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仕追求方式看李白的人生处世心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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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进士出身往往又是“居卿相”的主要资格，李肇《唐国史补》云：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又实在其中。

”查阅《新唐书·

宰相传》，玄宗开元元年至二十二年期间，科举出身而为宰相者共十八人，占此时宰相总数的三分之二，且多由“进士”出身。

因此，人们对进士出身非常看重，以致有不能登此科而悔恨终生者。

刘餗《隋唐嘉话》载初唐名相薛元超语云：

“吾不才，富贵过人，然平生有三恨：

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

　　面对这条众人所望之路，李白却没有染指，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

以现有的文献史料看，李白终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确证无疑的。

因而有时贤在着述中认为李白是“不屑”科举，此论值得细味。

“不屑”一词在现有词典中有“不值得”和“鄙视”“瞧不起”之意。

李白“不屑”科举考试，放弃让自己实现“功成”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考察李白作品，应该说他对科举进士是有过憧憬的。

李白出生在一个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其父让他早年在家广泛读书，《秋于敬送从侄瑞游庐山序》：

“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赠张相镐》云：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李白早年习作多为五言律诗和赋体文章。

唐代科举进士试以五律、赋为程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亦有云：

“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二赋。

”应考科举进士试必须精熟《文选》之理，李白“三拟《文选》”，说明他曾经严格地为应进士试作了准备，期望通过科举进士试，入仕得官，实现理想。

李白还作有送人赴举的诗文，《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云：

“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

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亦云：

“海激伫乎三千，天飞期于六月，必有以也，岂徒然哉？

”“望丹阙而非远，挥玉鞭而且去。

”对应举科考有赞颂之情，且观其诗文，亦未有指责科举入仕不当之言。

言李白“不屑”科举，似可商榷。

　　唐代开科考取士，统治者是从维护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为出发点的，对人才的选拔，十分注重社会政治功用，因而对参考人员有系列严格的资格限定。

据《新唐书·

选举志上》载，参加科举考试者，须有“生徒”和“乡贡”的身份，必须“怀牒自列于州县”，证明其家世、籍贯和本人的品行。

此外，州府解送的“乡贡”，还须同行者五人连保，凡有违“缺孝悌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等禁戒者，连保三年不得参加科考。

这对李白而言，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首先，其家族牒谱失传，无法“怀牒自列于州县”，证明其家世、籍贯和本人的品行，认定出身。

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

“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孙也。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失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

”“漏于属籍”即是指家世牒谱失传，虽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自云：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

”但无牒谱实证，按例是无法投考科举的。

为此，李白在初出巴蜀东行时，曾想搜寻家族牒谱，以证出身，但未能如愿。

此可参阅何树瀛先生《李白初出巴蜀一游两都考》。

　　其次，其出生在贾商之家，是富商子弟。

《旧唐书·

食货志》云：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之利。

”也就是说，工商之家的子弟是没有资格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宦的。

李白父祖辈在西域碎叶生活了近百年，赖以生存的方式除经商外应别无他途。

范《碑》云其父侨居蜀中后称“客”，此“客”应不是名字，可能是因其父经商往来，生活手段仍以经商为主，时人“遂以客为名”言之。

考察李白年轻时的生活行为，也可得到证明。

《上安州裴长史书》云：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李白出生在富商之家，按例也在不得参加科考之列。

　　再次，其年轻时有过“为县小吏”和触犯法令之举。

宪宗纪》载元和二年禁令：

“进士举人，曾为官司科罚，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艺，长史不得举送，违者举官停任，考试官贬黜。

”《新唐书·

选举志》、《唐会要》卷七六“贡举”条亦有载出。

被“官司科罚”，说明个人品德有问题，不举送“州县小吏”，是避亲近之嫌疑。

此禁令在中唐以前是严格实施的，据《唐诗纪事》卷一八引宋杨天惠《彰明纪事》载：

“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补令于此，窃从学士大夫问逸事，闻唐李太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

”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

“少任侠，尝手刃数人。

”李白对年轻时期的生活追忆时，不止一次提及杀人，《结客少年场行》：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侠客行》里更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这些被人们称之为李白仗剑任侠精神的写照，但也隐含了一个事实：

李白曾有过触犯法令之举。

李白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己被前礼部尚书苏颋称有“天才英丽”、“专车之骨”；

前郡督马公“许为奇才”，文章“清雄奔放”。

也因有上述禁令，无人敢愿为其举荐参加科考。

　　由上述可知，统治者关于参加科举考试者身份的种种限定，使李白根本无法通过科举这一方式入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李白《送蔡山人》云：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郁愤之情可见一斑。

二、游边入幕无功返，只吟怨歌悲自怜

　　赴边入幕，以军功致仕，在唐代也是一条进身途径。

开元年间地方节度幕府，就有招募长从侍卫，以扩骑代府兵的行为。

《通鉴》卷二一六载：

“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

”但有功即可升迁。

《邺侯家传》云：

“但问材力，不问所从来。

”这对想博取功名致仕的文人来说，是一条具有强烈诱惑力的理想化的功成之路。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四《马遂传》载：

“遂少时，尝与兄读书，乃辍卷叹曰：

‘天下将有事矣，丈夫当建功于代，以济四海，安能矻矻为一儒哉！

’”想到的是建功以济四海。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一七载李元光墓志铭曰：

“常有言曰：

‘大丈夫不继单于颈，不碎颜良军，曷以答圣朝之休美，绍先人之鸿业。

’遂投笔戎幕，冀灭雰祲。

”发言立志，以不负时代圣明。

杨炯《从军行》曰：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

”刘湾《出塞曲》：

“一朝随招募，百战争王公。

”盛唐文人有从军入幕致仕经历者不少，高适《别韦参军》云：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云：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轮台歌》又云：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文人赴边入幕，并非只是猎取功名和富贵，而是要追求一种参与世事的身份地位，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李白也曾尝试以此进身，《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

“入幕推英选，捐书事远戎。

”《送张秀才从军》：

“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

”《塞下曲六首》其一：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司马将军歌》：

“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体现出立功边塞的壮志豪情。

李白在开元二十一二年间，有陇右边塞行；

在天宝十一载，有幽州之行。

前者，李白曾投诗《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于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哥舒道元，赞赏哥舒道元“一呼三军皆披靡”的“立身”之位，也隐含希望为其所用之情。

也许李白无法承受陇右边塞艰苦的生活环境或未得到哥舒道元看重，只能是“孤剑谁托，悲歌自怜”，失望而归；

后者游燕蓟，此行目的仍然是想“因缘幕府，蹑级进身”，但到了幽州后发现安禄山正在为叛乱作准备，预感到形势岌岌可危。

李白“心知不得语”，只有“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安史之乱”爆发，永王李璘起兵，征招李白入幕府，李白以为这是实现理想的机会，《永王东巡歌》其十一：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书生气十足，他不能认清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致陷入当权者争斗的漩涡，《南奔书怀》：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获罪被流放夜郎，结局更为悲凉，《流夜郎赠辛判官》：

“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李白暮年仍想入幕李光弼军中，无奈中道因病折返。

由此看来，以军功致仕来实现理想的方式，对李白来说仍是行不通。

　　三、投文献赋屈干人，假隐交游盼举荐

　　唐代开元、天宝时盛行投文献赋干谒之风，这是当时文人在科举求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活动。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云：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

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

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

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文人投文献赋干谒，借当时名人、重臣甚至帝王的名气、地位和权力，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才气，直接荐举为官，这是文人向权势贵要推销自我、以便步入仕途、实现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

高适《行路难》其二称“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杜甫的《进雕赋表》、《进三大礼赋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均是投文献赋之作。

其干谒的对象大都是权高位重、炙手可热的达官贵人,甚至还包括皇帝唐玄宗。

李白虽然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称“不屈己，不干人”，但为了却自己“功成”的宏愿，也不惜曲意逢迎，作《明堂赋》、《大猎赋》、《上韩荆州书》、《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等文来四处投献干谒权贵，真可谓“遍干诸侯”、“历抵卿相”。

可以看出，李白投献干谒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并非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不屈己，不干人”。

李白的投献干谒，虽然也得到一些对其文学才华称扬的回报，甚至“待诏翰林”。

但最终也无人给他提供真正进身致仕，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

这对李白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隐逸致仕，在唐代被人称为“终南捷径”。

隐逸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处世方法。

唐代文人普遍具有崇尚隐逸的心理，其动机已和唐前的隐逸之士有较大的区别，《新唐书·

隐逸传》载：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

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

”唐代文人隐逸动机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为科举出仕而先隐逸读书。

目的是静心读书习业，以期出而一鸣惊人，通过科举考试而登科入仕。

《旧唐书》卷190下《孟浩然传》载：

其早年即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希冀着“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其二，为达到征召出仕而隐逸。

目的是以隐逸邀名声，以期获得征召入仕。

唐太宗开国后，即注重搜罗举用隐逸，贞观八年即下诏：

“若有宏材异等，留滞末班，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宜精加搜访，进以殊礼。

”②搜罗隐沦到盛唐已成风气，有效可行。

《新唐书》卷123载卢藏用：

“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后被“召授左拾遗”。

司马承祯称“隐逸终南”为“仕宦之捷径耳”。

《旧唐书》卷一九二载吴筠：

“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研，乃尽通其术。

”“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着歌诗，传于京师。

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

”“令待诏翰林。

　　李白因为不能“科考”，游边无功，所以最为期望用隐逸致仕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的隐逸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制造声誉，曲线求仕。

李白在蜀中就有隐逸活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

“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眠山之阳。

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

”他出蜀后交游干谒，结识道友。

在江陵结识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说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李白在《大鹏赋》中把司马承祯比作希有鸟，而自比大鹏，愿与司马承祯“我呼尔游，尔同我翔”。

李白在安陆寿山结庐隐居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山中问答》云: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他边交游，边借隐逸扩大名声。

以退为进，以隐求仕。

李白还在嵩山等地参加道教的一些活动，他的目标并不在于道教，而是想通过道教的关系网，打开一条通向朝廷的道路。

因为天宝元年前后，唐玄宗特重道教，《旧唐书·

玄宗纪》“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

”李白在东鲁徂徕山隐居时，《旧唐书·

李白传》说他与韩准、孔巢父等人“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其目的是要“金高南山买君顾”（《赠裴十四》）。

天宝元年，唐玄宗下制诏，《旧唐书·

玄宗本纪》载：

“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英秀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京。

”李白得到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应诏入京。

唐玄宗接见他时说:

“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李阳冰《草堂集序》）可见他通过道教关系和隐逸交游方式，终于进入朝廷。

　天宝三年辞京归山，李白并非“功成身退”，而是被迫无奈，其“功成”并未达到目的。

因“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他怀着失望和悲愤的心情再次隐逸，李阳冰《草堂集序》言其“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

咏歌之际，屡称东山”。

理想未能实现，无可奈何之情油然而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云：

“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

”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在齐州加入了道教的教籍。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其“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

李白在隐逸活动中不仅“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也与各地的地方官吏相交游。

他对自己未能实现“功成”便“身退”隐逸林下心有不甘，常常是身处江湖，心悬魏阙。

《赠韦秘书子春》云:

“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的隐逸只是为入仕作铺垫，并非是真正的隐者！

　　上述唐代文人的入仕方式途径，李白均做过尝试，但都未遂心愿。

籍谱漏失、门荫无路、科举不能；

游边赴募、无功而返、获罪被流；

投文干谒献赋，只是成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

隐逸学道，也只落得人称“谪仙”而已。

他虽然靠干谒和“终南捷径”，得入朝廷“待诏翰林”，但他期望像古人那样“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始终得不到实现。

这其中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去反思。

　　四、曾经沧海难为水，诗人本性阻“功成”

　　李白为自己设计的“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之路，应该说有极大的理想化成分。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追求又被其具有独特个性的“本体意识”占据主导地位。

李白走向人生社会的政治舞台时，是用一种超现实的心态去关注社会，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去追求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这就使他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无法摆脱现实社会给他带来的种种羁绊。

这种意识心态决定李白对人生理想实现的价值取向，也为他的追求失败，埋下了根因。

对此，我们可以从其本体素质与社会需求构成的矛盾、本体个性与社会包容构成的矛盾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李白对自己的所学及养成的本体素质有过高的估计。

他多次向人夸耀自己的政治德才，《为宋中丞自荐表》云：

“少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梁甫吟》还云：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把自己比作像姜子牙那样身负奇才的“大贤”，只要得到帝王垂顾，出将入相，就能辅佐帝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的政治理念是效法历史上像鲁仲连之类的纵横家人物，但是，李白忽略了时代的影响因素，“任何思想家、政治家的成功杰出表现，都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完成的，彼时能成功的人，在此时未必能成功。

战国时代，诸侯并起，以一策而得君主的赏识，由布衣而致卿相者有之。

但在李白所处的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大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仍抱纵横之策致君王，已是时过境迁，幻想鲁仲连式的成功是不可能的”③。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看，李白得以“待诏翰林”，并非是他有所谓的政治才能。

唐玄宗看重的只是李白的文学才华，把他当作一个粉饰太平的御用工具而已。

《本事诗·

高逸》云：

“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

”李白文学素养极高，也得到现实社会的认可，但李白终生所求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要做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政治家。

然而他总是用诗人的素质才华去作政治行为的判断，缺乏切合现实政治的理性思考，诗人的气质使他天真去对待现实，只凭一腔热情处世，未能透察现实人心的险恶，缺乏许多政治家适应现实政治形势，巧于应对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达到成功的重要素质。

所以，李白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说的“有才无命，甘于后时”，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慨叹，就不免让人产生几分怀疑。

　　其次，李白的本体个性也与现实社会形成尖锐冲突。

李白带有强烈主体意识的本体个性直接支配其追求功业的行为方式，使李白的处世生活态度一向是充满着矛盾的：

他一方面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标榜自己“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傲岸不屈的做人原则；

一方面又在《与韩荆州书》说自己“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漫游天下，足迹遍及达官显贵的家门，行干谒之事。

一方面在《侠客行》中高歌：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豪侠之气；

一方面当危险来临，就远祸全身，悲歌自怜，《远别离》云：

“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

”一方面在受诏入翰林，得玄宗优宠时，表现得自满，甚至轻佻，《效古》其二云：

“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

”小有成功就夸大地做出睥睨万物之态，得意几于忘形；

一方面当面对因自己主观所造成的被动环境时，又表现出不安和对是非的恐怖，《怨歌行》：

“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

”《古风》其二十七：

“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

　　李白被“赐金放还”，他自认为是因遭权贵谗毁，《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

”《为宋中丞自荐表》云：

“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实际上，李白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嗜酒疏纵而失礼，自视才高而贬低同僚等。

恃才放浪，狂傲不羁，喜大言，好夸诞，不懂韬光养晦，收敛锋芒，永远以一个“楚狂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上李邕》云：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可见不仅少有人会大力保荐他，而且还遭到不少权贵对他的嫉妒和痛恨。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称李白：

“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

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

”李白为自己设计出“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这样一个“功成身退”的理想生存模式，也反映出其独特的本体个性意识。

强烈的本体个性意识只能刺激他在理想化的境界中狂歌，而无法实现他设计完美的人生理想。

这一方面体现了他早年从赵蕤所学而受到纵横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更是其自命不凡的自我本体个性意识的表露与支配的结果。

　　①安旗主编：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下引李白诗文及相关碑文、序文同此。

　　②徐松：

《登科记考》卷一引《唐大诏令集》。

　　③戴伟华：

《唐代文学综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董浩等编.全唐文[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五代]刘昉等撰.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

　　戴伟华着.唐代文学综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葛晓音着.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茆家培.李子龙主编.谢朓与李白研究[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