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说与园林生态学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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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吉的风水环境,以明陵园最为典型:
整个陵园北以天寿山为屏,两侧山势环抱,并有龙山,虎山左右为护,多条溪流自山间缓缓流出,屈曲蜿蜒于围合的是山间平原之上,沿河流及山间谷地形成多个与外部联系的豁口和走廊,使整个空间闭合而又通气。
不但整个陵园具有这种理想的风水模式,各个帝陵的选址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
各种山地寺庙的环境也具有同样的结构,北京西山的卧佛寺、碧云寺、八大处等著名寺庙就是最好的范例。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风水模式的意义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理想风水模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2.动物择居给我们的启示
在北美生活着一种哺乳动物金花鼠,它对居住环境的成功选择,实在令人吃惊,有人甚至称其为成功的“建筑规划师”。
生态学家的研究发现,它所居住的地方:
(1)必临近一片谷物地,其洞穴必濒临水溪;
(2)远离柳树林和桤木林;
(3)远离乱石堆;
(4)洞穴必在东南坡上,周围草皮优良,土壤疏松。
究其原因,临近谷子和水源显然可以免受饥渴之苦,可为什么要远离柳树和桤木林,躲开乱石堆呢?
原来这类树木正是金花鼠的天敌猫头鹰等鹰类最爱栖居的场所,而乱石堆则是另一类天敌蛇类的出没地带。
至于洞穴的朝向和其直接的生境条件,可以保证它在冬季不受西北寒风的袭击,使洞穴保持温暖舒适。
动物的这种择居本领,显然是长期进化而遗传下来的本能。
很显然,作为动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选择上也是不可懈怠的,在园林设计和建筑中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3.建筑环境吉凶意识的进化史观
目前已普遍认为,大约在2000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的变干和变冷,使森林面积减少,迫使人类祖先离开了森林而开始了其在疏林草原上的生活,迈出了由猿变为人的第一步。
疏林草原环境与森林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大量的食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草地林缘也有更丰富的草木果实可供采集;
另一方面,草原上活动着许多凶猛的食肉动物,使人类祖先面临更大的危险。
正是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造就了直立和能使用工具的人。
不但如此,长达1500万年的疏林草原的生态经验,使人进化了一种环境的感知、认识、评价和预测的心理能力,凭着这种环境认知能力,他们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的“满意环境”。
我国的古人类考古研究为我们认识这种“满意环境”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现就一些典型的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环境作些分析,以寻找存在于我们心灵深处的思想环境的“心理模式”。
鉴于原始人的生活环境,他们满意的生态环境的典型结构具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其对于我们今天的环境构造人具有很大的意义,对园林建筑也是很有启发和有指导意义的。
3.1边缘效应
上述各典型的环境都具有一种“边缘”特征,即它们都处在山地与平原、盆地或河流谷地的边缘地带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
首先,由于边缘地段温湿度及土壤性质的明显过渡性特征,导致了区系复杂、类型丰富的过渡性植被的出现,因而也是多种草食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这就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第二,地理景观上的边缘地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一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的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等,这也为狩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第三,边缘地带具有了望--庇的便利性,这对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的原始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一方面,人必须时刻观察并能及时发现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攻击性敌人的动向和猎物的行踪;
同时,由于人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定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
背依崇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四,对只有20-50人的原始人群体来说,空旷草原上的围猎和防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对于前者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而对于后者他们需要防止来自任一个方向的攻击。
但在上述边缘地带,由于山崖、河流等的天然障碍的存在,围猎和防范都变得容易多了。
这对园林设计中的地形选择很有启发意义。
3.2闭合及尺度效应
人的运动速度和强度及对环境的识别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正常活动都在一个有限的活动范围内进行,超过这一范围就会有”迷途”的可能,而这对原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必须是一个尺度适宜的有限的空间。
因此,山间盆地、谷地或是大平原之一角隅,都是最佳的选择。
我们还可以看出,原始人居住的直接生境,一般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高度和面积都较小,显然,在这样的尺度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被排除的,这对部落的生存和繁衍是十分重要的。
3.3豁口及走廊效应
满意的闭合空间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它们都有一些与外界相联系的豁口,这种豁口沿河流谷地延伸,成为构通各闭合空间的走廊,它们一方面是动物迁徙的通道,因而是狩猎的最佳场所;
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原始人自身迁徙的必经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目前环境内资源枯竭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走廊向新的空间扩展,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
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而很有可能就是沿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的。
在不牺牲自身活动便利性的同时,豁口和走廊显然可以有效地防止不受欢迎者的侵入。
当然,作为走廊的河谷提供了生存所必须的水源,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理想风水模式中的许多因素都是和园林设计思想相同的,园林的设计如果和风水学说结合,则必将能使园林建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也将助其逐步走向完善。
上述环境的各种生态效应是人类进化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能否成功地选择具有良好生态功能的环境进行园林的设计建设,也是园林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4.“风水说”给现代园林建筑研究的启示
“风水说”在技术及迷信解释层次上是纷繁驳杂的,但其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是基本一致的。
事实说明,“风水说”促成了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
工业化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风水景观正面临着难以抵御的冲击,而代表信息时代的现代科学也正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和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姿态,在对中国农业社会及西方工业社会科技成果的扬弃中,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
基于现代科学知识,我们可以说“风水说”的许多方面是科学的,但这并不重要,单纯对古代科学进行现代解释无助于科学的发展,但从古代科学的理论思想中获得启发,以至于因此调整我们对今天园林建筑的思维方式,则是非常有益的。
在现代园林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的研究方面,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4.1气:
作为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衡量指标
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的功能是系统与外界相互作用时所发生的能量交换、物质代谢、信息交流、价值增减及生物迁徙。
关于这五种功能流的认识和测量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还原论”及”分析论”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风水说”以及中医理论中,生命机体和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系统功能综合地以“气”来统之。
气周流于天地万物之间,集能、质、生物、信息及精神于一体,所以有人认为气实质上是场的概念。
从分析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气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无法界定,无法测量,但以气为统一功能特征的系统是可操作、可控制的,关于这一点,如果“风水说”不能使我们信服的话,中国古代医学及气功的研究成果则足以使我们信服。
我们也注意到,西方生态学家也正试图建立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衡量指标,如Odum的“Emergy”和“Transformity”概念。
这一方面的突破必将导致生态学研究的变革。
4.2因形察气——将功能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
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功能的研究。
气作为综合的功能流,是无形、无嗅和不断流变的,对气本身很难直接把握。
在“风水说”中则通过气与形的关系,“因形察气”,把功能的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的问题来讨论。
“风水说”的这一特点尤应引起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重视。
关于景观的空间等级分布及景观结构,Zonneveld的生态区——地相——地系——总体景观等级划分和Forman等的以斑块、走廊等为基本元素的“风水说”中,穴场是一个由沙水环抱的整体空间单元,而不是一个均相的地段或生态系统,穴、沙、水和龙的关系不是一个等级、分类的序列,而是一个有机构成序列。
风水说一开始就没有把“龙”肢解为相对均相的“部分”,再来研究”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有机整体上寻找另一有机整体一-穴。
4.3气脉——强调结构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风水说”强调气脉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所以《葬书》有“断山”“独山”不可葬之说。
以明十三陵为例:
“陵西南数十里为京师西山。
嘉靖十一年三月,金山、玉泉山、七冈山、红石山、香峪山皆山陵龙脉所在,毋得造坟建寺,伐石烧灰。
”可见,为了保全十三陵陵园的风水,明王朝恨不得把整个燕山山脉皆作为保护对象。
依”风水说”看来,十三陵所在山地属燕山之余脉,与北京西山虽有数十里之遥,却一脉相通。
这种保护气脉及网络结构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做法,至少对地下水及生物的空间运动是十分有益的。
这在自然保护区的景观规划及生态研究中是值得借鉴的。
目前景观生态学已十分重视对廊道的研究,廊道与”气脉”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别,从其差别中我们也许地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4.4气脉的曲折与起伏
与气脉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同样重要的是它的曲折和起伏。
无论是山脉、水流或是道路,”风水说”都对曲折与起伏有着特别的偏好,从本文所举实例中可见一斑。
认为只有曲屈回环起伏超迭方有生气止蓄。
直线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是高效的,现代,无论是公路、铁路、排灌渠或是通讯线路,都追求直线,这恰如“风水说”所追求的相反。
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深思吗?
以水流来说,曲折蜿蜒的形态除了有其美的韵律外,至少可以增加物质的沉积,有利于生物的生长,减少水灾等等。
至于更深层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揭示。
5.结束语
目前,国内外关于“风水说”的讨论实际上多在风水意识的表层结构上进行,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封建迷信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的。
但是,正如以上所讨论的,“风水说”并没有对“环境现象——吉凶感应”关系的本质联系进行解释,而是进行了系统的曲解。
所以,无论把这一解释体系当作迷信或科学,实际上都无助于对”风水说”所欲解决的环境与吉凶关系的研究。
如果我们能深入讨论中国人环境吉凶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风水模式”的深层意义,从而解决在园林的建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定性和定量的处理,必将有益于建筑环境理论及人与园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的发展。
使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这不单是对”风水说”的研究而言的,也是对中华民族其它文化遗产的研究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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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园林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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