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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
政府通过限制结社自由,可以有效地阻止利益的聚合,使人民失去抗拒政治权威的能力。
它赋予国家如此广泛的控制,以至于一些极权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权能够消除国家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甚至是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
因此,个人所面对的是国家的操纵,人民被动员起来亢奋地支持领导人的政策;
而这些政策是不受大众的观点所影响的(Friedrich&
Brezezinski,1956:
161-171)。
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置不仅阻止了民众的要求上达到精英那里,而且也使公民失去了能够让精英倾听他们意见和观点的手段。
在这些社会中虽然也有游行、示威以及流于形式的选举,但这些都是由当局组织以动员一般民众支持政府的,而不是由民众自身用来向当局表达他们的观点的,这些参与仅仅在表面上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参与相类似。
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减弱以及共产党社会的变化,学者不再对刻板的极权模型感兴趣。
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减弱,在政治控制的架构下伴随着真正政治竞争的复兴,不仅是党的机构,而且警察、军队、工业部门的管理者、经济学家、作家以及法学家都对政策的形成过程有重要的投入。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新出现的群体已经开始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Skilling&
Griffiths,1971;
Goodman,1981;
Falkenheim,1984)。
与极权模型的看法不同,利益群体理论家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并没有被看作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而是有内部不同派系斗争的。
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
通过表明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表达,利益群体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者对这些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
不过,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
他们和集权模型的理论家一样,认为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需要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将人民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
因为在共产党社会中政治的活动和组织(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都是由当局操控的,目的是消除自愿团体的形成,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普通百姓的政治活动不能与决策过程有效联系(Liu,1976:
5)。
很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将政治参与的概念用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将会造成“严重的和令人遗憾的不准确”(LaPalombara,1975)。
对他们而言,政治参与是以多元的政治体系为前提的,“因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帮助我们界定特定类型政体的概念,它并不适用于比较分析和用于描述那些明显不属于民主的政体”(LaPalombara,1978:
71);
“文献中的政治参与概念并不适合共产党制度的研究”(Sharlet,1969:
250)。
因为,共产党社会中现有的制度只起着诸如政策实施和政治社会化等作用。
他们建议重新定义政治参与以适应这些社会的政治现实。
例如,汤森在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经典研究中,就将其定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民众对由共产党所界定的最高的、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支持”,或是“在政治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导向性介入”(Townsend,1969:
4-6)。
为了能够在地域和时间上适应于更广范围,并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结合到传统的参与模式中去,1970年代逐渐出现了并不一定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参与概念。
在这一新观念下,参与仅仅是指不同政治制度下普通公民以任何方式试图影响他们的统治者的行动。
例如,尼·
诺曼和西德尼·
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诺曼、伏巴,1996:
290)。
与此同时,原有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是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惟一方式)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
维伯等人对美国以及七国参与和政治平等的研究发现,除了投票和竞选活动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其他手段,例如借助共同的活动和个人的接触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好(Verbaetal.,1971)。
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些观点。
对苏联的相关研究发现,那里的民众对他们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运作有清楚的了解,许多人在追求他们的利益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与政治的现实相适应。
例如,英克尔斯和鲍尔的研究表明,苏联的民众清楚地将物质的东西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区分开来。
“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个人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Inkles&
Bauer,1959:
7)。
苏联的民众确实会从事各种政治活动以追求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刻意避免在表达个人利益时直接对抗他们的领导人。
比尔勒则在对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权的研究中,在概念上区别了“高层政治”(highpolitics)与“低层政治”(lowpolitics)的不同(Bialer,1980)。
“高层政治”涉及社会中的主要政治问题、政治的抽象观念和语言,以及政治领导中的决策和行动。
“低层政治”涉及与公民日常生活、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1980:
166)。
苏联公民对高层政治冷漠、不关心,但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低层政治。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共产党国家,民众批评政府或不同意其政策,但很少试图取而代之。
就中国的整体制度而言,高层政府官员并未实行直接选举,显然一般百姓无法像民主国家一样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虽然也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但通常候选人是由党的组织部门确定,而且参与投票的代表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
因此,在原有的体制中,选举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参与途径。
但是,自从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胡荣,2001)。
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渠道。
许多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该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托克维尔(1988)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把美国的民主与美国人普遍而广泛的结社情况相联系。
阿尔蒙德等人在研究五国的公民文化时也通过实证材料表明,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系与民主制度具有相关关系(阿尔蒙德、维伯,1989)。
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
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其他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
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下的定义为: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
195)。
换言之,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合作更容易出现。
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
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帕特南,2001:
200)。
那么,信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
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
遵循普遍互惠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
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
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
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
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2001:
203-204)。
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是,目前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方面(例如,阎云翔,2000;
Bian,1998),而且也多限于城市社区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研究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构成与其社区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打算运用帕特南的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探讨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
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
社会资本是否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政治参与起作用?
如果起作用的话,社会资本中的哪些因素起更大的作用?
村民个人情况对他们的参与有何种影响?
村级选举的相关制度对村民的参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和变量的测量
本项研究于2001年9月至10月进行。
样本按多阶段抽样法抽取。
第一阶段采用立意抽样方法,从福建省内抽取寿宁县和厦门市,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种类型农村。
寿宁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与浙江省交界,距省政府所在地福州市284公里,全县辖10乡、4镇、201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22万。
寿宁县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厦门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经济较发达,农村的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列。
厦门下辖6个区,大部分区的城市程度较高,我们选择城市程度相对较低的同安区,从中选择4个乡镇,另从城市程度较高的厦门岛内选取1个镇。
我们又用随机方法从寿宁的14个乡镇中抽取5个乡镇,具体方法是:
先根据各乡镇2000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参看县经管站的数据)由低至高将全县14个乡镇按顺序排列;
而后将全县的农业总人口222144除以要抽取的乡镇数5,得44428.8。
在44428.8数内随机确定一个数,即23000,选中的第一个乡为大安乡。
第二个乡按23000加44428.8的方法确定,为犀溪乡,余类推。
抽样结果共选出大安、犀溪、竹管垅、武曲和鳌阳5个乡镇。
在厦门同安区也用类似方法随机抽取4个镇,即莲花镇、大嶝镇、马巷镇、大同镇,另加上厦门岛内的禾山镇,共5个镇。
而后再从各个乡镇中按随机方法各抽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再按随机方法抽取25个18岁以上村民,共1000人。
调查在2001年9至10月进行。
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经过相关培训的1998级学生19人担任访问员。
寿宁的调查自2001年10月15日至10月25日,厦门的调查自2001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
本次调查共成功访问村民913人。
其间,每个村大约成功访问20至25人。
在成功访问的对象中,男性占56.3%,女性占43.7%。
从文化程度看,调查对象中读书4-6年者最多,达30.7%,其次是读书7-9年者,文盲达18.2%,上学1-3年者占12.1%,而接受10年以上教育者的比例则非常之少,10-12年者只占9.1%,13年以上者仅为1.6%。
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者占24.4%,30-40岁者最多,占23.6%,41-50岁占23.6%,51-60岁占12.9%,而61岁以上则较少,61-70岁占7.5%,71岁以上只占3.5%。
为了弄清社会资本以及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设计了一个回归模型,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及其他变量对村民在选举中参与程度的影响。
先看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指标。
在本项研究中,作为因变量,我们在问卷中列了16个方面的问题测量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包括是否参与候选人的提名、是否参与投票等。
在这些项目中,有的参与者比例较高,如参加投票者占受访者的79.5%,而其他一些项目的参与者则比较少(参见表1)。
我们根据主成分法对这16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4个因子。
根据因子负载,将这些因子分别命名为:
预选因子、竞选因子、提名因子和罢选因子。
“预选因子”包括:
“参加预选会”、“参加候选人情况介绍会”、“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向候选人提问”、“参加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在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会上发表看法”。
“竞选因子”包括:
“动员别人投票支持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票”、“帮助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参加投票”。
“提名因子”包括:
“单独提名候选人”、“动员别人提名候选人”、“与其他村民一起提名候选人”、“毛遂自荐当候选人”。
“罢选因子”只有两项:
“因为对选举不满意而拒绝参加投票”和“因对选举安排不满意而动员别人不投票”。
为了把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程度综合用一个变量来表示,我们把4个因子的值分别乘以其方差而后相加,即:
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预选因子值×
0.21197+竞选因子值×
0.13498+提名因子值×
0.10638+罢选因子值×
0.09167(见表2)。
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本项研究重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的测量。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关的经验研究对社会资本的操作定义也存在差异(参看Lochneretal.,1999;
Onyx&
Bullen,2000;
Barayan&
Cassidy,2001),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帕特南等人定义中的主要内容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在帕特南所讲的社会资本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网络(当然这种网络是平等和自由的)是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其他许多研究也谈到这一点(Putnam,1993;
Portes,1998;
Woolcock,1998)。
根据本项研究的目的,我们分别问被访者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情况,以及被访者是否经常与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交往。
测量村民与行政村内的不同交往对象的问题共7项,答案按里克特量表的格式设计,分为“经常来往”、“有时来往”、“较少来往”和“很少来往”四个等级,根据受访者的不同回答分别记4至1分。
另一方面,我们还测量了村民的社团参与情况。
帕特南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
根据他对意大利的研究,意大利北方的民主运作比较好,主要原因就是那里有众多的横向社团,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
这些社团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横向社会互动。
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共同利益的合作。
借鉴帕氏如此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我们分别列出如下几种社团组织,即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组织、老人会、企业组织、科技组织、民间信用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寺庙组织等,问被访者是否参与这些组织,以测量、分析其社团参与情势。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互惠。
帕特南把互惠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则指在特定时间的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交换,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
用泰勒的话说,这是一种短期的利他主义和长期的自我利益的结合(Taylor,1982),或用托克维尔的话:
“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
这种互惠的规范在农村社区的主要表现是亲友和邻居之间在农忙季节相互义务帮工,比如今天我帮你割稻,下个月可能你帮我插秧。
村民在从事一些需要较多人力的活动时,比如建房子,更需要得到亲友和邻里的帮助。
通常建房的村民不为帮工的村民提供报酬,但是当其他村民建房需要帮工的时候,现在的建房者也要提供义务帮工作为回报。
不过,近年来,由于建房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村民请专门的建筑队建房,这一相互义务帮工的情况有所减少。
于此,我们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过去一年被访者是否与亲友之间有过义务帮工,二是过去一年被访者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信任。
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信任(韦伯,1995)。
福山(2001/1998)也强调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组织都建立在血缘之上,人们缺乏对家族之外其他人的信任。
但是,最近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都支持这些观点。
例如,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指出,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家族之外的亲密朋友。
在调查中,我们分别问被访者对亲戚、本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测量村民信任程度的7个项目的答案也分为四级,即“非常信任”、“比较信任”、“有点信任”和“不信任”,分别记4至1分。
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第四方面是规范。
社会规范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从而减少了对正式制度制裁的依赖。
社会规范通常是不成文的,但为社会成员所普通理解和接受。
科尔曼(Coleman,1988)和帕特南(Putnan,1993)都认为,在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犯罪和越轨行为少,不需要太多的警力维持治安,社会成员因而也有更多的安全感。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问了这样的问题,要求被访者回答他们所在的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家中失窃”和“邻里吵架”这类事情。
在问卷中,我们列出如下一些问题以测量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
”“你经常会因为你是本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
”“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如何?
”“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地里庄稼被盗的事情?
”“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家里东西被盗的事件?
”“你村是否经常发生邻里争吵事件?
”有关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的答案也分别为4级或5级:
“邻村的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
”这一问题的答案分为“很愿意”、“较愿意”、“一般”、“很不愿意”和“较不愿意”5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
“你认为在本村生活有安全感吗”的答案分为4级,即“很有安全感”、“较有安全感”、“较少安全感”和“没有安全感”,分别赋值4至1分。
“你会经常因为你是这个村的村民而感到光荣吗?
”答案分“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4级,分别记4至1分。
“与周围的村相比,本村的社会风气好不好?
”答案分“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很差”5级,分别记5分至1分。
另外3个问题,即“你村是否经常发生庄稼被盗的事”、“你村是否经常有村民家里的东西被盗”以及“邻居之间是否经常吵架”的答案分为4级,即“经常发生”、“有时发生”、“很少发生”和“没有发生”,分别记1至4分。
在确定了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和项目后,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如何?
它们可以概括为哪几个方面?
为此,我们进行了因子分析。
有关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以及社区安全和社区认同方面的问题均按利克特量表的方式设计,答案分为4级和5级两种。
有关社团参与方面的问题的答案只分为“是”“否”两种,凡回答“是”者记1分,“否”者记0分。
有关社团的问题共10项,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我们把每个受访者对这些项目的回答加在一起计为一项,总分的高低表示其参与社团的多少。
测量互惠规范的两个问题,即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和是否为邻居义务帮工的答案也只有“是”“否”两个答案,凡回答是者记1分,两个问题的得分加在一起作为一个项目,与其他项目一起进行因子分析(见表3)。
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社会资本的23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变值精简法旋转,共抽取6个因素。
根据因子负载,我们分别将这些因子命名为:
信任因子、社会交往因子、社区安全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和社团互助因子。
第一个抽取的是“信任因子”,包括对亲戚、家族成员、同姓村民、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信任。
与测量信任的变量都可以归到一个因子的情况不同,测量社会交往的7个变量被分作两个因子,即表中的第二个因子“社会交往因子”和第四个因子“亲属联系因子”,前者包括与同小组村民、同自然村村民、同行政村村民以及村干部的交往,后者则包括受访者与亲戚和本家族成员的交往,而与同姓村民的交往这一变量则横跨在两个因子之间。
第三个因子是“社区安全因子”,归入这一因子的变量包括“庄稼是否经常被盗”、“家中财物是否经常被盗”,以及“邻居是否经常吵架”。
第五个因子为“社区认同因子”,包括“邻村姑娘是否愿意嫁到本村”、“是否因作为本村的村民而感到自豪”以及“在本村生活是否有安全感”等变量。
第六个因子为“社团互助因子”,包括“是否为公益事业捐款和义务帮工”和“参与社团总数”两个变量。
在本项研究的回归议程中,除了加入受访者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当过村组干部等,进行预测外,我们还加入村庄离县城距离以及测量选举竞争程度和选举规范实施程度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测量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在问卷中问了这样的问题:
“您村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中,有没有候选人用下列方法争取选票?
”在问题之后我们分别列了9种竞选拉票的方法(参见表4)。
根据受访者对这9个项目的回答情况,我们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可以抽取两个因子。
第一个因子我们称之为“竞选承诺因子”,包括“答应当选后为村民办实事”、“答应当选后少收甚至不收提留”、“答应当选后调查前任干部的腐败问题”、“答应当选后带领大家致富”,以及“答应当选后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谋福利”这几个项目,这些手段主要表现为候选人通过承诺当选后做一些事来争取选票;
另一个因子叫做“关系拉票因子”,包括“走家串户争取支持”、“请村民吃饭以联络感情”、“请族长帮忙争取选票”,以及“动员亲戚朋友帮忙争取选票”,这些手段主要是通过感情联系和关系来争取选票。
我们再来看一看测量村委会选举的指标。
以往的研究表明,选举是否规范与村民的参与程度有很大关系(参看胡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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