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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那里,人其实已经被提升到很高的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康德不是“限定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而是“限定上帝,挺立和凸现人的主体地位”。
“‘上帝'
不是人之上的超越者,而是人为了超越赋予自己的信念”。
康德的全部哲学思考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问题:
(1)我能认识什么?
(2)我应做什么?
(3)我可期望什么?
最后前三者归结为(4)人是什么?
而对后者康德的回答是“人是目的”。
“人是目的”是对近代西方哲学人作为主体的价值认可的明确标立,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的“真实命意”。
而正是这一点,曾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马克思,以至于马克思最初是一个康德主义者。
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则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本体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
黑格尔认为:
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实现“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只是为了思辨而思辨,也是为了实现人与上帝同在、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和解,从而为人提供合法性根据。
对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但是,在黑格尔这里,世界和历史最终只是他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我对置的产物,也即绝对精神外化、异化自身,又回归自身的产物,因而人也只是抽象精神完成自身的一个逻辑环节。
人虽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仍然是绝对精神完成自身的手段,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对人只是作出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人实际上仍是“无人身的理性”。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正是看到了黑格尔对人的理解的抽象性,主张用“感性”取代黑格尔的理性。
但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自然也包括人――引者注)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为费尔巴哈不理解真正的人的活动,对于实践,也只是从他“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去理解。
所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人,同样是抽象的:
“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
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因此,“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
,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他只不过是用抽象的“感性”取代了黑格尔同样抽象的“精神”而已。
马克思正是认识到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各自的及其共同的缺陷,既借助于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又借助于黑格尔批判了费尔巴哈,从而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双重超越,才真正在哲学史上确立了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这里他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
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在马克思这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
社会”。
因此,马克思最后得出结论: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什么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他物。
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要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人的生存发展具有三种历史形态:
即人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主义的终
极目标,就是追求人的第三阶段,即实现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解放。
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自己哲学革命的目的“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新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而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最终建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决不是以抽象的人为本,而是以具体的、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每一
“个人”为本,从而才能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若以抽象的“人”为本,则会用人的抽象性掩盖或遮蔽了人的具体性,以同一性取代差异性,以共性抹杀个性,无法真正使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当然,这
里的以个人为本,决不是利己主义至上的个人主义,对这种个人主义,马克思和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
基础二:
如何理解“发展”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但通常,我们把“发展”理解为“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过多强
调的是“物”的发展,而往往忽略了发展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也即人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和解
放。
应该说传统的发展观是物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所以是一种“物化的发展观”。
而现在我们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本质应是取代“物的发展观”的“人的发展观”。
马
克思认为,发展本质上是属于人特有的追求和创造自己价值的自觉活动,所以要理解发展,必须从人的特殊的生存方式出发。
人是一种以实践为本性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生存方式。
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具有鲜明的“属人性”,“发展”是
一个只适用于人的范畴,“发展”属于人特有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活动。
人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的存在者,而是一种不断超越现成性的、面向未来生成自身的特殊存在者。
不断否定和超出自身,在生存实践活动中面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这是人
的特殊本性。
正是通过实践活动,人改造了世界,同时也改变了自身,创造出新的自我,从而推动着人的展开和生成,“发展”
即是这样一种唯有人才具有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生成活动。
正是如
此,“发展”又是一个“合目的”的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创生过
程。
自然物的运动是由因果关系所支配的,它表现为已存状态对
未来的支配,与之相反,发展则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它表现为未来对现在的引导。
正是由于目的性的参与,使得“发展”成为一个由“应然性”所决定的“从理想存在”向“现实存在”的转化过程。
由于这种目的性和理想性对人的活动的参与,使得人对自己的未来有着一种自觉的选择性和能动的创造性,并
由此使得人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物质的运动过程区别开来。
对此马
克思明确说道: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而正是这种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又蕴含和体现了发展的价值性。
“发展”属于人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的活动,“价值性”是发展的重要本性。
改变现有状态,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在改变旧世界中发现了创造一个新世界,使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展开和实现,从而不断创造和实现自我的本质,这就是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而追求这种价值目标的过程构成了“发展”的核心内容。
对此,马克思强调“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因此,人也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在“发展”概念之中,凝聚着的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向度和人文意蕴,离开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扬弃、自我否定并由此促进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生成,也就无所谓“发展”。
这充分昭示:
马克思的发展观在根本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在马克思这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质上就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扬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因此,我们决不可以像衡量物一样,用量的多少和可计算的方法来标示人的发展,这其实是海德格尔早就指出和反对的技术化的、计算性的“控制论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适应于物,却不适合于人。
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归根结底是要实践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是使人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价值主体”、“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从而真正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
基础三:
如何理解“辩证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所以,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必须以辩证法为指导。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人们谈论最多的恐怕就是辩证法,但人们误解最多的恐怕也是辩证法。
对此,美国学者悉尼?
胡克在《对卡尔?
马克思的理解》一书中曾提到,马克思主义像基督教那样有它的神秘,而其中主要的一种,就是辩证法。
所以,胡克强调: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辩证法与其说是经常作为一个清楚地限定了的概念而出现的,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有魔法的信条而出现的。
”在我国,也有人将辩证法看作是诡辩论或戏称为“变戏法”。
而之所以如此,这恐怕既与辩证法的本性有关,更与人们对辩证法的误解有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里,辩证法的本性其实已被其创始人多次明确指出来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就明确强调过: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在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在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恩格斯也多次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是“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是教义,而是批判的革命的方法。
列宁也强调辩证法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是“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正是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历史辩证法。
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革命的、活生生的方法,却并不是脱离内容的抽象的、僵硬的、刻板的教条,而是有其深深的理论与现实基础的,那就是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作为批判的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生生的辩证法,是建立在人追求自己目的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无所谓“辩证法”。
所以说,辩证法并不是无主体的,其主体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辩证法是属人的。
对此,列宁按照黑格尔的意思,强调“永恒的生命”就是“辩证法”。
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的自由的理论表征。
而之所以在现实中出现对辩证法的那种误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脱离了辩证法的人学基础来抽象地谈论辩证法,甚至想用科学的方式把辩证法概括为某一原理,到处生搬硬套。
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使本来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变成了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辩证法最终与形而上学合而为一了。
在这一点上,科学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可谓一语中的:
辩证法变成了“强化的教条主义”。
实际上,辩证法本身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它只是作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蕴涵在人们改变世界、追求自身解放的实践活动过程之中。
我们决不可像拎东西一样拎出一个“辩证法”来。
从这一视角,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原先说要专门花时间写一本论述辩证法的小册子,但后来却并没有写的真正原因。
在这里,马克思后来没有时间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辩证法只能被现实运用于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的实践活动之中,而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抽象地提升出来。
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深深地体现在他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当中。
所以列宁后来谈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强调,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却留下了
“《资本论》的逻辑”。
对此,苏联学者凯德洛夫也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其他形式即转换一种方式已经实现了自己原先撰写辩证法专著的设想,所以后来就没有必要专门再撰写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了。
全面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握和运用辩证法。
这就需要我们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在现实中灵活运用,而不是把它当做刻板的公式,到处套用。
而这又离不开将辩证法与人的生存、解放的实践活动的内在一致性统一起来。
辩证法决不是抽象的,辩证法是具体的,其本质就是人的存在及其自由本性在实践中的自我实现,也即人最终自己解放自己。
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是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自由的理论表征,辩证法就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而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辩证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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