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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左”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文艺批判的主题。
双百方针:
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
“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百花文学:
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钱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
在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题材、主题上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表达方式。
文学界将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百花文学”。
如:
小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红豆》;
诗歌:
郭小川《一个和八个》;
随笔:
邓拓《燕山夜话》、吴南星《三家村札记》。
等等。
1957年夏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反右风暴很快地结束了这一繁荣局面。
50、60年代小说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简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题思想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为唤醒人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热情和责任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在和平年代放松警惕,使不良思想趁虚而入。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揭露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官僚主义主义。
北京市某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宗秦是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僚主义者。
区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一个革命热情衰退,似乎看透了一切,对错误采取冷漠麻木态度的官僚主义主义者。
区委组织部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是个浅薄的官僚主义者。
麻袋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清泉是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作风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者。
以揭露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几乎是空白。
这篇作品是较早的,有突破"
禁区"
的意义。
作品描写党中央所在地首都北京某区委的领导,这是较高层次的党的机构和干部。
艺术描写也较成功,因而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刘世吾
王蒙塑造的刘世悟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他是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者。
一方面,他有革命工作的经验,熟悉“领导艺术”,有能力和魄力,体现了他成熟、老练、果断的性格。
另一方面,他缺乏热情,对组织阿谀奉承,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处之漠然,他的口头禅“那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漠、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
他对小到下级的婚姻生活大到组织部存在的严重问题都抱着同一态度,他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问题是清楚的,但以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止一个,迟迟不去解决。
林震发现了区委会存在的很多问题,刘世吾却用“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来文过饰非,教训林震。
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刘世吾年轻时也曾充满革命热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涉世的深入,阅历、经验的丰富,他逐渐变得阿谀奉承、残酷冷漠,他身上的这种精神状态,揭示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历史意义。
他尽管冷漠,但仍有幻想,缅怀年轻时的热情,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林震的性格特征以及在作品中的作用
林震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共产党员,单纯并朝气蓬勃,热情而富有理想。
他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的思考和斗争。
他带着节日的兴奋从小学教师的岗位来到组织部,充满工作热情,要求上进,可是理想的期待与现实工作环境有很大差距,官僚主义的作风,世故冷漠的态度让他感觉格格不入。
当他了解到王清泉工作有问题的情况时,他坚定的告诉魏鹤鸣“你再反应啊”,他支持魏鹤鸣找工人召开座谈会,搜集意见,反映王清泉的问题,可是他在党小组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他心有不甘,清楚的知道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得正确,而不能等到知道正确了再去做斗争。
他支持把收集到的资料寄给报纸,是问题就要公开,就要解决,他学会了大声的对领导说“您不对”。
当他发现《北京日报》发表了那篇揭露王清泉的文章,他兴奋的手抖,他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他坚信组织能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机构。
正是因为有林震这样的人,才能够揭示出党组织的弱点和缺陷,把林震这个年轻人写的活灵活现,既有年轻人的稚气,也有工作的热情,更有对革命事业坚忍不拔的忠贞,把党放在心尖,以努力工作为己任,以认真负责为原则,切实为党为人民,同时也给我们以希望,祖国明天会更好。
林震在作品中还有结构上的作用。
作品是以林震到组织部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所遭遇为结构线索的;
是以他为视角,通过他的眼光,刻画了一系列官僚主义者,尤其是塑造了颇有深度的刘世吾的形象。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塑造人物的对比手法
小说塑造人物运用对比手法,在人物间形成多种对比。
对比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显示了丰富多样的性格,加深和扩大了作品的主题意蕴。
林震和刘世吾构成性格对比。
林震、赵慧文、刘世吾构成连锁对比。
刘世吾和韩常新、李宗秦及王清泉也构成对比。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叙述结构特征
叙述结构特点是:
(1)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通过他的眼光,他到组织部后的经历,描写了组织部的情况与问题,塑造了刘世吾等官僚主义者的形象。
因此,林震这一个物,既有思想、性格上的意义,也有结构上的作用。
(2)小说以组织部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线索单纯而清晰,结构严谨。
《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主题
《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品以1931年“九·
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
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对林道静从寻求个人出路到自觉参加革命,从苦闷彷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艰难历程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分化,展示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表明了青年人只有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由此也可以说,《青春之歌》是一曲歌颂党、歌颂革命青春的赞歌。
小说通过对林道静性格成长的三个历程的描绘,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之路的艰难曲折,概括了那个时代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深刻地揭示出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投入到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去,才会获得真正的青春。
林道静形象
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
她所走的道路,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
小说刻画人物的艺术特色
①《青春之歌》布局严密,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两条中心主线,均以林道静为中心展开:
第一条主线是她的自身成长,第二条主线是她的革命道路。
②善于选择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通过对比来刻划不同人物的心理特征,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
如卢嘉川的献身精神与余永泽的自私自利,林红的傲雪寒梅的高洁与白莉萍的腐化堕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好的展现了人物不同的精神境界。
③浓郁的抒情笔调:
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画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
尤其是杨沫作为女性作家的丰富细腻柔情的笔调。
《红旗谱》
创作特点:
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红旗谱》描写了三代农民的斗争生活,他们的性格特点、斗争方式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
其次,语言方面有朴实明快、浑厚粗犷的民族色彩。
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都具有口语化特征。
再次,在结构布局上,小说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手段精心组织全篇,但又没有完全模仿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写法,而是保持人物的集中、故事的独立。
第四,在表现手法上,小说以传统白描为主,又适当采用了西方的心理透视法,可谓取中西文化融会之精华,这本身也表明民族化是不排斥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
朱老忠形象及其意义:
朱老忠是一个具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的艺术典型。
他急公好义、有胆有识、坚忍不拔,在他身上,体现了深广的历史内容。
朱老忠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小说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中,通过各种境遇多侧面地全面刻画,人物形象十分丰满,栩栩如生。
朱老忠形象塑造是小说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结合《红旗谱》作品论述《红旗谱》思想主题的深刻性
在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农民革命的大背景下,描写了锁井镇两家三代农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及不同命运,形象地描绘出中国农民的苦难、抗争和革命历史,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斗争精神,生动地揭示出农民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走向胜利。
小说思想主题的深刻性在于,首先选取了中国农民革命这个有历史深度和厚度的重要题材,展示了党的正确领导对农民革命的重要性;
第二是通过朱、严两家三代人与封建地主冯老兰及其靠山——帝国主义、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表现了旧中国尤其是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表现了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
第三是通过两代人走进革命队伍的不同经历和道路,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斗争精神和英勇气概,表现了农民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转折的必然性。
50、60年代诗歌
政治抒情诗:
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
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
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是其最基本的抒情风格。
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
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
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
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
50、60年代戏剧:
《茶馆》
反映的时代
1.第一幕:
清朝末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
2.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
3.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
人物:
(1)王利发:
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
为人精明、干练、勤俭、善于经营的小商人,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馆终于被霸占,自己则在绝望悲愤中上吊自杀。
王利发及其茶馆在全剧中还具有结构功能,是全剧的核心人物、核心场景,起到辐射、领起其他人物和社会时代背景的结构作用。
(2)常四爷:
满清遗子,过狱,加入过义和团,后认准自力更生:
卖菜、打猎维持生活,但最后仍逃脱不了残酷的命运。
耿直、刚强,有正义感和爱国心。
(3)秦仲义:
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民族资本家,爱国,一心走“实业救国”的路。
艺术特色:
1.新颖的艺术构思
(1)“反描法”
(2)“侧面透露法”
①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
北方茶馆
②茶馆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可以容纳各种人物。
掌柜的和伙计、受宠的太监、特务、打手等
③茶馆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旧社会的缩影。
(3)舍弃“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形式,采取“人像展览式”的方法结构全剧,展开场面和刻画人物。
(4)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在艺术上采用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示结构。
2.人物众多,性格鲜明:
有名有姓的有70多个任务,让人一遍就记住的有50来个人物。
3.作品语言简洁犀利明快,含蓄风趣生动,极富个性色彩;
同时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
《茶馆》人物众多,但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得力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透露出他的身份,表现出他的性格特点;
同时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京味儿”很足,是在北京口语基础上提炼的文学语言。
文革十年
“样板戏”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
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
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
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
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地下写作:
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
一种是作家们自觉的创作,如丰子恺写的《缘缘堂续笔》和食指的诗;
另一种是作家们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
80年代
80年代诗歌
朦胧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坛上涌动着一股崭新的诗潮,因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而得名。
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其成员包括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芒克、多多、梁小斌等。
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点的诗歌。
如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
”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
朦胧诗是文革封建专制主义下迷失、绝望而痛苦的青年一代对人的反思,其核心精神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心灵自由与解放的追求。
朦胧诗的创作特色:
1:
以一种新的审美意识关照生活,创造出富有新的美学气息的诗境。
朦胧诗首先突出主体意识——即突出个人的心理与直觉,将诗歌创作中长期被社会集体化了的美学观剥离出来,恢复它的天然属性;
其次是反对单一地表层地抒情言志或托物寄思,而是拓展出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使诗的意蕴繁复多姿,耐人寻味。
2:
表现手法上,追求意象化,并将象征、暗示、通感、联想等交织并用,在朦胧的艺术氛围中透露出含蓄的情感倾向和凝重的思辨力量。
(1)象征:
朦胧诗运用大量的象征直接暗示作品的主题,同时出现象征的多层次性、跳跃和不确定性。
如江河的《纪念碑》,梁小斌的《雪白的墙》。
(2)结构的跨跳性,形成“距离美”,拉开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
如顾城的《弧线》、《远和近》等
“新生代”诗歌:
又叫“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试验诗”等。
诗人多出生于60年代,创作于80年代。
他们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提倡平民化、世俗化、个人化;
拒绝“朦胧诗”的意象、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满了了反讽,调侃黑色幽默。
1986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可视为“新生代”诗人在全国的集体登台亮相。
“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北岛诗歌与舒婷诗歌的不同:
1.创作风格:
舒婷的诗带有浓重的忧伤,柔情细腻;
北岛的诗充满控诉、质疑,冷峻诡奇。
北岛的诗往往以十年动乱这段历史作为凝聚点,进行反思,充满深沉的哲学意识,表现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深藏着一代人曾经备尝的迷惘和痛苦,但还洋溢着对时代、祖国和人民命运最为关切的感情。
他的诗旨意隐藏较深,风格冷峻,凝重,深沉,对所生存的世界进行质疑和反问。
如诗歌《回答》没有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而全部通过“我”的思想意识展示,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抨击社会的荒谬现象,呼唤理想的到来。
《走吧》语句严肃,有时诗句跳跃性大,给人以震撼感。
舒婷注重对细节的捕捉,以款款的吟唱,抒写了人的情感世界,充满着温情与包容。
她表现了一种甜蜜的忧郁,一种感伤的希望,形成了一种深情柔和的诗风。
她诗中的意象大抵带有南方色彩,常常出现大海、岛屿、花朵、榕树等,这些意象牵引人们进入诗的意境。
诗歌《致橡树》是一首爱情宣言,同时也从女性角度出发,确认标榜自我独立的人格,《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作品通过对祖国亲人朋友情感的真切描写,表现人情感的复杂性,抒发的情感往往不是单一的。
2.题材内容:
北岛诗的题材过于狭隘,并且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
舒婷则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题材宽泛,更能贴近生活,贴近与他同时代的人。
3.艺术美:
舒婷显然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北岛更像一个思想者,诗只是他表现思恋的一种媒介,北岛的诗总是哲理先行,一开始营造一个大的基调,他的诗的关键词是“不”,具有强烈的否定意识,怀疑、批判精神,坚定不妥协的意志。
他的诗常用断言式的句式,形成一种宣言式的诗风。
舒婷的诗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以优美抒情的方式表达了坚定的“现代反抗意识”,在艺术上表现为浓烈的浪漫气息和新颖的现代主义技巧相结合的特点。
顾城:
顾城诗歌的魅力来自那种童话般的迹近“纯洁”的幻想。
这种幻想与北岛的思辨、舒婷的情感一起,为“文革”后的中国读者呈现了人性的形质与风姿。
但总的来说,顾城无论在早期还是后期,都蕴涵着强烈的“远离尘世”的倾向。
诗歌《一代人》通过两个充满着悖论意味的意象和强烈的语言表现力,形成了一个艺术张力极大的审美空间,给读者以启迪与联想。
80年代小说
伤痕文学:
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
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先导,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
代表作品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王安忆《雨沙沙沙》。
《班主任》
主题:
小说《班主任》通过对宋宝琦、谢惠敏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锢下,而临着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厄运。
(1)宋宝琦是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
在宋宝琦的躯体里,只有愚昧无知的空虚灵魂。
他是文革毒化出来的变了形的灵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
(2)谢惠敏的形象进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性。
这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三年级的学生,从开始接触社会时起,就处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专制横行之时,在文化舆论被死死地控制的情况下,她逐渐开始习惯和适应社会现实。
她单纯迷信一切用铅字排版出来的东西,在她的思想里,把这一切都当作天经地义的“最最革命”的“社会主义”。
她厌恶宋宝琦,但是在愚昧无知这一层面上,她和他是一致的。
谢惠敏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她的言行符合一个“正面人物”的“典范”。
在自己成长的最基础的阶段,谢惠敏正在被一种政治所利用,是一个时代悲剧人物。
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主题: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巧妙地选取团结大楼居民的眼光为视角,描写了对身高成反常的比例的知识分子夫妇的生活命运,用他们的悲剧性遭遇,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谴责了"
文化大革命"
时期残酷的政治斗争对人性的严重摧残。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
裁缝老婆"
形象的思想意义及其在作品中的结构功能:
在团结大楼的居民中,作者用了较多的笔墨,描写了裁缝老婆的形象,对她的自私、嫉妒和无聊的窥视癖心理,作了生动的描绘和含蓄的讥讽。
她是那对知识分子夫妇悲剧的推波助澜者之一,也是"
那场民族大灾难的社会基础,同时,她本身也是一个被扭曲了的悲剧角色。
另外,她在作品中还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是小说所采用的外在视角的主要承担者。
分析《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在叙述结构和表现手法上的艺术特点及其效果:
小说并没有从正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心理,而是用团结大楼居民在外在视角展开叙述,以白描为主,间以客观性的议论,通篇显示了客观、内敛的叙述风度。
以一把雨伞贯串始终,含蓄蕴藏,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
反思文学:
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
作者大多是复出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陆文夫、张洁、谌容等,通过对个人命运的叙述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灵与肉》,谌容《人到中年》等。
《陈奂生上城》:
陈奂生形象及其意义:
陈奂生是一个处于由传统小农意识向现代开放文明转换初期的农民形象,是一个过渡的、成长变化中的形象。
他勤劳朴实、憨厚善良,但又狭隘自私、胆怯自卑;
既有对新生活的渴望和精神上的追求,又具有无法根除的阿Q气。
作者通过对他生活的描写,艺术地表现了刚进入新时期的农民精神上背负的因袭重担和对新生活的渴求,揭示了小农意识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探索了农民意识深层的国民性问题。
《陈奂生上城》的心理刻画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
小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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