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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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正,则政治清廉;
党风不正,则滋生腐败。
腐败和党风的关系是辩证的,腐败不除,党风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好转。
共产党想办什么事都能办好。
就看有没有那种决心。
腐败对党风影响是根本性的。
因为腐败的绝大部分是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腐败的发展趋势又是成窝的,所以负面影响大、深。
腐败可以说是工作作风问题,是领导作风问题,甚至是生活作风问题。
一、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义
“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从过去粗放型的发展向科学发展的转变。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这个新形势和新任务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要科学发展。
1、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新形势归结一句话:
从过去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向今天的科学发展方式,党的历史方位也可以这样界定。
(1)党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影响科学发展。
《联合国反腐公约》序言里面说,腐败腐蚀着我们的民主政体和价值观,影响着可持续发展和法治。
也就是说从全世界来说,腐败都是人类的大敌,损害的是民众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人民对腐败恨之入骨就是这样的道理。
(2)党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与以人为本相悖逆。
从执政党来说,如果腐败严重,那跟党的性质和宗旨,跟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我们以人为本的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反腐败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一点都不足为奇,这是肯定的。
(3)从实际情况看,少数地方的主政官员对科学发展知行不一。
这类事例并非少见。
河南固始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许多党政机关却竞相攀比,奢华求洋,居然大兴土木,大建楼堂馆所。
县政府则“率先垂范”,行政中心大楼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四星级酒店标准,总投资2个亿,二这个县一年财政收入才2.6个亿。
陕西咸阳市也欠发达地区,有的地方连吃水难,甚至行路难。
然而,那里的一些乡镇领导干部却“打肿脸充胖子”,新农村“示范村”——西洋门楼、大型广场、巨型雕塑、时尚花坛……有的建个门楼要花八九万元,有的耗资20多万元雕塑一条10米高的巨龙,有的乡村为了应付领导参观。
没有钱怎么办?
借债,挪用扶贫资金和移民搬迁资金这哪里是以人为本,分明是为民造孽!
安徽砀山县政府在土地审批征用上下功夫。
违法占用耕地一千多亩,农民强烈不满。
县领导是如何化解矛盾的呢?
竟然带领300防暴警察和城管执法人员,出动警车和推土机,强占耕地,双发大打出手,3名警察受伤,一辆警车被砸。
难道这里的党政官员不了解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
就是他们严重缺乏执政为民的观念。
现在少数地方官员得上了严重的“GDP张狂症”、“政绩饥渴症”、“升迁浮躁症”,以至于脱离实际,违背民意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俗话说:
“睡着的人好喊,装睡着的人难喊。
”这类领导干部在对待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上,就是“装睡着的人”。
所以,要确保科学发展观得以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就要先抓党风建设,先抓反腐倡廉建设,也得来个“两手抓”,一手是宣传教育,一手是组织手段。
对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绩考核。
对那些有损民生、有悖和谐、有积民怨的,要毫不犹豫地严肃问责追究,摘其“乌纱帽”。
对于那些真心实意亲民、爱民、为民,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则要大力表扬激励,提拔重用。
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
党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宗旨是由党性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党性?
可以讲三句话:
第一句,党性是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
第二句,因为任何政党都代表了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所以政党的本质属性就是阶级性。
第三句,又因为政党是由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精英所组成,所以这种阶级性是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我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先进性。
不仅党的本质属性和阶级性是先进的,连我们党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先进的。
我们党是用革命、建设实践总结出来的,浸透着鲜血和汗水,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先进的。
党性就是“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性是党员素质的根本内涵,具不具备党性,是党员与普通群众的重要区别。
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党性所要求的内容也不同。
解放前,党的任务:
武装斗争;
共产党面临的考验:
生与死,苦与乐;
党性要求: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的生死观。
建国后任务:
社会主义建设;
考验:
金钱、地位和权力;
要求:
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改革开放后任务:
经济建设;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治的:
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现代化信心、共产党信任;
另一方面是作风的:
权、钱、色。
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脚踏实地勤奋工作的模范,反腐倡廉清正廉洁的模范。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党性要求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党性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始终如一的:
1)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2)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3)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坚持民主集中制;
5)坚持群众路线;
6)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常说的按党性原则办事,指的就是这“六个坚持”。
党性是衡量党员阶段觉悟的高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
党性的表现出来就是党风,就是党员的作风,而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的作风。
中国这样的国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君臣、父子意识。
所以,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当前集中在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重大而严峻的考验。
也是对我们党能不能继续执政、长期执政的重大而严峻的考验。
纵观那些下台的大党老党: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2年,最终因为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而跨台;
退居台湾后,也是因为黑金政治而丢掉执政权力;
苏联共产党1903建党,1917执政,1991失去执政地位,执政74年;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叫红党,1888建党,1919执政,1991下台,72年执政;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建党,2000垮台,执政71年;
印尼专业集团党执政32年,3600万党员,1998金融风暴下台。
这些大党老党的垮台失政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但因腐败而失去人心、因为党的风气不正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无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此加强党风建设反腐败斗争是关乎到执政党兴衰荣辱、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维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需求。
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关系执政党的形象;
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
执政党的作风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带动作用,也关系到党能否正确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也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新形势下党面临四大考验: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四川省蓬安县的中坝村村民为感谢县委干部2004年初立了一块碑,原来是有字的,县里领导晓得了,说是碑文称颂了县委干部,不好,要大家把碑推掉。
可村民们坚决不干,后来只好双方各让一步:
碑留下,字抹去。
于是就有了这无字碑。
地处嘉陵江边的中坝曾经是蓬安有名的富村,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主要干部开始带头赌博,甚至贷款赌博。
富村变成了穷村、“金花支部麻将村”。
后来又因为饮用水污染,癌症高发,又成了有名的“病村”。
出现了一个人:
阙定明,一件事:
阙定明所在的五社与六社联合安装自来水管。
两位社长把2万元群众集资款花了个精光,还向信用社贷了2000多元。
阙定明对账目提出质疑,村干部就一拍桌子二瞪眼。
阙定明就自己出钱雇了20人,挖开已埋好的水管,重新丈量称重,取得了干部私吞集资款的证据。
“水管事件”成了“引爆”长期积累的问题的导火线。
县里先后派出了三个工作组:
第一个工作组调查“水管事件”,调查确认阙定明提供的证据基本属实,工作组走后,干部们却拒绝退款。
被激怒的村民们一路上访到了省城,上访内容扩大到了村账、吃喝风、赌博风和打着滚儿上升的各种“提留”款问题。
1996年,县里又派来第二个工作组查村账,然而结果仍是不了了之。
失望的村民们于是以拒交任何税费的方式来反抗。
1997年,县里派了20多人组成的第三个工作组,进村第二天就开始强行清收群众拖欠的税费。
矛盾和对抗白热化了。
被愤怒冲昏了脑壳的阙定明聚众围攻乡政府,砸了农经站,打伤了乡干部。
他的行动超出了法律界限,被判了四年徒刑。
2002年10月,新任县委书记刘中伯到任不久,就传来了中坝村群众要推举刑满释放仅半年之久的阙定明当县人大代表的消息。
八进中坝村,2003年派组织部副部长冯抗,不是“下挂”是全职。
表态:
“我抱着一颗心来,绝不带半根草走。
”冯抗提议全村集资把大家早已盼望的公路修起来,并且提出了一个出乎所有村民意料之外的主张:
自己和村干部都不管钱账,只负责规划和组织;
钱由学校的老师管,账由阙定明管。
03年底,连冯抗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连续7年抗缴税费的中坝村,在全县第一个完成上缴和提留。
春节前夕,阙定明发出倡议,为党立一块“功德碑”,以纪念中坝村翻天覆地的巨变,立时赢得举村响应,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无字碑。
“阙定明现象”表明,“你不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自己寻找表。
”
党风不正,腐败现象,是对公开、公正、公平等社会主义原则的践踏和背叛,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严重破坏。
要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就不能不坚决清除腐败。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腐败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漠视、侵害和掠夺。
凡是腐败盛行的地方,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腐败不仅侵蚀党的肌体,而且还会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拉大贫富差距,极容易引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中国的事业要依靠人民群众,党要领导人民群众,领导不了了,还谈什么事业!
我们党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中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腐败问题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个最不和谐音,也是有可能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最大隐患。
全党对此保持高度的戒备,从不断严惩发现的腐败分子就不难看出,腐败在党内无藏身之地。
二、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党内生活不正常,缺乏积极的思想教育。
表现为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不能按时进行,党员之间、赏员领导干部之间缺乏开诚布公的思想和感情交流,谈心活动十分少见,向党交心交感情的事例比过去少之又少。
党内生活出现庸俗化倾向,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互相表扬与自我表扬;
党员领导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心成了庸俗的笼络感情;
党性原则被个人主义消解,正常的党内关系变成了好人主义和哥们义气等等,极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生命力。
不是有人把三大作风改了:
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
2、自由主义泛滥,无原则现象普遍存在。
如工作不负责任,互相扯皮、推诿;
得过且过,拣轻怕重,避难就易;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有利的就干,无利的就推;
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
重人情、重关系、重“后路”、重“活人”,不重党性、不重原则、不重公正、不重纪律,忘记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遇到问题绕着走,绕不开就推拖;
拿原则做交易,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跑官要官;
工作为上司而做,工作是为了晋升提拨,为了捞取名利等好处,党和政府工作个人化,机关单位企业化;
个别主要领导干部自诩为或被称为老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搞五湖四海,拉关系,搞山头,个人主义、地方主义、部门利益突出,把机关单位家庭化;
不顾大局,整体观念淡薄,把工作关系,个人关系,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庸俗的官场关系和利害关系。
3、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
衙门作风,做官当老爷现象司空见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工作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
习惯于行政手段管理,不善于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推动工作;
不研究、不会做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惯用高压政策解决矛盾和问题;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了。
我们现在很多事情甚至不是不善于做了,而是压根没人去做。
比如人的思想工作没人做。
过去组织里有专人管这个,哪个青年思想有问题,自主会找谈话,做工作;
现在呢?
4、不能艰苦朴素,奋发有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十分严重。
一是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衷于实用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崇拜权力、金钱,媚上、媚恶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是局部的腐败现象,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徇私舞弊等还比较严重,且有不断蔓延恶化之势。
三是大吃大喝习以为常,公款旅游、娱乐、消费,公物“公人”私用已见怪不怪。
四是极少数领导干部生活糜烂,嫖娼、贿博,找情人、包“二奶”,吃穿住用行讲究高档名牌,住宅、办公室富丽堂皇,奢侈豪华。
五是不少领导干部生活趣味低级,沉溺于黄色文化。
不是围着酒桌转,通宵的麻将、扑克大战,就是整日思谋着怎样才能掌权、捞钱、得势。
腐败问题较为严重。
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00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350多万人。
十六大以来,每年处分党员干部年均12—17万人。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万人,全国受到纪律和法律处理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案件就有14件。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近14万件,处分14.6万人,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
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万件,14万多人受到处分,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的张家盟、宋晨光、刘卓志等大案要案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目前正在立案调查的还有刘志军、田学仁、黄胜等违纪违法案件。
在2008年4月28日前,全国只有吉林省和西藏自治区没有涉案的省级领导干部。
2008年4月28日中午,原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在长春市吉隆坡酒店与两名卖淫女嫖娼,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近些年来,腐败官员呈现出“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趋势。
腐败现象呈现社会化、行为专业化、主体复杂化、制度刚性不足和干部制度改革力度不足。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刊出了“一家民营小企业的送礼日记”,日记讲的是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的两位农民,准备合股开办一家烟花爆竹销售批发部。
由于烟花鞭炮销售属于特种行业,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审批许可。
为了打通环节办下许可证,他们决定展开“公关”,并找到涟源市某局一个姓梁的干部,让他从中协调关系。
接着,在梁某的“点拨”和直接“索要”下,连续三个月,基本上每天都要请客送礼。
日记本中的整个3月份,只有4天没有请客送礼的记录。
企业还没有正式开张,请客送礼就花费了30多万元。
在这本送礼日记中,从2005年的2月1日到9月25日,清清楚楚地记载着105笔请客送礼的记录。
细看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腐败的苗头正在悄无声息地变化。
一是由“大人物”向“小人物”蔓延。
过去一说腐败,人们就会想起那些“一把手”和实权人物,以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条件在干部任用、人员安排、工程发包、资金使用等方面搞腐败。
岂不知,现在有很多“小人物”也学会了捞好处,有好处就办,没好处就不办或者慢办。
只要你从我的门前过,就得留下“买路钱”。
二是由个别性向群体性蔓延。
在涟源市两个农民的送礼记录中,记载最多的就是送红包的过程。
有时一次包5个红包,有时一次包8个红包。
虽然红包内钱数不等,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但每次都是同时递送给几个人。
酒足饭饱之后,被请的大小干部人人有份。
收红包者也习以为常,反正你有我有全都有,谁也不会走漏风声。
三是由偶然性向规则性蔓延。
按说送礼行贿是一种非常私密性的活动,偶然有投机者送,偶然有贪财者收。
但如今在很多人的眼里,送礼已成为一项“潜规则”。
几乎大家都知道,要办事,就得送礼;
要办大事,就得送大礼。
四是由货币性向多样性蔓延。
据送礼日记中记载,他们送礼不仅送红包,而且还送其他东西。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开销,就是请有关部门的干部到舞厅、浴池等处去搞“娱乐活动”。
由请吃、请喝到请玩、请游,由送烟、送酒、送钱到送古董、送股票、送廉价房产,这也是腐败发展的新花样。
五是由直接性向中介性蔓延。
不少人以为,要送礼,就必须有关系。
如果上边没关系,自己想送也送不出去。
于是,就滋生出一种”送礼中介人”。
他们虽然自己手中没有权力,但却可以在想办事的人和有权力的人中间牵线搭桥。
送礼日记中那个姓梁的干部,就是这样一种人。
两个农民每次请客送礼,几乎都是经他之手。
这些人非常了解送礼办事的门路和行情。
一边鼓动办事者送礼,一边怂恿收礼者办事,自己则从中渔利。
这本“民营小企业的送礼日记”,虽是个案,但也是洞悉民情的剪影。
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形势发展越好,对腐败问题越不能放松警惕。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党风出问题?
因为宗旨意识不牢,理想信念淡漠。
说到底,想升官发财的多了,想为人民服务少了。
看上面眼色多了,看老百姓的眼光少了。
谋“政绩”的事干多了,谋“口碑”的事做少了,官僚主义多了,调查研究少了。
党员数量多了,叫得响的党员少了。
我们党内,方法上,抓了“两头”,没抓住“中间”。
抓两头的意思是,正面典型、反面典型都有,但是对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管理松懈。
正面的,荣誉很高。
反面的,打击处罚不够。
中间这绝大部分,缺乏有效的激励和处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树了那么多正面典型大力宣传,而反面典型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抓两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不是管党的方法。
管党,关键是管党的领导干部。
为什么会产生腐败?
除了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组织生活作风、生活作风原因以外,我们还可以剖析以下几点:
产生原因:
成本低廉、制度缺失、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
公权有用来交换的可能,公职人员有以权谋私的冲动,但这并不能决定腐败必然产生。
分析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它之所以会产生,还有一系列诱导因素。
诱因之一:
成本过低。
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腐败反了十多年,大有割韭菜之势,割一茬,生一茬,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其原因就在于腐败的高受益,低成本,低风险上。
腐败者以公权换私利时重点会考察、分析和研究以下三种成本:
一是直接成本。
它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机制下,腐败的显性成本是很小的,几乎为零。
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是腐败败露得到的惩罚。
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
腐败的风险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并受到惩处的概率。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
罗斯·
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三分之一。
当前,腐败分子之所以前赴后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被查处。
诱因之二:
制度不完善。
人们事前的决策,总是取决于对事后的预期。
那么,是什么决定公职人员的事后预期呢?
答案是制度。
目前,我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惩治腐败的制度,但这些法规制度中的惩罚性规定不多不重,而且还有不少腐败行为并没有完全纳入进来,这就形成了制度漏洞,使得腐败分子很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造成公职人员腐败的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
中国干部的选拔制度,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是“伯乐式”的选拔任用制度,主要依靠各级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干部去发现培养和选拔任用干部。
这种选拔任用制度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是当前权力体系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致使权力失控。
权力过度集中,家长制作风盛行,从而导致“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没有真理”,出现所谓的一把手综合症,即“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决策一言堂”,使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无法实现。
目前,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和难以监督,是导致和引发了大量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
由此导致庸者不能下,能者不能上,甚至腐者上,廉者下的局面,甚至上下级之间形成一种依附关系。
现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中,贪官为“一把手”的约占60%。
由此,立案侦查贪官“窝案”、“串案”多,占立案总数的71%,其特点是:
在政治上涉案贪官拉帮结派,形成了关系网;
在经济上贪官之间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同盟体。
比如在当时的绥化,每次调整干部时,组织部门都要先进行考察,然后把被考察的人员名单和结果交给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
这个过程叫“端盘子”。
副书记审核后,再把这个“盘子”端给马德,马德认可后,再“端”到常委会上讨论。
为了不破坏这个“程序”,马德就先定调子、画框子,让组织部照他画出的框子去找人。
如果组织部端上来的盘子不合马德的意,就不研究。
什么时候合他的意了,再上常委会。
所以他说你“行”你就上去了,他说你“不行”,你在政治上就下去了。
明水县原书记吕岱在酒桌上被马德指着鼻子说,你这样的县委书记我十分钟就能“拿下”。
马德在交待问题时说:
“我在绥化是一把手,我要定什么事情,没有定不下来的。
只要有态度,别人就不好说什么,常委会也好,政府办公会也好,都是这样。
”“在绥化,除了体委,任何位置变动都要经过马德拍板同意。
”马德承认的12次卖官行为中,除了一次是他在任绥化行署专员时接受下属给予的6000元外,其余11次都是在他坐上市委书记“一把手”后发生的。
且短短两年时间内,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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