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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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s）、穆迪（Moody’’’’s）、英国IBCA公司均下调了大多数法国银行的信用级别。

在内部状况不断恶化的同时，法国银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竞争压力：

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欧元的推出和本国金融业的完全开放日益迫近，实力雄厚的国外银行即将全面进入国内市场。

在这种形势下，法国银行业的改制成为势在必行的“背水一战”。

法国银行业的民营化改造与其金融自由化进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说，延续了十几年，彻底改变了原先僵硬低效率的金融体系构成，重塑了银行业结构。

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6年至1988年。

在这一阶段，法国原有的五大国有银行集团中的三个（兴业银行、商业信贷银行和苏伊士金融公司）、农业信贷银行集团和其他较小的银行集团首先被民营化。

第二阶段从1993年至1999年。

1993—1994年，巴黎国民银行实现了民营化；

1994年，里昂信贷银行的改制也正式启动；

地产信贷银行及由国营的GAN保险公司持股的欧洲联合工商银行集团也实现了民营化；

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期实现了机构调整和业务重组，如将从事政府贷款执行工作的国民信贷银行与以出口信贷业务为特长的法国外贸银行合并组成NATEXIS银行集团，并将其股权逐步转让于法国大众银行集团。

在法国国有银行民营化过程中，耗时最长、给法国政府造成最多困难的是里昂信贷银行的改制，直到2000年才基本上尘埃落定。

至2000年，法国持续十余年的国有银行民营化过程基本结束，除规模较小的存款与信托金库外，法国所有的大中小金融机构都已民营化。

在国有银行民营化过程中，法国政府遇到很多难题，为其具体改制措施的设计提出了很大的考验。

以里昂信贷银行为例，该行在1994年改制前夕亏损高达121亿法郎（这还是做了“充满想象力”的会计调整之后的数据，否则该亏损将达到250亿法郎），已濒临破产。

针对这一严峻状况，法国政府采取了分步渐进的改制计划：

（1）1994—1995年对银行进行注资和资产剥离。

于1994年7月实施了49亿法郎的现金注资；

并组建“清盘银行”（CDR，（CONSORTIUMDEREALISATION）专门对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

在外部改制压力下，银行本身也停止了过度的资产规模扩张、确立了主营业务，并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2）1996年9月实施紧急输血。

连续两年货币市场利率的持续下跌使里昂信贷1994年的借款面临巨大的利差损失，将银行再一次推向破产边缘，为挽救银行免于破产，政府不得不再行援手，向银行追加36亿法郎的援助款项。

（3）1997—1999年民营化计划正式启动。

1997年，由于货币市场利率继续保持低迷，CDR的损失也继续扩大，银行仍是难以走出困境。

为此，法国政府最终同意欧盟的建议，减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出售其资产，关闭若干机构，并以民营化的方式筹集援助银行所需的资金，具体方法如下：

由银行发行股票给政府，政府在民营化过程中出售股份以筹集所需款项对银行进行第三次救援。

根据欧盟要求，银行必须在1999年10月前完成民营化，为此法国政府制定了如下计划：

政府保留10%的股权，3.5%的股份由银行职员购买，其余出售给私人；

总股权的1/3于4月开始公开出售；

其余部分则于6月开始一并出售；

并规定单一投资者不得购入超过10%的股份。

政府还协助银行成立战略股东小组，这些股东需承诺一定的持股时间，以便使银行在1到2年的时间内保持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的相对稳定，以便继续推动银行复兴，然后凭借较强的实力选择合并对象。

当然，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理不因民营化而消失，它仍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新世纪。

里昂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后实现民营化的国有银行，其民营化的完成标志着曾占据法国银行业绝对统治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最终消亡。

二、匈牙利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在苏东采取休克疗法推行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匈牙利算得是整体绩效较好的一个国家，其宏观经济虽然也经历了一个短时期的急剧下降，但此后迅速回升，并呈现出平稳增长的稳定态势，经济结构也得到较好的调整。

匈牙利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转轨宏观经济绩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较为成功的国有银行业改造。

匈牙利的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于1987年，是中央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将其商业银行职能分离出来后组建的，MKB、K&

H及布达佩斯银行等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构建方式与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出一辙。

商业银行实现商业化后成为银行业的主要垄断者，其承袭自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的亏损渐渐显露出来，引发了深刻的银行业经营危机。

在1992年，匈牙利整个银行业的亏损就等于银行业全部的股本金，已导致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技术性破产，到1993年，全国银行业平均不良债权比重进一步高达29%，形势极为严峻。

针对这一形势，匈牙利政府推行了全面的银行业改造计划，在集中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银行业股份化进程。

1991—1994年间，政府先后通过发行20年政府债券筹资近30亿美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HBID），集中整顿不良贷款问题。

经过3年的注资和整顿，银行业开始显示出较好的经营发展，利润上升，资本收益率基本超过了30%的水平，匈牙利政府开始推行股份化改造。

1994年末，匈牙利财政部宣布将私有化作为解决银行业根本问题的主要手段，开始将私有化作为银行业改造的主要目标。

匈牙利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从几个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私有化开始，通过如下三种方式推进：

公开上市、向外国战略投资者（SFFI）出售股份、发行认股权证。

其中，向SFFI出售股份是其方式，因为通过此种方式可以方便地将国有银行私有化、资本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检验引入及银行业对外开放等多重政策目标结合在一起。

当然，SFFI的引入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首先引入国外机构，逐步建立起合作关系，再促使二者进行合资经营，随着合资银行经营状况的改善，最终逐步推行其全面非国有化。

以MKB为例：

早在1993年，MKB就与BL（BayerischeLandesbank）建立起伙伴关系，通过这一渠道引进外资、管理经验和技术手段；

1994年，业务合作进一步发展为股权分享，BL持有了MKB的25%股份（同期欧洲复兴银行也持有MKB的16.7的股份，后将之转售给BL），MKB也籍此实现了部分非国有化；

1995-1996年，MKB进一步推进民营化，BL持有的股份升至50.8%，成为BL的控股股东；

1997年，BL持有的MKB股份进一步增至65%，并使MKB跃升为匈牙利第二大银行。

匈牙利的国有银行改造至1997年基本完成，其中62%股份为外资所拥有（目前这一比例已达76%），形成独特的所有权结构。

股份制改造的完成使匈牙利的银行获得一个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形成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三层管理结构，职业经理人的地位开始凸显，银行运作的市场化导向和利润目标追求渐趋明显。

作为长期战略投资者的国外机构对匈牙利银行业业绩的改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为银行注入了必要的资本金，提高了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促进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从而增加了银行股票的价值；

而控股权的易主也改变了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软约束”的状态，通过增进外部约束的方式促进企业改善其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不良贷款率，从而提高银行盈利水平，达到稳定整个金融体系的目的。

当然，外国资本对本国银行业形成压倒性的股权控制对维持本国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和金融主权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目前远未达成一致共识。

尽管就目前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匈牙利的这一银行业改造模式（波兰模式类似）违反了麦金农（McKinnon,1993）揭示的金融业“对内开放先于对外开放”的原则，使外国资本控制了本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必将导致金融自主权的丧失，也将使本国金融业的稳定更多依赖于国际环境，更易受国际动荡影响，这是我们在对之进行评价时所不能忽视的。

三、对我国的启示尽管具体国情不同，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法国和匈牙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经历仍给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我国国有银行改制以许多有益启示。

在具体实践中充分借鉴其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

同时清醒认识其不尽合理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注意加以避免或克服，无疑将有助于我国国有银行改制的顺利进行。

综观法国和匈牙利国有银行的改制过程，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我国参考：

首先，所有制结构改造工程的正式推行必须建立在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合适的资本充足率基础之上。

国有银行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其偿付能力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在宏观经济运作未出现大的动荡的条件下，即使银行未曾拥有充足的自有资本，也不会动摇公众的信心。

尽管因其风险外化和收益内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会导致不良资产不断增加、非效率导向性规模扩张继续进行，但这一越来越大的风险经由其国有属性转化成了国家风险，而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因此，保持一个充足的自有资本以防止风险爆发的必要性就显得不是十分突出。

这也是各国国有银行普遍呈现资本充足率过低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推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了。

一旦国有银行实现股份制化，则其国家所有的属性必将发生（全部或部分）改变，银行信用不再直接等同于国家信用，银行风险也不再能顺利地外化为国家风险。

银行在获得自主性运营的同时失去了国家的安全担保，它们必须自行承担运营风险、并通过适当的途径向公众发送稳定性信息，以保证公众对它们的偿付能力的信心。

此时，资本充足率作为一个重要的、易于领会的指标，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商业银行拥有一个较高的自有资本，既说明其抗风险的能力较强，也给公众发送了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拥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其偿付能力至少在未出现新的大亏损之前不会有什么问题。

简言之，向即将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银行注入附加资本金，体现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风险承担和公信建立这两个方面的截然不同的机制。

我国在这方面采取的举措力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450亿美元的资本注入一举解决了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长期偏低的现象，必将为国有商业银行的顺利改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不良资产存量的适当处理是国有银行改制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如我们所知，目前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其在执行政府的政策性贷款时产生的，政府通过由国家控股（或全资拥有）的银行为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金融支持，实现自己的产业政策；

根据收益与成本对称的原则，政府也必须为因此产生的资本亏损承担责任，而不应由股份化后的银行股东来承担这部分亏损。

这构成国有银行股份化前必须妥善处理积压的不良资产的理论依据。

采取这一举措的现实依据则是十分明显的：

高额的不良资产比率将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呈现出难以令人满意的状态，它无疑将影响潜在股东购买银行股票的意愿；

而若没有足够的新进股东，国有银行的股份制化将成为一句空谈。

里昂信贷银行的民营化进程之所以持续了6年之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前期不良资产的剥离未能达到较好的成效；

匈牙利在推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前之所以花了3年时间用于集中处理积压的不良资产问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我国自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迄今已4年，处置的不良资产额（到2003年第三季度末）达4154.68亿元，然而不良资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尽管缺乏确切可靠的数据，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仍远未达到预期位置则是可以断定的。

为加速扫清国有银行改制的障碍，我国政府不仅注入巨资以提高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而且采取了动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所有者权益冲销不良资产损失的应急措施；

资产管理公司的二次剥离也在热烈探讨着。

在这些举措的共同作用下，国有银行应能拥有一张合于市场标准的资产负债表。

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改制就此一帆风顺，已经存在却仍未体现在表上的不良资产将继续涌现、因既有体制惯性作用影响而产生的新的不良资产也将难以避免，这都将对正在推进的国有银行改制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改制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新增（或新体现）不良资产问题，将直接影响着改制的进度。

再次，对机构投资者的选择必须慎重。

国有银行最终产权归属全民所有，其股份制化也应贯彻充分维护既有产权主体的原则，因此，在寻找潜在的战略投资者时应充分关注国内市场；

尤其是在政府对国有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注资、使银行获得崭新的发展前景的条件之下。

另一方面，国外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拥有更雄厚的资金，而且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

因此，若将其引入作为长期战略投资者，对新生股份制银行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进一步，若国外机构对银行占据控股地位，它必将按自己的思路对新生银行进行治理结构改革，从而使银行的经营和运作更能体现市场原则和效率追求，更快实现最终的市场化转变。

匈牙利的MKB实现股份制化后的3年里资产质量持续提高，经营运作效率基本得到体现，账面盈利继续增长，到1997年末遂成为国内第二大银行；

MKB的这一经营绩效的获得与其国外战略投资者（BL）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BL也迅速完成了从合作伙伴到股权持有者，再从股权持有者到控股股东的演变。

尽管引入国外机构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提高有着短期显著的效果，但其后果也不应忽视。

原先占据垄断地位的银行全部由国外投资者控股，必然导致银行业主权的丧失，这又必然引致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如货币政策效力的下降、金融体系外部冲击率的增大、稀缺性资本外流倾向增加等。

因此，在机构投资者的选择方面，应既充分发挥国外投资者的积极作用，又在总量上进行适度的限制。

如科勒德克提醒的：

“对银行的私有化改造一定要逐步进行，不要把大多数银行卖给国外投资者，你想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有中国的银行。

”最后，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宜操之过急、揠苗助长。

法国国有银行民营化费时10几年，里昂信贷银行的后续问题直到进入新千年还未完全解决。

匈牙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自1991年的前期准备开始，到1997年末才基本完成，耗时7年。

可见，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系统工程，其推进过程必将遇到许多未曾预料到的阻力和困难；

即使股份制化基本实现了，也仍有许多后续问题需要解决。

这就需要我们充分领会循序渐进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项工程的进展，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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