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作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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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维持生活。
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
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
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
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
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
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
俗话说:
"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
东、西、北房各五大间。
大门朝南,极有气派。
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
义"
施财,忘乎所以。
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
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
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
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
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
白的"
(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
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
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
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
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
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
但是,我从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
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
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
有朝一日,将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
可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
,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
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
从此音讯杳然。
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
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没有见过他。
我生下以后,就成了惟一的一个男孩子。
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
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
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
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
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
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
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决定。
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
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
我今天的路怎样呢?
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
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
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
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
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
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
我原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惟一的传宗接代的人。
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
一切都比较顺利。
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
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教科书。
国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
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
骆驼怎么能说话呀!
这简直是胡闹!
赶快转学!
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
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
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
骡"
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
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
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
这就叫做人生!
最初课本还是言,后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
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
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
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
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
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
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
闲书"
,绝对禁止看。
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
中国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
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
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老师念古,连《左传》等都念。
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学社去学英,一直到深夜。
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
中学为体"
,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是否也相信"
西学为用"
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
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
崇洋"
,"
媚外"
则不见得。
叔父心目中"
夷夏之辨"
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科去念书。
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
国教员王?
玉先生,英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
大清国"
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
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
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没有考过甲等第一。
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
到了高中,国作无意中受到了王?
玉先生的表扬,英是全班第一。
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
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学生。
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
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了。
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
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
军阀混乱,鸡犬不宁。
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
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
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
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
革命"
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
五卅惨案"
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
学校都不能开学。
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惟一的统治者。
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
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
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
前者说:
不关门,日本兵会说:
你怎么这样大胆呀!
竟敢双门大开!
于是捅上一刀。
后者则说:
关门,日本兵会说:
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
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
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
罪魁祸首"
就是学生。
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
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
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
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
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
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
你的,狡猾的大大地。
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
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
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
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
他坚决不信。
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
让他走吧!
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
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
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
党"
气颇浓,令人生厌。
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
最明显不过的是国课。
没有了,经书不念了,言作改成了白话。
国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学家。
我的第一个国教员是胡也频烈士。
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
现代艺"
,亦名"
普罗学"
,也就是无产阶级学。
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
现代艺研究会"
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叫做《现代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译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艺理论的句。
译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
还没有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
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
,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
不知道怎样一,我写的作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
天才"
,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
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
到现在,在六十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的笔从没有放下过。
写得好坏,姑且不论。
对我自己说,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忿怒,激励我的志向。
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
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
几十个举子联合"
进京赶考"
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
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
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
国立"
大学。
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
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
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
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
我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
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
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七天,才清醒过。
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
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
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
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没有失败过。
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说,却成了鱼与熊掌。
何去何从?
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
当时"
留学热"
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
吾从众"
,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学系(后改名外国语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学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
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
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学"
,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
艺心理学"
,就是美学。
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
他英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
吴宓先生的两门课"
中西诗之比较"
和"
英国浪漫诗人"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
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
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
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
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学季刊》是当时轰动坛的大事。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
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
蒋介石在拼命"
安内"
,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
九·
一八"
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
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
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
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
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
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
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
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
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
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
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
不收宿费,膳费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
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
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
县宝"
,每年津贴我五十元。
另外,我还能写点,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
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的学士帽照过一张像,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
饭碗问题"
,还流行着一句话,是"
毕业即失业"
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
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
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教员。
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我就被认为是学家,而学家都一定能教国,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
我是学西洋学的,高中国教员我当得了吗?
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
架"
(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
赶"
)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
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
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
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
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
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教员。
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
但是同行的国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
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教员,每人教三个班。
这就了问题:
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
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
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
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
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
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
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所向无前。
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
我当时的现实是:
亲老,家贫,子幼。
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
难以决定。
这个歧路口,对我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
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
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
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
我自己的心情是:
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
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呆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
流学"
这些高级"
衙内"
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
此地信莫非吾土"
,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
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
手中几乎没有余钱。
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
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没有旅游,一则因为"
阮囊羞涩"
,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是想学习的。
但是,学习什么呢?
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学。
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六年希腊。
我心里彷徨起。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初学课,我狂喜不止。
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
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
于是我立即选了梵课。
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巴利,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
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
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件,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
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
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一下。
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
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
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
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
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
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
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
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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