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杏德回忆录《梦幻的少年时代续》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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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读初中就结了婚,特别是山区,早婚现象更为普遍。
我有一个同学,是山里人,初一时就娶了老婆。
有一次,他老婆来看他,穿着山里人特有的月白色斜襟上衣和半长宽档裤,头戴一顶也是山里人特有的四条带子绑到下巴的箬笠,加上白白净净的圆脸,几分羞涩的表情,很是好看。
按今天的眼光,恐怕会引起摄影家或时装设计家的注意,从而拍出极好的摄影作品或翻制成独出一格的时装。
但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干部服和列宁装,许多人却认为土气或保守。
恰好这位同学外出未归,结果引来许多同学围观和窃笑,弄得那个女孩子(她其实还是个小姑娘)羞得满脸通红。
这个同学的家庭在乡里算是比较富裕的,但带来的粮食仍然有不少番薯。
他还从家里带来一只小松鼠,就藏在口袋里,几乎同他形影不离。
每日用过三餐之后,他一边削着番薯搀着米准备下一顿的炖饭,一边就用那番薯皮喂小松鼠。
上课时,小松鼠也在他口袋里呆着,但时不时就钻出来爬到他的肩膀上,引起一阵哄笑。
但大家都喜欢那只小松鼠,所以每当老师转过头询问时,大家都替他瞒着。
当时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留下来的残余军警特务为数不少,加上原有的一股股土匪,社会治安十分混乱。
仙游县城里的商店经常有夜里遭土匪抢劫的,离县城远的地方白天行走也不安全。
我有一个亲戚在邻县永春湖洋做工,过年前把辛苦攒下的二十块大洋揣在怀里带回家,被土匪的眼线知道了,结果在两县相邻的山里被抢走。
大概是怕眼线暴露,土匪竟残忍地把他绑在树干上,用铁钉敲进头顶活活害死!
经过土改和镇反,特别是抓获了大土匪刘子琨和陈令德等之后,社会才渐渐安定下来。
因为在颖水中学时基础打得很不好,所以刚进兰溪中学时功课有点跟不上,后来算是跟上了,但在整个初中阶段,自己觉得学习并不怎么好。
但不知是怎么回事,初中毕业考高中时,(那时没有统招,各校自己招生)我竟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到本校的高中部。
这样,我又在兰溪中学继续高中阶段的学业。
兰溪中学时期(中)
仙游县颖水中学是当时唯一以极其低廉的学费让我读得起的中学,所以我至今对它心存感激。
但客观地讲,这所中学一则刚创办,二则缺经费,师资、设备和教学质量在全县都是最差的。
兰溪中学虽然好了许多,但在当时,比起公立的仙游县中和美国教会办的慕陶中学甚至后来并入县中的金石中学,也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学校。
但这一切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民孩子似乎没多大影响,因为我父亲和我从来就不曾想到将来要上大学。
我父亲在我学画未成后对我的最大希望是,多读点书,“算盘笔墨”更加精通,将来到哪个店铺当个账房先生。
他经常说:
“阿德人小,做田吃力,能像某某人当个账房先生就好。
”幸好颖水中学合并到兰溪中学后,学费并不太高,后来还申请到丙等助学金,现在我又考了第二名,第一学期学费全免,这样,我再次“逢凶化吉”,继续读了高中。
但我这个第二名只是昙花一现。
由于体弱多病,高中阶段我经常缺课,在班上的名次也逐渐下降。
别的功课缺了还好办,通过自学能补上,数学就不行,高一下时接连不及各。
这时,我要感谢卢宛祥先生,他发现我几次不及格,主动给我补课,在课堂上有意多提问我,回答得稍好,就表扬我,使我重新树立信心,数学也渐渐能跟得上了。
卢先生数学教得非常好。
他讲课严谨,板书整齐而有计划,一节课的所有内容,包括解题步骤和图形往往刚好写满一黑板。
字写得既工整又潇洒,看起来赏心悦目,同学们往往要等到下一节课快打铃时才允许值日生擦掉。
他又十分注意课外辅导,对再差的学生也总是以鼓励为主,深得学生的尊敬,后来听说成为仙游县非常有名的老师。
除了卢老师外,有几位老师也值得一提。
语文老师名叫陈福祺,喜欢讽刺挖苦差生,与学生的关系较紧张。
但平心而论,陈先生教学也是属于认真的。
他是学校中第一个把吕叔湘先生的语法讲座(在当时的语文刊物上连载)系统地介绍给我们的语文老师。
当时,多数教师采取的是“自由教学法”。
特别是教文科的,课前不写教案,课堂上随意发挥。
有的则照本宣科,听起来索然寡味。
所以遇到语文、历史等课,学生不是打磕睡就是偷看课外书。
我也一样,经常把语文、政治或历史书呈“人”字形竖在课桌上挡着,偷看小说或其他课外书。
有趣的是,我这样做竟然从未被老师发觉。
因为我个子小,总是坐在第一排,而且往往是中间。
语文和政治等老师都喜欢站在我的桌前,肚皮贴在我面前讲课。
他们都只密切注意后排几个调皮同学,绝不会想到在他们肚皮之下的我会有什么“不轨行为”。
但陈福祺先生的语法课我却很注意听,这使我以后获益匪浅。
不过除了教语法特别下功夫外,陈先生教课文和作文却平平淡淡,我也照样偷看课外书。
不过,我的文、史、地、政成绩都不错,这大概得益于大量的课外阅读以及由此而培养起来的自学能力。
从以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文科教师没有广博的知识是教不好书的,因为他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即使迫于考试(例如高考)压力而不得不死读你所教的内容,甚至考试成绩也很好,仍然算不得你已经把书教好了。
同样地,学习文科课程如果不与大量的课外阅读结合起来,也是学不好的。
遗憾的是,现在许多中学仍然在搞应试教学,老师抱着教学参考书教,高三教师甚至完全按照高考辅导书中的所谓“教师用书”进行总复习教学和答疑,人云亦云,“辅导书”错也跟着错。
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复习参考书”真是害人不浅!
相比之下,解放初期的“自由式教学”虽然很不规范,但只要教师真有学问,能注意启发,仍然可以教出很好的学生,因为它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余地和课外阅读时间。
英语老师换了好几个,跟今天相比,他们的发音都不准,因而同一个单词或句子,各个老师读起来差异很大,而又没有录音唱片,也不知谁读得准确。
许多同学便用方言来注音,注得五花八门,稀奇古怪。
听说县中的学生也一样,有个学生不喜欢英语课,竟把revolutionary用土话注成“某某老师卖蚕豆”。
由于经常缺课,高二时我的物理课成绩也下降很多,勉强能跟上。
但化学课我却很爱上,因为化学老师苏慰端先生(女)教得好,又很注意课堂演示试验。
苏先生的丈夫陈宗基先生教的地理也生动有趣,我也爱听。
美术老师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陈毓和先生。
解放初期,他忙于到外面画宣传画,每次上美术课,只用不到十分钟时间在黑板上迅速勾勒一个人头就匆匆离开。
不过,我本来就喜欢用勾勒法画画,所以往往头几个交卷,而且每每得到高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生指会”(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于现在政教处)的负责人郑庆祺先生。
郑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调皮的学生都怕他。
但他十分关心学生的健康。
他见到寄宿生一整星期都吃家里带的咸菜,营养很差,极力提倡办“公菜”。
那就是学生仍然自己带米到食堂蒸饭罐,但下饭的菜只要每周交5000元(旧人民币,后来改为新币时等于5角钱)或15000元,就可以吃到每周6天、每天一顿中餐(交5000元的)或每日三餐由学校食堂统一煮的新鲜又有营养的“公菜”。
郑先生化很大力气推行这项改革,虽然当时多数学生仍然很穷,只有一部分较富裕的学生吃“公菜”,但郑先生做事的魄力却令人钦佩。
兰溪中学(三中)时期(下)
现在的孩子读普通高中,目标很明确,就是考大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却完全不是这样。
那时的学生分三种:
第一种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地主、资本家家庭,他们非常重视读书升大学。
特别是地主家庭的子弟,土改后以此作为改善处境的唯一出路。
建国初期大学招生还不大讲阶级成分,所以这类学生考上大学尤其名牌大学的就很多。
第二种是出身于普通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而且家长也重视教育的。
他们只求孩子能在小城镇找点事做,谋碗饭吃,但上大学,在他们的印象中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所以即使后来参加了高考(解放初期,学生参加高考免费),也不懂得报什么专业。
第三种是不爱读书只是贪玩甚至调皮捣蛋的学生,那时的家乡人称作“天罡”。
他们既有出身富人家庭的纨绔子弟,也有出身普通人家而沾染恶习的孩子。
我是属于第二种学生。
尽管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起初在班上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高一时的一场病使我在班上的排名落下许多,数学还闹了个不及格;
高三时的另一场病又使我报了自认为比较容易考的文科,这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
我读的是春季班。
高一下开学不久,天气还很热,我得了伤寒病,持续发着高烧。
有一次,家里人可能正忙着什么,没人在我身边。
我口渴难受,便叫唤了起来,大家匆忙围拢过来,喂我汤水。
恍惚中我听见谁在说道:
“某某的孩子也得了这种病,仙姑说这几天什么神灵正在过境呢。
”大概是害怕家人离开我吧,我竟脱口而出说“我刚才看见空中一队人马经过,为首的骑着马,提着大刀。
”母亲一听,赶紧说道:
“阿德,别怕,菩萨只会保佑你的。
”听说后来家里人果然去烧香许愿,我的病也就好了。
然而只有我最明白,这完全是我为了引人关注而编造的!
后来,我试图纠正,说“其实我没有看到……”,他们大概怕再招惹神灵,都阻止我再次提起。
以后我就一直未澄清此事,但从此以后,我却彻底破除了对鬼神的迷信。
不过,我的父母除了清明扫墓、七月半祭祖外,也并不经常求神拜佛。
我父亲经常引用孔子的话:
“敬神如神在”和不知从哪个庙里看到的对联:
“作事奸邪任尔烧香终无用,居心正直见吾不拜又何妨。
”
高三上时,我又患了疟疾。
过去我也常患疟疾,服用奎宁就好了。
这次却不见效,拖了一个多月才好,然而已是面黄肌瘦,浑身无力。
从这年开始,中学取消春季班,我们与秋季班的高三下同学同时毕业。
等我病愈返校时,高考总复习即将开始,毕业班开始文理分科(那时不像现在,文理分科和总复习直到考前半学期才开始)。
学校动员每个学生都要报考,考试以及将来录取后入学的路费、学费也由国家出。
这对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当然是好消息。
但我和家人仍然没想到真会考上大学,只是想,反正不用花钱,考就考吧。
我父亲说:
“阿德没去过省城,这次去看看风景也好。
”但读什么专业呢?
理科缺课太多难以补上,那就读文科吧。
经过半学期的复习,开始报名和填志愿。
不知道别人怎样,反正我不记得有谁来指导我。
而且,既然是考着玩的,那就随便填吧。
于是,可笑的情况就出现了:
专业嘛,除了中学学过的科目,不懂其他专业是干什么的。
那就报历史,因为我那时看了大量的历史演义类的小说,挺有趣的。
学校嘛,当时流行着“四大金刚”的说法,指的是北大、清华、交大和哈工大四个顶尖的大学,可是其中有三所是理工科的。
听历史老师说厦门大学风景优美,气候温暖,离家又近,那就报厦大吧。
更可笑的是,第一志愿既然报了厦大,第二、第三志愿应该报比它名气小一点的,我却报了更有名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还有需要加试的专业,那也填吧。
填什么?
经济学不行,要加试数学,而我正为了躲避数学才报文科的,况且经济学又是干什么的?
。
那就报美术吧。
反正我从小就爱画画,图画科成绩历来不错,于是我不报则已,一报就报了中央美术学院。
总之,我当时是马马虎虎、胡里胡涂地填完报考志愿,说出来真要让今天的高中毕业生笑破肚皮!
当然,报志愿之前要先体检,我当时的身高只有1米53,体重才83市斤。
照X光时没有发现问题,但可能是看我瘦小,到省城考试时还进行复检,结果依然合格。
那时考大学要集中到省城考,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上汽车去省城福州,150多公里的路汽车竟开了7个小时才到。
我们住在福建省师院附中,考场就设在师院,距离不远。
伙食很不错,为了讲卫生,第一餐开饭之前还训练考生怎样使用公筷和公勺:
每个人都先要用公共的筷子和勺子把菜肴装进自己碗里,再用自己的筷子、勺子送进嘴,避免疾病传染。
我们很快适应了这种吃法,而且在以后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都这样做。
考卷的内容全忘了,只记得即使像我这样没怎么复习的人,也不感到题目难。
考试完同学们留在省城两天,等参加加试的同学考完一起回去。
我因为加报美术,也参加了第一场素描考试,题目是画我从未画过的古希腊人头像,这才知道美术并不那么好考,于是胡乱画了一张交上去,第二、三场也就不参加了。
如果是今天,尤其是前几年大学未扩招时,像我这样应付高考,百分之百是不会被录取的。
而在那时,恐怕全国除了极少数的学校和学生会在高中阶段全力以赴应对高考外,大多数中学还没有以应试作为教学目的,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也还没有把升大学作为通往就业之路的独木桥。
而且我估计,穷人子弟中,对考大学采取像我这样这样态度的也不会太少。
但录取揭晓时,我们学校(当时已改名仙游三中)仍然有一半以上考上大学,而且很多是重点大学。
其中光是我们春季班,和我一起考进全国二十八所重点大学之一厦门大学的就有六人,清华、北大的也有。
是不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很高呢,不是的,那年全国录取人数是11万多人,录取率只有三分之一,比现在低得多。
其原因是:
第一,那时高考竞争还不激烈,学生能考上主要靠平时,大家都这样;
第二,我们家乡教育比较发达,即使我读的三中,教学质量在全省甚至全国也至少属中等以上。
那时,很多内地和山区县连一所高级中学都没有,即使有,高考也往往剃光头。
录取名单先在《文汇报》上发表,我一看,上面赫然有我的名字!
而且正是我报的厦门大学!
收到正式录取通知单时,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过去只听说有钱人家子弟上大学,现在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
他立即挑了一担白糖到县城卖,一口气就给我买了一斤毛线和两支金笔,还有其他生活用品。
再见,我的母校!
再见,我的家乡!
我马上就要到一个新的世界去体验新的生活了!
然而,“人生忧患识字始,”而我早已结束了识字阶段,如今连闭塞、纯真甚至是浑浑噩噩的少年时代也要结束,真不知是祸耶?
福耶?
现在我是高高兴兴的,而十几年之后,我甚至后悔当年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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