什么叫核武器?
他说可以通知媒体。
什么意思?
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但我可以把你公布到媒体上去。
所以有议会,有代表他的组织,有开放的媒体。
我想写这些东西,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的想法。
当然这本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考察农会和工会,没有对法国进行全面的考察。
原来我的书的题目是“寻找法国社会和谐的基础”,因为当时法国发生了动荡,05、06、07年我都去了,所以这本书也不算什么书,就是一个工作日记。
我还写了一个工作日记现在没有办法发表,是我和秦晖老师到德国考察,我写了,没想到要发表,我把秦晖老师的秘密都写进去了。
这与我的工作习惯有关,我写了很多工作日记,包括我在美国、台湾、香港的。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因为这是一本不是书的书,谢谢大家。
刚才于建嵘老师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成书经过和目的,其实对于法国农村的考察,大家可以慢慢看这本书。
我们请来的嘉宾里,秦老师对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有真知灼见,我记得很早以前就讲农村的权利、农村的自然衰败等话题,今天借这个场合,再来听听秦老师怎么看今天中国农村社会的状态,以及这些年去那些国家看到的情况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发。
秦晖:
首先祝贺于建嵘这本书的出版,于建嵘走了很多地方,我跟他一起去过一两次,是我陪他,不是他陪我。
但是很抱歉、很遗憾,没有像他有那样的心得,而且那么丰富。
法国我也去过几次,我们对法国农民,我想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第一印象是从马克思的《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第一句话听来的,说法国农民是一口袋马铃薯,没有组织,不能代表自己,只能由皇帝代表他,所以把拿破仑三世选上去,法国农民是最反动的。
后来我感觉,今天法国的工人组织能力远远没有农民那么强,欧洲各国的农民现在占总人口的比重其实只有10%上下甚至更低,但他们就能影响整个议会大多数的投票。
说实在的,比工人还要厉害。
这些年整个欧洲工会衰落,但是农会很厉害,正好相反。
所以我觉得人有没有组织能力,根本不取决于你是农民还是工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有没有权利,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动物,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不会结社,只有允不允许结社的问题。
我们有些人老认为外国人喜欢结社,中国人就喜欢当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跟谁都不搭理,哪有这回事?
根本不是。
所以法国农民的确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一面镜子,法国农民人口那么少,但可以影响整个社会舆论。
中国农民按以前的说法是占80%的人口,可他们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基本上没人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第二个,法国农民问题现在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要说法国有问题的,是于建嵘提到克利希苏布瓦的一些新移民,从民族构成来讲不是法兰西人,大部分是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来自非洲,从信仰上是穆斯林,从人种讲大部分是黑人,这些人成为法国的新移民,他们在法国的权利和怎么融入法国成为很大的问题。
至于法国农民早已经不是问题了,假如有问题也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问题。
印象很深的的当年我们加入WTO谈判的时候,当时我跟一个法国人(越南裔,欧盟驻WTO多哈和会谈判农业和会的欧盟谈判代表)谈,他跟我说我很不理解你们中国——大家知道在多哈和会中谈判其实就是保护农民保护多少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有保护农业的传统,有很高的农业补贴,美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在多哈和会上为这个事情争得不亦乐乎。
中国加入的时候,中国理论上要争取有保护的权利,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好像是保护的比重应该是15%。
美国说不行,你不能享受这个东西。
中国最后就让步,结果我们接受了一个8%的比例——他觉得很奇怪,你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左派掌权,为什么向新自由主义投降?
我们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15%的保护,你们太堕落了,怎么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才8%?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对抗美国?
为什么站在美国一边?
后来我说,你要搞清楚,这个8%其实是我们要争取一个话语权,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才这样要求的。
我们真正对这个补贴的限额,说实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WTO谈判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取消农业税,如果真的要讲,中国当时对农业的补贴程度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农业那里抽取的,而不是补贴的。
当然和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所以对中国来讲,农业补贴的力度多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还要争它,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地位,不愿被人列进发达国家而丧失了代表南方一大帮国家说话的老大资格,对于补不补贴根本不在乎,也从来没争过这个东西。
其实这位先生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他本人不是法国人,而是越裔法国人,是越南人,当时是越南的一个孤儿,被法国传教士收养以后带到法国在法国成长,现在成为法国著名的外交官,成为整个欧盟WTO谈判中的首席发言人,他对东方不是不了解,但仍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能够想到中国这些事儿。
所以我的感触很多。
建嵘这本书讲法国农民的东西不是惊人的,因为法国农民的地位很高,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提到的新移民问题,马格里布的黑人、伊斯兰在法国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还有克利希苏布瓦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在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知道你在这儿,我去过那里,还是两次。
我这些年走过很多地方的感觉是,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说我们受到如何不公平的欺负,我们这里有如何严重的弊病。
听到最后我反而非常羡慕他们,你们有这么大的弊病,我们如果有你们这个弊病该多好。
早在克利希苏布瓦事件前两年,中国有一个冒牌的法国化妆品,当时在市场上很活跃,现在看不到了,叫思域,广告上说的是法国知名化妆品品牌,其实到了法国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他说思域这个化妆品公司于1981年建立在巴黎东北郊风景如画的克利希苏布瓦。
我记住这个地方,后来这个事情闹出来后,马上想起,把它的广告片看一下,然后跑到那个地方。
克利希苏布瓦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当年国王打猎的一片森林,风景的确很好,60年代法国政府就用来安置从非洲来的新移民。
这个地方的面积大概是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万多人,按照人口居住密度的话,相当于国内的别墅区,建筑密度很低,2/3的面积是森林公园。
那里盖的房子是什么?
第一代贫民保障房都是楼房,但楼房受到法国人的批评,说那个楼房很不人道,住的地方很拥挤,公共设施也不够等等。
然后又有一部分所谓第二代福利房,楼层很低,楼与楼之间有很多绿地。
我回来以后就说,法国的贫民窟是什么意思?
从建筑外观看,跟我住的蓝旗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人文环境差很多而已。
美国也一样,穷人居住区一般是失业者很多,有贩毒的、单亲家庭,很脏,玻璃杯砸碎,人文环境很差,但建筑很漂亮。
住在那里的移民当然有很大不满,建嵘也讲到了,他们本来还可以——在制造业比较繁荣的时候,而且第一代移民非常感谢法国,到了第二代就出问题了。
中国移民问题也是出在第二代农民工上,第一代农民工很满足,挣几个钱回去觉得很不错了,到了第二代不满足了。
偏偏到了第二代,法国制造业转移,就业机会没有那么多,于是他们觉得好像受到欺负了,很不满。
闹出这么大一桩事,砸了很多汽车、烧了很多房子,最怪的是这件事情以后,所有被抓的人放掉了,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判刑。
而且整个法国舆论基本上还是说法国做得不够好,要对这些人更好一点。
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哎呦,这些人当年还是非洲的穆斯林、黑人,我们中国农民,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农民,而且他们是祖祖辈辈的中国人,他们能享受到这种权利吗?
给人的感触很深。
到了很多地方也觉得是这样,往往是别人说我们这里什么弊病,比如到德国,我们去看斯塔西,德国秘密警察搞了很多老百姓的秘密档案,每个人一大堆材料,好像很恐怖,而且德国人为了翻越柏林墙打死人不少。
我问,那么多黑材料,到底杀了多少人、抓了多少人。
结果公布的数字吓我一条,东德统治几十年,处决的政治犯只有几十个人。
他们整了那么多材料,大部分情况下是用来吓唬人而已,一般来讲不会真正的抓人、杀人。
当然要逃跑、越过柏林墙就把你打死。
如果愿意在那里老老实实当东德人,如果你是异端分子,当然会有刁难,但说实在的,整个东德没有搞过中国式的运动。
当时我说,东德人太没有效率了,整了那么多黑材料抓了那么点人、没杀几个人。
我们看世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每到一个地方喜欢去贫民窟。
后来有人说印度有一个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
后来我知道,这些人想骂印度的贫民窟,比这个更糟糕的有的是,因为达拉维是政府承认的贫民窟,水电、公共设施都有。
但是印度有些贫民窟比达拉维条件要差,因为是政府不承认的,等于是私搭乱建,政府要赶他们,既然要赶他们,就不会提供水电服务,状况就比达拉维糟。
我去了那些地方,发现那些地方很怪,的确有些人没水没电,但旁边一户是有水有电的,怎么回事?
原来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印度政府就说,你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你们在那里待过好几年。
那些人说有,什么证据?
——若干年前在超市买了一个东西的发票,诸如此类表明你在这个城市活动过。
只要你能拿出这个证据就认为你可以待下去,不赶你走,然后给你供水供电。
有些人的确拿不出来,拿不出来的结果是造成一条街上,有些人有水有电,有些人没有。
他们想把这个地方开发出来做别的,想方设法把这些人移到政府给他们安置的地方去。
印度贫民窟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是政府的安置区,政府把他们移到那里去。
我参观了那个安置区,离市中心大概有13公里,远一点。
我去那里是NGO带我去的,NGO喜欢说政府坏话,到了那里,很多人诉苦,说政府把我们赶到这里不人道,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而且把我们赶到这里没有给很多补偿,只划了一块地给盖房子,这是不对的,应该给更多。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我以前在德里TOO住了17年,政府什么都没做,就是不断地赶我,赶了三次,17年间我在TOO那里搬了三次家。
TOO是什么地方?
在印度门和德里国际会展中心之间,印度门相当于天安门,印度的代表性建筑。
国际会展中心也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这两个地方之间大致相当于中国六部口,这个人居然在那里住了17年之久,而且被赶了3次都不离开,之后离开了,一直抱怨政府不好,从那里离开后,说政府要给什么补贴。
所以很多事儿仔细了解一下就知道,中国30年改革虽然取得很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讲,现在中国农民的权利比克利希苏布瓦事件少很多,但比中国过去多了一些,我们不要自满,前面的路很长,建嵘这本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资源,我就讲到这里。
秦晖老师一贯的风格,讲起来激情飞扬,讲到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很多东西跟我们想象的完完全全不一样,不是我们开放够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够。
法国农民不是马铃薯,中国的农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铃薯。
于建嵘老师讲到法国移民的问题,法国朋友等一等再介绍,我们先请冯兴元老师讲,他对哈耶克有很深的研究,也去过很多地方,德国是每年去,可以讲讲中国和国外之间的差异,包括能够给中国今天乃至未来要走的方向提供一些小小的例子。
冯兴元:
感谢朱学东,我和于建嵘都是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曾经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待了好几年,都是难兄难弟了,之前于建嵘兄到农村发展研究所读博士后,我们李靖研究员叫他过来,说有一个人是农民领袖研究者。
我们非常好奇,据说到那边去只要提于建嵘的名字,十公里方圆人家就会来接待你。
对农民领袖这个词儿之前没有接触过,后来见到于建嵘老师,他拿的是一本《岳村政治》,我仔细拜读,感受很深,从一个村写到一个县,再写到整个乡土中国,我们都看过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里面写到“皇权不下县”,秦晖老师和于建嵘老师有一种不一样的说法。
这本书我昨天、前天都在看,感受很深。
首先,法国的农民已经实现了英国法学家梅因讲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标志,发展到现在,农民从身份到契约完全完成了。
契约背后就是基本权利。
现在法国的农民把很多权利抓在手里,同时抓很多权益,各种福利各种补贴,一手抓权利,一手抓很多的权益(给你的权益)。
这种状况我几年前接待过欧盟自由民主议会党团的成员,里面的法国朋友是议会成员,他们都是支持农业补贴的。
德国自民党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德国自民党讲经济自由,这里面分两派:
一派是支持欧元比较少,欧元是集权的标志。
一派觉得欧元是减少交易费用的一个机制,应该统一货币。
由于希腊危机的出来,两派冲突加剧,自民党一部分人退出来,建立了一个另类选择党,具体中文怎么叫我不知道,尽管以前我长期研究德国的,但我是研究制度的,后来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再看。
昨天我见到吴思教授,《血酬定律》、《潜规则》的作者,我们和一帮企业家、书友在百望山玩,他跟企业家讲权利这个词应该翻译成另外一个词“权分”,什么意思?
因为Rights本身就是对的,有正义的意思,也有你的权、你的利、你的正当东西。
但是现在“Rights”这个译法里,表现不出这种更重要的更高级的含义,就是“正当”“正确”,所以他提出“权分”非常重要,拿它去看“权益”,会发现很多给予的权益,有些人可能认为比较过分,“所谓的福利国家是一种制度化的相互抢劫。
”
从德国人角度来看,德国最失败的三个产业政策为:
第一,农业政策,因为需要大量补贴。
第二个是船舶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支撑。
第三个是煤炭业。
这三个的特点都是维持着一个陈旧的产业机构。
产业政策有两类,一类是支持新机构的形成,一类是支持维护旧的、已经过时的机构。
也就是说当你保护落后的,等于你在阻碍新的结构的形成。
法国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产权在私人手里,和“权分”连在一起,所以农业市场是发达的,交易是活跃的,有大量补贴。
而且法国是大的农业国,很多产品是过剩的,如牛奶。
以前也发生过把牛奶大量倒掉,因为不降价,宁可不卖。
我看于建嵘这本书所讲的,中国一看就会想到农业的目标是保障供给,但是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农业的目标大概有五个,有供给目标,有安全目标,有生态目标,有观光目标,有很多。
法国农民说,现在还要给我补贴,给我们生态,生物多样性都是需要的,这实际上就是公共产品,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我维护一片绿地或者树林,树林相当于人类的肺,这不是我个人要用,而是整个法国和整个地球都需要,是一个公共品。
怎么看补贴?
刚才讲的补贴有一定的正当性,在生态方面,如果服务这个目标的话。
第二,如果是农业科技,新的科技,由于最初投入大,而且法国农民主要是家庭农场,跟德国一样,所以你让家庭农场去搞科技创新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组织化的,如合作社、农协。
法国有三个组织非常有意思,书里写到:
农业议会、农业工会、农民协会。
法国除了行会性质的,其他都是自愿参加的,那个非常好,不像德国那种,我们叫做社团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而且是法定的,大家都要参加,德国工商会就是如此。
法国工会发展非常大,但看这本书,人数好像只有二百万,很吃惊,没想到,因为法国工会罢工时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德国。
去年我在德国,正好碰到德国联邦铁路罢工,不是全部罢工,而是把干线给断了,把你的时间表全部打乱,因为只要断掉一部分,在购票机买的票显的时间就不对,说没有这个线,没有这个线也能到,因为德国的火车票是在某一个站可以转达,同一张票,很简单,但很不舒服,包括你通知朋友的时间全部乱了。
飞机也是如此,原来是坐汉莎,取消了,火车的时间不行了,要转到柏林航空公司,没坐德国之翼的飞机。
这些让你不舒服。
法国的工会破坏力非常厉害,估计法国企业家会非常怕罢工。
历史传统革命性比较强。
讲到这里,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通往奴役之路》我都翻译了,自由主义的传统有两种:
一种是英国传统,然后慢慢分化出来,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英国强调的是基本“免予……的自由”,是消极自由。
法国从卢梭那里演化下来,甚至被美国奥巴马民主党派所谓的左派继承,甚至“自由主义”这个词也被他们盗用了。
法国人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整体就这样,而是分两类,比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哈耶克归到英国传统。
英国人潘恩写的《常识》影响了美国的独立战争,有些人把他归到法国传统。
所以法国的传统跟法国人喜欢闹可能有关系,英国有一点保守自由,更大意义上是保守自由。
刘军宁写了第二版的《保守主义》,实际上讲的是保守自由。
法国大革命强调砸烂一切,新来的还是学习以前专制的做法。
中国以后可能也这样,如果不出现大的断裂性革命,上台的也是用原来专制方法统治,因为不可能跟原来传统断裂。
最后讲讲地方分权,这也是这本书里写的。
德国有四种地方自治模式,法国是单一制国家,但七八十年代开始强化地方分权,在此之前搞了很多计划管理计划化,估计是把这么多非洲人移到郊区,估计跟计划管理计划化有关系。
因为计划化是让很多人不聚集在巴黎发展,在各个地方有分工,但是为集权的做法。
80年代搞分权非常成功,大家有目共睹。
我的讲话到这里,再次祝贺于建嵘老师的书出版。
于建嵘和秦晖老师、冯兴元老师讲了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所看到的所研究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是基于中国人的习惯,到哪个地方都是跟自己联想起来比较,实在不行就做六经注做解读。
现在我们听听法国朋友讲,于建嵘老师说法国总统第一要喜欢喝酒,最后一个是喜欢农民。
刚才无论是秦晖老师还是于建嵘老师也好,法国农民非常少,但他们用他们强大的力量影响到法国的政治,无论是欧盟贸易、政治谈判、议员选举乃至总统选举都要拍农民的马屁,这是我们中国人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听听法国朋友王度先生介绍介绍您的国家。
王度: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也有点尴尬参加今天的座谈会,于建嵘老师是我的好朋友,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介绍这本书的活动,也是荣幸,因为我在这么优秀的三位老师旁边,感到非常荣幸,但是有点尴尬,因为我没有资格在这儿当发言人,也不是研究农村方面的人,我在这儿主要是关注和研究中国方面的问题。
讲讲中国的问题也可以。
所以我感到有点尴尬。
不尴尬,这是交流。
关于法国社会、法国农村、法国文化、政治方面的话,都是非常好,我觉得他们理解我的国家比我理解的还深。
既然来了,我说几句话。
第一,我听他们三位说的有些非常对非常正确,有关是法国农民、农村、农业各个方面的重要性都非常大,文化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都非常重要。
虽然今年在法国做农民而且做农业人的数量并不大,很少,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三位老师都提到这一点,法国做政治的人、政治家,尤其是法国总统都非常尊重,甚至有的时候很怕农民的想法,农民会说什么话。
中国谁怕农民。
比如在法国每年会在农业馆举办很大规模的农业展览,邀请法国各个地方的农民、做农业的人到这里介绍他们的食品。
法国所有政治人,不管男女不管年龄,都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活动,表示他们对农民的尊敬和关注。
这个肯定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
现在法国城市化过程已经很完整,但是农民还是很重要,每一个法国人有机会,你知道法国人夏天放假时间比较多,肯定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看自己的祖先原来住的地方。
这个现象跟中国有些像。
我从来没住过法国农村,但我的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都是农民,我们从住的地方回到他们那边,每年几次去那里看一下,跟住在农村的人说话,了解到农村的问题,以及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非常重要,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真正的法国人。
刚才秦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从非洲移到法国的人,遇到很多障碍,包括受歧视方面的问题,可能跟文化、宗教、民族有关,可能也因为他们在法国没有自己的农村、自己的老家,没有根,这是一个障碍。
我的母亲从法国西北部来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这些人一百年前移民到巴黎时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当地人看到他们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别的国家移民到法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主要的。
农民农村之所以有政治重要性、文化重要性、社会重要性,我觉得在很多法国人眼里,也是那种能够保持法国的传统、法国的文化,以及法国很多很重要方面的问题。
所以每个人回到农村时,会特别尊敬,因为他们懂每个地方的历史、每个地方原来的传统、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个地方的一些事情。
但住在大城市的一些人,很容易忘记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文化很重要的内容。
我很想看于老师的书,我保证周一早上告诉使馆的人看于老师的书,认真研究学习书的内容,借这个机会感谢于建嵘老师的邀请,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推动中法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感谢您,感谢大家。
法国朋友讲到了法国文化传统,他回乡下去,但我们的乡下面跟没有农村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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