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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质量的判断,世界上通用的是五级分类:
即正常贷款、关注贷款、次级贷款、可疑贷款、损失贷款。
这五级贷款,其质量是逐级下降的。
正常贷款,是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
关注贷款,是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贷款,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
可疑贷款,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贷款,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第一波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从以上对次级贷款的定义我们知道,它有可能造成损失,但尚未形成真正的损失;
丧失的只是流动性。
美国经济持续恶化,次级贷款必然下滑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而且会产生更多的不良资产。
从美国财长透露出的信息分析,这一下滑已经发生。
否则,就没有不要采取清除“有毒资产”的方法了。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世界“有毒资产”高达4万亿美圆。
其中,美国将高达2.2万亿到3.1万亿。
而且,这些数字还有可能增加。
二、我国的金融资产质量问题
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内发性的。
世界金融危机只不过使我们有了一个把早已存在的金融风险摆上桌面的机会。
在十年前,我们就已经从四大银行剥离了1.4万亿人民币的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
其后,一直陆续进行剥离。
其发生时间均早于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
按照国际通行的金融资产质量五级分类的标准,我国的金融资产质量远远低于美国。
第一波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损失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数量微乎其微,不足以构成对金融的威胁。
大家应该注意到,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是次级贷款。
而我国,金融安全问题已经困扰长达二十余年。
从1984年的通货膨胀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不良资产处置。
目前威胁最大的,还排不上次级贷款;
而是损失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美国和世界上通用的计算口径,我国的损失、可疑、次级贷款总计计算,其数量更为惊人。
金融资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逊于美国。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不良资产产生。
最明显的例子,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这十年,各家银行又有大量不良资产产生,其总量,赶上甚至超过了前五十年不良资产的总量。
我国金融不良资产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有加速产生的趋势。
近10年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剥离不良资产的方法,即通过划账的方法。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信贷投放达4.5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历年的全年新增贷款量,接近今年全年计划新增贷款总量。
要知道,信贷资金投放规律,一季度是货币回笼期,并不是信贷投放旺季!
而我国一季度GDP为6.58万亿元人民币。
我国三月份一些经济指标的回升,是和这4万多亿元信贷投放相关的。
并不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
因此,不可乐观。
这4万多亿贷款将会形成多少新的不良资产?
绝不可过分乐观,掉以轻心。
我们必须对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的金融风险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
当前,最为危险的,是人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我国金融风险的严重程度和可能产生的破坏力。
而且在西方世界的吹捧中,有些飘飘然。
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受的不过是轻伤,欧洲受的却是重伤,而中国,受的则是内伤。
中国经济是抗不起世界危机的。
在这次危机中,叫的最凶的,并不是损失最大的;
受到损害的,是最不应该承担这次危机责任的。
最为让人担心的,也是比较普遍的,从政府到百姓,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金融损失是银行的,与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无关的错误认识。
第二个误区是金融损失是国家的,与地方和老百姓无关,最终损失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错误认识。
要让大家知道,银行只不过是借贷中介,银行的钱来自于各项存款。
银行资金的损失就是各项存款的损失。
我国财政收入不能弥补这些巨额损失。
从数量上来说,我国财政收支一直处于紧张的平衡状态,每年收支相抵难有余富用于消化金融不良资产。
今年预算,财政赤字将高达9000多亿元,实际上是负平衡。
从职能上来说,国家也不可能停止全部国家机器和社会公共事业运行来保证财政收入用于弥补金融不良资产的损失。
所以,用财政资金弥补金融损失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操作的。
为什么我国似乎受金融危机冲击远远低于西方国家?
这涉及到对金融危机的承受力问题。
我国对金融危机有极强的承受能力。
主要的根据有两点:
第一,我们有不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我国之所以在金融风险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国民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的政治威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强有力的政府行政系统,人民对党对国家高度信任,使我们能够做到统一步调,实现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
这一政治优势,在抗击非典、抗击5.12大地震、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发挥的很充分,也必将在抗击金融危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我国人民群众有储蓄的习惯。
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从总体上,人民群众都有一定的存款储备,至少可以保证一两年的生活所需。
这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极大的差别。
西方国家的人们是负债消费,金融危机切断了信贷输入,马上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稳定。
而我国,有储蓄存款作为缓冲,一方面得以保证绝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市场急剧疲软,有效的缓解了金融危机的杀伤力。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放消费券的必要性和实际作用并不很大。
在我国社会基本稳定的总体状态下,不排除会产生局部问题,以及在局部的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会激化或扩大;
在总体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基本保证的状态下,不排除有一些贫困人群发生生活困难。
因此,有必要动用相当数量的资金,做好社会救济工作,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社会稳定,是我们争取时间,战胜金融危机的重要保证。
要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要特别警惕通货膨胀的危害。
目前,我国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压力,但就目前形势,在抗击金融危机的斗争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于通货膨胀。
今年一季度信贷投放已经超过上年的新增贷款总量;
2009年财政赤字预算突破9000亿元,这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的。
通货膨胀,使人民群众储蓄缩水,缩短了储蓄对支撑市场消费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时间,会增加人们的恐慌心理,减弱储蓄对抗金融危机的缓冲的作用,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通货膨胀,往往和扩大信贷损失相伴而行。
这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还是在粗放经营的轨道上,和信贷的极度扩张互为作用。
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市场容量有限,信贷盲目扩张的结果,必然会涌现出大量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亏损乃至资不抵债的企业,从而导致信贷损失。
当我们力图解决伴随信贷极度扩张而产生的金融风险的时候,在粗放经营和信贷依赖的经济环境下,必然导致经济运行受阻。
最终迫不得已再度放开信贷控制的闸门,出现新一轮更大更严重的信贷极度扩张。
这种交替往复进行,整个社会经济进入超负荷运行状态。
最终,出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一蹶不振。
金融风险由潜在变成显露和现实。
客观的说,我国的金融风险的显露,或者更明确一点的说,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下挫,在世界性金融海啸之前,并成为世界性金融海啸的一部分。
三、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现在社会上普遍反映中小企业贷款难。
其实,这个命题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所有的企业贷款都难。
就是政府想要寻求信贷资金也很难。
之所以中小企业难的呼声比较高,是因为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且话语权和话语方式不同而形成的。
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
金融危机,只是再一次把这个问题凸现出来。
中小企业融资难,难在我们金融体系的不完善,难在金融功能的缺失,难在没有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
注意,我这里讲的是金融体系、金融功能、金融机构,而不是银行体系、银行功能、银行机构。
大银行的服务对象,只能以高端企业、大商业为主。
它的运行方式、运行成本,支撑不了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就像交通一样,大型飞机,能飞美国,能飞香港,能飞哈尔滨,但无法完成从东城到西城的运输,更不能完成农村山涧小路上的运输。
让大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就像要求大飞机进行从县城运化肥到乡镇乃至完成耕田犁地的作业。
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建立适合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的,能够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和信用社,及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
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体系结构。
回顾我国历史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有效地服务了零散农户和社队企业。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专业银行几起几落,时断时续地服务于中小企业。
开革开放后,出现了众多的地方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中小企业有多元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蓬勃发展。
但今天,放眼望去,全是大银行。
专业银行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几乎所有的地方银行,如深发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甚至民生银行,全成为全国性的大银行。
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也改制成为银行。
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全是大型的。
金融结构单一化巨型化倾向非常严重,中小企业缺少金融服务的载体。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我们金融体系和改革完善金融体系的契机。
目标:
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对一些大银行进行分拆,使它成为省和跨省的区域性的银行。
针对我国目前大银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竞争过度的状况,选择一至两家甚至更多,进行分拆,使之经营规模适用于为中型企业服务。
抑制地方银行的扩张冲动。
长期实践证明,地方银行是必要的,但也是扩张冲动最为强烈的。
我国之所以大银行林立,是和这种强烈的扩张冲动相联系的。
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也应该适当下降现在所谓地方银行,即通过由原信用社改制成立的地方商业银行的层次。
地方银行,重点是地市县的银行,以便于服务中小企业。
建立信用合作社,服务于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小型企业。
需要明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信用社”,而不是挂着信用社招牌的银行。
世界各地生气勃勃的信用社,在中国大地却烟消灰散,其根本原因,是背离了信用社的方向,把信用社办成了银行。
因此,建立信用社,必须按照“罗虚代尔原则”:
第一、自愿入社,不受任何限制。
所谓入社即是入股合作社。
入社后成为社员而非股东。
第二、民主管理,权利平等。
社员无论股金多少,政治地位高低,一人一票,权利平等。
合作社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联合社。
第三、财产集体所有,经营成果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
具体体现为三项内容,即集体积累,公共事业发展基金和社员分红。
在社员分红中要严格控制按股金分红,主要是按交易额分红。
第四、经济互助,技术教育。
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社员之间在经济上合作互助。
贷款对象只能是社员。
第五、每个合作社必须是独立的经济组织。
它可以和区域的、全国的以及世界的合作社组织相联系,但每个信用社必须是独立,不能成为联合社的下级。
建立多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多种形式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
要接受我国以前办理上述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变相办理银行业务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真实地开办非银行金融业务,而这些业务,恰恰是中小企业所迫切急需的。
开办信用保险业务。
这是我国金融保险业务中的一项空白。
为了弥补这个空白,很多地方建立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公司。
这些担保公司是靠政府在惨淡运行。
这是体制之误。
开办信用保险业务,既和国际接轨,也是利用世界金融保险业的成功经验,更是体制的正常回归。
另外,从中小企业自身来说,提高自身的经营质量是关键。
目前,中小企业经营质量低下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一大问题。
市场法则有两个:
一个是“优胜劣汰”,另一个是“劣币驱逐良币”。
我国市场经济长期处于扭曲的状态,因此更多的表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特征,造成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自主生存的能力。
受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地区被冲击严重,正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反映。
因此,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经营质量,特别是提高资金抗风险能力尤为重要。
抑制扩张冲动,适当控制经营规模。
要把“适度经营”作为至理名言。
就我从事金融信贷工作26年接触倒闭破产企业的感觉,绝大部分是由于非理性投资、盲目扩张所导致的。
在经济高涨时期没有留下必要的抗风险储备,进行超负荷投资和经营,一旦经济形势有个风吹草动,就血本无归,更不用说碰到今天这样的金融危机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相当层次的会议上听到一个相当层次的同志发言,讲到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时说到:
现在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堆在仓库里,钱回不来,你再不给贷款,企业怎么继续经营?
我听到此话,非常震惊。
这从反面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为库存生产!
要控制适当的经营规模。
四、金融体制改革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
目前,我国货币资金状况,可以概括为货币多资金少。
不仅企业资金紧张,而且银行最近也很紧张。
上个月,也就是3月份,我碰见一个银行的老熟人,他今年的揽储任务是10个亿。
大家可以想想,让你一年拉来10个亿的存款,是什么样的压力?
我们银行的运行,实际上全靠新增存款支撑着。
为什么在货币多的情况下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资金紧张状况?
这是因为,有很大一块资金是不良资产,死掉了,或者半死不活了。
资金缺乏流动性有可能不安全,但资金丧失了安全性则必然是不能流动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整个包括监管体制在内金融体制的改革问题。
迫在眉睫的,是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
让银行自己处置自己的不良资产,实践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原因很简单,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采用资产管理公司的体制专业化、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10年的实践,证明也是失败的。
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如果有兴趣,欢迎大家来我的新浪博客,有《资产管理公司在误区中运行》一系列文章,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办?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如何盘活不良资产;
一个是如何防止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资金紧张的问题。
盘活不良资产,要解决下面几个障碍:
第一,需要制定金融不良资产管理特别法。
使处置不良资产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
建立以不良资产为重要标志的分地区的金融风险评价和预警体系。
使金融风险状况明朗化。
第二,设立金融资产管理署。
使处置不良资产有体制上的保障,以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制行为做保障。
第三,进行特别的司法体制安排。
即设立金融特别法庭,专门审理大额和跨地区的不良资产诉讼案件,审理在地方法院审理中分歧较大,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涉及当地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的敏感案件。
为了保证特别法庭的独立性,特别法庭要由最高法院直接领导。
同时,有必要把协助追索已流失的信贷资产作为司法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追查转移、隐匿、侵吞的资产,打击经济犯罪和失职渎职。
第四,建立大额不良资产损失专项审计制度。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大额损失专项审计要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要与问责制相结合,要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相结合,要与挽回经济损失相结合,要与化解社会矛盾相结合,要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第五,加大人大、政协和中央政府对金融风险的直接监控力度。
重要目标就是不良资产。
在抓紧处理已经存在的巨额不良资产,盘活资金,增加可以流动的资金,增加可持续循环投放的信贷资金总量的同时,还要防止新的不良资产非正常化的产生。
否则,即使盘活了资金,但同时又压死了另外一块资金,可持续循环投放的信贷资金总量依然得不到好的预期。
在市场环境下,产生不良资产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如何控制它的产生。
避免和控制不良资产产生,还要回到金融体制改革的老题目上,回到金融机构权责利相结合的老问题上。
从改革初期就被提出,就被重视,并一直进行着改革。
其结果,是权责利分离越来越严重。
最明显的,是金融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大量产生的现象同时发生,出现了地方政府成为逃废债的主导者的怪现象。
还要说明,近10年来,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不是建立在经营改善的基础上,是依靠剥离、划账完成的。
国家总体上的金融资产质量并未根本改善,增加可投放的信贷资金量只能靠扩大货币发行来解决。
为什么越解决问题越严重呢?
核心问题在于改革的推进是“地主主导土改”的框架下进行的,必然出现“揽权、却责、趋利”的现象。
因此,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设计上,应该有超脱的设计者。
只有这样,改革才会往好的体制上转化,而不是攫取利益的手段。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为各个层次的需求服务;
才能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提高信贷资金流动性,增加信贷资金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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